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岛纪行:玛丽亚的小屋

引子:我在伊斯坦堡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大套房里蜷缩了好几天,照例靠偷隔壁的无线网络为生,一边对论文进行缺乏投入的修改,一边竭力阻止“嘟嘟”(房主feza领养来的京叭)添我的脚踝。如果不是奥斯曼新皇宫的过度装饰令人头皮发麻,如果不是在那儿碰到的韩国男孩有一段从伊拉克战场归来的离奇经历,如果不是有这段里奇经历的他竭力在地图上对我赞赏他刚刚到过的以弗所(Ephesus)废墟,我可能真的就把土耳其终结在这套房子里了(多没出息)。看着他从中东,爱尔兰,希腊,和土耳其晒来的暗色肌肤,我决定离开这种腐朽生活,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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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番犹豫的讨价还价之后,我跟着Kusadaci(意思是鸟岛)那个家庭旅馆老板的破车上路了。说起这个家庭旅馆也是我从长途汽车站叫的出租车司机Erhan(后来我跟他混得好熟)的建议。本来我是想去一间几步之遥的青年旅馆,不过看起来青年旅馆的地势不够高,海景未必能抵上我的“标房”(只是没有他说的电视机)。进门的时候,老板家瘦瘦的小女儿刚刚睡醒,一眼惺忪地看着地面发呆。

起初我对老板开车送我去以弗所的价格不甚满意,因为他也诚实地指着不远处告诉我,从那儿搭乘公车来回也只要6块钱。开了一段,他停下车来跟一个街边做生意的男人聊了起来。那个男人用比较顺畅的英文对我说:“你看,我是他的邻居,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我想50块(新里拉和美元差不多贵)是合理的。如果你自己去,有的地方公车是开不上去的。” 我就是这样也没有额外理由地相信并且答应了,顺便又砍了5块。

老板的车子没有空调,速度倒是很快,一路无话,但我几乎要被车风吹得面瘫。在一阵公路疾驰之后,我们的车绕着一条山道往圣母玛丽亚最后居住的小屋爬去。那里的地貌有种远古年代留下的苍凉感,植被长得不够景气,虽然颜色是很正的绿,却毫不茂盛,大约和泥土有关。通常文明发达的太早,留给后世的物质养分就会很淡薄。

我在路上滑稽地想,自己还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圣母故居”,就像我不会去想“观音故居”或者“女娲故居”一样。但西方人对圣母的态度是认真的,考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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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标志牌上写道: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绞死之前拜托门徒约翰照顾他的母亲。耶稣死后,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遭受迫害,而约翰很有可能带着玛丽亚来到了他传教的领地:小亚细亚。

至于如何确定这个地方,标志牌上举出了两个证明:一个是在不远处以弗所的圣约翰墓,再一个就是那里发现的世界上第一座圣母教堂(Basilica)。而在基督教早期,人们只在圣人曾经居住或停留过的地方造纪念他的教堂。另外,以弗所早期基督徒的后代至今口头流传着圣母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传说,并在8月15日举行朝觐。

最后决定性的证据是一本19世纪出版的书籍,里面记录了一位德国嬷嬷说她看到了以弗所的山和玛丽亚住过的小屋(她一辈子没有离开德国,所以被认为是某种神的启示)。经过两次考察,人们终于找到了完全符合她描述的这个山头。这样一说,听起来真是言之凿凿。无怪乎此文的落款是:“如需了解更多资料,请查询美国以弗所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Ephesus),下面是俄亥俄州某个基金会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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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玛丽亚小屋是在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间的原址上修建的小教堂,大小只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小山洞。一位一袭黑袍的修士正对着玛丽亚的塑像,安坐在房间的入口。这里有蜡烛,还有刻在墙上的圣经摘录。这一切都是试图叫人追溯一个拥有最伟大儿子的处女,在这里度过的值得骄傲却十分简陋的晚年。二十平米的山洞外面是翠绿的树木,人们沿着石阶往下走,去品尝一口圣泉,最后把白色的飘带(大多疑似纸巾)系在墙上。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夏日消暑的好地方。

当然,进去膜拜瞻仰忏悔的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者美国人,出于维护目的说要收门票(8里拉!)的是土耳其人。他们对自己土地上属于别种文明和信仰的遗迹都看得很清楚:保存和旅游。而类似自豪和光荣这样的伟大情感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奥斯曼。待我从玛丽娅的小屋出来的时候,老板正和其他司机聊得开心呢。

Photos: 1) Landscape around the hill of Ephesus; 2) The Chapel of the last home of the Blessed Virgin; 3) A statue of Virgin Marie. Photos by Rhyme, 2006-07-28, Ephesus, Turkey.

