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管老师，

谢谢你的祝福！我们竟然用Email通信，回想我高中时的九十年代最后三年，这种通信方式根本还不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之内呢。

虽说也就是过去十年，但想来也只是在类似网络这样的技术发展来看好像“物非”了，然而一看到你的信就感到依然“人是”。

我最近经常回过头去看自己学校生活中的样子，好像优点那时候已经显露，而缺陷在当时也已经“长成”。其他的不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那样的考试机制下，我竟然还是透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气。这些透气，与其说是我自己的追求，不如说是学校环境中受到同学和老师的鼓励。这些鼓励中，现在一下子就能很最确凿地想起来的是和你有关的五件事：

管老师的课上，大家总是畅所欲言（我被认为总做“总结发言”）；

《四季风》的一切；

管老师在南翔娘家看我给你的关于想考北大和“镇江游记”的文章，事后你告诉我，你很高兴地对你妈妈讲“我学生写了那么好的文章”；

一次放学，从虬江路出来，横穿四川北路的时候，你对我说：“有一张叫《南方周末》的报纸不错，你可以看看。”

高三分班的决定做出以后，管老师和金老师立即请我在乍浦路吃饭，解释说明分班的用意（好像我第一次被成人当做成人对待）

我有时独自思忖，究竟自己曾经被什么改变？而自己在这些改变的机缘中是否投入了足够的努力？我自己是常常愧疚的，这些愧疚多少总有一些是想派上“自我激励”的用场。因此，自己常常检讨决心和毅力的不够，并避免人生发生太多“半途而废”的不幸。

走出校园三年（已经算是走出得很晚的了），刚刚经历了一些世界的复杂。这种复杂时而令人欣喜，时而令人沮丧。在欣喜和沮丧间，每一天被我度过。如今，如果一日既无欣喜亦无沮丧，这一天的时间真和从来没有存在过毫无两样。无论时代是如何平庸，但一个人自己感到的起起伏伏多少能够消解掉一点对“自己的青春是否真实存在过”的担忧。

本来年前想从北京遥寄一张农历新年的明信片给您，写好了也一时犯懒错过了时间。一下子有机会对您倾吐，感到非常愉快，也算是对过年时犯懒的补偿。

祝您一切都好！

也问候您的先生和儿子！

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和几位光彩照人又为了抗日而潜伏于孤岛时期上海的女人围困在一起，抗争和爱慕，而上海依旧闪耀而凄凉——1943年，静坐重庆书写这段虚构回忆的徐讦内心一定不能安宁。在当年的全国第一畅销小说《风萧萧》里，主人公徐先生就是被穿插在阴性而坚定的谍报传递中富于哲学的线。

因为这本书，我终于能把上海历史中的某个侧面和家里老人的叙述衔接起来。姨奶奶曾说过，她上中学的时候，经常从后门溜出去跑到北四川路上去看中国电影（她偏不喜欢洋片），属于不要求上进的那种。班级里也有同学是地下党，也曾想劝她一起搞活动，被她婉拒，可是生活并没有因此划分出阵营，上课和生活还是照常进行。既然地下党是这么亲切自然地存在，那么抗日时期的美军谍报人员、重庆谍报人员、日本人，也应该是很自然的存在。成长在西江湾路别墅里的台湾人林文月就曾说过，她从小上的日本小学，从小只会讲上海话和日语，以至于突然有一天要好的日本小同学们都来向她道别的时候，她才意识到日本人都要走掉了，一则突然涌起了一种民族性的激动和自豪，二则也感到一种生活的行将瓦解。

《风萧萧》中的人物因为和我听到的老人家故事的某种神情上的契合，而变得真实。在日本人内部巧妙周旋、性格刚强勇敢的中美混血儿梅瀛子，宽厚仁慈却又富于牺牲精神的百老汇舞女白苹，被母亲寄予厚望、又在上海顽强成长出自己性格的加拿大女孩海伦，以及被徐先生杜撰出来却又在一次惊险的失败中拯救了他的中国女孩慈姗，甚至还有那个只在舞会上出现了若干次、但想必也是为了自己的民族而追随梅瀛子的韩国女孩，虽然间谍人物从没有进入过我听到的任何一个旧上海的故事里，但我一边看，一边想起——

