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印度回来以后,在各种情形下,我被敦促着写一点东西。我自己也很想。我并非没有写,但是我是否可以写自己的那部分?我的眼睛看出的,未必能为所有人所欣然读懂的?混乱的时候,我一时打出这样,一时那样的口吻;那些暗语,我在多大程度上要去解释呢?我又为了谁要去解释呢?如果我并不是想争取到什么人,也不介意缺损掉的理解。

我们好像可以确认阅读的对象。但是,最必要的言说难道不是对着自己的么?只有为了推广他人的理念和维持自己的生计的时候,才会去做考虑到谁谁谁会看到,又将怎样理解的问题。这两件事情要是也能并在一起,当然动力会更足一些,就像出版社里还想着要做学术的编辑。

倒是,还有暗语的人是幸福的。他还在跟自己,以及周围的几个人,在真实地发生一些关系——一边说话,一边眨眼睛。“周围”这个词都变得可贵,因为大部分人的关系已经延伸到过于广泛渺茫的范畴,而没有了“周围”和“周围”的幸福。(所以有了小孩的妈妈重新拥有了“周围”。)这就是为什么回到对自己说话变得那么难,为什么没有指望回应的说话变得那么难。

很不幸的是,我们宁可在网上,尤其是微博上,寻求着被无数人的打断,也不再想忍受被身边的人的一句话和一次抚摸干扰。哪怕这句话和这次抚摸是出于久远年代的关心。夜深人静的行为,如写博客,应该是这样的。

想起

听闻拉登的死,死于巴基斯坦。

我想起在德里的某天,坐在舒达驾驶的小车后面。他先是讲起自己的父母是从孟加拉搬来的移民,又突然不无悲伤地说:“你知道么,我觉得印巴分治这件事情,从某个角度上讲,巴基斯坦输了,而印度赢了。”

在他看来,印巴分治以来,是巴基斯坦在地缘上和政治上,将印度同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直接冲突隔开,乃至这些纷争和痛苦都集中到了巴基斯坦自己的土地上。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印度人这样直接地说起这样的看法。但也不无悲伤地感到,或许真的是这样。

gmail

我和微博绝缘,但依赖gmail。自从gmail开始gtalk以后,我和MSN绝缘。后来hotmail开发了仿gtalk的功能,我常常看完邮件就赶紧把窗口关掉。为什么gtalk列表的名字就亲切真实而美好,而hotmail上的那个名单就让我想到了乌合之众?

MSN开发得太早太妙,而且自以为是地升级了那么多年,沾沾自喜地以为人们的联系全靠他了。所以病毒的传播也靠他了。他在测试着到底还能有多少人终于忍不住地愚蠢到打开那些游走着的病毒链接。他真是把人当玩偶当傻瓜了。所以不能再陪它玩,因为病毒都快恨死这被玩的主了。它把你一路靠着“朋友”和“关系”而活到现在的痕迹像呼吸着的尸体一样保存在那个蓝色长条里。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凝视这些代码,直到我们再也想不起,再也不想想起,那个背后的人。

我想中国人爱QQ有道理,因为它的界面够艳俗够愉快,它直白得就像中国人之间的交往,不需要设计,直接让人想到游戏。而且它够好用,总是想着我们的需要。虽然我也不用,但看到实习生上上下下虽然看着无聊但并不邪恶,而且对工作有帮助。

可是就像google在这里命短一样,我的gmail今天也突然变得堵塞,这让我慌张,因为gmail是忠诚可信的,而忠诚可信可能就要被杀,或者备受折磨就像google HK那样摇摇晃晃。而象征着中国最低限度道德的百度却屡试不爽,从来都上的去,从来都骗你。

性的希冀與惘然

從寫作《面攤》1957年到發表《那麼衰老的眼淚》的1961年,陳映真的青春跨過了他自20歲始的四年。他的養父已經在1956年的夏天,在他的懷中死去;1957年,“他打造了一個抗議牌參加‘五二四’反美事件”而“被叫去刑警總隊”,由此而發生了他同社會時政的初步擦碰;1958年,他是學費高昂的淡江英專的窮困學生,在小鎮上“突然對於知識、對於文學,產生了近於狂熱的饑餓”,在這世界偏僻的一隅,他自我“蛻化”和“流變”,直到1959年和1960年的《筆匯》將他累積起來的前24年的生命體驗以文學發表的形式疏導開來,逐步凝練和催生了他的創作與思考。1961年,陳映真大學畢業。

