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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比做了还像真的

小小最近依赖语言来认识世界,也依赖语言来反对世界。去医院,他从语言上来了解去干什么,吊盐水是什么,打针是什么;不想做的事情,除了动作上绕来绕去之外,语言上同时用啰嗦来延迟进度 。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些语言的技术手段,三岁就无师自通,不知道你未来准备怎么发挥?总之,请不要变成空谈家。

拜访钱老

昌平的钱老师比几年前思路更敏捷,长相更如漫画般可爱亲切,而崔大夫也更美了。老,也是老一点,但能量却在加速转化而非消散,他们是我这次北京戛然而止的访问最大的鼓舞。贵州安顺的友人,原来是和他已经有四五十年交情的同道,始终在那个地方工作着,现在他又将继续在那里工作,那是他一生最珍贵的思想基地。他们带来的本地天然种植的樱桃,是吃过的最最鲜嫩甜美的,难以忘怀。

清末男子肖像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看到这张清末男子的肖像照片是2015年冬天值得纪念的时刻。他暗示了我一些什么。也许在此之前,对于中国人被摄影和被肖像的认识是肤浅的;或者,作为摄影肖像的我们在摄影发展的过程里,大致是在不断地被压缩,而非展开。在那个早期的时刻,尚有这样一位年轻男子以这样的自信来面向镜头,他的长长的辫子潇洒地摆在右侧的胸前,他仁慈又青春地看着镜头,好像知道他在看的是什么,知道“其后”是什么,甚至有点如我奈何的幽默。他的体态是中国人的自然,是我不熟悉的一种年轻的自然。他不会像后来的中国青年那样相信“未来”,因为他对现在和过去有确凿的把握,有不被新鲜的事物所迷惑的从容。他戴了一顶似是而非的帽子,因为我不懂清末的装束,只能说是一顶绝美的帽子。他就是用妥当的美与这个技术打个照面。每次想起他,就感到一种无法捉摸的鼓励。我暗自希望他只是在我心里,而不是在任何书的封面上。

小小的脸晒到了太阳

  

绕弯

现在从上海体育场站的闸口把被裹得四五层的小小接出来,他会提出上厕所的要求。这是他最近两次屡试不爽的要求,通过上厕所就可以从新游城的出口上来看一下花花绿绿的世界。今天不仅操了尿布,而且还只尿了一点点,可见完全是一个令他愉快的借口。我是不是应该说,你不是想尿尿,只是想从那里上去,对吗?这样可能是揭穿了他,也帮助他认识自己的欲望了吗?但是这样我们之间也少了意思了。他现在热衷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虽然也有很直白的时候。不知道是三心二意使然,还是真有什么心思或和人绕弯的爱好。讲道理,他往往是知道的,但我的道理自己都觉得无聊,跟他绕弯的变法子逃遁我的道理相比,要乏味太多。但这样下去,他会否不知何为原则呢?原则可否在绕弯中了解呢?他是热心于周遭的一切细节的,而且喜欢表达,有时胜于喜欢动手太多。

碑林

雾霾中西安这次所见最美是碑林。碑林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庞大。汉代以来的纪念碑和墓志铭被集中地收集和整理,毗邻着站在一起,实很拥挤。穿梭在碑林中间,它们又像幕帷,令陪伴的人若隐若现。因是石块,在冬日更加清冷,令话音清冷,心绪清冷。我们说,天下之大却容不下这些石碑与造像,更何况山河破碎。它们被集中地瞻仰,作为书法、史料、雕塑而被珍爱。这“林立之所”恰是它们不得其所的结果。哪怕生动如虎豹、犀牛,毕竟没有能奔跑的那种生命,暴露在地上的不能选择一直站立在一处;深埋地下者也不想竟见到天日——在这个暂时的结局里也没有天日,只有灯光的供养。我们之间的遭遇是我们的造化,又是它们的什么。

