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在日本，我们会很快接受这样的一种看法：生活嘛，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么？譬如，夏天嘛，不就是应该扇扇子的么？流汗嘛，不就拿出手帕擦汗么？

突然就想不起，中国人现在是怎么处理涌在脑门上的汗珠的，似乎就是让它们晶莹闪烁地留在那里（如同我在不少中青年男子头上看到的那样），或者让它自然地流到头颈里藏起来。我就是让脖子上的汗沿着身体往下滴的，既然没有带纸巾的习惯，也就不去处理了。换言之，我已没有了什么“不雅”的意识，反正一切都已变成了顺势的无奈。

小的时候，扇子都还是夏天的必备。首先是老人家尤其喜爱的大圆蒲扇，周围镶嵌的一条布边。这条边往往用各种可能的布料做成，是一堆蒲扇间作区分的标志；虽然只留出了那么两厘米的距离，但就是耐看，前后转来转去的，煞是可爱温馨。蒲扇扇面的颜色和质感相当强烈，用坏的时候扇面上的条状会翘起来，虽然还蛮新的扇柄也会扎手，那里总有一块凸起的，像树上长的瘤，也很容易长出刺来。每个妈妈都是用这把扇子拍小孩入睡的，因为它扇面大，而扇子本身又很轻。拍着拍着，妈妈就先睡着了，小孩就要再闹一闹，提醒妈妈自己还没睡着呢。

张生说，这种扇子其实是出于廉价的需要，但即便廉价如是，还是带了生活化的江浙趣味。其他的扇子，如檀香扇，我几乎是闻着它们越来越假的气味长大起来的。很快扇子的香味就被撒上的花露水所取代，而且新扇能保存香味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扇面上的山水庭院也不如以前那么好看精良。兴许是我确实没有见识过真正好的檀香扇也未可知。以前去苏州旅游，买檀香扇送人是常事，现在都很罕见了。至于折扇中的纸扇，初中的时候一度同学间流行攀比，看谁能用一只手端着扇子，最潇洒地一下打开。原来那时候我们还是会把折扇带到学校去的。我的手指乏力，总是打开得不痛快，没有“唰”的那个声音；而太松的扇面则打开得不响亮；往下甩开虽然很响，但有点流气。总之有一阵子很纠结这件事情，狠狠地训练过一阵。

如今，“带把扇子去”这句话真是很遥远了。不只是现在没有了好看的扇子，而且没有了配合扇子的动作、放扇子的包（太大啦太小啦太光鲜啦之类）、拿扇子的手（左手电脑右肩背包身体都很难平衡的那种）。哪怕是走在路上，好像负重无数，劳苦不堪；而且街道嘈杂尾气乱喷，拿出一把扇子来真是欠缺天时地利人和。同扇子相比，街上的一切都太粗糙恶心，即便扇子竟然在包里又于心何忍，保不齐迎面撞过来一个路人，就把躲闪不及的美扇给弄折了。至于家里，风扇空调早就把我们的双手解放了出来，以便放到电脑键盘上。

书展的时候，我们拿到两把塑料的扇子，下面可以扣住手指，但质地笨重，手也拿得不舒服（而且书展的空调开得很冷）。因为扇面上画的是日本图书的推广，出版社就想起了日本扇子的事情。我们在大阪7月23日天神祭的那天领到的广告扇子却要舒服太多。对于节日里身穿浴衣（夏季的和服）出门的人们来说，两手除了一个可以勾住的小手提袋之外本来就是轻松的，那么拿一把扇子，在大阪最炎热的时候走路，是很消暑很妥当的。在视觉上更是如此。一种奇异的效果是，扇子让不穿和服的游人（譬如带小孩子来的妇女和大多数的男人）都进入了和服的状态。日本扇子就这样成为了和服的凝练；扇扇子就成为了同时兼顾了实用和对传统的支持的行为。

我们在京都清水寺下的一间扇子店里欣赏到了日本扇子设计的发展。这间店面宛如一家小型博物馆，左侧是女人用的扇子；右侧是男人用的扇子。这些扇子中贵一点的（也不过人民币一百来块）可以用来作为摆设欣赏，而便宜点的（人民币几十块）则可以作为日常使用。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传统设计的创新，从扇面的质料、绘图的风格和方式（譬如镂空），还有扇面中绘画部分的宽度（可以很宽也可以很窄）都有不同的讲究。设计的主题有山水、花鸟、龙纹、书法和京都特色的兔子。可惜语言不通，否则就可以咨询店主一番。