《面攤》中來自苗栗、懷抱病孩的媽媽在面對寫字的警官那雙“困倦而深情”的眼睛時,總要下意識地扣上胸口的紐扣。在台北西門町闌珊的街頭,當她追向警官退還他的飯錢,然後又走回他苦悶而老實的丈夫和虛弱而天真的孩子身邊時,她的眼淚已不再僅僅為孩子的病情或這流落都市街頭的面攤而流。她的這遲來的對性的覺醒和緊隨而來的無望的苦澀,在《我的弟弟康雄》中變成了伴隨“安那琪”弟弟的自殺而被“我”親手殺死的同年輕畫家的戀情,以及為富有而體面的生活而貢獻出的“我”(一個“不倫不類”的女孩子)的靈魂與身體;在《故鄉》中是因家道中落而拋棄基督教信仰的“英偉”而“熱心生活”的哥哥,轉身投向墮落生活時娶的那個“娼妓的賭婦”,和她那一聲“嫌棄嗎?”;在《死者》中是秀子在家鄉以外那段曇花一現的、引起“我”劇烈心跳和“新的蠱惑”的 “礦坑羅曼史”,作為這個祖孫三代都盼望著死亡降臨的時刻中一股遙遠的生氣;也是“我”在傾訴祖父和傘的故事時,對一個真正能達成心神溝通的、而非如世道中大多數人那樣、如現實懷抱裡的這個“親親”那樣虛妄而隔膜的、一個真正愛人的熱望。

這些故事中的每個青年主角,都多多少少地滲透了青年陳映真的一個部分,他們分瓜了他的貧窮、他的才能、他的反省、他的信仰和信仰的隕落、他的熱情和對熱情的懷疑;而在所有這些青年角色中,“墮落”的可能似乎長期地潛伏在他們的身邊,彳亍著、觀望著,俟機鑽進年輕人的心智,讓他們的寂寞變成苦悶,苦悶轉為憂郁,憂郁化為自暴自棄,或遠走他鄉。《鄉村的教師》中從戰地意外生還的青年吳錦翔,一度甦醒了他身上戰前的信仰,燃起了“對祖國的情熱”和對改革與好轉的信心,而當革命以騷動的形式掠過,當他回頭發現了自己空想性的幼稚病時,他自甘墮落成了“一個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後的遺跡”,而這個故事也是唯一一個“性缺席”的故事,因為結婚對於他“將會成為一個小的社會問題”。而事實上,對在戰地吃過人肉和人心的吳來說,他已經無法照料自己的生活,無法去愛上一個具體的(除了他依賴的母親外)的女人,而這“意欲革命者”的無性欲和無行動能力的性質,注定了這個具有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的人的毫不浪漫的結局。

在《貓牠們的祖母》中,娟子的祖母幾乎死於娟子同她的外省軍官丈夫每夜的“輕笑”、“碎語”和“肆妄的呼吸”,而這卻是這位軍官對戰爭陰影的排遣,是娟子這個私生女拼命要抓住的幸福。而這種排遣與抵抗並不專屬與年輕人,《那麼衰老的眼淚》中康先生晚年因不被兒子接受,而導致他新的婚姻的破碎,對他而言也未嘗不是致命的打擊。康先生在閱讀兒子來信時那“極其微妙的羞恥的感情”,幾乎統稱了當時所有追求新的、不同的生活和理想的人們心中曖昧的背負。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 閱讀筆記 – 1《我的弟弟康雄》(P1-104)

人来人往

人们是否会对一个行当产生感情,而这感情是否会来自一度度的怨恨呢?

