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一年前，我在任何一个展览的开幕式上都坚持干枯地站着手持一杯很不喜欢的白葡萄酒，任凭周围的人们“哎呀哦哟你好么”地呼唤和拥抱。我一度想，究竟认识很多人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以及人们是否一直在期待在人群里认出朋友。后面那一点我一直很差。

最近的一个展览开幕式，我特地在7点左右才从单位溜达过去。我想，所有认识的人应该都走了，虽然天还很亮。但是我除了被工作人员的两个朋友热情认出以外，还同时被一个两年半前一面之缘的朋友再次叫出了名字。

蹊跷的是，我前几天好像想起过这个人。其实是两个人。

2005年的冬天，我和Ivan一起去参加巴黎的一个同学聚会，是一个商校的宿舍楼。下来给我们开门的两个男生是这次聚会主人的朋友。（留学生圈内的朋友含义相信比较宽泛。）他们（或者其中的一个人）居然在我还没走到门口的时候就说：你是陈韵吧。我紧接着大呼小叫了一番，表示确实完全不认识他。

这次他也是这样直接喊出了我的名字——在798的一个展览开幕上。而且紧跟着的解释和他第一次喊出的时候一样：“你在姚大力的课上发言”。

姚大力就是那个告诉我们马上强悍的蒙古人的失败是文明的悲剧，而我们这些已经完全不能骑马也不健壮的人应该为自己用钻营和计谋而收获的苟且偷生感到惭愧的那位老师。他的课总是爆满，我们旁听而殷勤地记笔记。因为眼前这个男生在前后相隔两年多的强调，我坚信自己曾在他的课上提问发言。

闪回到我们巴黎的那次碰面，他和另一个男生却是我唯一的印象。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一些事实，包括聚会中能让人激动的瞬间实在寥寥。聚会话题集中在出国前复旦BBS法语版上的人事和后续，而我只能微笑无语。我从来没有憧憬过法国，而我只是来这里看看，我只是住在卢森堡公园边上，远离大学城和Mines以外的所有中国人。

唯有这两位高师的学弟是除了工程师学校和商校以外的人文社会学学生。我从没听说过有复旦学生会来高师学习，其中一位还是从经济学上来的，当时的我恨不能紧紧握住他们的手，从他们的肢体上感受一些留学法国的“别样”理由。他们热情而健谈，几乎有点二十世纪初留法学生的风度。而且，他们精神面貌很好，满怀希望，虽然语言仍是他们学习的困难。

“你是那个住在拉雪兹公墓边上的么？我后来还是没有来拿公墓的地图。”“是的。”而且他也记得我们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起晚了，来不及了。而且我也记得那张地图2欧，对我们来说是值得跑一次他家的价格。

所以那次聚会之后就没有再见，虽然分手的时候，就像每次分手，都觉得下次的安排近在咫尺，譬如我们会很快去找他拿地图。日子就吞吞吐吐地过去。直到两年半后，他又叫了我名字，在一个明亮的展厅的入口，而展厅的灯已经迫不及待地关闭了。这个时候的他说的却是：“我现在在哥大。”“不在高师了么？”“当然，我怎么会在那里读博士呢。”

我这才注意到边上是两个圆圆的美国人和一个黑黑的中国女同学。我和他长达五分钟的对口供般的回忆已经变成不礼貌了。

每天早上爬起来肩膀以上部分都僵硬。这时候打开门，陪我小住的香港师姐会从房里出来，伸展四肢，扭动脖子。虽说人家是PHD，但早上看起来却比我更欣欣向荣。

北京今年那么凉快。电梯阿姨说，被你赶上了。我对自己说：让更多的都被我赶上吧。早晨出门能闻到高纬度的味道，会误以为是从奥斯陆大学的宿舍里出来，走过小径，碎石路，停车场，横穿一片小草地，过一座钢结构小桥，进入简明设计的建筑内部。间或，室内要传来咖啡的味道，非常重要。而我不喝，这也很重要。