扇子的保存和持续的使用，绝不是“空穴来风”。倘若人们在扇子中找不到美感，倘若街道的质感、服装的质感、人的仪态都已经粗劣不堪，扇子在日本也要没落绝迹，不被欣赏也不被使用，就像现在发生在中国城市里的那样。所谓的“风物”二字是需要彼此和谐的，有什么风，才会有什么物。对扇子而言更是如此。空气污浊，扇子何为？

想到上述这些，皆是因为张生在京时送我扇子三把。张生在苏州订做了一些放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在传统扇形的基础上，他作了略微的修改，其中一款中间略凹下去，令人想起古代女人的发髻。我很高兴地想，这下我也有好看的扇子啦。

京都的某个晚上，我从东横旅馆距离床沿不到1米的小屏幕里看到一则新闻：日本人活得又更长了，并且代表人类突破了新的纪录。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将近86岁，男性则超过83岁。被访问的日本学者说：“我们以前总以为人的寿命的增长是有限度的，但现在看起来，这个限度仍然可以不断突破。”

听罢，我感到一股久违了的“小振奋”。似乎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经济虽然十年都“起不来”，但每个人所能创造的财富已经巨大到叫人无法苛责了，于是他们专注于如何让国民活得更长这件事情。可能全世界和平地带经济发展的人，多数都在活得越来越长，但并不是每种活法的“更长”都让人感到“小振奋”的。

不知在东京或大阪的高峰时刻，地铁里是否真如听闻的那样人流汹涌而紧张。磨磨蹭蹭的我们每天出门都很晚。京都10点以后的公交车上只有两种人：日本老年人和外国游客。甚至，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年龄也有一种老龄化的趋势，通常都是家庭出游，譬如四五十岁的父母带着十几岁的孩子来接受文化教育——从没见过如布拉格夏日街头那种成群的美国小孩嬉戏打闹的场面。甚至，连游客小孩的操守都显得“老化”，表现为沉默、听话、不怎么开口而只是偷偷观察。同上海地铁里趁着周围人的嬉闹而高声谈笑的放松老外们，相当不同。日本对外来者在处事、行为和作风上能如此迅速地“改造”以使得他们可以尽快地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分子，是我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见过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性情使得老年人越活越有滋味，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是老龄化拖慢了社会的节奏；还是因为一个社会本身就蕴含着那种缓慢节奏的空间，使得老年人永远可以从容地穿行其间而不敢紧张？

最简单地，以公车为例。京都的公车是下车付钱，而且他们至今仍然在使用机械式的自动兑换零钱机，依旧如此准确地执行着日币的兑换。基本上每站为了下车，都要经过好几分钟的依次付款，因为票价也往往不是整数，譬如210，420这样，换钱的人不在少数。有时候还有游客会向司机购买当日的天票等等，这些都是在靠站的时候做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耐心等待，从这一站到下一站，从停下到启动；全然不会有中国公交车上那种晚下去半秒钟就要遭到司机诅咒的压力。

在日本，时间并不是不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在《标准日本语》第一册的一开始就学到“下一班巴士几点来？”这句日常会话了。他们的每一班巴士在每一个站点都有时刻表，更不用提铁路了。但是重要的是对集体性的时间的遵守，为此，个人的时间是可以根据原则进行让度的。耐心首先是人性中的天性（同时也是美德），这一点在日本体现得尤为充分。

在中国，我们觉得时间是有限的。不仅是每个人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好像还共享了同一个池子的时间（A single pool of time)，或可称为“中国人的时间”。因此，我们要争，争的是有限的这个池子里的时间。你多了，我就少了。就像我们观念里的金钱一样。因此，耐心变成了一种牺牲，且是一种不被赞赏的牺牲。A对B耐心，是A对B的牺牲。A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他自己的时间，损失了占据更多那个池子里的时间的机会，也因此损失了无数再也追不回来的利益。这就是今天中国人的时间观。

所以中国人是只能匆忙地争抢地活着。我们看不到耐心中的效率，体会不到耐心中的美好。或者说，我们对“耐心”是不相信的。日本人还生活在对自我的克制中，在中国人看来是反常的；而日本人自己却是将时间控制得好好地，适当的时候就拿出来慢慢地用。

