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在我认识他的两天后，徐展雄将离开上海。他的大部分家当都已经搬去了北京，而剩在上海的东西也将撤回浙江老家的父母那儿。他正在电视台那些从没去过的楼面间奔波，把最后纠缠住他的琐碎手续了结干净，以便实现他那令周围人匪夷所思的辞职。他的领导在得知他的“理想”后说，年轻人可以多闯闯。

1983年出生的徐展雄，从广州一所大学的英语系毕业后，来到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读研，方向是现当代文学。三年后，他通过关系和实习（进入电视台的必备条件），得到了新成立的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ICS）的工作，担任《华人电影志》节目的编导和撰稿人。ICS成立之初旨在为在沪居住的外国人提供资讯和娱乐节目；一年后，频道却发现他们的观众主要是热爱英语的中国人，而在上海的外国人似乎只对财经资讯感兴趣。加上世博临近，ICS需将更多时间留给介绍世博会的节目，于是绝大部分的娱乐和文化节目都被砍掉了，唯独留下了收视率第三名的《华人电影志》。但这档关于电影的深度访谈节目的长度还是从48分钟，缩短到了30分钟。徐展雄的此番离去，也意味着这个栏目的彻底结束。

高三某天，和同学在小城慈溪的家中看到库布里克的《发条橙》，令徐展雄大开眼界。整个大学时代， 他几乎都躲在白云山下的一个房间里看电影，不接触外界到连广东话都没学会。本科毕业以后来到上海，作为一个罕见的本科学英文的中文系研究生，他的热情一直在电影，而上海也是他人生中一个自然的选择。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他根据手头有的电子版，开始翻译美国学者詹姆斯·纳雷摩尔的《黑色电影》（More than Night: Film Noir in Its Contexts），并经过两年的细心琢磨和艰苦工作，利用电视台工作之余的时间翻译完成了这本书。正因为在被潦草翻译所充斥的中国出版物中，我被这本书文笔的细腻流畅而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所吸引，才想要认识这位年轻的译者。

而他却即将离开这座城市。即便他拥有一份正常上海青年都会向往的稳定工作，即便他父母早已在上海买房，即便北京是他从小就厌恶的城市。

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影评人和专栏作者，徐展雄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编剧。编剧，是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介入电影生产的最直接方式。一个夸张点的说法是，在北京，随便进入一家餐厅，都会听到有人在说如何如何拍电影的事。而在上海，同电影制作有关的机会却十分稀少。

从表面上看，徐展雄并不是在转行，他在北京的新工作是一家即将创刊杂志的电影记者。这只是另一个让他能有时间写剧本的、不用坐班的工作。但是，对于一个想要在电影业中有所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北京所能提供的资源和可能性却是诱人的，而且是真实的。徐展雄在两座城市之间做出了选择，凭着他在上海5年的体验。

国庆60周年时，他想制作一个特别节目，讲述1949年解放前后的中国电影人如何抉择的问题。作为当时中国电影生产的中心，上海的电影人和民营的电影公司正是中国电影的代表，有左派的，有自由主义的，而有些电影诸如《乌鸦与麻雀》拍摄的前后正好横跨了解放的那段时间，这些人和事都充满了张力，回头看起来也很有意思。但在并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的专题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却充满了反复的审核和修改，诸如什么话不能说，什么镜头不能给，严苛到了令人丧失热情的境地。而就在这段时间，他在出租车里听到了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讨论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时候，那些首都居民热烈欢迎解放军的镜头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两相比较，上海文化审查上的紧张就非常明显了。

徐展雄正在进一步改写他的第一个剧本。他很高兴有人愿意给他这样一个没有编剧经验的人机会。这个刚刚开始入行的电影公司虽然设在上海，但老板还是成天往北京跑，因为演员在北京，要拉的关系在北京，要申请拍摄证和公映许可证都要跑北京。根据徐的了解，上海电影制片厂里的年轻导演们也都纷纷去北京发展，因为上海没有什么电影可拍。

上海的电影票房占中国整个电影票房市场的十分之一，因而上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电影市场。可惜上海只是电影的消费场所，而不再是电影的生产中心。有一个很有名的影评人徐鸢一直致力于在上海推广独立电影，乃至恢复上海电影往昔的辉煌。他和市中心黄浦区的新光影艺苑以及虹口区的影视文献图书馆合作，放映一些资料库里面经典的老电影。如果放在北京，这只是每周十几场放映活动中的一个选择而已；但在上海，这却是非常罕有的、看非商业性胶片电影的机会。由于活动资源匮乏，热爱电影的人们蜷缩在家里抱着DVD机过瘾，这也解释了徐鸢创办《DVD导刊》的缘由。反讽的是，一个设计得如此不利于出行的巨大北京，每周发生着无数放映独立和艺术电影的活动，让人无从选择；而在交通如此便捷的“人性化”的上海，无处可去的影迷只能分散在各自家里的电视机前，靠购买淘宝上的DVD片过活。

徐展雄从小就不喜欢北京。每次去北京他都试图寻觅这座城市能引起他好感的地方，但就没成功过。但最近几次去，因为认识了北京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到处走走转转，聊聊天，他从人中找到了好感。归根结底，城市是人的城市，而不是建筑的城市。在一个渴望成长的年轻人心中，北京自然环境中的恶劣和城市规划上的欠缺，完全被它在文化上的开明政策和聚集起来的热烈气候所颠覆。而上海纵然气候温良、人心滋润，却无力帮助一个有志于文化发展的年轻人。上海的地方电视台节目以财经节目见长，而在娱乐节目中则充满了虚假的喜悦和虚伪的鼓舞，而对于更高一级审查的过度审慎则让大多数的专题节目遭受反复的阉割。甚至，同徐展雄生活了4年的广州相比，上海对于平民的关注极其寡淡。广州开亚运会，市长会因为一个街坊的抗议而取消拆迁的计划；而在上海，世博会却是一项应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的政治任务。

对很多留在上海的年轻人来说，论机会，论生活，这是中国所能给出的最好的城市。 但这座城市在文化发展上的长期停滞，让人怀疑它是否彻底放弃了往日的传统。支持并理解徐展雄去北京的人少之又少，连他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都对此表示怀疑。去北京，可能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更剧烈的消耗。但对这位两小时内抽了十几支烟的年轻编剧来说，离开一座可能性被长期压抑的井然有序的城市，去一个可能性被释放出来的混沌所在，只是人生中又一个正常的选择。

“如果北京都不行，我就去纽约了。”他说。

（刊香港文汇报2010年3月6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