6月21日法国文化中心在798搞了一个下午的音乐活动，意思是交替地在不同的画廊开摇滚或爵士或古典的演奏会，一场接一场，赶集一样。很久以后，我才被提醒，那是夏至，高纬度地区最优越的节日，巴黎有这个音乐节，所以他们才在北京也要小打小闹一番。夜晚9点，北欧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平行扫过我们的腰，持久燃烧，是在四年以前。当下，法国人在北京8点的明亮阴天下互相Bonjour。

我想说我热爱这样的生活。每天歇斯底里，带着朝不保夕的信念和瞬息万变的情形推手和发力。一个画廊工作的诗人，前一阵头疼自己长久写不出东西。因为“798里每个人每天一副早死早超生的样子”，我说。他同意。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要找一个谋生的工作在先。年轻人就挤在这里，哪怕寻死觅活也好。有一种劲道让你在这里不得不急剧地紧张，生长和作废。

到了夏天，白天就长了。可中国人偏喜欢夜长梦多，对于太阳在空中逗留的长短本并不在意——最多就是避瘟神一样的防晒而已。夏天的白昼有多长，冬天的黑夜就有多长。这最好的安排，是给一座城市的馈赠，提醒他不要不要不要麻木。这也是一个陷阱，困扰我不断不断不断去观测和指望。而夏至已过。

最近一年来唯一有捕捉和拍照欲望的时刻，就是今年六一节馆里的活动。

活动为了纪念汶川地震。大概有六七十个孩子被要求从事先准备好的无数最近的报纸里剪出和地震有关的图片，并粘在四张很大的纸上。据说这个想法不新鲜，但我却是第一次看到。

于是他们就翻报纸，从图像里找出他们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影像，并最终攒在一起，成为六张巨大的拼贴。同时，他们十几张为重建家园创作的优秀作品（有朋友坚持认为有成人修改的笔触痕迹——不过这不是重点）被张贴在一个临时小展厅里，供人欣赏和义卖。

看到孩子们在茫茫报纸堆里的辛勤工作，能够很直接地感到媒体对他们的触动。他们都只是四五岁，走路摇摇晃晃，胶水经常把他们的脚底手心粘住，剪刀也使不太好，当然也不认识多少字——却已经知道了图像想表达的意思。

他们对媒体图像的良好吸收同他们成长的年代有关，也是最近一个月媒体对地震的集中宣传直接效果。他们不是在机械地劳作，而是在大量处理图片给他们传递的信息。他们不会区分温家宝和一个士兵究竟谁该贴在哪里——毕竟这不是报纸的版面。无意中，他们用混乱制造了图像间的平等，虽然这些图像的视角和尺寸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已被报社编辑所决定。

经过这次劳作，他们对报纸会有什么新的看法么？会更亲切么？会更信赖么？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因此而明白图像的政治。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此刻成为了这件作品的合理创造者。这件会另成人感到更大困难的事情（不知道要考虑多少如何选择图片，如何摆放位置之类无关痛痒的问题），在孩子们，却轻而易举。因为这两个原因，它比798绝大多数所谓的“作品”多了两条成为这样东西的理由。 

Earthquake Event- Children’s Day 2008

【趁拍照的时候，我偷偷观察了几个女孩子（抱歉实在没有男孩被我发现有特别的表现）。

有一个胖乎乎的女孩特别可爱，但她一直默默地工作，使尽气力，特别认真。结束以后，她还帮忙整理废弃的报纸碎片，之后拿了一面小国旗到处乱跑，特别惹眼，拍照的时候也气势很足，使劲挥国旗。

还有一个女孩子长得有点孤僻，神情也和一般孩子的烂漫不同。我一度认为她神色游移是因为不太想干活——我显然排除了她已经有了思考习惯的可能。但是在所有孩子都觉得完工以后，她却在大纸中央检查有没有真的贴牢。不知谁从什么报纸里剪出来的大红心，大半颗心都没有涂好胶水。她发现以后，仔细地把它粘牢。她不说话也不和别人交流。拍集体照的时候站在最最边上：眼睛大大地睁着，好像使劲地要看，却不笑。

只要稍微留心，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美好的品质。我很好奇，他们会成为谁呢？真的需要很久才能知道么。】

