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男子肖像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看到这张清末男子的肖像照片是2015年冬天值得纪念的时刻。他暗示了我一些什么。也许在此之前,对于中国人被摄影和被肖像的认识是肤浅的;或者,作为摄影肖像的我们在摄影发展的过程里,大致是在不断地被压缩,而非展开。在那个早期的时刻,尚有这样一位年轻男子以这样的自信来面向镜头,他的长长的辫子潇洒地摆在右侧的胸前,他仁慈又青春地看着镜头,好像知道他在看的是什么,知道“其后”是什么,甚至有点如我奈何的幽默。他的体态是中国人的自然,是我不熟悉的一种年轻的自然。他不会像后来的中国青年那样相信“未来”,因为他对现在和过去有确凿的把握,有不被新鲜的事物所迷惑的从容。他戴了一顶似是而非的帽子,因为我不懂清末的装束,只能说是一顶绝美的帽子。他就是用妥当的美与这个技术打个照面。每次想起他,就感到一种无法捉摸的鼓励。我暗自希望他只是在我心里,而不是在任何书的封面上。

小小的幸福

每次跟小小一起出去玩——是我带着小小,也是小小带着我——回来欣赏照片和回味的过程都很甜美。就像很久以前的恋爱的感觉,但恋爱时候对方是带不回家的,所以甜美;而小小是必须带回家的,却仍然甜美——当然是在他夜深睡觉之后(那也是他唯一远离我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会有很奇怪的后见之明和后怕结合起来的感情,好像很偶发地我生了他,是他而不是其他孩子,又好像也必然是他,如他现在的表达、情绪、样貌所日日“证明”的那样。偶然和必然的完美结合就是一个孩子。

再者,这种无法取代的由喜悦和忧虑构成的关联,又比恋爱长远得多,好像是看不到尽头的那种长远。而且不单单是靠对于爱的信念,还靠血缘这样似乎很“绝对”而且牢靠的关联度——这可能也是信念的一种,但跟爱的信念到底是不同。刚才当我打字出“我生了他”四个字的时候,心里泛起的不好意思比打字“我爱你”要真切得多。因为“我生了他”比“我爱你”的客观性似乎强烈太多,却又比“我爱你”不可思议百倍。所以二胎这种事情真取决于第一次的经历,没有太多道理。

The Hourglass :: J. L. Borges

It is well that time can be measured
With the harsh shadow a column in summer
Casts, or the water of that river
In which Heraclitus saw our folly,

Since both to time and destiny
The two seem alike: the unweighable daytime
Shadow, and the irrevocable course
Of water following its own path.

It is well, but time in the desert
Found another substance, smooth and heavy,
That seems to have been imagined
For measuring dead men’s time.

Hence the allegorical instrument
Of the dictionary illustrations,
The thing that gray antiquaries
Will consign to the red-ash world

Of the odd chess-bishop, of the sword
Defenseless, of the telescope bleared,
Of sandalwood eroded by opium,
Of dust, of hazard, of the nada.

Who has not paused before the severe
And sullen instrument accompanying
The scythe in the god’s right hand
Whose outlines Duerer etched?

Through the open apex the inverted cone
Lets the minute sand fall down,
Gradual gold that loosens itself and fills
The concave crystal of its universe.

There is a pleasure in watching the recondite
Sand that slides away and slopes
And, at the falling point, piles up
With an urgency wholly human.

The sand of the cycles is the same,
And infinite, the history of sand;
Thus, deep beneath your joys and pain
Unwoundable eternity is still the abyss.

Never is there a halt in the fall.
It is I lose blood, not the glass. The ceremony
Of drawing off the sand goes on forever
And with the sand our life is leaving us.

In the minutes of the sand I believe
I feel the cosmic time: the history
That memory locks up in its mirrors
Or that magic Lethe has dissolved.

The pillar of smoke and the pillar of fire,
Carthage and Rome and their crushing war,
Simon Magnus, the seven feet of earth
That the Saxon proffered the Norway king,

This tireless subtle thread of unnumbered
Sand degrades all down to loss.
I cannot save myself, a come-by-chance
Of time, being matter that is crumbling.