在学校里呆久了的人讨厌开会,在公司呆久了的人憎恨人事,在社会上呆久了的人愤世嫉俗,在医院里呆久了的人只求一死。但是恐怕,学者对论文,职员对电梯,社会青年对家庭,病人对药品,都会产生自怨恨而始的恋情。因为恨了那么久,终于不允许别人说这些对象的不好,变得要死死捍卫住这寂寞的阵地。正因为长久的爱的不存在,这长久的怨恨,便承担起了继续徘徊与抗争的动力。

而所谓的行当──老吴很爱的词,我也借来一用──不外乎是自己乐意投身哪怕被剥削被剥夺也乐意的行为范畴。行当不是工作,不是生活,也不是工作和生活的叠加,而是两者的放大,这放大含了些自欺欺人的快乐,而核心是自欺和快乐。

当有人跑过来问我自己以前工作单位的情况的时候,我竟然感到委屈。对方是同情地看着我,在嘲讽的社会背景下,在这个谁都不念叨别人的好处的环境里,在很单薄的互不信任中,来了这样的消息,期盼着那里将风雨飘摇。那两年工作中的痛苦突然从我身上消退,伴随着对这充满嫉妒和谣言的渺小环境的悲哀。简言之,这当代艺术界的不善。因为曾狂热地相信过、投入过、并狠狠地失望过怨恨过,我听不下去那些轻松肆意的耻笑,无论来自界内还是界外。我没有什么可以捍卫,并在想说什么的时候失声,因为并没有聆听的对象,因为并没有真正的关心者。

那些并不想听 ,也并不关心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恨。如果他们真的恨,就不会讲出口。我,一个曾经投身其中并心甘情愿地被使用的人,只能沉默不语。在798整体的堕落里,并不是没有零星的希望。即便往前看,UCCA也是一直照亮了很大一片,我也当然是被照亮过的一个分子。中国本来就不是为了机构的长久存在,人民的长久生存而创设的国家,能够走一步就是走了一步,就是大家共同的一步;将往前走的一步硬是臆想为倒退、骗局、愚弄,甚至否定初衷,否定付出,以为清算的时刻突然到来,这些都只能光大此处的不幸与恶意。

而真正清算的时刻,可能比我们最悲观的预期还要遥远。

邮票

我突然挑了一本夹杂了老邮票的邮集作为自己结婚典礼上的礼物送给爸爸,在一年多后看到本雅明写邮票的话,才想到了为什么。

“邮票上面充满了微小的数字,极小的字母、树叶和眼睛,它们是画出的网状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低等动物那样及时被断肢也能活下去。……但是在这些图画上,生命总是带有一丝腐败的印迹,即它们是由死去的东西粘贴成的。……

“……但是也有不带齿孔、不带面值或者国家标志的小邮票,上面紧紧连在一起的网状图案里只有一个编号可见。或许这样的东西是真正不由主宰的。

”邮票是伟大国家留在孩子房间里的名片。”

邮票是一旦端详过,无论隔开多少年,在何处重逢,都能一眼辨识出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表面毛糙,角上的齿轮很容易卷曲的邮票,颜色像50年代的杂志彩图和80年代的挂历,在他们并不深沉的内容主题中,竟然保存着真挚的感情。宣传海报缩小一百倍竟然变成了另一桩事情,私密而温情的、容易破损的小玩意。尤其是对于曾在某个时期疯狂写信的人来说,当时邮局最爱甩出来的邮票,即便今天在网站上看到它的图片都会不悦。

最近一次同邮票有关已经是一年前的孟买。我从一个地摊上捡了两个塞满邮票的白信封,卖给我的人信誓旦旦地说里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当然等回到上海细看,大部分都是同一个甘地,就像以前香港邮票中不同颜色背景的女王头像。虽然是手工搜集来的一群流落街头的旧邮票,但却是抱着要推搡给游客的目的的。我没有从中发现更多的印度。(这个受到细密画影响极深的民族也没有把邮票绘画当作细密画来做;而我一直以为中国邮票设计师是延续了做微雕之类的审美癖好。)

所以邮票它们私底下讲的那些大话,是只对本国人有aura的。

如何理解三十岁呢。孔子说的“三十而立”给了后世很大压力,其实他只是在讲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以前这番话是讲给其他有志于读书学问的后生听的,现在这层压力泛化到了所有男人身上,甚至转移到女人身上了。