最喜那记述宫女生平的小楷,我何时会再看到她呢。还有王炜最爱的那悉达多神情的释迦牟尼像,他的微笑自信而天真,他的身型完美无瑕,永恒的少年的肉身。碑林是这样一个地方,流离失所的美侥幸相遇,在不知今夕何夕中或会相爱。这许是不真实的一种。

樹猶如此

默默地站。站就是活,就是生長,是開花,是花謝,是晾曬衣物、借過電線、提供遮蔽和倚靠。現在沒有了人,它們仍然站,只要一天沒有被砍掉、遷走,就照舊地活,彷彿同去年、前年、同它被栽種的那一年,在“活”和“生長”的意義上,都沒有兩樣。去年這時,我帶建軍他們走過,特別驚訝地指出“看這顆桂樹”,那是在花期末端的桂樹,比例勻稱、姿態飽滿、樹幹優雅,難以相信是路邊野生。但是,什麼叫野生呢?這樣五十年代以來的工人社區,可能不存在野生的植物,如同不存在野生的人。哪怕一棵樹,都被人的氣味環繞,呼吸人的呼吸。但是,它們也的確兀自。真要四散的時候,才發現人的離開跟樹是不同。當日,它們錯覺地和人在一起,如人一樣佔據可以協商也可以妥協的地面和空氣。但是人走了,也把人的過去的時間和精神帶走了,也許是留下了,也許是消滅了。但是樹,這棵桂樹,或那棵梧桐、老槐,以如此消極的方式卻留下。它們是園林局最後才來收拾的一撥,因為老,有特別被變賣到別處的價值。但在此之前的每一日,卻如同第一日、任何一日、最後一日。 去年,它邊上的房子已經人去樓空,標誌就是被石塊堵住的窗和門,好像這本就是古代洞穴,從來都不是現代人居。洞穴或現代人居,到底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呢?可以問問這顆樹,這個它不會在乎的問題。今年再見,房子消失了,它一直卡住的那個位置,那個剛好合適的角落,現在變成了把它排擠出去的反向牆角。這條線有它的道理,但也是毫無道理。線要站起來,變成墻。 大概是桂花的季節已過,今天的它沒有去年的飽滿。當日的滿不在乎,在這日的霧中變得含混。

Sam

昨晚臨睡前看到FB上被魏老師提醒,但想著應該不是嚴重的事情就先睡了。今早看到,才知Sam Moyo在11月19日德里的一次嚴重車禍後,于11月22日離世。他應是杭州論壇上最年輕的一位發言者,正值壯年,閒暇時他跟Aditya和Mamdani會互開玩笑。但因我也只是忙於張羅跑動,真正有生動印象的,還是西湖邊,西湖上,龍井村,飯桌上。因為這幾年跟年紀大的學者交往很多,Sam的突然離開讓我覺得要好好鍛鍊身體,保持充沛的體力,承擔好“繼往開來”、“承上啟下”的特殊工作。

普耘

回頭細想,這真是一個好名字。

在成都講完該講的故事之後,這位一直端著攝像機的年輕人被建軍點名發言。我才發現他已經坐在了那僅剩的四位聽眾前的第一排。可是那樣默默,我都沒有發現。

他說他很喜歡今天的討論,如果有文字稿一定給他一份。他說雖然聽了很多關於社區的內容,但是他自己卻是一個不喜歡不習慣跟人相處的人。他說他出生在海拔1947米的彝寨,但兩歲就因為父親的郵電工作而下山,跟哥哥(後來哥哥也搬走)和父親一起住在一個很大的院子里。他說,這是“一戶村”。全村就一戶,四周圍牆,他和哥哥在牆裡玩。他說雖然是這樣,他還是無法跟周圍的傣族相處。他說彝族生活的海拔和傣族不同,這是身體上的不同。他說應該很多民族之間都是憎惡而不是愛的。

他說後來父親工作進城里,他又一起搬去那樣的大院,就是上廁所的路上還可能要遇到父親的同事甚至領導的那種大院。他和哥哥都很怕去上廁所,甚至想出各種不需要去那個公共廁所就可以解決的辦法。他還有其他的話要說,但他的話已經激發了別人的發言衝動,他就沒有辦法再說下去。但他一直都是很慢的語速。被打斷了就斷了。