Alpspitze:2000 – 2628(四)

变换队形是持续前进的方法之一。我想起很多之前的集体旅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行进中化成一个角色,像戏剧中的角色那样,具备鲜亮的、特定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旅行结束之后就融化到社会里消失不见,如同戏剧落幕之后,情节和情绪都被散场的人群带走,演员则走到了剧场外的马路上。

Atelier是上山时候主要的领队人,ivan则殿后压阵。有时候我走在Joanna前面,有时候Joanna走在我前面。我们忍不住要说很多话,“这块石头当心”“可以从这里走”“来得及来得及”“快了快了”之类的。快到山顶的时候,Atelier把第一个登顶的殊荣让给了我。幸好山顶留了一点点残雪,给我们的登顶增加了悲壮的气氛。Atelier取出相机,我们横拍竖拍,在标志顶峰的十字架边用各种姿态在数码屏幕上显示自己形象。Joanna总说“随便给我揿一张。”但张张都神采飞扬。我们能看到远处的其他峰,在云雾稍微散开的空隙。

我们在山顶休息折腾了半天,直到身体逐渐冷却。别的登山者到了顶峰,叫ivan“随便给他揿一张”就下去了;或者环视一圈就下去了,丝毫没有留恋。小山鹰,或者是隼,在石头上盘旋,停下。他们好像只在山顶活动,因为路上并没有见到过。天空是那样苍茫,我们是那样劳累,但他们却如此灵巧,灵巧而且平和。我们的兴奋就更显得大惊小怪。他们飞一圈回来,看我们还在原地,眷恋着登高的兴致,不知做什么感想。

下山的路是漫长的。主要队形是由ivan领队,我跟在ivan后面,atelier殿后。主要方法是臀降。有一张照片是ivan回头拍我和Joanna,一个穿蓝色外套,一个穿大红外套,动作就像两个美少女战士,又像机器人。其实我们是很小心。我之所以要走在Joanna前面因为路是如此不明显,ivan又总是离开我们有一点距离,我希望自己能给Joanna留下脚步的指引,通过这样来增强我的责任感和勇气。

我们顺着山脊下山,除了那条山脊,周围应该是万丈悬崖。有的地方大概只有半米宽,好在浮云都在山脊边上,掩盖了深渊的形象。下山的道路特别无常,比上山的路更没规律。ivan总是走在很前面,因为他必须找到下一个红点。“看到了”,他会喊。

有一次我们要绕过一块悬崖边的大石头,那里安装了一根铁索。我们就要慢慢地拉着铁索挪动。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臂是否发挥了作用,自己的脚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分配到了哪里,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放在平常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好的是,没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渐渐地,那些很让人怀疑的路都过去了,有时候是很艰难的一跃,有时候是垂直窄小的下降。屁股上的肉从来没有发挥过那么重要的作用,挣扎着,所有该有力的地方就都有力了,而石头都变得熟悉了。那一套在山上行进的规则就越来越清晰,虽然救命的红点还是若有若现。

我们回到草地的时候,太阳正斜斜地射来。我们对于在太阳下山以前回到预定的半山旅馆颇有信心,事实上这件事情后来也一波三折。我们不仅没有下降到我们预定的旅馆,而且因为怕天黑出事,去路都被封锁了。当我们手拉手摸向一间陌生的旅馆的时候,一块黑夜中的平地看上去都是莫大的奢侈。我们不知道下山路上的那个德国小孩怎样孤身不带手电筒地下到漆黑的森林里,也不知道那对美国青年是否能顺利在山上搭帐篷过夜,但是我们四个人真的坐在那个旅馆的餐厅里举酒碰杯了。

ivan说“其实我找不到红点的时候真的很担心。”atelier说“在乱世堆的时候一度确实很害怕。”Joanna说“我真是冤枉。来爬这座山纯粹是被骗了。”我说“我们都以为atelier知道凶险,原来根本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atelier总结说“我们都很强。”