[From Dreamtigers, by Jorge Luis Borges, translated by Harold Morland]

薰衣草加小海棠

我终于还是给承师傅电话,说我不想全要小海棠,哪怕是三种颜色。我想要,譬如薰衣草,可以驱蚊,也香,颜色也是目前院子里缺少的,种成一排,在月季边上。

原来承师傅是无所谓的,听我这么说,也说好的。突然想,园艺这件事情原来并不需要亲自动手,但需要每天相处和关注。而承师傅,其实是一种「把握」。当他说「好的」的时候,他并没有在代我决定,但他的决定也是决定性的。

奶妈的存在,并不会让小孩觉得亲妈不亲。以前这个问题让我很困惑,直到现在,认识了承师傅才理解。

要不要就一起加入共產黨

曲/DJ小四
詞/夏宇
編/洪峙立

時代已經過去了 時代還會再來

一大塊廢料般的那種類的 那種悶悶不樂的
導致的不滿的 也導致的無計可施的
他說你厭倦我了 我說不是的 而且我愛你

我而且真的愛你 肥肉 我的憂鬱

要不要就一起加入共產黨
就可以在黃昏時 感覺身處異國

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的時代還會再來

讓我們變本加厲 更充耳不聞下去
讓大家更 讓大家更顯得

讓大家更顯得怪裡怪氣 更怎麼說呢
腐爛得更快 但是我愛你 我真的愛你肥肉

更具偽裝性 何其不具爆發力
更具擺設性和自我否定性
更積灰塵 更可丟棄 加入生活無窮無盡的可能性
所產生的更具抗拒性 而且我愛你 我真的愛你肥肉

一大塊廢料般的 那種悶悶不樂 那種 那種不便攜帶

他說/m/ 必須很久很久不說話 才發得出來
這非常低的/m/ 他說/m/然後不動 然後不想動

我們真的被時代感害了肥肉
大家一再好言相勸(有人喚他)
不斷發明針對彼此的酷刑(像水滴在蠟上)
(她在蠟裡) 後來也更惺惺相惜了

(她在蠟裡) 後來也更惺惺相惜了
(被蠟封住的湖) (湖底輕輕晃動而不動)
他說你厭倦我了我說哪有 (的果凍他的被動)

我只會更加愛你肥肉

似的 那種悶悶不樂 一大塊廢料般的
一大塊廢料 那種不便攜帶 那種的

要就一起加入天體營 就再沒有人會再顯得支離破碎
而且即便一絲不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也只會顯得我更加愛你(的時代還會再來)
而且我愛你肥肉 而且我真的愛你

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的時代還會再來

讓大家更顯得 更更顯得怪裡怪氣
讓我們變本加厲 更充耳不聞下去
讓大家更 讓大家更顯得 讓大家更顯得怪裡怪氣
也只會顯得我更加愛你 而且我愛你肥肉
我而且 我而且真的愛你

 

Photo by Rhyme, Jan 2012, Hengshan Rd., SH

标准问题

在得罪了一位老人家之后,我开始想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未必那么严格,而相对之下,我对别人是否也太苛刻?有一些画面,从小学时候积累起来的,不断反射回头脑,那些片段累积到研究生,乃至最近又有这样的情节出现。终究,我是没有分清楚那自己和别人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自己的外延延展到了何处休止──在涉及到标准的问题上。为什么他人不是自己,我是在说服他人提高自己的水准以满足我的预期么?我应该宽容到什么限度,要求到什么限度?我可以不满,但可以表达么?如何表达?我要掩饰么?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还是为了“事情”本身?存在“事情本身”么?

有人会说我急,我也对自己急。但对别人却不能一样急么。但当我想到对待别人不能同自己一样时,我竟时常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了。好像处理其他人的问题,就变成了带有哄骗的沟通了。(但或许没有沟通是不带着哄骗的吧。)那样当然对别人是委婉的,我自己也不至于对自己过分的评价后悔;只是我要耐心地找到那语言,那语言在委婉的同时也不至于欺骗了我自己。还有情感上的,不论是欢喜还是厌恶,都很难掩饰,竟到今天还是如此。这大概也给很多人造成了不快乃至伤害。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即便是对方忘记了,我自己反而很难忘记。相对于希望别人原谅自己而言,原谅别人还是容易的。这样时不时仿佛残酷的面貌,在我这样似乎温和的脸庞上流露出来,可能会格外严重。就像那位老人家,不应该被我说出了他长久暗自自喜的真相。或许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并没有够到,我就在自己可以施行的范围内过分作为了么?

