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守着传送带

回到国内就意味着上了一条快车道,也像一条指定路径的传送带。它由父母的期待和社会的“共识”锻铸而成。在他们还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舆论站在他们的爱心那一边,帮助肯定和软化他们一系列的“总归”,“该不该”,“怎么能”,“怎么还不”,“那要什么时候”,“那么当然”等等。上一代就是这样的,下一代怎么会不是。

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时代变迁却不能引起观念在一代人身上的更新。中年以后的顺应时势和价值观的重新考量是两回事。所以父母那一辈人已经注定不会再突然从恶,但也不可能变成外国人,变成年轻人,变成孩子。他们修正看法的方式是在自己的体系里,吸纳一些新鲜的案例和观念,但对于和原先体系根本抵触的部分,他们就会说:“这个不可以的。我们中国人……”云云。

我在地铁里看到两个和妻小在一起的中年男人,似乎是老同事在地铁里偶遇,不十分亲切,面对面坐着讲厂里的事情,询问对方是属于提前退休还是正好轮到退休,说“这个厂如今完全都被败光了”,然后翘着脚摇头。他们的脸色暗黄,皮肤褶皱得厉害,坐得不安实,也没有快乐的话题。他们的老婆之间不打招呼,眼睛半开半闭地歪着。孩子看着对面的风景,心思也不在车厢里。我突然想起所有这一代的许多中年人,他们一无所有地出生在这里,四五十年后,却毫无精神地坐在这座城市的地铁里。他们好像做过许多事情,去过不少地方,但现在这些东西却被夺走了,无影无踪。谁来为这萎靡的中年负责?

更不幸的是,他们的精神同他们经历过繁华和思想解放的上一代完全割断。裱画的吴师傅跟我说,他有一次去一户八旬老人家里为老人裱画。老人家自己藏了好些画,像是宝贝一样,不知道怎么经过文革还保存了下来。老人的儿子看到父亲请人来裱画,就破口大骂:“裱画不要钱吗?这么贵!这种东西要它干什么?”吴师傅说,这种人家他见多了,多半老人一死,东西立马被子女卖光。还有一次我在一家旧货摊看一张长方形的黑色木牌,上面写了一长串的名字。我问中年店主,这个牌子是干什么用的。他说,这个是以前一个大户人家用人的点名牌。我正感叹这样的东西也能被发现并保存下来,他说:“这种东西,你们能理解,我们上一辈人能理解,但就是我们不理解”。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一代人吗?他们不理解儿女,就像他们如此强烈地质询过自己的父辈。他们像是历史上的死结,滞留在那里,往前往后都不由自己。他们承载了中国战后几十年落后的事实,将它转化为自己生命价值的缥缈。他们不能向上帝要,也不能向时间要,也很难向自己要。他们试图抓住的东西都滑走了,除了儿女。时代再变迁,再翻转,再颠覆,他们除了对于子女的尊严和疼爱,依然一无所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得呆在传送带上。

张看

我们在大门口逡巡。透过一条缝可以望见绿色的电梯,电梯门开着,里面站着一个穿黑大衣的中年女人。

一个老头终于要开门进去。“你们要看什么?已经没东西可以看了。别人住在里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他说着就开了大门,说着我们就钻了进去。他一定已经和很多这样在门口逡巡的人讲过这个话了,怎么就是没人听呢。

公寓的大堂不很宽敞。我们躲着电梯,爬向左边的楼梯。电梯门关了,黑衣女人和老头上去了。这个六层的公寓,楼梯不很宽敞却好转弯,爬得有点喘气。你说,她以前一定在这楼梯上走过吧?瘦瘦地轻轻地上楼,是迅速地,急切地,堵了气地,还是得意的呢?手里拿着杂志么?提着给姑姑买的臭豆腐么?或者,她只是贪图坐电梯吧,开电梯的人老给她送牛奶和报纸吧?