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彼此点头和鞠躬中；他们告别的时候要在路上站好久，可能是要把所有告别的客套都讲一遍；他们吃饭的时候要搞得很细腻精致，器皿一大堆，摆放和收拾起来都很费时间，每样其实只有一点点。但是他们不去省下这些时间，或许同古代相比，这些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但在从来自今日中国的我看来，他们对待时间却是相当的慷慨的。

有一次，我们在旧皇宫周围过马路，远远地看到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似乎被另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迎面撞到了，但她却没有花（充分的）时间向他道歉。于是他掉转车头，大叫着追上去，一定要她用（充分的）时间把刚才的碰撞表述清楚。这是我八天里唯一的一次听到日本人在路上大叫，以至于我流露出了同日本路人一样的吃惊。他大概是要把那个本就该属于道歉的时间追回来，该花的时间一定要认真地花掉吧。

究竟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呢？作为一个没有什么钱的中国人，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时间是钱买不到的。那么什么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好呢？不是给他钱，而是给他时间。把时间给他，多说几句礼貌的话，多点几下头，把笑的时间延长几秒钟，这是多么大的慰藉啊；而在中国，却又是多么大的奢侈，连父母密友都不能，更何况一个邻居，一个路人呢？

在从清水寺下来的路上有许多古老但散发着新鲜气息的街道，依着山势而下，鳞次栉比的小店铺。我在一个小路口拍照，为了琢磨一个镜头大概站了很久。这时，我感到身后悄悄地有了什么东西，如果是在热带草原上，我会以为是一匹斑马。我下意识地一回头，原来是一辆黑色的轿车。它就这样轻轻地开来，等着那个挡住去路的游客，没有叫出声来。喇叭在日本是极其粗鲁的声音，不在万不得已马上要车毁人亡的时刻，是断断不会有人想去按喇叭的，那种极大的失礼，好像会玷污整条街道的清白；即便是一定要按，也是五分之一地往下轻按，极其短促而腼腆，好像同时要避免惊扰一头鹿。

显然，不是上帝要让日本人活得更长，而是日本人自己实在没有中国人那种“速来速去”的意愿。他们让度自己的时间的同时，也在增长着自己的时间。他们并没有因为点头、鞠躬、客套寒暄或把礼物再多包一层而“浪费”了生命，相反，他们的生命获得了某种由内而外地延展出去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中国人已经变得完全陌生。

活着并不是天然被赋予意义的过程。如果老者不被因为一生对时间的慷慨让度而赢得其作为长者的尊重（如同日本社会中那样），那么每一个“上帝为人人，人人为自己”的个体将只能守着比肉体的衰老还要速朽的精神，宁可孤苦而脆弱，也要这样退出生命的舞台。中国的现实就是这后者，谁都以现实性的价值审判着别人，而怀揣着“没有最后的审判”的唯一信念，枯萎而死，不论长短。

刚从日本回来的几个小时里，耳朵听到全家便利店里年轻人一边开冰箱一边大声讲电话，但却不知他在说什么。耳朵养成了听到声音却不听意思的习惯，对认识的语言和不认识的语言采用同一种的处理方式，绕过大脑中语言处理的区域，真奇妙啊。这种体验大概只有当跳跃发生在音色和音调上相类似的语言才之间时才会发生——并非因为走神而没听到，而是听到了、甚至去听了、却没有听懂一种自己熟悉的语言，就让它从耳边飘过去，走掉，放掉。这几个小时真是令人怀念！

我们在自己家乡长期生活和工作的窘困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听得懂，而且因为这“能听懂”而负担了很多责任、压力和累积的紧张。每一天睁开眼睛就要睁开耳朵，搜集信息、命令、主张、目标等等。你不能装作没听到，不单因为忧虑这对别人的不道德，也是长期培养起来的生存技能。从小，大人如果对你说话，你就要看着他，用看着他的方式来表示你听到了。而现在，即便你的眼睛近视而且完全被屏幕占领，你的耳朵还是养成了竖起的习惯，努力解码声音中传来的语言信息。

Ivan刚到巴黎的时候乐呵呵地说，他和Ji在宿舍里一边做饭一边把广播开得很响，算作锻炼听力；隔壁宿舍的家伙忍无可忍地强烈拍打墙面抗议。他很开心，因为这个声音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在他的法语还没有好到可以听懂广播的时候，开着巨响的收音机是件幸福的事，可以尽情享受法国的声音，还可以无辜地骚扰法国人。可是一年后，我去看他，我们在香街一家充满外国人的电影院里看当时的新片《Match Point》。走出电影院，他有点郁闷地说，因为他同时在看法语字幕，所以很多地方反而没有看懂。这下，“听得懂”不就被“看得懂”干扰了么。

