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3月12日上午，我错过了回上海的飞机。

3月16日早晨，我错过了去香港的飞机。

都是在2号航站楼，都是南航。但我不怨2号航站楼，也不怨南航，更不怨自己。这是比误机更令我吃惊的事情。

3月12日那天我重新买了张800多块钱的机票，因为原来那张叫“快乐飞”的太便宜以至于无法改签、无法退票。原先提前冒险定下的廉价与划算全部白费，我竟也木然。我终于在机场买过一次机票了，我想。

3月16日那天，我在去机场的快线上认出了歌德学院的老院长阿克曼，通过广煜给歌德学院专门设计的黑包。我说去年的“历史的天使”德语诗歌系列讲座很成功，今年如果能在文学、哲学方面拓展会很好，甚至，我对德国建筑设计也很感兴趣。于是阿克曼说今年是包豪斯80周年（其实是90周年），我说应该来我们这个包豪斯的建筑里也做一些讲座。虽然是“公事”，但这个旅途中的邂逅因为是同阿克曼而不是别人而变得灿烂。他赶9:10的飞机，他祝愿我赶上我的飞机，但我没有。

坐机场快线到2号航站楼会有一种来不及的遥远无助之感。不仅因为机场快线总是先抵达3号航站楼然后再慢吞吞地退回到2号航站楼，更因为快线在2号航站楼停靠的位置太低，要往上攀爬不知道三层还是四层，才会到达checkin的那一面。当中还会经过不动了的自动扶梯。伟大的3号航站楼是为了国航和它的高级朋友们的高级而建设出来的。于是航空公司分出了等级，我也终于可以买到2号航站楼起飞的更便宜的机票——如果我赶得上的话。

南航每天只有一班去香港的飞机。我忘记了飞香港还是国际航线，忘记了要提前45分钟而不是30分钟。我跑到柜台的时候已经人去台空，好像半夜，而机场又应该是没有半夜的地方。checkin的柜台如此完整地不受人类干扰地排列在面前，好像某些艺术家会刻意安排的场景。我做出了两三分钟歇斯底里地奔跑的样子，直到彻底明白南航的人都走光了，而余下的人也毫不知情。

我已经不能明白我为什么要紧张地在没有人的柜台间奔跑了，与其说是为了挽救什么，不如说是希望自己至少还在乎什么。但转眼间，又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在乎，如果我要在乎的是自己对自己的名誉，或许已经不能挽回，或许压根无法失去——倒是有一股要在这虚拟环境中表演一回的动机，并看到自己。

两次误机太接近，以至于我无法判断是3月12日还是16日——总之，其中的一次，我找了个地方坐下打开手提电脑，一个老汉用东北口音问我：姑娘，你也是去俄罗斯吧？我摇头，低头。俄罗斯……我还在试图搜索机场的免费无线网络……俄罗斯……我希望我的手提能奇迹般地连上某张廉价的机票……俄罗斯……太慢……太远……莫斯科……没有信号……彼得堡……没有动静……要多穿点……算了，去售票窗口吧！

在机场卖票的窗口一字排开。当我扑向一张8折票之后，才意识到耳畔的叫卖声。窗口里的小姐向每一个经过窗口的人呼喊“要买票么？”“我能帮您么？”以后有一天，在通往月球的火箭票售票处，也会有小姐问“要买票么？”“我能帮您么？”那时候已经便宜了——万事万物都有便宜下来的一天。

3月21日，为了在最后一刻购买相机，我几乎没有搭上回北京的飞机，也就是我没有搭上的那段去程的回程。我相信这是出于香港机场1号航站楼的仁慈。也是我对自己的苛刻的仁慈。当我赶到南航偏僻而娇小的checkin柜台时，工作人员已经在愉快地交谈中准备撤走了。但那位看着电脑的小姐还在看着电脑，而电脑还开着。她让我进去了，甚至帮我托运了行李。甚至没有任何不同的表情。

在A22巴士上，我一直担心自己赶不上了；于是我努力让自己相信一定是赶不上了，为潜在的无法接受的心理做铺垫。去赤腊角的路途我走过不下15次，但从来没有如此缓慢——这个慢性子的、安全的司机，他不知道楼上有人赶不上飞机了，就算我跑下去抱住他的腿，他还是会像任何一个香港司机一样坚持自己。啊，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在香港机场撒娇的大陆女人。于是我决定接受一切而不被指认“又是一个大陆人”。

我预想的绝望是深刻的，我将在9天内第三次误机——从零到三。但是世界没有末日。某个时刻开始，之前与之后，只要时间仍然在行走。我还有钱，这重要。即便我不能回去，我不会被逮捕，这也重要。因此，我无法崩溃。总有下一步，而前一步，我还在和阿克曼说话，我还买了相机，后一步有人问我是否要去俄罗斯，有兜售机票的一字排开的窗口。没完没了的下一刻。不能完结的下一步。下一刻。总有下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