通往宿舍的走廊里有不少烘烤着的登山鞋和大袜子。男女老少自如地穿行期间。这一切都如此平常,好像周末公园散心归来晒晒衣服。没有人有剧烈的兴奋感,餐厅里谈笑风生的不少人都一脸的度假神情,却可能就是早就从山顶下来了的中老年人。

Alpspitze之后,Atelier曾试图像带我们一样,带他mm和若干男女朋友走走意大利的山,结果第二天一干人全部病倒,他只好端粥送水地伺候着。再有一次,他和德国朋友要再去登山,唯一的一个中国女生说去不了,除他以外的唯一一个中国男生只好半道送她回去。所以,虽然后来atelier登了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甚至印度喜马拉雅的一些山脉,暂时再没别的中国女人跟他同行过。

结结巴巴地絮叨了一个星期,如果你看了觉得无聊和可笑,只能怪我那过了气的得意了。呵呵。(终于完了)

照片:Joanna,我和ivan在山顶。Photo by Atelier, 2005-8-17.

Alpspitze:2000 – 2628(三)

不知道谁被一块遥远的路牌吸引,我们都跟着爬上,也陷入了一片碎石坡。我第一次看到了冰川,很小一片,耷拉在山坡上。我们奋力爬到指路牌边上,一对中年德国夫妇正在他们下山的路上休息。他们打量了一下我们,诚恳地劝我们回去,说我们这样的装备是上不去的,而且会出危险。

我们自知装备不强,但毫不知道和现实要求的差距。我和Ivan穿了前一天在Rotenburg买的登山鞋,但不是专业的,只是能保证防滑而已。我们两个和Joanna都穿着牛仔裤,而Atelier穿了一条短裤,他说登山要穿短裤的,后来他就被刮伤了。但是他的鞋子是一双普通的运动鞋,虽然相对于Joanna的那双夏日款的休闲Nike而言已经很安全了。Joanna一天都在控制重心中攀爬,一边说:“这下要死了。”她不断打滑的Nike和这句“誓死要和死亡抗争”话给我自己的一路增加了很多安全感。

这对好心夫妇的话经过Atelier的翻译和转述之后,传到我们耳朵里就轻薄了许多。要我们在这里放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来爬山的,虽然登顶这样的话没有人说出口过,但也没有人怀疑过。这就是四个人爬山和一个人、两个人爬山的区别。大家对彼此决心的估计都是高的,基于这种估计,就不会有人想耽误整体。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动弹。这个坡度仿佛要60度的碎石坡只能叫人鞋底打滑,跨一步退半步,根本无法上升。我们发现我们偏离了正常的路线,需要向右移动到旁边的路上去才能继续向上。这是我在整个旅途中感到最恐怖的时刻。虽然很难想象这么一直僵持在坡上的人生啊未来啊,但我同样无法想象自己还能移动。ivan能给我技术上的指点,譬如人不要趴下,要站起来,“你看,我就可以站起来”。还有,要习惯脚底的打滑,相信可以在打滑中移动。可是我很难被说服去尝试。有一度,Atelier擅自爬到一块大石头上,发现没有出路,但一只脚找不到了下降的支点。我看到他的腿在发抖,ivan挪过去,用手托住他的后脚跟,他才降落了下来。他后来回忆说这真是他最惊现的时刻。

我能走出困境也是通过ivan帮我托住脚后跟的。这主要是心理上帮助,好像慢慢地才又相信了一些“可以”。而Joanna在这个烂坡上镇静、独立的表现令我十分佩服。我们的脚只是属于我们自己,不属于别人,也无法用别人的脚或者手来替代。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之间只能用语言和表情来联系。人的孤独是真实的,无论谁对自己疏忽了,坠落了,其他的人恐怕只能注视。但是语言中传递的技巧和方法,叮咛和鼓励也是真实的,就算彼此碰不到也无法碰到,你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

果然,我们顺利站回了正途,对于危险性也有了具体认识。Atelier说,根据山的形成原理,碎石坡的出现标志着山顶已经不远了。“但是我们不要着急,慢慢爬。”

再回头去看那对试图劝解我们的德国夫妇,早就不见了。(待续)

照片:Joanna和Atelier站在碎石坡上。Photo by Ivan, 2005-8-17.