 在一个去了印度的以前同事的博客里，看到了开幕展览里自己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展厅讲解，另一张是在讲座边发呆。

我已经不认得自己了，那个表情，那个环境，当时的1号展厅。又看了前后几张当时的同事的笑，当时的办公室，厚的大衣，气派的空间。这最切近的半年并不见有多好，但已经褪成了Good Old Days，甚至比香港的两年半，比我的童年，比上海的三十年代，比我亲爱的奶奶都要老旧。半年光景之外的镜头，送给今天时过境迁的模糊。

这半年的飞速旋转里，处境变化如此之快，事态发展如此不在控制，亲近和疏远、快乐和困扰、希望和沮丧之间都是一步之遥，跨来跨去那么频繁，自己都快收受不起。看同事的脸，或熟悉变陌生又变熟悉，又或陌生变熟悉又变陌生，反反复复，疲乏困顿。

每次交战之后，陌生总会战胜熟悉。战争的间歇，人们重整倦容。仔细想来，在组织的意志之上，原本谁都不认识谁，谁也不爱着谁。抽空喜爱你的邻座，你的对面，路过你桌面的人，给你修理电脑和随便你拿文具的人——这喜爱的发端总有被打击为脆弱的一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 定风波

我人生的第一次旅行就是在我一周岁多的时候，被放在父母身后的硬座上，一路拉屎拉尿地来到广州。因为去香港探亲不便，广州是我们见面的好地方。我曾兴奋地按遍流花宾馆的电梯按钮，也第一次被外国游客玩。我第一次去超市，被放在购物车里；又在黄花岗起义的纪念碑前和家人合影，神情肃穆。这一切的新鲜都发生在广州，在1983年的那个夏天，这个离开世界最近的中国城市。

我没有在广州生活过，但在香港读书的岁月里，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广州人。他们缝合了我和香港之间的空隙，像一座略有弧度的桥，让我舒服地在那里生活。他们明白我所说的话的字面背后关于内地的隐射和感慨，又通过和香港的嫁接，和我一同解读这座城市。我特别喜欢他们帮我和香港人说话，我就能在边上细细地听，并等待结果。

和广州相比，上海是真正的暴发户。广州做生意开始得比上海早，历史上的每次发财都比上海早，财富积累的年岁自然也比上海久远，所以论商业传统，广州可谓源远流长，至今不衰。所以上海人现在还留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广州人早就觉悟自己每天吃得怎样才最正经。沉淀至今，广州仿佛已经进入了从容不迫的阶段。

我所住的广州大厦，居然是PL老爸当年的项目。PL的爸爸是军人，是移民，不说广东话，却是广州政府中为官清廉又务实高效的代表。广州大厦作为政府工程，当年建造时因为过年前工人拿不到工钱，她爸爸居然自己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导致那年自家过年的经历被PL一直记到现在。走在广州成荫的绿树下，我想这是PL爸爸当年环保工作的功绩。

从广州大厦的房间里往下看，发现这座城市还保留了许多老房子。这些房子仍然被自然地居住，自然地使用，没有逼迫别人，也没有被压迫。房屋的楼顶都是绿色的，种满了植物，而楼房的空隙里用绿树包裹了一所小学。居住在当地的人对我说：“广州这两年也拆了很多房子——但远远赶不上上海。”上海哪里是在拆房子，他们有法术，让一个街道、整个街区明天就消失。

在中山纪念堂的一张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宋代以降，广州最重要的建筑仍然保持在同一根中轴线上。广州的心态平稳，而且放在很低的，几乎贴到地面。广州并不是为了什么而刻意低调。香港崛起，深圳崛起；香港衰弱，深圳衰弱，这些紧贴着他发生的事情，都不能干扰他对自己节奏和意愿的认知。什么叫老广东？就是集合了广东文化和传统的精髓，在离开中原的地方，改善自己的生活，进步自己的进步。