我如何矫正自己呢。这不是矫正,这是在重估自己。我的存在,对很多人而言,确实是压力。多年后,我如此承认。

聚散

在昆明,郭净老师对我说,中国人的核心是“聚散”。当海明威说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的时候,他好像把筵席的散场给取消了。筵席就会真的如时钟一样周而复始地画圈么?比较生死,聚散是集体退场。对死亡的害怕是担心自己一个人走掉,而亲爱的人们照旧围坐。既然亲爱的人们照旧吃饭,那一个人的走掉的恐惧之处又在哪里呢?遗憾自己不能同他们一起么?遗憾错过的那一个个的局,一顿顿的餐,一场场的交谈么?好像这些遗憾再怎么累积也达不到那彻底心寒的恐怖。

个人的死亡是可以被家族血脉的确凿和生者的怀念与祭奠所保存的。只有集体退场才是中国人心里的郁结吧。那聚在一处的快乐、那因为什么事端、什么爱好、什么言辞而营溢出的可亲近的气氛,那种好像还可以彼此支撑和信任的想象,反而会给人最坚实的质感。其实是无所依托的、未必是经济关系所联系的纽带,但总是叫人惦念。不是要朝朝暮暮地在一起,而是知道大家都还在,都还没有被其他的力量俘虏,都还互相明白──这便是今日的“聚”了。没错,就是要这种“明白”,不要让我劳心劳肺地说服你,用这个好处那个道理,其实都是飘摇不定的借口。我们可不可以就省略掉那许多的分析说明,只因为我们都“明白”,所以我们随时可以“聚”,而每次的“散”都让彼此毫无牵挂。

我没有什么可以向你update的。我放心。

左翼与和解——陈映真阅读散记

陈映真究竟有什么不同?

有很多作家“以小人物写大历史”,并视之为“富于责任感”的写作动机和方式――而陈映真恰不是其中之一。“历史”何以为大?“人物”何以为小?人物立足于历史何处?历史又对人物做出了何种宣布?这里牵连出的一联串带了血肉的问号。

当我们阅读陈映真的时候,我们是谁?

如可自称为“大陆年轻读者”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是听“历史”的、“革命”的故事长大的“非历史”的、“反革命”的一代,在民族国家叙事中发育,为资本主义所浇灌,并总在关键时刻被那根敌我矛盾和黑白分明的道德“中轴线”(陈光兴语)所锁定。

抱着这段肉身和精神,我们翻开陈映真的小说,倾听仿佛消逝了的“另一边”的故事,先是感到陌生,旋即欣慰,终究难受。我们无法在陈映真所端出的台湾1950年代到2000年的市民苦恼、知识分子的选择、运动分子的失败和老兵的心酸前,动用我们的恻隐之心,因为当我们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无法不考虑到自己脚下的土壤,还有自己的、尚未推究的精神历史。

我们无法同情,因为我们变成了尴尬的一体。但这一体也不是直接的粘连如硬币两面,而是猛然的贴面而对,无法聚焦。我们无法从陈映真的小说中看到“解放”(emancipation)的欲求,但我们也没有“出离愤怒”,如我们在阅读鲁迅时所时常感到的钻心的疼痛。更如同,一朵朵并非不透光、也并非不美丽的乌云。

即便他终身作为一名左翼分子而运动和工作,即便他秉持着基于贴地的现实资料和左翼理论学习的作风,陈映真仍然无法在小说中完成他在政论文章中所能达到的那种决绝。他无法克制地在小说中流露出对现实中未完成的事业、未被关照的人、未愈合的创伤和未达成的和解的忧郁和感伤。运动者不能迟疑,乃至不甚用情;而小说家却擅自而行。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陈映真的小说看成是他对自己的精神分析――虽然总是钻进别人的身体里去喃喃自语,但他很重要的一面是在说给自己听。 尤其想到“陈映真”这个本属于他9岁夭折的孪生哥哥的笔名,如看成一个重要隐喻,那么他化身为他所关切的那些从不同时间和空间中走来的那几类人物时,他是在给自己的“重身”(Doubles)以启示,而不是在“教育”或“感化”所谓“不知情”的民众(读者)。在试图说服民众之前,我们是否能够讲出他们的故事?我们如何化身而入?如何还原而出?这是要问运动者自己的问题。革命者和知识分子要先承认自己是不知情者,只是行走在不知情的不同阶段而已,事业才算开始。

换言之,陈映真并没有为他笔下的人物“代言”,因为“代言”已经成为现实政治中的手段之一(《忠孝公园》里为台湾老兵索要赔偿的政客是也)。如果真要发生一场运动,如何避免群众被“代言”的危险?就写作而言,开口的那人如何才能是这人物本身,而不是那个附身于他的作者?他如何既不是演员(纯然的Performativity),又不是群众(纯然的看客),更不是群众演员(纯然的景观的一部分)!——他如何开口?