Alpspitze:2000 – 2628(二)

我在缆车站挑了一条绿色的方巾,上面印了白色花瓣和嫩黄花蕊的雪绒花。在2000米的高度,方巾的价格居然和山脚,和慕尼黑的市价差不多,这更加增添了我的喜爱。我把它围在脖子上,四个人就上路了。

雪绒花会增加我的勇气么?可是我很快就把脖子给忘了。我对山的预期是土,不是石头。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出来的小孩对山的见识仅限于一两百米的土包。我从没有到过这样的海拔,也不知道山高到一定的程度,材料就会不同。以前地理书上说过什么雪线呀,梯级分布的植被啊,都是说说背背的,完全没有想过真的会面临这样的局面,真的就踩在这样的石头路上向上走,后来是爬。

而且,边上一米就是悬崖。我没有恐高症,但难道山路不应该有石梯和栏杆么?连一点关于安全的暗示都没有么?而周围的德国人都像度假一样,带着小孩活蹦乱跳的,像在郊野公园。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是历险,是运动,还是娱乐,或者完全就是无备而来的出洋相。周围人的行为让我很汗颜,觉得自己目光短浅,胆小如鼠,四肢乏力,在一座普通的、已经被开发了很久的、德国人随便玩玩的山上两腿发抖。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习惯了自己身处的自然环境,虽然心情很不堪,但在嘻嘻哈哈的德国小孩面前还是要有一点青年人的样子。这样慢慢地,步伐好像就可以跨得大一点了。我们在一段平缓的路上走着,走着,看到一块纪念牌。我们叫Atelier凑过去看看上面写了啥。他回来报告说,1968年某个雨天两个登山的人在这里被雷击中身亡。我们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抵达山顶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沿着山脊的绕行,另一条是垂直上升。Atelier介绍说,前者难度较低(也只是相对而言),但时间较长,后者难度较高,需要专门的攀岩设备以及保护装置。说着,来了两个穿牛仔裤T恤衫的中年男人,背了两个小包问我们,哪条路比较近。Atelier把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就走向了垂直的近路。我们再次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我们走得很慢,因为Joanna有过在地质实习时摔下碎石山的经历,而Atelier也在滑雪时和雪一起滑落过,而我呢,从来都没有上去过,自然也没有坠落过,所以更害怕。

走着,走着,走路这件事情变了意味,因为“路”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在城市里,路是白花花的水门汀;在乡村,路是一条黑泥土。那都是有边界的狭长区域。而在Alpspitze,路是石头堆叠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状。这山上本来没有路,爬得人多了就爬出了路来。但是人们并不去改变山的面貌,给路整出一条人们脑中的样子,像黄山的路那样,石阶嵌成了山的一部分。相反,他们要让山自己去告诉每一个后来攀登的人,让人们自己去发现这个关于路的定义。他们只是用油漆在山壁上涂上红点,一个大意,像是高人的点拨,叫你在关键的地方不要走上绝路。他们也在知道你上去有难度的地方建了铁梯子,像公园里冒险者乐园之类的东西,只是真的贴在两千多米悬崖边上。或者给你一个能拉的铁索,借个力,缓解一下情绪。

而神奇的是,一个爬山的人,只要慢慢地爬,继续地爬,就能从各种形状的石头中,从一片混乱中看出“路”来。山路不是什么具体路,只是一种抵达高处的可能。摸摸这块石头,看看那块石头,动一动,就会慢慢知道它的承受力和稳定性,知道你是否可以把身体的重量部分地交给它。(待续)

照片:Joanna总是能够随时在镜头面前展现出她的从容。注意看她身前的救命红点。Photo by Atelier, 2005-8-17。

Alpspitze:2000 – 2628(一)

Atelier一直认为我要担当起写Alpspitze的责任,而且应该尽快把那一整天和一座山峰的斗争写出来。一年半之后,我每次想起那年八月我们四个人在Alpspitz的经历就发现,可以说的越来越少。

少的不是细节。时间没有磨损细节,而是凝练了感触。不是当时的感触,而是现在的。不是攀爬的每一步都值得记住。但我每次回想起的那天温度,心脏的跳动,岩壁上的红点,还有石块摸上去的感觉,乃至我回来后对朋友的激情叙述,都越来越舒展,越来越柔软。像一个受到刺激而抱作一团的刺球逐渐摊平,可以抚摸。