結束后,我們落在其他往餐廳人的後面,在那個歐洲風格的地產商鋪間,一時找不到方向。他說漢語是他的外語,六歲之後才開始學。他說彝族的問題來自全球化,現在老家的種植變得很單一。種植的單一幾乎不可逆轉。

當我們在餐桌邊坐下的時候,我想起問他的年齡。好像不同民族的人的年齡是根本猜不到的。他說,他也出生在1981年(因為我發言的時候提到)。我問:幾月呢?他說:11月。這時突然有了一種蹊蹺的氛圍。哪天呢?我說:昨天是我生日。他的很寬的眼睛和流露出的眼神只有很細微的不同,并沒有放光。仍然只是沉默。

臨別的時候,他說他從沒碰到過和自己同一天出生的人。我說我碰到過,初中時,一個其他班級的、很美(但也沒得聊)的女孩。於是,每個人都繼續在尋找那個跟自己同一天生的人吧。

而且,我們都出生在早晨,三點和六點。雖然如此,當我想到自己出生在海拔接近于零的楊浦區中心醫院被生育高峰而搞得疲憊混亂的產房裡;而他出生在海拔1947米的彝寨、自己的家中,在所有親人和族人的環抱里──單這一點,就令人惘然。

不管我們人生最初幾年的工人新村和彝族村寨是否已經消失,那不堪回首的、無法徹底沮喪也無法真正歡心的兩個童年,似乎無論如何都應很難相認,但卻又好像瞬間相認了。

我看他在微信上的詩,很多都極好;深沉而敏銳。我似乎特別地讀得懂,好像是自己寫的。他若能過得好、他若成為好的藝術家,我會天然地感到幸福與光榮。

那個時候,我感到我們都沒有長大,而他比我更年輕。

不要孱弱,要有为

【——谨以此文,献给我贯通全篇的那个“我们”。】

高二那年,在管维萍老师的鼓励下,我们几位同学一起恢复晨曦文学社。

一个放学的傍晚,我和管老师穿过四川北路时,她说:“有一份报纸叫《南方周末》,你该看一下。”我因此觉到有学校以外的一个世界,有广阔的不幸和悲哀,也有对这不幸与悲哀的书写,和书写带来的振奋。我是把那个傍晚的四川北路作为我对文学社热情的开始的。更鼓舞的是,我们要办校刊。

“晨曦”这个名字一早就有,我们并不知其出处。最近通过一部纪录片,我才发现它值得记述的渊源。

1925年,17岁的赵家璧在考入当时顶尖的圣约翰大学附中仅半年后,就因在五卅惨案后声援中国工人而遭到美国校长的反对和侮辱,同其他552名学生一起,永远地离开圣约翰。1926年1月,他们通过民间筹款而成立了私立光华大学和附中,附中的校刊名字就叫《晨曦》。在发刊词中,赵家璧写道:“我们要走上‘知行合一’的路,我们更希望光华的同学个个能够研究专门的学术,发挥青春的思想,不要做孱弱的书生,要做有为的青年。”《晨曦》是季刊,有中英文两种,虽然只是一本中学的校刊,但却发行全国,以及南洋与欧美。编辑部的同学还要兼做发行工作。作为总编的赵家璧常常骑着自行车运送杂志到市区的销售点。也是在这个完整的、身体力行的过程里,赵家璧感到了出版对于民众的意义。他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在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半工半读(而当时的《良友》编辑部正在四川北路上),并成为日后中国重要的出版家。

追溯这段故事时,我觉察到1998年的复社,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存在着早期《晨曦》的精神并继承之。对中国劳苦工人的声援和对殖民主义的觉悟是光华大学暨附中成立的原因,也是《晨曦》立足的基础;中英文双语的出版是要把中国中学生的声音传递给广泛的、国际的听众;发刊词所说的不要“孱弱”而要“有为”则在表达中学生必要的修为方向和对社会的承担。换言之,没有基本的立场和关怀,就没有社团和刊物的灵魂——中学生也一样,甚至更当如是。这是《晨曦》的滥觞。

