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与和解——陈映真阅读散记

陈映真究竟有什么不同?

有很多作家“以小人物写大历史”,并视之为“富于责任感”的写作动机和方式――而陈映真恰不是其中之一。“历史”何以为大?“人物”何以为小?人物立足于历史何处?历史又对人物做出了何种宣布?这里牵连出的一联串带了血肉的问号。

当我们阅读陈映真的时候,我们是谁?

如可自称为“大陆年轻读者”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是听“历史”的、“革命”的故事长大的“非历史”的、“反革命”的一代,在民族国家叙事中发育,为资本主义所浇灌,并总在关键时刻被那根敌我矛盾和黑白分明的道德“中轴线”(陈光兴语)所锁定。

抱着这段肉身和精神,我们翻开陈映真的小说,倾听仿佛消逝了的“另一边”的故事,先是感到陌生,旋即欣慰,终究难受。我们无法在陈映真所端出的台湾1950年代到2000年的市民苦恼、知识分子的选择、运动分子的失败和老兵的心酸前,动用我们的恻隐之心,因为当我们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无法不考虑到自己脚下的土壤,还有自己的、尚未推究的精神历史。

我们无法同情,因为我们变成了尴尬的一体。但这一体也不是直接的粘连如硬币两面,而是猛然的贴面而对,无法聚焦。我们无法从陈映真的小说中看到“解放”(emancipation)的欲求,但我们也没有“出离愤怒”,如我们在阅读鲁迅时所时常感到的钻心的疼痛。更如同,一朵朵并非不透光、也并非不美丽的乌云。

即便他终身作为一名左翼分子而运动和工作,即便他秉持着基于贴地的现实资料和左翼理论学习的作风,陈映真仍然无法在小说中完成他在政论文章中所能达到的那种决绝。他无法克制地在小说中流露出对现实中未完成的事业、未被关照的人、未愈合的创伤和未达成的和解的忧郁和感伤。运动者不能迟疑,乃至不甚用情;而小说家却擅自而行。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陈映真的小说看成是他对自己的精神分析――虽然总是钻进别人的身体里去喃喃自语,但他很重要的一面是在说给自己听。 尤其想到“陈映真”这个本属于他9岁夭折的孪生哥哥的笔名,如看成一个重要隐喻,那么他化身为他所关切的那些从不同时间和空间中走来的那几类人物时,他是在给自己的“重身”(Doubles)以启示,而不是在“教育”或“感化”所谓“不知情”的民众(读者)。在试图说服民众之前,我们是否能够讲出他们的故事?我们如何化身而入?如何还原而出?这是要问运动者自己的问题。革命者和知识分子要先承认自己是不知情者,只是行走在不知情的不同阶段而已,事业才算开始。

换言之,陈映真并没有为他笔下的人物“代言”,因为“代言”已经成为现实政治中的手段之一(《忠孝公园》里为台湾老兵索要赔偿的政客是也)。如果真要发生一场运动,如何避免群众被“代言”的危险?就写作而言,开口的那人如何才能是这人物本身,而不是那个附身于他的作者?他如何既不是演员(纯然的Performativity),又不是群众(纯然的看客),更不是群众演员(纯然的景观的一部分)!——他如何开口?

这是一个在进行运动实践的左翼作家的大问题。纵然小说不是他的思想汇报,也绝不是他的闲情偶记。在作为“退思录”的文字里,仍然保存了值得左翼运动者反思的、远远超过运动不成的“精神慰藉”的资源。在处理小说人物开口这个问题时,陈映真也是在直面现实中的人。如果问题总是停留在“群众如何被动员”的层面上,那么或许,群众将永远无法被动员,而真正的改变永远都不会发生。在这个关乎左翼理想之存亡的深切肌理内,陈映真的小说撕开了一道口子,与其说它是在虚构的、文学上探索,不如说是在拷问左翼运动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压力下,为何总有类似的困难重重——这两个问题或许同构粘连。如同象征了左翼幽灵的青年赵南栋,用看似很不坚决的、飘忽游移的、非关主旨乃至毫无不忠贞的生活态度,为父母一辈的左翼理想“守灵”,陈映真也在用这细腻的、虚构的文学,不懈地在左翼运动内在精神结构周围徘徊与检审,以理解前辈、理解后生、理解自己。

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他对笔下人物、生灵和自然的温情,不止是在结尾处总要特为留着的蜡烛般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从出场开始,就被作者尽力地保存住了尊严。即便如马正涛这样唯一的信仰就是随时准备背叛的人,他对自己一生翻云覆雨的经历的追忆,其丰富和充分被展开的程度,也完全不亚于林标这样一个笃实忠诚却身不由己的老兵的回忆。在《忠孝公园》里,陈映真终于彻底地表达出了对人的成全,让两个贴面而立,彼此难以聚焦的老人,在读者面前自杀和醒悟。

然而当我们说,陈映真(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时,我们又会陷入一种简化的危险。因为这对人的成全,同时也是更重要地,是指向历史的。陈映真小说里的人物本身,大多没有“背负”“历史”的自觉,但时间却在他们身上留下鬼魅般的记忆。他们在叙述自己的同时,也在回应一种“和解”的可能。这种可能,撩拨开的历史一角——发现历史竟然是由苟且、猥琐、爱恋和忠贞的种种错觉、动摇的信仰或者太人性的欲望堆叠而成。而这一切都不丑恶,也不光辉。陈映真没有要“揭露”,仿佛真的有真实存在在“那里”。不,没有那样的历史真实,也正是因为没有,个人才终于可以从那段段支离破碎的经验中,将那些不死的欢乐和痛苦,带到当下;既不被记忆欺骗,又不被记忆剥夺。

或者说,陈映真是“被遗忘的大屠杀”之类的反面,更是“大江大河”之类的反面。之所以为反面,仍然要回应到他所携带的左翼斗争使命,以及使命之不能完成之中。有一种斗争,是个人和自己的斗争,个人和自己历史的斗争,表现为和自己的记忆的斗争。不是被外在地唤醒,因为所有的唤醒都是另一种的催眠(鲁迅的呐喊的困难或在于此)。这也是《忠孝公园》的核心问题。不喜欢某些记忆的马正涛,最终死于自己的记忆;而相信历史是可以清算的林标终于发现,当你试图向历史追索的时候,你也被剥夺了历史。

这些都是最危险的游戏。历史,在进入前,要想好如何出来。陈映真是在这尖锋之处游走,不时地流出血来。

2011年7月30日Civil Lines,德里

2 Replies to “左翼与和解——陈映真阅读散记”

  1. “乡土文学”的一代确实需要被仔细阅读。一个社会需要积极健康的左派,然而早在1930年,鲁迅在当年左联成立大会就表示出了自己对于左翼作家的担忧,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中,这位久经沙场,见识深邃的长者这样说: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我不知道区分左或右的立场对于一位写作者或是知识分子来说是否是那样必须,但始终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或许是一件最难却也是最基本的事儿。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里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培根在他的著作《伟大的复兴》(Instauratio Magna,The Great Instauration)里的一句话:
    De noblis ipsis silemus (让我对自己保持沉默)

  2. Mark一下,全文没有出现一个数字。我的阅读范围仅集结在数字周围,通过上下文判断数字的准确性,有用的记住,没用的摒弃。普通人的权重是1,总统的权重是10000的话,这家伙的权重大约等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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