时过境迁并完全松弛之后还把那天抓得那么稳,一定是有某种心态作祟。ivan认为是我自鸣得意。

攀登德国境内第二高峰Alpspitze的决定属于Atelier一个人。我们怀抱着他了解情况的信心上路之前,他给我们用上海方法炒了一个香脆可口的刀豆,给我们准备了美年达来补充体力,送给ivan一件他穿不下的毛衣,并给我背了一件红色外套。行游到瑞士的Joanna特地赶来加入我们。她是一个能狠下心来做事的女孩,枝节问题和一般的困难都不会引起她任何心理反应。既然有了这样的班底,我们上路的时候当然毫无忧愁。

缆车把我们送到了2000米的高度。一时间我有了一种作为游客的愉悦。森林和草地在我们的脚下轻松掠过,我拿了Atelier的高级照相机在拥挤的缆车里拍了几张。一种周末家庭聚会的气氛充实着缆车,摇摇晃晃。

我们知道我们要攀登的虽然不是最高峰,但是最高峰Zugspitze就近在咫尺,而且峰形丑陋,不是我们的峰所可以比拟的。再者,往远处眺望一下奥地利的诸座阿尔卑斯山峰,几乎都比这座德国第一峰要高,可见我们对山峰有超过高度本身的追求。(待续)

搭乘缆车上山的时候,心情爽朗。Photo by Joanna, 2005-8-17。

澳门的伊伦

macaugirl.jpg伊伦的卧房里挂了一幅大油画:清末民初的一户家庭,老爷子和老太太端坐椅上,都是旧式的打扮,身边立了穿西装的儿子和有西洋风情的儿媳,前面是两个歪歪站着的小孩。旧时中国家庭合影的风韵确凿,只是儿媳是一个西方女人,两个小孩是穿了海军服的混血儿。“这是我老公一定要买的。”伊伦说。

我就躺在这间卧房里度过了我在澳门的一夜。做客也好,旅行也罢,如果能有幸在一个地方的早晨中醒来,好像就能更理直气壮地说,“××地方,我是去过的!”当晚在澳门伊伦的卧房里,我们甚至还卧谈。

确切地说,伊伦不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爸爸的朋友。我爸爸是班长,她是同学。这个班级是一个夜校班,名字说起来就是“高级口译班”,那还是1997年,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高口”这样东西的时候的上海。后来伊伦就从妇幼保健医院考到澳门航空,澳门-台北,台北-澳门地飞。

“我总是差一口气。”伊伦考中学的时候,差一口气,没有进市重点的复兴,进了区重点的虹口。考大学的时候,又差了一口气,没有进本科,而是进了二医大的医科大专。谈恋爱的时候,几乎都要和恋爱四年的男友结婚了,但终于差了一口气,决定不能忍受他对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强烈的干涉,提出了分手。对方后来一夜酒醉后迫于“形势”而草草结婚,爱或不爱地日渐中产地生活下去,只是偶尔还要在MSN上称她“老婆”。隔了千山万水的,她也不理会了。

差了那么多口气,伊伦大约也决心争气了。她考上澳门航空来澳门之后,认识了她现在的葡萄牙老公。顺便说一句,伊伦是一个真正的上海女人,她是管自己丈夫叫“老公”的,而且用上海话说起来,前面的“老”字,还含了一个下浮以后上扬的顿错感,很有一个上海老婆对家庭的自豪感。在澳门,还是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听到这样流畅舒心的上海话,难免让人无端产生对于上海人和上海文化放之四海而皆不败的妄想。 结婚到现在已经七八年了。伊伦的老公现在跑到了马来西亚当飞行教练。说起来,他是三十岁才开始学开飞机的,本来稳当的机场工作他不干,要去开飞机。现在居然以当飞行员的教练为业,这非常不符合葡萄牙人普遍懒惰的定律,伊伦对此十分欣慰。

伊伦从小和母亲外婆在山阴路生活,她们相继去世之后,她已经没有什么牵挂,和老公在澳门租的房子,真的成了她的家。这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小到难以相信会有一个欧洲国家千里迢迢地在此殖民那么久的时间,还散布了那么多的葡人和葡国文化。虽然香港只是两个小时的气垫船,但真正的澳门生活并不需要以香港为补充。伊伦现在就是这样生活着。工作不忙,也不需要每天都去。老公几个月回来一次,她自己也澳门、马来西亚、波尔图(她老公的家乡,葡萄牙第二大城市)间歇性地飞。房子虽然是租来的,但每个月只要5000元,却是很大的公寓,完全不是香港所能提供的。