这是一个在进行运动实践的左翼作家的大问题。纵然小说不是他的思想汇报,也绝不是他的闲情偶记。在作为“退思录”的文字里,仍然保存了值得左翼运动者反思的、远远超过运动不成的“精神慰藉”的资源。在处理小说人物开口这个问题时,陈映真也是在直面现实中的人。如果问题总是停留在“群众如何被动员”的层面上,那么或许,群众将永远无法被动员,而真正的改变永远都不会发生。在这个关乎左翼理想之存亡的深切肌理内,陈映真的小说撕开了一道口子,与其说它是在虚构的、文学上探索,不如说是在拷问左翼运动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压力下,为何总有类似的困难重重——这两个问题或许同构粘连。如同象征了左翼幽灵的青年赵南栋,用看似很不坚决的、飘忽游移的、非关主旨乃至毫无不忠贞的生活态度,为父母一辈的左翼理想“守灵”,陈映真也在用这细腻的、虚构的文学,不懈地在左翼运动内在精神结构周围徘徊与检审,以理解前辈、理解后生、理解自己。

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他对笔下人物、生灵和自然的温情,不止是在结尾处总要特为留着的蜡烛般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从出场开始,就被作者尽力地保存住了尊严。即便如马正涛这样唯一的信仰就是随时准备背叛的人,他对自己一生翻云覆雨的经历的追忆,其丰富和充分被展开的程度,也完全不亚于林标这样一个笃实忠诚却身不由己的老兵的回忆。在《忠孝公园》里,陈映真终于彻底地表达出了对人的成全,让两个贴面而立,彼此难以聚焦的老人,在读者面前自杀和醒悟。

然而当我们说,陈映真(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时,我们又会陷入一种简化的危险。因为这对人的成全,同时也是更重要地,是指向历史的。陈映真小说里的人物本身,大多没有“背负”“历史”的自觉,但时间却在他们身上留下鬼魅般的记忆。他们在叙述自己的同时,也在回应一种“和解”的可能。这种可能,撩拨开的历史一角——发现历史竟然是由苟且、猥琐、爱恋和忠贞的种种错觉、动摇的信仰或者太人性的欲望堆叠而成。而这一切都不丑恶,也不光辉。陈映真没有要“揭露”,仿佛真的有真实存在在“那里”。不,没有那样的历史真实,也正是因为没有,个人才终于可以从那段段支离破碎的经验中,将那些不死的欢乐和痛苦,带到当下;既不被记忆欺骗,又不被记忆剥夺。

或者说,陈映真是“被遗忘的大屠杀”之类的反面,更是“大江大河”之类的反面。之所以为反面,仍然要回应到他所携带的左翼斗争使命,以及使命之不能完成之中。有一种斗争,是个人和自己的斗争,个人和自己历史的斗争,表现为和自己的记忆的斗争。不是被外在地唤醒,因为所有的唤醒都是另一种的催眠(鲁迅的呐喊的困难或在于此)。这也是《忠孝公园》的核心问题。不喜欢某些记忆的马正涛,最终死于自己的记忆;而相信历史是可以清算的林标终于发现,当你试图向历史追索的时候,你也被剥夺了历史。

这些都是最危险的游戏。历史,在进入前,要想好如何出来。陈映真是在这尖锋之处游走,不时地流出血来。

2011年7月30日Civil Lines,德里

关于医生

我们现今社会的大部分疾病都是“后天”的,“获得”的和“社会性”的。

各种畸形的社会制度把崩溃的人们送往两个地方——监狱和医院。前者因失控而害人或违“规”;后者则要么自我崩溃,或成为被害人。监狱和医院就是这样的两个终极/过渡的“处理机构”——社会治理者总是说:“那么,就去监狱/医院吧!”而进去的人都被批量地描画成个别性、个体性的罪恶或不幸。

医生这个职业的悲剧在于,它无法进入前面的阶段去真正地“预防”和“制止”疾病和不幸。他只能接受已然被害的精神和肉体,并自动生成“救助”的义务。如同监狱官于犯人之“教化”,医生要对病人进行“治疗”。虽然犯人和病人其实来自同一社会结构,但“治疗”的压力却在当下的社会中被认为胜过“教化”千万倍。