我已经跳过三十岁往三十五岁看了。我这么不爱看自己的人,现在也经不住要看看镜子,自从发现衰老是不可逆转的大势以后,我决定既然如此,何不早点开始以老一点的姿态应对呢?这样的好处是,再过几年,我能对“老”的外表有更好的把握。我现在还残留了一些幼稚的举止行为,应该尽力革除,因为很快这些行为就不会再适应容貌──这种不匹配真是最最令人同情的,在更年轻的女人看来。这一点我是通过和四五十岁的女人初次见面时,她们的打量和语气体会出来的。她们既没有老到可以做我的母亲,也没有小到可以做我的姐姐,但我却很可能让她们天然地不愉快。而这些位置都是会轮换的。

色衰却不是留意到的第一步。有一天,有人叫了我一声“陈老师”,后来就陆陆续续被不同时空中的人叫出来了。以前我只听我爸单位的人这么叫我爸,我是充满自豪的;现在轮到我了,竟然是一阵战栗,伴随着一点点的喜悦,好像中国人只要年纪上去就有了天然资历的“福利”,也是我成为社会人后的又一个阶段。好在实习生都还以“姐”论我,“姐”也不过叫了一年,还是不要那么快就进化到“老师”吧。慢慢地知道,“老师”是北京地区在一定范围内取代“师傅”的词汇,是上海地区所有官僚部门(含学院和事业单位等)的客气称谓,和“大姐”差不多,只是去了后者的乡土气,跟这个人的文化知识水平完全无关──但人们尚不会叫一个保安(无论长相多么斯文)“老师”。是因为有了人叫我“老师”,我才回去端详了一下镜子。我想起自己也曾叫过很多人“老师”,现在知道叫的人真是没心没肝,只是为了享受这两字的声音突出口时引起一丝微弱的尊敬,却全然不顾被叫者的承担和感受。或许这件事情也有麻木的过程──只是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不配。

虽然不配做老师,但我也再不能以为自己“没有做够、做完、做成学生”了。我不得不彻底地同以“学生”为借口的一切姿态了结。“学生心态”有点恐怖,给人年轻的错觉,暗示人犯错会遭赦免,可爱即胜利,逃遁也是方法,等等。我已经“做够”、“做完”学生了,不管“做成没做成”。这个感觉也是三十岁给的。

我从实习生身上看到了很多自己五六年前的影子。我也变成了会自嘲年龄的那种人,但每次自嘲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自己很没劲,好像在模仿前两年的那些三十岁的人。所以我也不想再介意这些事情,即便难免。陈界仁那晚很High的时候又说起自己36岁才搞明白并真正地开始做作品,所以每个人的点都会到来,迟点早点都可以,关键要真地来。

譬如,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随便举出三点,自己就没有修行到家。从基本的事情做起来都是如此困难。三十岁真还是太不够老了。

两端之间

我们在宇野的最后一个晚上碰到两位刚刚住进上杉家的英国人,一对结婚两年并在Portsmouth的一间大学里教设计的夫妇Simon和Elaine。当然,上杉君是个健谈得不得了的人。即便如此,等上杉君讲得累死上楼休息以后,我们四人继续站在楼梯下又讲了一个小时,最后在Elaine的建议下,挪到客厅里坐下,一个小时以后才散场。我们从对日本的想像和来日本以后的感觉聊起,旋即当然是想起了各自的国家,话题结束在各自国家高等教育的问题上,十万八千里。

来日本旅游竟然是Simon和Elaine多年来的心愿。Simon说,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讲,在他们成长年代的心目中,最酷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日本。这次他们终于盼到了足够的积蓄,利用暑假时间,从长崎和广岛开始,计划用两三个星期的时间,自南向北完成他们的日本之旅。Simon的相机自从抵达日本之后就一刻不停地拍摄日本的每一个细节,好像不论多么的细小都值得留意和咀嚼,也会成为他回去上课的素材。(他说,广岛是一座出乎他们意料的潮流城市,年轻人的穿着非常时髦和富于创意,完全突破了此前“灾难之城”的预想。)

就在同两个西方人神侃的时候,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把印度、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放在一起,我们能看出什么呢?