一个楼梯只有两户人家,想必里面一定是大房子。走到半层楼的时候,能看到走廊边上的阳台。但那一定不是她斜依着听电车的地方。她的阳台应该是朝着赫德路的,就像我们在公寓底下看到的那样,白色的那么一勾,窄窄长长。而现在,那阳台对着一片拆空的工地,身后则是一座玻璃巨楼,紧贴着长起。

我们爬到三楼的时候,电梯也刚到三楼。老头和黑衣女人说着水电费的事情,就出来了。那60号房间,在最最上头,缩小的阳台,高高的房顶,人家的25岁,我的25岁。黑色的大门紧锁,门外是一个低着头的红色水喉。

电梯里的黑衣女人见到我们便笑了。“什么都没看到吧?这个房子解放后分配给老干部了,后来么当然自己产权买下来。现在这户人家已经到美国去了,房子空关着呢,不能进去了。”她反复摩挲着手里那只暖杯,眼神温和,皮肤白皙,长发披肩。那么端庄的女人,捧着暖杯开电梯。

出了电梯,我跑到红色木头的信箱那儿,指着最底层中间的一个信格说:“看呀,就是这个,60号。”用手指一点,薄灰上露出一个指印。女人也从电梯里走出来,站在楼梯上看着我们:“还有51号,她也住过的。”

她在51号住了两年,伦敦大学的梦因为战乱破灭后,她就去了香港,港大没读完,又回来了这里,改住到顶楼的60号,那是1942年,一呆又是五年,是她留给这座城市,也是这座城市留给她的最后的五年。

“51号那间房间里面住的老太已经90岁了,是个医生。他们家当初也是用金条把这个房子顶下来的。她先生说过,这幢公寓以前叫爱丁顿公寓,意大利人设计的。外面的纪念牌都写错了。”是呢,Eddington House,叫“爱林顿”是差了点。

“很多人来看,香港的,台湾的。但是没办法进去啊。人家90岁的老太太也吃不消的。里面是什么样子啊?实用面积160平米,两室一厅,两个卫生间。”她说不管里面住过什么人,这幢房子是优秀建筑,不会拆的。果然,周围都光秃秃了。只剩了现在叫常德路的赫德路边的梧桐树,还光着树干陪着公寓撑起一块最后相称的背景。

一个一脸倦容的上海媳妇进门来。黑衣女人又退回了电梯。那媳妇朝她嘀咕了一下,她笑着回答:“张迷呀。”这三个字刚飘出来,电梯门就合拢了。我们还来不及反馈,人家早就上去了。

照片引自Travellerseyes, 上海市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1936年竣工)。60号房间应该是左上角那个小阳台的位置。张爱玲在这里写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宜家归来

心情纷乱。虽说是简约的风格,且购物氛围里并没有麦当劳式的嚣张(ivan今天中午以前还认为宜家来自芬兰),但充裕选择所带来的新鲜感却不能维持很久。我很快就被一排排的沙发,床垫,书橱,模拟的客厅,卧室,餐厅,堆积如山的起子,盘子和塑料餐盒,以及新上市的抽象派装饰画给呛得游不上岸了。

按理来说对自己的居住环境稍作调整是能舒缓情绪的。一来,可能是我缺乏一个星期内连续去两次超大型购物场所的承受力。再者,也可能是因为宜家终于只是宜家,无论它的设计如何间或地机灵一下,也只能是被北欧的审美趣味牢牢框住。这个两层楼的大仓库并不是一个鼓励多元生活方式的地方,他们只是在推销他们界定的一种生活。如果说几年前它确实能开启心智,那么今天它还是单调了。这笔生意的成功核心仍然在于它的营销策略,它对人心的把握,对自己特定审美的自信,而且设计者成功地把自己的设计推广到了人人都能承受的水平,给家具的“设计”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本厚度。而背后作为支撑的当然是大批量的生产。

独特的设计和大批量的生产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十万件一模一样的马头雕塑摆放在十万户互不相识的家庭客厅里——这个场景只有上帝和宜家的老板看得到。可是你看,我还是买了不少框架啊架子啊什么的。某天一定会有人在我房间指着某个方向说:啊,这个是宜家的吧!然后我就被断定是某种人了。

图:IKEA2007年的产品图录。不知道第几个储物盒能拯救我生活的无序。

同学不少年

从前年开始,我喜欢上了“同学”这个称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我有限的交往范围内,很少有不是以前或者现在同学的人。后来,这个称号也推广到了其他没有做过同学的朋友身上,因为觉得如果能够用这两个字开头招呼着继续下面的调侃的话,我们多少都有类似一起读过书的经历似的。或者,退一步,我们如果看过同样的几本书或者知道同样的一些好笑事情,那么以前到底有没有坐在一个教室里就不重要了。

再有什么原因的话,我觉得同学这个title既年轻又热烙。以前父母老叫我珍惜同学,因为以后走上社会就没可能碰上那么真心、铁杆又有用的关系了。虽然我至今没有走向社会,反而倒退回了家庭,同学依然是我近乎唯一的“社会关系”。只是,最近的一些事情向我表明,同学可能被我幼稚地浪漫化了。