譬如,我亲眼所见的一幕,一位妇科医生问她“你上次人流是什么时候?”“8月。”“现在才11月,太近了⋯⋯不好的。”

两句话内,医生已经触碰到了她的极限。她足够平静地询问这些技术问题,以防引起已经紧张的“病人”(孕妇竟然也是病人)进一步的恐慌,在语气上控制得没有一丝起伏。而病人也很克制地穿好衣服,配合着这一场景能够尽可能“轻松”地,不在精神上造成痛苦地“过去”。

一起过去的,是“避免”再次发生的可能。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弃医从文”,“弃医从政”,“弃医从商”。如果一个医学生或医生,有一天竟然看出了自己所处的是社会最末端的位置(最后一环),发现自己所面对的说是“病人”,其实不是因为病毒、细菌和基因或者鬼才知道是什么的“命中注定”,而是因为结构性的、社会性的、制度性的缺陷所导致的肌体崩溃——他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是否要往前面的环节挪几步了。

(由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atient, Taussig, M.想到的)

多元时代的价值一元

这日的陈映真课,光兴老师开头用半小时讲了一个感触。这也是这一个学期,他同(我混迹其中的)这一般年轻的大陆研究生和博士生一起阅读、交流、吃饭和看了大家(我也只交了一次的)作业以后的一个大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几乎就是在说我。

我的思维恐怕也很容易被卷入这样的一个毫不有趣的怪圈。我试图找到一个解,而且是一个“归根结底”的价值上的解。我大概是花了很漫长的时间(开始于大学时代),才说服自己努力从这价值上的固执走出来,但当这个问题被提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还是没有。

我或许把这自小无商榷的、规训式的教育──我不是单说学校-应试教育,因为没有一种教育是单独作用的阴谋,而必是社会-家庭-学校-媒体共同的阳谋──看作这可能的精神结构缺陷的来源之一。我未尝不曾因此而“爽”过,就是认为自己通晓了的那个似乎彻底了的那种“爽”,那种占领了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高处的“爽”,那种比同龄人在某个时刻甚至大部分时刻都要更明白的“爽”。这样的小孩,从小是很有爱憎的,爱憎分明而又不失冷漠,狂热地相信、付出、投入、乃至牺牲都可以做到,但也不是没有极其孤独和落寞的时刻;同时地喜爱,又可以相当地决绝。不能把这说成是因为天蝎座,然后结案──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如果对我进行精神分析,可以看到那些不宽容的时刻是如何浮现的。当我因为不知为何地“浪费时间”而遭到生平最后的一顿打屁股的时候,当我因为考试失败(而不是失意)而似乎痛定思痛的时候,当我在火车站附近转身抓住那只试图从我背包里拿走点什么的小男孩的手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没有先后,没有因果,也没有对错的。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有的。如果没有,那么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情感?我如何为自己的情感证明?这是一个或许很错误地被认为是很核心的问题。我现在不是一个极端的人了,在从20岁到30岁之间,我从我最好的朋友身上获得了最重要的、关于多元和宽容的启发。SM老师有一次在我还没有发怒之前说,我在文革中一定是个造反派。这只是3个月前。但这样,我反而更平静了。左派而极端,左派如何不极端,左派如何做到不极端,做到倾听,做到人道,做到不被策反又不自欺欺人?

这样说,好像“化妆”自己为一个童年起的小左派似的。也许我恰不是,而只是一个迷恋“正确性”的青少年。这就是有这样几代人,在光兴老师看来是大陆社会主义文化带动下的人,我爸爸可算是第一代,我是第二代。我总是想着在其蔚家里的那个夜晚,那个上海女孩无法饶恕也无法面对在文革中有不光彩作为而现在还活得佯装洒脱的父亲。我 今天再次想起来,突然有了这样的疑问:她的不能原谅,同她父亲的自我开脱,是否来自同一个精神结构?

那日在德里,临上飞机前,我们又在南迪家喝酒聊天。我问南迪:你怎么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南迪回答:因为我不需要什么“新人”──对我来说,旧人已经够好了!(For me, old man is good enough!)事实上,我的经验,和那个女孩的故事说明,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新人。上周萨拉讲座结束以后,我在中国会晚宴开始前,把南迪的话跟他又讲了一遍,他很高兴地、由衷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