走在西方的路上（不论城市还是乡下），人家一看你就知道你听不懂。你的耳朵是白白立在那里的；同时，又因为黑发黄脸，你被莫名其妙地注视、无视、谅解或客套。而在日本，望过去星星点点的汉字叠加在片假名中，你知道自己在核心处不是傻瓜，可以时刻流露出理解的、阅读的眼神；而你的长相又让你可以混迹在这一片干净的名胜古迹中，让这个酷爱国内游的民族把你包裹起来，一样扛着佳能或尼康，一样撑着遮阳伞（只是比你带去的那把美许多），把你变成烘托那几个金发碧眼、茫然而沉静的“外国”游人的背景之一。

而其实，你是听不懂的。当真正的面对面来临的时候，你只能看着他/她。你不得不倾听他/她，因为这是一个多么礼貌而互相尊重的场景，这种礼貌和尊重在中国只会在婚宴或者葬礼上感受到，甚至现在，即便在婚宴或葬礼上都表达不出。听不懂的你，也很难从他们的神态比划中推测出什么。他们并不是很善于用手势的民族，而神态也不多样，有限的那几种也只给出一个懵懂的大致心情，无法勾勒出具体的线条和内容。最后，如果有时间，有纸笔，我们就写吧。

在嵯峨野那条著名的观光火车上，一个独自旅行的中年男人（看起来没有家庭）坐到我们对面。他通过简单的英文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以后，立即摸出一本小本子，写道：“中国 最近 富国 强国……”，并竖起拇指，给我们看。我们客气地对他笑笑，但马上彼此相对着尴尬了半天。最后Ivan用中文说：“其实和日本差远了”。我本能地想把“万千种生存在中国当下的不幸”说出去，但回去的路径是堵塞的。我们不能写汉字，因为我们不确认这些汉字中有多少是日语中有的。而相反，他们却可以写任何他们认识的汉字给我们看。我们只能把笑意留给了这个认真的日本人，把这“万千种生存在中国当下的不幸”咽回肚子里去。

虽然在日本是真的听到却不懂，但每天都活得很安心。这个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按照规则和满溢的礼貌行事做人，而我们只要不大声喧哗，就可以默默地融合在这个听不懂的人流里，并变成这安心的一部分。想来，那刚回来的几个小时，我的耳朵不是不能，而是不想重新听懂这一切吧。

早上从榻榻米上爬起来，我跑到厨房兼餐厅，对正在端出一盘Pancake的Max，他的女儿Morie和他的老婆大声说：“我要讲一下我昨天晚上的梦。”

“我们要去看车展，地面是土黄色但有很不均匀的细小碎石，完全不像日本这几天所见到的那种由大小适当的碎石铺满的路面，如同我们在京都黄昏中的旧皇宫行走时所低头看到的那样。而梦里的这种不均匀裸露出来的布满尘土的地面，应该是中国的。

“我们被要求排队去看车。为什么去看车呢？这是我最不想看的东西，尤其是走在这样不好看的路上。在来日本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路面有什么重要的。这几天，我渐渐变成一个低头走路的人，低头看路，低头看路上的石子，五颜六色的好像干净的石子。小时候在家里附近的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堆堆切割过的石子，不知道从哪里来，突然堆在一起，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要化为什么东西。就是临时的堆叠与临时的存在。

“而在这个梦里，我却要去看我最不想看的车。我知道不会是日本街头的车。日本人最喜欢白色的车，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选择有颜色的车，最好是灰色的，掉了再多的灰尘土渣也看不出来——但往往还是看得出来。日本的路上开满了白色的车，那种或者屁股短一截，或者车头短一截的车型似乎最受欢迎，有一种轻喜剧的效果。而每一辆白色的车又都像刚刚洗干净的一样，一尘不染。但在这个梦里，我知道自己不是去看白色的车。

“我们开始排队。走着走着，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是脱了鞋子的。我暗地里吓了一跳。这几天我一直有一种对Misbehave的担心。在这个温文尔雅的环境里，我说话声音太大，走路姿势粗糙，动作唐突，好像随时都可能冒犯周围的人，而又不会得到他们的不快。他们总是微笑鞠躬点头，而我越是被安慰就越是紧张，以至脸上发了5颗新痘。

