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神奇之名的现实主义

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新近引入的西班牙儿童剧《神奇的纸莎草》只有两位演员、两根支架、两只破箱子和几张大纸,却能把最容易回避的“人生苦乐”向儿童打开。剧的开始,两位毫无出处的穷苦人极不情愿地在路边休憩时相遇。跟某些浪漫的相遇一样,他们对彼此毫不介意,因为这一男一女仿佛被一路逃遁下来的劳累打击得精疲力竭,只想瞌睡。这是哪里来的劳累呢?即便是可笑的夸张的动作也不能掩盖背后隐约的、难言的不幸。这劳累如何转换成能量,这睡意如何生发出神奇?当他们从数不清的工装裤口袋里魔术般拉扯出纸莎草做成的纸,令这强韧的纸幻化出面具时,他们已经出离了悲苦,变成了可以彼此娱乐、也娱乐他人的角色。这纸挂在两根晾晒架的绳子间,简简单单地就是屋檐遮挡风雪、抵抗严寒,垂下就是围挡,开孔就是窗户,张望出雨雪后的明媚。甚至,太阳也很容易剪出来,晾晒起来,一直照耀。我们就跟着他们用最古老(老到古埃及)却聪明的方法在偶尔停留的这个不明的某处,安顿和开展生活,他们享受到了能播种出鸡鸭、花朵和粮食的草籽的眷顾,人们为之欣慰。然而儿童剧不是童话剧就在于纸莎草最神奇的不是它作为纸的实用,而是作为画布的表达和讲述。

当这对男女在黑色的纸莎草上开始画画时,我们终于开始了解他们的身世和关心他们的境遇。他们在抵达这个某处之前,一位曾是毒日下的奶牛女工,另一位则是码头上的搬运苦力,这巨大的画布在他们身体的舞动下,以宽荧幕版的广阔视角出现,没有人能不被这发乎情的讲述所吸引——这没有文字的人生讲述。纸莎草这来自热带、发明于古埃及的老媒体,从旅游纪念品回到普通人手中,被用来讲述两个仿佛可以是任何年代(而且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底层人的故事。(这一遗失千年的技术,在这个戏里找到了被重新发明出来的现实价值。)此时的灯光变得逐渐炙热,纸莎草仿佛就要被这故事的表达所点燃。想入非非的成年人大可以联想到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所属的整个南欧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崩溃的局面,以及在这样的形势下遭受最多灾难的底层人民。而在儿童的心里,最后从箱子里慢慢吹起的那个白白的纸莎草球,在黑暗中从内发出温暖的黄光,好像是家庭的、孩童的不灭的希冀。

因为有了前面的铺陈和亲切的交流,这发光的白球的希冀远非幼稚儿童的天真的幻想——因为它没有回避疲倦、困顿和悲伤,虽然它推出的是滑稽、玩笑和温存——它令各个年龄的孩子(乃至未必脱离孩子的天真的成年人)都能找到体会“实情”的切入口。这出戏从2005年获得大奖之后开始,至今已经上演了10年,这个四人小剧团(两位演员、一位导演、一位技术)才得以将这给孩子的一个小时雕琢得如此朴素而精美。它引发我们重新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带有现实主义感觉的戏剧/喜剧?我们如何不令儿童迅速滑入(乃至永远都不要滑入)成人的圈套,成为被消费和利用的对象,而成为新生的、走出这困顿的希望?

只有在这样的儿童剧结束后,走出剧场的心情才是舒畅的。

奇迹

初三升高一的暑假参加附中直升班的课程,其中一项是计算机。除了认识了软绵绵的三寸盘,我们还看了一个国外关于互联网的影片(算科教片吗?),在诉说了互联网一大堆的好处后,片尾抱怨互联网World Wide Web其实是World Wide Waite。

十五年后,我还是在等待。最近是等待VPN升级,等待连续几次的链接失败后,从洛杉矶转到日本转到香港或意大利。我还在坚持用gmail,因为,它虽然需要等待,但那些不需要等待的邮箱又过于愚蠢。

而当我去香港、台湾或印度,终于不需要等待的时候,我躲在旅馆里拼命地查写邮件,而不是走出去见见南方温暖的阳光。渐渐地我的记忆里充满了在一座座温暖的城市中的旅馆里上网的情境。在某种程度上,我双重地去了我想去的地方,但也被阻挠着投入其中。想必那喜爱不被阻挠地上网的人也是如我这样的愚蠢的。