印度,一个可以在漂浮着尸体的河里洗澡的国家;炎热的温度炙烤着腐烂的垃圾;无家可归者在街头席地而坐。在孟买市中心的街头,在最光鲜华丽的殖民建筑构建起的十字路口上,两个孩子在人们过马路的必经的人行道上坐坐躺躺,而他们的妈妈则对着人流梳头,像是坐在自家的床上。人们可以把自己仍在屋顶上,贫民窟的门边,闹市中心,某棵树下,某条河里,某节火车车厢外等等,那些日本人连自己的手帕都不会扔上的任何地方─而印度人则可以坐下、躺下、住下,用平淡的表情缓解高温,保存自己的命脉节奏,以最低条件的简陋,尽可能地延长他们易耗的生命。公共之处尽是家园。

日本,一个把自己规整得面面俱到的国家;公交车站台背后有一个可以用来挂伞的横杠;一眼望去可以见到5-10台自动饮料售卖机;每一个厕所都干净得像中国人的家里(并分为日式和西式供你选择);便利店里买一小包精致到可爱的卫生巾,店员还要在给你前再套一个纸袋,以确保含混掉里面物品的性别属性;人们耐心而平和地维持着必要而繁琐的秩序和客套,期待在任何场所任何情境之下都能维持由内而外(经过由外而内达到)的尊严。他们以最高的社会成本,确保每个人都活在一条至高的底线之上,任何人(无论因为物质还是精神)掉落在了这条底线之下,都被视为社会的耻辱。为此,人人都尽力地体恤他人、克制自己,以求抵达真正的“人的生活”。

在印度这边,人们坚持不像西方那样介意那值得鄙夷的肮脏。卫生条件,只是诸多生存条件中很不重要的一条。精神条件、信仰条件、自由条件、民主条件,尤其是随处可坐、可卧,至今仍然可以在漂浮着尸体的河里洗澡喝水的条件,才是更高的、也是更基本的条件。换言之,贫穷与肮脏,即便被“落后”挟持,也不能阻碍他们将心灵的崇高放在比对财富的占有更高的位置之上。

而对日本人而言,当基本的清洁、礼貌和仪式被遵循和传承,那么人的精神就可以在这个坚固的平台上放飞,去更新视野和创造出新的可能。当人之为人的基本认可与意义坚不可摧,千变万化的设计与想像(从机器人到机器猫)才会因为这基石的坚固坦荡而格外勃发与自由。人们不必在飞翔的时候惶恐不安,怕无处落脚或被摧残诋毁践踏于脚下而感到茫然困惑。

印度和日本,这两个极端不相似的国家,却从两条路上走到了一起,最终,他们让生活期间的人们不感到担惊受怕。而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尊崇自己的文化与传统的价值观中那些优良的品质,在某个角度上将其发扬光大,并忽略某些极端情形会给他者带来的怀疑。行走在印度和日本的街道上,你感到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确凿。而在中国的街头,人们不仅要遭受汽车的叫嚣与恐吓,还要随时琢磨自己那一刻都不能停止的博弈能带给自己多少利益、多少损害、多少风险、多少屈辱─因为不是他人,而是国家和社会,站在单薄、贪婪而不自信的个体的对立面上。

这就是出于印度和日本两端之间的中国。印度搁置肮脏;日本消解肮脏;中国则学会了与肮脏共舞。

活得更长

京都的某个晚上,我从东横旅馆距离床沿不到1米的小屏幕里看到一则新闻:日本人活得又更长了,并且代表人类突破了新的纪录。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将近86岁,男性则超过83岁。被访问的日本学者说:“我们以前总以为人的寿命的增长是有限度的,但现在看起来,这个限度仍然可以不断突破。”

听罢,我感到一股久违了的“小振奋”。似乎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经济虽然十年都“起不来”,但每个人所能创造的财富已经巨大到叫人无法苛责了,于是他们专注于如何让国民活得更长这件事情。可能全世界和平地带经济发展的人,多数都在活得越来越长,但并不是每种活法的“更长”都让人感到“小振奋”的。