“脱鞋子这件事情这几天变成了欣赏和参与前的必要仪式，无论在二条城以狩野派绘画布置起来的将军行宫，还是岚山天龙寺的曹源池边，抑或是龙安寺枯山水之侧，祗园鸭川边夜晚小店的二楼……我脑子里被这样一个程序充满：脱掉鞋子，站到一排排的木条上去，把鞋子捧起来放进一隔隔的架子上，最后小心翼翼地迈出木地板上的第一步。夏天的地板是略带温凉的，那么冬天是不是温热的呢？

“于是，我很紧张地跑回出发点，在那种不愉快的地面上——让人想起中国旅游景区里的山路，不是台阶，也不是泥土的部分，那种没有植物生长的豪不重要的行走区域，随时被路人或车辆惹起尘埃。日本似乎没有这样‘毫不重要的区域’，好像每个角落都被打扫和安顿过了，每寸土地都可以要求同等的待遇，并获得了同等的待遇。没有潦草敷衍这回事情，至少在街道和房屋这两个可见的层面上。要么就是全然废弃掉了，就像我们在新干线上经过的一个废弃的廉价住宅小区那样，因为周遭有人居住的房屋所显示出的精心打理，‘废弃’的质感特别明确而坚决。而在中国，从好多角度看去，你不知道眼前的景物（无论是房屋还是空地）是正在兴起，还是正在荒芜——两者似乎并没有什么界限，或者是必须同时发生的状况。

“我惴惴不安地跑到了起点。这时候我应该是脱掉鞋子的。但我却又去寻找鞋子。我担心的那种一大堆鞋子混乱不堪地堆放在一起的悲惨状况并没有发生。相反，我俯下身，从高出地面的地板下，看到了一双双成对放置的鞋子，虽然没有像在日本那么整齐，但也没有混乱到让人头疼的地步，可以算是‘可以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的水平。我看到了我的一双。

“就这样，我在一种如释重负中醒来。”

韦伟（那个60年前还低头弄手绢欲说还休的玉纹其实很开朗地）说，费穆给她一个任务，要她帮助可能没有谈过恋爱的李纬，让饰演她旧情人的李纬喜欢上她，帮助他入戏。韦伟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恋爱过没有，或许没有吧”——结果戏是演完了，但李纬竟然走不出戏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她突然笑了，说“于是我就逃到香港来了！”

这时候，这首歌就响起来，镜头转向了香港一间很老的发廊，平行移动。两个小时的《海上传奇》只有这一刻是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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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偷听到那么多路人讨论对阿根廷输球的失望。今天在（别人的）办公室里，又一个男孩说，好比一个自己二十年前爱上的一个女孩子，每四年才见一面，心想着四年前当时没有给答复，想不到四年后一见面就是四个耳光。听来好不可怜！不知道阿根廷人是不是会知道，在十万八千里外，有那么多跟阿根廷毫无关系的中国人为了他们的球队而扼腕难过胸闷沮丧。而且，这种难过甚至都不计较因果回报。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情形，中国人会付出这样真心而纯粹的关切，哪怕海地地震那么悲惨，但比起来似乎情感上还要多隔好几层。

后来，办公室的小孩就开始争论明天凌晨“到底德国赢还是西班牙赢”。与其说他们讨论的是可能性，不如说是各自的愿望，或者是“应该谁赢”。因为我们国家是不踢球的，孩子们反而可以更加公正地坦白自己的喜好，丝毫不用考虑政治的因素，真正地从“民族国家”中挣脱出来。不喜欢德国队的人有很充分的理由，觉得德国队像机器，不好看。而一个02年被巴拉克征服的mm，表现出了对德国队的至死不渝，而且她不说理由。后来，老总站出来，啪啪啪甩出5点精彩的分析，从结构、队形、体能和精神等方面无比流畅地梳理了一下德国队必将获胜的道理，大家听了心悦诚服。以至于一个英格兰爱好者都彻底倒戈了德国队，遭到众人鄙视。老总甚至在最后把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给整体拔高了，说“嫁人不能嫁德国人，但德国人是能够做大事的。”