澳门更像缩小版的广州,而不是同有殖民史的香港。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治理有别,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天性也有别。就算是两个海洋国家,殖民的又都是两个沿海的广东城市,但却没有培养出两个香港,或者两个澳门。或许英人的野心在治理香港的时候也还是膨胀,而葡人却在接管澳门的时候已经日渐式微?或许英人目光远大,一直放了长线要吊大鱼;而葡人却没有那样的胸襟和设想?这是历史原因还是城市自己的选择?在澳门的“海事博物馆”里,葡人第一次铺上红毯子的故事简短干净。葡国的船,中国的船,葡国的舰队军人,中国的渔民风俗,揉杂在一起没有什么矛盾。艺术馆里,一个叫路易士·迪美的葡萄牙人把澳门一百年前的风景用水彩娓娓道来。楼上是一个清代宫廷典籍展览,菲律宾保安乐于和人搭讪。一个一口流利广东话的葡人在走廊里高声打手机。伊伦说,这样在澳门土生土长的葡国人最麻烦,集合了中国人的心机和葡萄牙人的惰性。

伊伦家客厅里挂了张“葡国航海发现500周年”的蓝色海报。不管怎么说,500年前喜好远征和发现的葡国人,轰轰烈烈一场下来,也至少为一个“总差一口气”的上海女孩找到了她在澳门的幸福生活。

Photy by Rhyme,澳门天主教堂里的混血小女孩,2006-12-27.

香港的谦卑

我在香港的两年多,不得不目睹了“自由行”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新风气。

柜台前总有一个高挑的女人在结帐,柜上摆了四、五十件Zara或MNG。这次是这个女人,下次是那个女人,相同的是那堆成山的名牌,那气宇眉间的华丽,还有姿色上的丰满,那是连金钟中环的香港女人也撑不出的气息。这些自由行的大陆女人很少言语,取代前两年张扬的是如今的优雅。而柜台对面的店员一律地客气,深谙自己服务的本分。

前两年,我能在地铁听到一个男人对女人大声说:“那双鞋买了多好,也就一千多。”那是福建普通话,还是浙江普通话呢,总之我为他们的豪迈惊奇很一会儿。现在,这种消费水平可能都说不出口了吧,如果是用普通话。自由行,现在的香港恐怕是离不了你了。纵然大陆游客上厕所不文明,有乱丢垃圾的习惯,也酷爱就地蹲着,可香港毕竟没有因为他们而世风日下,但是一个一个的IPO是真的都来了。

对于只把香港当作消费场的大陆人来说,这座城市其实是越来越看不上眼了。如果不是大陆奢侈品含了100%以上的关税,如果不是上海的迪斯尼还没造好,如果不是对这里还存有幻想,他们来香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被导游抛到马路当中因为他们不肯去指定的地方消费么?

他们说,香港也不过如此。这些人原先对香港所抱的期望,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天翻地覆之后,恐怕被香港本身扫了兴吧。他们会怀念香港人的谦和礼貌么?他们会怀念这里几乎听不见的汽车喇叭吗?他们会怀念这里的汽车对行人的尊重么?他们会怀念这里服务人员无与伦比的周全么?他们知道这里上网没有警察,报纸除了八卦也很政治么?他们能感受到公务员的廉洁和法制的充分和公允么?

他们会说,香港也没有什么。我看看我们那儿也一样好。他们会说,香港人以前不喜欢大陆人,现在,看在自由行的份上,终于希望我们多来消费,态度也终于改好了。哼哼。什么叫成长中的经济大国,什么叫前殖民地,很有分晓了吧。

好事者如我,总替港人不甘。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活得如此谦卑,如此朴素?他们根本不像维港的夜景,更不像中环的建筑、尖东的名店。他们根本没有活在这些闪烁的成熟资本主义世界向北方的祖国人民所昭示的愿景中。他们低调,客气,不懂炫耀,甚至害怕任何炫耀情绪的流露。他们肯在很几百尺(几十平米)的空间里周旋到老,他们抱怨却不做非分之想。在这个价值高度单元的社会里,中国南方人的诚实和资本主义要求的敬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生出了这个世人看了无比热闹的都市,夜夜闪耀着的却是当今中国最谦卑的城市。

自由行的人熙来攘往,他们看着,又见到了什么呢?