夜晚，广州大厦的大堂里，来参加《广州站》展览的广东艺术家用广东味的普通话谈笑风生。想起艺术家杨诘苍（他坚持自己名字的拼音为Yang Jiechang）白天研讨会上说的：“广东一直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却从来不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还有他在广州三年展上的那个高悬大堂的霓虹灯：“我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说好普通话。”我想，在这个充满实验、冒险、反抗和创造的省份里，广州是她不会衰竭的心脏。

我们的英国策划人前夜在饭局上说，她在香港的经历让她确信，英国人在这片土地上酝酿了最大的不幸，闯下了最恶毒的祸害。她眼见一座中国的城市因为殖民而变成了这般惨不忍睹：香港的一切和文化教育有关的事业全都一片狼藉，而且一无是处。

看见在座的大陆人民和外国人士对她的发言面露迟疑，我附和道：香港确实是世界的孤儿。

第一次听一个英国人为香港而痛心疾首，虽然我并不认为她了解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英国人，她大概看得出一些殖民的蛛丝马迹，这些痕迹被她的眼睛放大，或许也会刺痛她对自己国家的认知。而我这样一个大陆人，因为知道内地这五十年来的境遇起伏，对香港整体上的规避了的劫难也有所羡慕，殖民的意义反而有些模糊。

不少中文大学的校友和学生不断通过文章反思香港，香港人，香港文化，香港未来，这种忧虑几乎很难被其他中国人理解——甚至未必能被香港岛上的人们所理解。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只有吐露港在做这样焦灼的期待，而这样的焦灼究竟是不是因为我们离开内地太近了，紧张和紧迫感太强烈了。

香港人特别关心自己的问题，而无论什么问题归结起来都变成身份问题。这个身份问题，难道不就是殖民带来的最根本问题么？如果把这个问题悬置，那么香港人算什么人？如果认真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何时才能走出来，走向更广阔的问题？英国人把这个问题留给香港，变成了几代香港人都无法走远的心结，甚至变成了香港文化的负累。如果不能左右逢源，就只能转向自己。如果东西方任何的一向的偏倒都隐藏危险，那么从未经历真正苦难和沧桑的香港只能选择保守。

香港的慎重让她变得越来越难以从容，乃至逐渐损失了某些岭南城市的特质。她固然提供了一种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可能性，但她伴随经济增长而带来的整体乏味又令人沮丧，甚至，她究竟是不是一座中国城市都变得可疑。香港的悲剧可能在于她没有自主地走过自己的路，所有的路都是预设的、服从的，她能挣扎的部分很少。而中国内地的城市，虽然几经历史的沉重打击，但到如今毕竟是成熟了，大胆了。人们明白了更多的道理，也知道自己在探索中国人在今天的路程。而香港人，只能走香港人的道路么。

因为这个英国人的一番话，我竟又为香港凭添了惆怅。

又一位同事从以前的单位离职。在和男友分手以后，她决定回到悉尼，把他和回忆留在上海。还记得“刷新”展览开幕那天，她辛苦了一场，全部布展完毕后，在展厅到底的影像前，在汹涌而年轻的人潮中，和她英俊得无法相信是澳洲人的男友，席地而坐，悠闲地喝着可乐。在长达一年多的谈婚论嫁之后，她哪里都不想停留。据说，一位被我招进来的女孩子之所以决定留下来，是因为面试那天看到她光着脚在地上走。她想，能光着脚在地上走路的单位是能给人幸福的。当然，现在我们都走了，但仍都向往幸福。

她和以前的几个同事吃饭话别，讲起以前我等都在的时候，工作是怎样简单，连痛苦都很明白。太阳照在大拇指广场上，没有任何丰功伟绩，甚至其实很糟糕的日子，却因为赤裸裸而被我们怀念。

生活永远不重复自己，人到底该怎么办。或许这是生活的殷勤，因为更难以承受的却是重复：重复失恋，重复换工作，重复换城市，重复回到开始的地方，重复出发，重复想离开，重复点燃爱，燃起希望，重复发现略有不同的问题，重复靠近和疏远这个和那个，重复确认几年前的一个观点，重复怀疑。重复拉到一定的次数，绳子断了。