虽然如此，我们怎么解释我们在面对这样强大队伍时完全不同的反应呢？有的人讨厌看到默克尔出现在看台上，说德国人老搞政治足球，但这或许是对德国分外敏感所致。我检讨自己，除了希望看到“好看的足球”（诸如最好90分钟里充满了来来去去不亦乐乎，不要防守永远进攻，不要单靠蛮跑也要有精妙传球，身体的姿态和相貌至少要好看一样）之外，我是不是真的希望看到胜利归属于这样一支球队：它把足球作为一场哪怕不给观者带来愉悦，哪怕没有英雄，也要取得整体而全面胜利的战斗？或者说，它研究了斗争的艺术、作战的艺术，甚至人性的艺术。他知道怎么在精神上强固自己，压垮对方，就像德国利用“自乱阵脚”的假象欺骗阿根廷让他们从丢2个球，变成丢4个球一样。可能这次的德国队是足球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它钻研的就是11个人的持久战斗，不要明星，不要好看，也不要什么悲情。剥离掉这一切，他们追求不需要运气也可以保证的胜利。爱德国者可能爱在他们对此贯彻的彻底，厌德国者也正是无法消受这样无可娱乐的冷酷政治。

我们为何热爱那些不堪一击的个人英雄主义，或者同情一支总是为情绪所控制的不稳定的队伍？足球没有严肃到要像选择政治立场那样做出选择，但站在一个不那么投入的旁人位置上，我感到这件事情耐人寻味。

无论你举起哪块石头——

你都会让那些
需要它保护的人们暴露出来：
现在他们
赤裸着，变换着蜷缩之所。

无论你伐来哪棵树——
你可用来
做床架，那上面
魂灵们要再次聚集，
仿佛亘古如初
不会
发抖。

无论你说出哪个词——
你都得感激于
毁灭。（策兰《无论你举起哪块石头》）

上航从河内飞回上海的航班在清晨5点多钟开始下降。

有时候，国际航班会飞过市区，就像04年从阿姆斯特丹飞回上海的时候我在空中所看到的那样：飞机从崇明岛开始扫过市区，一直到徐家汇，因为某种原因而开始在城市上空盘旋，让人们尽情领会什么是拔地而起的峥嵘。每个人都无法抑制地想要睁大眼睛，而我也第一次认识到上海比我能看到的任何欧洲城市都要高挑，而长江入海口的黄色比站在河边的人们所想象的还要凝重。

然而这一次，当飞机在黄浦江的北侧掠过时，在低矮的，偶尔被很不明朗的晨光穿透的灰色云层下，我先看到了略有反光的黄浦江的弯曲河道。然后，我看到了灰白的剪影，陆家嘴的剪影。这个清晨五点多的时刻，所有宣传片中都着力刻画的预示希望的时刻，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却看起来既不伟大也不光明。他们仅仅从阴影中显现，阳光根本无法关照到他们，虽然他们确实占据了一条江河最优越的拐角位置。他们的显现含混而阴郁，如同刚刚起身的中尉，发现周围的士兵都还没有重新燃起投入新的一天的意愿，而他也对这种萎靡毫无办法。这场无人分享的俯瞰，结束在东海海滨的避风塘上空，在这里飞机调头着陆。

无疑，一股深层的反感投射在了这道风景上。过去的四天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的河内，更不用说越南；但在我所见与所闻的范围之内，对历史和未来的讨论和质疑，让我们共同处于的当下（这个中国被厌恶又被仰望的当下）显得肤浅而狡黠。那些本来只是可疑的暗道与地雷之上，已经生长出了新的意识与意志，拥有不被保护的特权和力量。当我们觉得无法不说些什么的时候，我们竟然只能言说自己，而这时的自己已经肮脏。依稀地，我能感觉到河内给了我一个低矮的平台，只是四天，却已令我有了足够产生飞机降落时那种反感的背景。

前两个月是头脑发热。这两个星期是电脑发热。

三台电脑中，发烧最快的是上网本，其次是Mac Book，2005年城大学生笔记本X32年纪最大所以暂列第三。烧着烧着，他们越热，我心越凉。想逃开去外面，但下雨，而且，也不知道去哪里。就开窗，扫地，洗碗，东摸西摸，看一排书脊，看第一本书的封面，看第一本书的第五页。

可是只要知道他们开着，散发着热量，合起来不放心，不合起来又心烦，我的手就疼。今天晚上是左手疼，14岁的伤口疼，会不会因为这个热，不能逃遁的热，又生出新的瘤？那种刺刺痒痒的良性肿瘤，里面其实很简单，是血，是组织，但是很真实地制造出麻烦。15年前的麻烦，在今天发作的话，我会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离不开他的问题究竟有没有进步。

梅雨天气，越来越冷了。电脑发热，手疼。但是，心凉下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对着电脑。像隔壁那位一样看世界杯，不是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