情感

我几乎记得每次的离开。飞机总是在深夜。街道散发着转为温存的余热,对面的车辆开着热烈、晃眼的大灯。高架的水泥梁柱下有人躺着——那是德里。而在科钦,就是施工中的地铁。科钦的行人很稀少,晃荡不定而游走街头的人也几乎没有。只有一次,在科钦堡海边主街的路边廊下,看到一位安睡路灯下的人,他睡得太安然而寂寞,就像在自己的房间。但在德里,他们有很多,甚至彻夜不眠地坐在那里,时间变成操练,如同我在2011年夏天抵达的那个深夜被刺激到的景象。在印度,我感到自己有很深的感情和责任,不论他们是否在对我诉说,我钟情于倾听,并积极地去习惯他们的口音。

距离去年夏天班加罗尔的六月八个月之久,我有点机械僵化的部分,重新被抚摸和润滑。起初我又跟不上了他们的语言节奏,但慢慢习惯,调回那个频率。我是谁呢?我凝视着街对面向我在三楼的房间迎面扑来的大树,五个被它庇护的夜晚,我睡得清浅而香沉,我因为超载而劳损的记忆和身体中的污垢被慢慢清理,如被酒精小心清理的键盘——被过度敲击而破损的表面。我摆脱了自己的出身,就像乌鸦在这棵树上栖息,摆脱了自己的黑暗。

是这种被爱的感觉,让我想一次次地沉浸在这里,回到这里。

与许宝强老师交谈的一些笔记

马国明的曙光书店(湾仔,现已不存)是我们一代人了解文化研究的启蒙之地,我们叫他马老板。他是最早提出本土概念的人。可惜我们没有承继他的本土,这个空隙被陈云占了。马国明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比我大5、6岁,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他一生都在香港,没有留学,但我们靠他了解最近值得阅读的国外新书,只有他有这样的眼光。他最重要的一本书是《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马文辉的思想也没有被继承,也是隔断的,但马文辉的影响局限在小圈子里,不像马国明那么大。

马国明把本土主义概括成“与自己被压迫的祖先相认”,这样本土主义就和民粹区别开来,而同阶级建立了更强的联系。经过占中运动,陈云的思想明显被进一步地边缘化(他们已经退出旺角),而年轻一代或许有可能通过这个运动把思想上的工作给弥补上,也就是呼应马国明的本土思想。但是本土这个词是否要继续发展和使用?我一直对此有怀疑。所以提出阶级分析。

我対我孩子和年轻一代香港学生在这次运动中的行为感到无法理解,是因为他们平常虽然是好学生,但我讲了十年的政改,他们都不太听进,平常的爱好和生活方式也很普通乃至闭塞,回家就是对着电脑。但这次运动中,默默的女生都在面临在旺角被黑帮性侵,被警察殴打喷胡椒(不是很小的概率,是很大的概率)而一次次在放学后去旺角、去中环;毕业生也是周一到周五保持2-3天下班去旺角,周末两天全住在街上,这样维持几个星期,非常辛苦。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必须去。问他们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他们思路非常清晰。我是対他们被如此政治动员起来感到吃惊,无法理解。

PSA

对于青年策展人计划最不可思议的是会有一、二、三名,而对于这样公布结果大家是兴奋的而不觉得怪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单凭一段策展方案就可以一二三,这对我来说都无法信服,无怪乎落选者或旁观者都觉得可疑。这给我小时候作文竞赛的错觉。我是个平日作文经常被老师念出来的好学生,但一参加作文竞赛就必败。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次的确不会是作文。而且的确不是作文。是行动指南。是看的人从这当中看出了某种疑似运动的方向,因为根本还没有真的运动,或只是个先兆。但这兆头必得是要害。而越难的,可能越是真的要害。定海桥之难,可以预见的自始至终的难,是奋笔疾书的爽快必然要被现实撕裂的难,是时时刻刻被自己和别人善意地误会,被机制和观众愉快地拥抱的难,是随时准备离散的团队,是每一个问题的提出和访问中对方回弹过来的言语——在考验的不是这个概念那个概念、这个事实那个事实,而是自己到底有多反动。尤其是,整个事情的无中生有和得以实现,都因一个反动空间提供了资金而起,项目的出生就太卑贱。唯一能够(哪怕短暂地)挑战自己的反动的,就是用定海桥来戳穿自己。把自己的内心批驳得越痛,PSA就越不能奈我何。

