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最近在安顿中。什么都带来北京了，除了电脑的电源。暂时先拿昨天晚上的一篇东西充数吧。文章是给老东家的杂志的，讲的是我离开那里搞的最后一个活动（搞完就走了）。北京的事儿呢，留着以后慢慢儿讲。

2006年夏天，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向我诉说在云南乡下办理一张出国签证的离奇艰辛。作为同一个学术会议的代表，他不经意间说起了他所从事的纪录片拍摄。我接茬说：“那你知道‘云之南’么？ ”这次轮到他惊讶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伦敦西北角一所大学拥挤的餐厅角落里，听到这三个（至少在他以为）很少为人所知晓的名字。

我和“云之南”的关系纯粹是因为我在这个纪录电影节诞生那一年选修了积极参与筹备的吕新雨老师的“纪录片”课程。2003年是我开始接触纪录片的一年。不仅上课，拍片，疯狂复印了好多本台湾版翻译的纪录片书籍，还在设备简陋的新闻系放映室里看了不少精彩的纪录片。这些都拜吕老师所赐。那个时候她刚刚采访了好些中国纪录片导演并出版了《中国新纪录运动》一书。也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云之南”三个字开始在她嘴里蹦来蹦去。

那时，组织播放纪录片仍然不是一项讨好的尝试。在课程要求范围内播放的纪录片经常遭受被学生提前离场的事情，而非课程范围内播放纪录片时，空荡荡的放映室里不时凸现三两个孤单身影。但这从来都不困扰吕老师，也不困扰播片子的人，譬如我。每次听到“云之南”，就好像听到了远方呼应着的什么人。吕老师从昆明回来，又带回好多国内最新的独立纪录片和各种评价。

完全不能想到的是，四年后的我竟然能获得“参与”“云之南”的机会，并且在证大现代艺术馆把“云之南”过往三届的回顾展映带到上海的普通人中来。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了这个由云南省社科院主办的，凝聚了强烈的民间力量的纪录运动。放映的结果证明，在遥远的上海，有人非常热切地希望看到中国民间的纪录影像，了解别处的和当下的生活，了解生活被纪录的意义。每一场的满座和开闭幕式的爆场，以及播映之后同作者的讨论，都反映了人们对表达和被表达的需要。

活动之前，我曾有一种想象：上海是一座对纪录片冷感的城市，因为纪录片的立场是同情的，隐讳的，触及生活痛处的；而日常之中我能感知的上海则是显豁的，诉诸利益统治的现实的。活动之前，主办方也一再告诉我，像纪录片这样的东西，知道的人自然知道，想看的人自然想看——言下之意，并不对从未接触的人群怀抱太大的希望。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十分间接地伴随了“云之南”成长并经历过纪录片在大学校园的清冷境遇的人来说，这次面向校外人群的展映场面是很长信心的。至少，我一下想起去年夏天那位云南兄弟听到我说“云之南”时的欣喜和讶异的眼光，觉得是对那眼神的一种慰藉。

从事纪录片的人总有一种低调的倾向。有时候我们可能低估了某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