一个寒冷雨夜我碰了几个并不熟悉的大学男同学的壁。当然他们聚在一起同我没有关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回了上海。但是我偶尔知道了以后就很想看看他们,为此在冷夜里走了二十多分钟。经过这次我明白了,同学只是偶然的产物,背后没有必然的共鸣。同学之间不必然地互相喜爱,尤其是在毕业以后。比较不幸的是,这次是我不被别人喜爱。四年间的一些交往,我回想的时候以为是情意,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偶然地在进了同一个学校同一年的系。我们在校园和教室里的碰到和点头,我们偶尔的玩笑和交谈,原来只是因为一时的“不得不”——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得不。

其中的一个男生要结婚了,这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原因,还有另外的几个我同样不熟的女生。我就这样在下雨的屋檐下问他们近况,他们简短地回答,却没有问我情况。我主动告诉他们我的近况,他们不加反应。我和他们原来不熟吗?我完全把自己过去的经历搞错了么?我怎么有一些故事在脑子里,留给了我同他们有亲切关系的印象呢?难道我们从来都没有相近过?

那个要结婚的男生比过往胖了好多。我原本要倾倒出来的祝福,在他的身段和老成的举止面前消融。我不得不在内心总结:男人不可逆的发胖是他体制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他青春期彻底结束的标志。

这场尴尬的不讨好的见面冷却了我试图和许多不相熟的同学的见面。我以为我和所有人都谈得来的想法顿时瓦解。我的同学们都蛮喜欢我的迷梦也彻底清醒。同学其实也只是众多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并不比“同事”更坚韧。把太多“酸的馒头”加在同学里,到后来会被无声地嘲笑的。

我见过一些以往同学聚会的照片,打碎了许多我对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幻想。从照片上看,女生们还没成熟,男生们却已经衰老了。我重新检索自己的记忆,仿佛对他们的长大有我自己的规划,规划来规划去总不会逃离他们小学或者中学时候的性情模样。而人的长大总是超乎想象。同学聚会的意味不外乎被shock,以及 shock之余对自己的重新认识。以前啊以前,如果你不是那时的你,我也不是那时的我了,再去抓那玩意难道不扫兴么?

一些生机已经死掉了。听说,我热爱和景仰的校报前主编现在成了STV里一心向上的阿谀角色,而且大腹便便。三十岁不到,有些东西已经烂掉了。可是ivan在韩国碰到的那个50好几的德国男人,年轻时候也学运过晃荡过了,现在做了公司高层,怎么还活得那么新鲜?

我用“同学”这个词的时候,假想着还有一些疑惑需要讨论——其实,对一些同学来说,大多数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这是过去了两年么?

我也要继续走。

照片:大学毕业前的行为艺术。photo by Honda, 2004-06-18.

不如咽下去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一篇作文里写道,每天去上学的短短几百米的路上,总要留心地上的痰,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变好。十几年后,上海依旧是一座需要时刻堤防别人口腔子弹的城市。

ivan每次走在路上听到有清理嗓门的声音就要四下勘查,判断下一颗子弹会从哪里发射出来,这需要非常迅捷的灵敏的反应,也需要一点运气。有一次,子弹在他身边移动着的车窗里射出,勉强擦过了他的头顶。

清理嗓门在我们的文化中大概是有深远而丰富的含义的。表示权威,表示思考,表示即将表达意见,表示不满等等。人人都有清理嗓门的权力,更有产生口腔物质的权力。尤其在这个人们不惜费劲地购买外地牌照来添置私家车的城市,汽车尾气带来的口腔不爽更是天经地义。

但为什么一定要以喷射的形式大力弹出口腔呢?这才是叫人纳闷的事情。可能是对自由的一种行使吧,在这个每个人能控制的事情很有限的时代。这个效果大概可以相当于喊一声“呸”,或者“他妈的”。我猜测总有一些情绪在里面的。虽然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习惯,支撑在后面的是长久以来对于公共领域的不 care。如此,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的区别在于吐了痰以后是否会拿鞋子在上面蹭两下。