不知在东京或大阪的高峰时刻,地铁里是否真如听闻的那样人流汹涌而紧张。磨磨蹭蹭的我们每天出门都很晚。京都10点以后的公交车上只有两种人:日本老年人和外国游客。甚至,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年龄也有一种老龄化的趋势,通常都是家庭出游,譬如四五十岁的父母带着十几岁的孩子来接受文化教育——从没见过如布拉格夏日街头那种成群的美国小孩嬉戏打闹的场面。甚至,连游客小孩的操守都显得“老化”,表现为沉默、听话、不怎么开口而只是偷偷观察。同上海地铁里趁着周围人的嬉闹而高声谈笑的放松老外们,相当不同。日本对外来者在处事、行为和作风上能如此迅速地“改造”以使得他们可以尽快地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分子,是我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见过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性情使得老年人越活越有滋味,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是老龄化拖慢了社会的节奏;还是因为一个社会本身就蕴含着那种缓慢节奏的空间,使得老年人永远可以从容地穿行其间而不敢紧张?

最简单地,以公车为例。京都的公车是下车付钱,而且他们至今仍然在使用机械式的自动兑换零钱机,依旧如此准确地执行着日币的兑换。基本上每站为了下车,都要经过好几分钟的依次付款,因为票价也往往不是整数,譬如210,420这样,换钱的人不在少数。有时候还有游客会向司机购买当日的天票等等,这些都是在靠站的时候做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耐心等待,从这一站到下一站,从停下到启动;全然不会有中国公交车上那种晚下去半秒钟就要遭到司机诅咒的压力。

在日本,时间并不是不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在《标准日本语》第一册的一开始就学到“下一班巴士几点来?”这句日常会话了。他们的每一班巴士在每一个站点都有时刻表,更不用提铁路了。但是重要的是对集体性的时间的遵守,为此,个人的时间是可以根据原则进行让度的。耐心首先是人性中的天性(同时也是美德),这一点在日本体现得尤为充分。

在中国,我们觉得时间是有限的。不仅是每个人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好像还共享了同一个池子的时间(A single pool of time),或可称为“中国人的时间”。因此,我们要争,争的是有限的这个池子里的时间。你多了,我就少了。就像我们观念里的金钱一样。因此,耐心变成了一种牺牲,且是一种不被赞赏的牺牲。A对B耐心,是A对B的牺牲。A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他自己的时间,损失了占据更多那个池子里的时间的机会,也因此损失了无数再也追不回来的利益。这就是今天中国人的时间观。

所以中国人是只能匆忙地争抢地活着。我们看不到耐心中的效率,体会不到耐心中的美好。或者说,我们对“耐心”是不相信的。日本人还生活在对自我的克制中,在中国人看来是反常的;而日本人自己却是将时间控制得好好地,适当的时候就拿出来慢慢地用。

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彼此点头和鞠躬中;他们告别的时候要在路上站好久,可能是要把所有告别的客套都讲一遍;他们吃饭的时候要搞得很细腻精致,器皿一大堆,摆放和收拾起来都很费时间,每样其实只有一点点。但是他们不去省下这些时间,或许同古代相比,这些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但在从来自今日中国的我看来,他们对待时间却是相当的慷慨的。

有一次,我们在旧皇宫周围过马路,远远地看到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似乎被另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迎面撞到了,但她却没有花(充分的)时间向他道歉。于是他掉转车头,大叫着追上去,一定要她用(充分的)时间把刚才的碰撞表述清楚。这是我八天里唯一的一次听到日本人在路上大叫,以至于我流露出了同日本路人一样的吃惊。他大概是要把那个本就该属于道歉的时间追回来,该花的时间一定要认真地花掉吧。

究竟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呢?作为一个没有什么钱的中国人,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时间是钱买不到的。那么什么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好呢?不是给他钱,而是给他时间。把时间给他,多说几句礼貌的话,多点几下头,把笑的时间延长几秒钟,这是多么大的慰藉啊;而在中国,却又是多么大的奢侈,连父母密友都不能,更何况一个邻居,一个路人呢?