Photo by Rhyme, Monkok, Hong Kong, 2005-11.

南京的好处

Nanjing三次去南京,都是叫人瑟缩的季节。心里和眼中的南京更像北京,而不是上海或者杭州,大概也和这座城市在冬天的气象有关——仿佛北京在江南落寞的映射。这样说南京有点消沉。其实南京作为都城的气派远在杭州之上,但我深刻怀疑没有什么皇帝在杭州是作了长久的打算的。而南京却总叫人壮志不酬。

我不太热衷相信中国导游的话。他们总在痕迹浅淡的地方阐发,夸大自己所在地域的意义,不惜杜撰——虽然杜撰有时也不无可爱。那个开车的中年女人没能避免一开始就叫我们要“沾沾紫金山财气”之类的话,但因为南京时运不济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她也并不至于把南京的故事讲得太过绚烂,让人怀疑。赶上浓雾的天气,顺着她脱离驾驶盘的指尖往前看,她所谓的紫金山的“龙脉”若隐若现。

可惜“淮河”变成“秦淮河”,只因秦始皇两千年前的慧眼干预。据说秦始皇巡游至此,在徐福的提醒下,意识到了这个地方的帝王之气对他的帝王之业潜在巨大威胁,当即挥刀斩断了龙脉,保全了他的好事,却毁了日后这座叫建康的城市的风水。六朝故都,皆成短命王朝。

短命王朝或许出不了好皇帝,却出得了好故事。譬如竹林七贤。但是王朝命短,又意味着所有的好故事都会很快地灰飞烟灭,被紧随而来的暴力清算得不留痕迹。南京的建筑遗留下了最丰富的民国风格,雄浑简约,那线条比上海的民国政府机关要强硬有力得多。此外,也有稍许明朝皇家建筑的遗迹(譬如现在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博物院”),连同洪秀全风卷残云后的风淡云轻。总统府已算是最近最够得着的历史,但也只能勉强地讲两个很简短的故事,一个叫“太平一统”,一个叫“青天白日”。

走在南京的街上,只觉得这是一座误入南方的北方城市。梧桐在上海是斜依轻摇,修长妖娆;跑到南京,枝干在离开地面只有一米的地方就开始分叉,就像缩短了的腰腿,伸展出来的却是极其粗壮的臂膀,坚实得无法动摇,也不能亲近。这是符合北方审美的树的长相,竟然有了北京桦树的气象。不想说这是一座被边缘化的旧都城的不甘,因为不知道它怎么消受了那些都城时代的“好时光”。

此次在南京的停留相当短暂,除了知道了南京人指路只是比广州人稍微准确一点之外,和当地人的交流仅限于女导游一人。再有,印象深刻的却还是两个士兵。我们从1933年建成的紫金山天文台的一个制高点上下来,迎面走来两个兵,制服是整个冬天没有鲜绿。听说现在天文台的研究活动很少,设施也有军队监管,而且我还看到了“军事禁区”的字样,便在他们走过去之后,又回头问了他们一声:“你们是守卫这个天文台的么?”他们停下来,转过身,从高处看着我们。其中的一个说:“是啊。”“可是能不能告诉我,这里为什么是军事禁区?”另一个笑着说:“机密!”反而问我们:“你们哪儿来的?”“上海。”他们又笑了笑,就跑上台阶,大概是进到他们的哨所岗位里去了。下山的时候,我对导游说:“刚才还真的碰上了士兵呢!呆在这样神清气爽的地方,可不是比守卫其他地方要闲适舒服得多!”导游说:“就是下山不方便。他们跟我们很客气,关系很好,我们有时候下山就顺带把他们捎下去,譬如就坐在这个前面的位置上。他们平时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偶尔有部队领导来参观,也可以讲解讲解浑天仪还有望远镜什么的。他们觉得自己就跟在山上做和尚没有什么两样。”

但那场台阶上的对话却很奇怪地变成了两天里在南京最鲜活的经历。很难形容那种鲜绿的活泼——就像,也很难说,真正的南京人,或者像南京这样一座城市,到底有着怎样外人不能体会的好处。

Photo by Rhyme,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200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