很想知道古人是怎么处理吐痰这件事情的。不说古人吧,就在我小时候,上海的垃圾箱有一种特殊的结构,一边是放置垃圾的,另一边连接着一个踩踏机关,踩下去就可以打开一个痰盂。其实这种公共痰盂的外观很让人难以接受,而且痰还会扩散到铁皮外壳周围。但是当时确实有人特意踩下踏板,把痰吐到公共痰盂里面去的。很快这种机关就不见了。当时没有纸巾这种玩意,幼儿园老师提倡小孩把痰和鼻涕之类都处理到手绢里然后包起来。但是包起来以后藏在身上还是一件大人不太会接受的事情吧。

对于不要在公共场所吐痰这件事情,上海一直在宣传,宣传了几十年总是有的了。 以前说,随地吐痰会传播肺结核。后来我像长辈求证,得知只有患了肺结核病的人的痰,蒸发以后才可能传播结核病。即便这件事情和健康的关系不那么大,怎么劝服人们不去随地吐痰呢?

事情总是在进展。Shanghai Daily前天的一篇报道说,最近一次对上海随机抽取的70个公共场所的调查显示,每30分钟的吐痰次数已经从原来的164次,下降到了46次——也就是说从平均每分钟有五六口痰被随地吐出,下降到了每分钟一口多。情况维持不变的是司机,尤其是出租车司机的随意吐痰量。

有鉴于此,健康推广部门决定向45000位出租车司机颁发口袋,用来装盛司机自己和乘客的痰,就像飞机上有纸袋装盛呕吐物一样。揣测起来,如果行进中的司机愿意把痰留到下一个路口的红灯处,取出纸袋并清理嗓门的话,那么像ivan所经历的那种惊现事件就会减少很多吧。那么路人甲,自行车上的乙,公交车司机丙等,是不是也应该人手一个纸袋呢?

这件事情的解决难度恐怕巴黎的狗屎有的一拼。当然,很难指望随地吐人痰的会去擦狗屎吧。

插图:老上海香烟牌上一位吐痰的美女。文字:“谁会爱上这样的宝贝上海?”

那时香港


从抽屉里翻出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装了一堆2003年初我在香港探亲时收集起来的零碎玩意。有意思。我当时做了些什么?看到了什么?又认为什么是香港的,什么是值得留存的呢?

一张上海航空从上海飞深圳的机票。2003年1月16日。我从深圳机场坐大巴到华联大厦,路上还有边防警察上来检查各位的通行证,因为这是“边境”。从华联碰到传说中说你掉了钱的骗子,没有相信。我特意挥手叫了路上行驶的出租车,还和东北司机拉家常,结果还是被吭。现在深圳的司机从东北帮转为湖南帮,边防证这样的东西也应该不用了。

一张奶奶的身份证复印照。那时候还不是智能身份证。我需要奶奶的身份证来证明奶奶是父亲的母亲,这样我作为父亲的女儿才能去“探亲”。没有“自由行”的年代,彼香港不是此香港。

堂弟堂妹的两张小照片。那时候堂弟没有现在那么娇纵,堂妹也没有现在这么懂事。但奶奶真的为他们老了。也为很多其他的人和事情。

在艺术中心的中国美术文物书刊专门店购买的明信片:Parnorama of Hong Kong。四张明信片连成一体,是上世纪初,或者上上世纪末的港岛。被点出的地点和标志性建筑有:Wanchai, Butterfield & Swire’s Office, Hong Kong Telephone Office, Millitary Hospital, Hong Kong Club, Queen’s Building, St. George’s Building, Blake Pier, King’s Building, Hotel Mansions, Douglas Buildings, Central Market和Harber Master’s Office。想必我亲爱的香港同学也未必对每个名字点头说:哦,想起来了。当时正对老上海的一些事情着迷的我,花了15元买了这张明信片,是怀了怎样的心态呢?

商务印书馆(将军澳地铁站分馆)的一张收据,上面写了我购买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以及唐诗三百首,一共134元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堂弟堂妹。惊人的是我给了1000元的现金,还有就是他们管Cash Memo叫“现沽单”。现在叫什么?怎么没有印象……

Episode Jessica Studio Colour Eighteen Paradiso的卡片。应该是在置地广场皇后大道附近的一家专卖店,由姑妈带领参观后,拿来收藏的。那家在地下的店现在还在老地方,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不是依然摇晃着中年贵妇的身影,或许是减少了外国人,多了大陆贵妇也不一定。反正过去的两年多,我真一次都没有下去那个地窖过。当初参观的时候就觉得,这些衣服卖给这些中老年人有点浪费。顺带想起参观置地广场的时候,姑妈指着中心高起的咖啡屋说:很多明星在这里喝咖啡。又指着旁边的喷水池说:有人从上面掉下来自杀。