阿姨帮帮忙

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次打预防针,小小君并没有流露出特别的恐慌。打针的那位阿姨还没来,我们就跟隔壁两位聊聊。外婆最起劲的是让小小操练自己新学会的话,这是最令人自豪的也是几乎唯一的技能(小小的身体技能表现并不突出)。“阿姨帮帮忙”是最新的一句,昨天用在早教班的阿姨身上,阿姨就给他脱鞋子;今天用在疫苗接种站的护士身上,护士就笑翻了。当然最后少不了在肉鼓鼓的右胳膊上打上五联的最后一针,但护士阿姨编了一个“把虫子捉出来哦”的典故,听起来着实更吓人……

奔月

中秋月圆之夜,小小已经认识了月亮。他现在会找,指出,并在月亮躲掉的时候表示找不到,说“没”。月亮该有多明显才会成为那么早被意识到的存在,即便在这个很难黑暗下来的城市天空。

据说我21个月的时候去广州,上火车时发高烧但还是被塞在座位后面运走。下火车时姑妈来接,我指着天上说The Moon,也表示烧已退。大概是我最早的一个英文单词,妈妈很自豪才会一直记得。但放在现在,如果小小在一个旅行计划开始的时候突然发烧,我会硬是带上他走吗?计划变得可以更改,如同Jasmine那年春节被哥哥嫂子带来上海几天发烧就立刻飞回香港去那样紧张。而三十一年前,孩子可以是家庭计划中的一件行李。

现在小小18个月半,成长得好快,似乎之后的事情已经来不及安排。可我又很想把他当做一件行李,带着可以就走,去哪里都会开心,也可以自我治愈。可是想到他会渐渐从对我的感情中走出,走向与他人的情感和交流,我就不能不顾及他的感受。更何况他如果有什么弱点,也多半可以在我的童年记忆和心理中找到呼应。大致来讲,还是要从对不愉快的直接克服中找到生命的趣味。

安身立命的空間

藝術家對空間的佔有欲具有代表性。跟普通人一樣,他們擔心作品被侵犯。甚至,不是被侵犯的可能令他們恐慌,而是跟其他作品離得太近都令他們緊張。所以起初認為800平米的展廳太大以至於需要撇去一部份還給霸權的美術館的小船,也在看到平面圖后焦急地和小慢交換位置。因為,雖然他們都得到了想要的角落位置,但是小船發現自己需要更寬敞的角落。角落和角落是不同的,因為鄰居不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選擇自己的鄰居,包括以色列這樣年輕的國家。鄰居是宿命。但藝術家卻可以在展廳中選擇鄰居。霸道的策展人應成為美術館的霸權的化身,規定藝術家作品的位置,不准更改。但是,如作品位置這樣的事情,真的很原則性嗎?展廳中的作品位置是這裡或者那裡,正因為可以調整,所以微不足道。而鄰居的不能選擇,正因為宿命,所以真實而強大。

车迷

已经有几个小男孩向我展示过车迷是怎样的,主要是每天会有一辆新车,自己家里放了几百部,又在外婆放一百部,到哪里手里都必须有一部车。最后一项小小基本可以做到,但他的着迷更在于対车的简单反复,就是那样用一两根手指推推的事情,他要细致捉摸半天,好像有什么大道理。但这表面上的简单反复已经足够让妈妈担心,是不是有进入拜物教的潜力。

外公从北欧旅游回来,在瑞典买了一辆大众,还是嬉皮风格,很大的轮盘撑起整个公交车,外面是彩绘的和平标语。外婆说,小小午睡到一半会突然醒过来,把这辆车从远处拿到身边,再继续睡。新学期早教班换到了二楼的一间新教室,他的注意力就无情地被墙上的乐高车给吸引了。加上乐高又是前一个周末爸爸买来的家庭新宠。依旧是有车子的乐高……

【补记:明日开始不用纸尿布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