在从清水寺下来的路上有许多古老但散发着新鲜气息的街道,依着山势而下,鳞次栉比的小店铺。我在一个小路口拍照,为了琢磨一个镜头大概站了很久。这时,我感到身后悄悄地有了什么东西,如果是在热带草原上,我会以为是一匹斑马。我下意识地一回头,原来是一辆黑色的轿车。它就这样轻轻地开来,等着那个挡住去路的游客,没有叫出声来。喇叭在日本是极其粗鲁的声音,不在万不得已马上要车毁人亡的时刻,是断断不会有人想去按喇叭的,那种极大的失礼,好像会玷污整条街道的清白;即便是一定要按,也是五分之一地往下轻按,极其短促而腼腆,好像同时要避免惊扰一头鹿。

显然,不是上帝要让日本人活得更长,而是日本人自己实在没有中国人那种“速来速去”的意愿。他们让度自己的时间的同时,也在增长着自己的时间。他们并没有因为点头、鞠躬、客套寒暄或把礼物再多包一层而“浪费”了生命,相反,他们的生命获得了某种由内而外地延展出去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中国人已经变得完全陌生。

活着并不是天然被赋予意义的过程。如果老者不被因为一生对时间的慷慨让度而赢得其作为长者的尊重(如同日本社会中那样),那么每一个“上帝为人人,人人为自己”的个体将只能守着比肉体的衰老还要速朽的精神,宁可孤苦而脆弱,也要这样退出生命的舞台。中国的现实就是这后者,谁都以现实性的价值审判着别人,而怀揣着“没有最后的审判”的唯一信念,枯萎而死,不论长短。

某球队

我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偷听到那么多路人讨论对阿根廷输球的失望。今天在(别人的)办公室里,又一个男孩说,好比一个自己二十年前爱上的一个女孩子,每四年才见一面,心想着四年前当时没有给答复,想不到四年后一见面就是四个耳光。听来好不可怜!不知道阿根廷人是不是会知道,在十万八千里外,有那么多跟阿根廷毫无关系的中国人为了他们的球队而扼腕难过胸闷沮丧。而且,这种难过甚至都不计较因果回报。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情形,中国人会付出这样真心而纯粹的关切,哪怕海地地震那么悲惨,但比起来似乎情感上还要多隔好几层。

后来,办公室的小孩就开始争论明天凌晨“到底德国赢还是西班牙赢”。与其说他们讨论的是可能性,不如说是各自的愿望,或者是“应该谁赢”。因为我们国家是不踢球的,孩子们反而可以更加公正地坦白自己的喜好,丝毫不用考虑政治的因素,真正地从“民族国家”中挣脱出来。不喜欢德国队的人有很充分的理由,觉得德国队像机器,不好看。而一个02年被巴拉克征服的mm,表现出了对德国队的至死不渝,而且她不说理由。后来,老总站出来,啪啪啪甩出5点精彩的分析,从结构、队形、体能和精神等方面无比流畅地梳理了一下德国队必将获胜的道理,大家听了心悦诚服。以至于一个英格兰爱好者都彻底倒戈了德国队,遭到众人鄙视。老总甚至在最后把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给整体拔高了,说“嫁人不能嫁德国人,但德国人是能够做大事的。”

虽然如此,我们怎么解释我们在面对这样强大队伍时完全不同的反应呢?有的人讨厌看到默克尔出现在看台上,说德国人老搞政治足球,但这或许是对德国分外敏感所致。我检讨自己,除了希望看到“好看的足球”(诸如最好90分钟里充满了来来去去不亦乐乎,不要防守永远进攻,不要单靠蛮跑也要有精妙传球,身体的姿态和相貌至少要好看一样)之外,我是不是真的希望看到胜利归属于这样一支球队:它把足球作为一场哪怕不给观者带来愉悦,哪怕没有英雄,也要取得整体而全面胜利的战斗?或者说,它研究了斗争的艺术、作战的艺术,甚至人性的艺术。他知道怎么在精神上强固自己,压垮对方,就像德国利用“自乱阵脚”的假象欺骗阿根廷让他们从丢2个球,变成丢4个球一样。可能这次的德国队是足球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它钻研的就是11个人的持久战斗,不要明星,不要好看,也不要什么悲情。剥离掉这一切,他们追求不需要运气也可以保证的胜利。爱德国者可能爱在他们对此贯彻的彻底,厌德国者也正是无法消受这样无可娱乐的冷酷政治。

我们为何热爱那些不堪一击的个人英雄主义,或者同情一支总是为情绪所控制的不稳定的队伍?足球没有严肃到要像选择政治立场那样做出选择,但站在一个不那么投入的旁人位置上,我感到这件事情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