Cafe Deco的卡片,山顶的一间西餐馆。靠窗的位置是被挤满的。第一次亲眼看到一团火在冰糖上燃烧的黄色甜点,像炖蛋。表哥说:很厉害吧!我为此鼓掌。当时拿了这张卡片是想:以后还会来?当然没有。杜莎夫人腊像馆门票,令人咋舌的门票价格。都是为了我这个被认为有欲望参观的无知的游客。

“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原则吗?”黄色的小册子。晚上我和爷爷奶奶等一大家子从“黄金海岸”晒太阳回来,在公车上一个交流自如的年轻人给我这本本子。他是在同我交流自如之后才突然拿出这本子的。原来如此。我心想。

2002年香港通用邮票,剩下两张。以及三张抽象画的卡片,分别用色块描写了香港的夜市,维港和兰桂坊。那时觉得这一切都是风景,也是无关的浮云,但有用的在于其象征意义,可以寄给同学表示我来了香港,又不落照片的俗套——好像照片里的香港太叫人熟悉,熟悉得没有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自感受到的价值。回去了,他们问:那么香港如何?我笑笑。

最后是半张撕下的蓝色笔记纸。一面是两个香港女孩的名字,他们是我在浸会闲逛时候对我异常新鲜和热情的学生,也是学新闻的,还带我去学校的书店,又在书店里同我合影。大概那个时候,还真的不多大陆的学生和年轻人吧。可是过去两年,我没有再遇见像他们那样对陌生的大陆人如此有热情的香港学生。可是,我有她们所有的联系方式,却没有联系过她们。

纸的另一面有一个叫刘汉良的人留下了他的电话。他是中文大学管理校园规划和建设的员工。我独自在中大参观的时候,因为放假几乎见不到人的校园里,在新亚的巴士总站随便抓来他给我拍照。他却主动带领我参观学校,并且指着这里那里说要再造什么弄什么。其实,我还是没有对中大留下什么可以称得上深刻的印象。

2003年的香港,谁猜到后面SARS的发展,谁猜到七一大游行,谁猜到我还会想再去中大读书,看奶奶老去,慢慢失掉记忆,看露天电影,写什么blog的论文,又被那里悄悄改变呢?

Photo by Rhyme, Vivian and Amy at Humanities Building, CUHK, Hong Kong,2004-9-28.

昨夜伤城

伤城影片刚开始,Ivan警告我:请不要说“这里这里、那里那里”的话。

五分钟后,我还是忍不住说:金城武沿着兰桂坊往下追凶的那一路,于我都是熟悉的。我实在不能指认具体的街道名称,但那上坡下坡,街边的房屋脚手架,红色的出租车,圣诞老人,还有交错着的高架路的俯瞰,含糊中确实构建起了我对一座城市的记忆。我曾试图介入,但又不得。

我离开的时候,伤城的海报还在香港所有地铁里张贴着。12月,我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去对这座只能适度亲近的城市进行最后的情感构建。一方面,我是被他拒绝了,另一方面,我也把他拒绝了。教我不能坦然的是什么呢?教我不够真心的又是什么?我在离开他的一个星期之后,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看他看得那么真切,又是在要什么?

这种让人想融入又害怕的对象,香港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想发展同他发展关系,我探出头去,伸出手去,睁开眼睛,也努力吸气。但是我没有跨进去。你怎么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你怎么知道进去之后还能出来?出来之后你还是你么?这种猥琐的心态,可以解读为一个被思想包袱压迫得沉重的个体对实践的胆怯。

一个星期后,我还在香港。寒冬中的上海,冷得真切,却鲜活得过度。而香港却渐渐提炼了出来,有一种要开始被言说的端倪。这是我能够预见的,就像董桥从不在伦敦说伦敦,偏要回了香港才说伦敦一样。我或可被指责为在一个地方却不珍惜一个地方,待到走了才发掘出了感情,这确实是我的矛盾。我总有一种抑制不了的“想逃”——两年的香港学习如是,两个月的北京实习抑如是。然而除了上海,不再有城市如这两座般令我难忘。而每次,我都走得仓惶。

火车从红勘到大学的一路,我因奶奶在挂电话前一瞬间的哽咽而泪流不止。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我想:患了老年性痴呆症的她,不知道下次再见还能否再认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