我目前为止和西部的唯一关系就在这张照片上。

靠近我的那个女孩子是广西龙胜地区一个中学的初二学生（7年前……）。她所在的班级是女童班，专门给那些因为家庭困难而无法在小学毕业以后继续上学的少数民族成绩优秀的女生提供继续读书的机会。她每天都要上山采药。那天可能都已经是盛装了。

我们从复旦小学收集了一麻袋的书，被我们踩在脚底下坐了一路硬座火车到广西，最后扛到他们学校图书馆的时候，麻袋早破了。学校很干净，气味是清新的山的气味。她边上的女孩子年龄更小，但因为是学校老师的孩子，好像对城市更有感觉，看到我们就大胆地表达好感，活蹦乱跳。但这个女孩子很腼腆，很聪明，又舍不得我。

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小饭馆里吃饭，有特别好吃的酸豆角。她就挨着我坐在我边上。临走的时候她送给我一双自己绣的鞋垫，还说“要通信啊”。

我们就陆陆续续通了信。她要考县城里最好的龙胜中学，最后还考上了。考上以后又写信说压力很大，一些县城的学生看不起山区来的学生，自己的英文成绩也不够理想。我照例鼓励她说，城里的孩子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不要害怕。她就一直很努力，要写好作文，要学好课程，要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忙。后来，她给我寄了东西，还是挂号的。但是我一直一直都没有去邮局。最后那因为无人领取而退回了广西。她来信说为什么又退回来了呢？我无法自圆其说，回信就拖沓掉了。

于是现在就突然想起那年在广西见到的学校。学校里什么都有，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只是都有点空空落落。宿舍是最最简陋的木板隔成的上下床，那木头是深色的，铁架是生涩的，黑漆漆的，几乎没有任何的柜子，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是在那床上。那正是暑假的时候，没有被褥的宿舍看起来更像船舱。窗外则是清澈的空气，清白的草场，和湿润的青石板铺成的阶梯。

这就是山区的学校，是另一个洞天里的童年。大概就和四川、云南、贵州、安徽、陕西的很多很多山区学校一样。当时我和Shell都觉得彼此不傻，很有好奇心，也很有智慧，就像我们现在还彼此认为的那样。

只是大一学生的眼里，所见的一切都是自然，简单，美好，没有更多的需要。

一个人要多强大，才能给他人以慰藉？

三日的全国默哀还没有结束，一位中国同事已经发信说：“请大家不要再来来回回地发送关于地震、关于捐款的邮件了。”他也捐款了，也同情了，事情可以过去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心灵相通，但旋即发现，这种相通并不长久。深刻的、共同的理解和感受在来临的时候如此神圣，断裂之后又这样清脆，以至模糊了我们在依靠什么东西互相依存，或者我们是否真的相互依靠而生存，或者“我们”是谁？是一个人，五个人，还是更多？彼一时刻，我们还人同此心；但，默哀还没有结束，已经有人要顾左右而言他。是他消化了这悲哀，还是他的悲哀不是我的悲哀，也永远不会成为我的悲哀？

我一直在想：究竟什么人能够有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给他人以慰藉？这个人应是深沉的，不是肤浅的；是一直被爱，又爱过别人的；是经历过痛苦又走出的；最后，他愿意下到他人的地狱——而且是下到比这地狱更深的地方，狠狠地用力掀起所有的土壤和不幸，同时也拥有挽救他人、挽救自己的信心。

我相信有很多技巧和方法可以帮助那些遭到心灵创伤的人。但是，如果你不是他，你为何能给他慰藉？或许有一个方法是，你把自己放到和他所能感受到的同样的处境中，增加他的安全感。可是记忆又该如何消融？他不能成为一个冷漠的人，但感情的激动显然又会将他再次掩埋。再者，一个人是否可以不忘记死亡的沉重，又逐渐暗淡脑海中所有关于死亡的图像和事实？

想到这些，我更无法停止悲伤。对于所有幸存的人来说，这场被电视和媒体全程转播的痛苦决不可以这样轻松地溜走。那么，又该怎么走？

或许慰藉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艰难，更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强大到给那样的苦痛以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