我们开始办文学社的刊物《四季风》时,与前辈赵家璧的年龄相当,但却处在不同的时代境遇中。作为文学刊物,我们为课堂作文以外的写作寻找出口和读者。分明有“多余”出来的能量在校园里游荡,它不可能在课堂、考卷和作文竞赛中塑型,被毫无血肉的分数和虚假的“甜蜜生活”所压抑。当时附中老校友赵广天先生已经在《萌芽》杂志举办全国新概念作文竞赛,附中的同学也屡有斩获。但近二十年后回看,竞赛的方法对青年的写作而言,其短时精神鼓励的效应大于长远的培育。为何写作?写作与成长、与社会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其实也就是中学生赵家璧在发刊词中所提到的要害)我们当时虽没有深入思考和揣摩,但在一期期地出版中,在与同学读者的交流与观察中,刊物本身的酝酿和成形给了每个参与者可以把握的经验。

我想《四季风》并没有高于同龄人的境界,当然更没有成人世界(如《萌芽》那样)对中学生俯看的高点。我们只是平行地经历着我们的自身,令写作变成超越我们内外局限的途径,令没有感觉的过程变得有感觉,令感觉成为表达、认知和交流,也给超出学校范畴以外的关心、爱好和研究以文字的形状。老师不会干预我们对文章的选择,排版和印刷也都是我们自己决定和落实。我看同学的文章,如倾听自己的声音;而写自己的文章时,也同时外在地观察这写作会带引我去何处。与《晨曦》季刊当年被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所先决的状况相反,我们高中时代的上海已然在精神涣散的前夜,高中生虽然看似埋首校园,但也同社会万象脱不了干系;如果说“晨曦”两字是20年代上海中学生于社会复杂的困顿中所怀抱的努力与希冀;那么“四季风”三个字则是世纪末上海时代精神飘忽不定也无从把握的写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没有与时代脱节;没有沉溺于自恋或对已经不可继续乐观的事物的歌颂。就当时所见而言,我们自认为附中的校刊已是改版后的《南方周末》了,而其他校刊还停留在老《文汇报》的阶段。只是我们并不以调查和访问作为主要方法,而是追问自己的内在,诚实地尝试与外部打通。

升入高三后,在把刊物交接给下届学生前的最后一期,我们决定上街推销。我们和学弟学妹一起,在虬江路附近站岗搭讪路人,但很快就决定转战复旦。这是我记忆中第一个荒诞又真实的复旦夜晚。我敲开法律系大四男生宿舍的门,里面乌烟瘴气地在泡脚打牌,充满了鸟兽散前的混沌迷茫。我跑去物理系三楼的男生宿舍,一位来自西安的大一新生在走廊里饶有兴致地翻阅、询问我办刊的情况、并掏了三块钱买了一本。我在最热闹的食堂门口抓人推销,每个人都惊讶高中生怎么会想卖自己的刊物给大学生?难道大学生不是超越了高中生的、更成熟的阶段吗?甚至,他们从没想到会被高中生拉住讲话吧。这是两个被高考隔绝的世界,仿佛我们所有人的青春都在这里被切开了一刀,鲜血直流,于是冷着血进入大学。从来都没有通道将高中和大学的精神打通。然而我们捧着《四季风》的这干人等,在黄昏人潮汹涌的食堂外,却好似怀抱了很充分的、中学生的真理——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在食堂门口,我卖掉了好多本(只有一个慌张的人拒绝听我讲完)。与其说我的热情来自对《四季风》的相信,不如说是办文学社和做刊物的过程让我把握到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或许就是现实。

不要孱弱,而要有为。母校九十岁生日之际,与校友共勉。

陈韵

华东师大一附中2000届毕业生

2015年9月7日凌晨三点

于上海徐家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