老房子隔壁外公家墙上挂的他年轻时候的交响乐队指挥照，偶遇的40年代交通大学建筑系毕业生（毕业后却已经无洋房别墅可盖），周公馆附近弄堂里钻出的说“我的娘是杜月笙的干女儿”的瘦小老头，奶奶家老房子被拆掉之前，边上乘凉的老人说“哦，我记得胡家大小姐和二小姐”，还有去世多年的隔壁外婆说起的她小时候一天可以买一颗钻石的零花钱，而另一个邻居阿婆讲述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从上海逃难到乡下去在码头上和船上的落魄艰难……

在徐讦笔下反复提到的谍报重镇，那条名叫施高塔路的街道，那条鲁迅先生生活过并去世的路，那条曾经充满了日本军官和关西移民的路，那条曾经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在文革中被抄家最多的安静小路，现在的名字是山阴路。我曾经去过一个男同学的家，那是一幢很高很大的独栋别墅。我记得那个二楼宽敞的客厅和客厅外的露台，露台外的花园。这个中国军队高官的外孙，很高兴地给我看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家，却对我的赞叹大为惊讶。而这幢别墅，之前未必不住着某个以为会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的日本家庭呢？

一层一层的社会底下，总有无穷无尽的寻常。无穷无尽的寻常上面却可以长出一层一层的传奇。传奇与寻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彼时的中国，彼时的上海。到底和我们如今的寻常、现下的传奇是不一样的。

希腊和意大利混血的Evangelo20岁移民到北美，做了23年工程师，突然决定转行做画廊的策展人，已经一年。他能和香港的司机用简单粤语说出他画廊在官塘的位置，但普通话听说都还是不行。本以为这是又一个喜欢搞搞摄影、并刚刚来中国试验他的人生转折和文化历险的鬼佬，不想他却说自己曾在90年代初前在江西萍乡呆过一年。他还记得那里有个革命“纪念馆”。

他说自己来中国是响应邓小平的号召，专门给咱中国农村通电话来的，因而他代表加拿大的这家公司跑遍了江西。当时萍乡那里一个30万人的城市居然只有1000部电话，我跟他说起那个时候安装私人电话之昂贵他非常了解。

为了配合这群外国人的工作，当地政府给他们配备了专门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需要根据他们的行程去接送，因而又特别开例为这个司机的家里配了一部电话。要知道，当时很多人家里连电都没有，能有电话是相当稀罕的。

一段时间以后，Evangelo他们发现这个司机经常电话打不通。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原来这个司机把这根电话线拿去接了一个灯泡——因为他家也没有电！

我多此一举地问他，那么你当年所工作的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说，啊，两三个月前刚刚倒闭。不过之前就问题不断，倒闭是迟早的事情——名字就是北方电力（Nortel）！

M兄几近而立之年第一次去上海，说对虹口公园感觉很好。我说，这个公园我很熟悉啊，从小每年都要在“中日友好钟”那个地方留影，一直到18岁开始下决心摆脱父亲的强加意志为止。他说，哦，原来你家在附近？我说，附近可能说不上，但因为我不去任何其他社会性娱乐场所，所以这个公园几乎包含了我的主要社会生活。

刚才乱翻穆齐克的散文，最后一页是作家的一张石膏遗像照片。我生平见过的第一个石膏遗像就是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里收藏的鲁迅先生石膏遗像，好像是他过世的时候一位日本友人给他做的。那是大概九十年代中，鲁迅纪念馆刚刚重新改建完毕，我和爸爸非常严肃认真地进去参观。大概十几岁看到这件物品，觉得很恐怖，因为解释上说这是直接在刚刚死去的人的脸上做出来的像；还原得如此写实，疾病和死亡的恶毒与丑陋剥夺掉了一个活人的所有生气，鲁迅先生的脸干瘪得只剩下骨头，脸颊两侧是凹进去的，没有肉了，就像一个真正的死掉的老人（可是他并不是老人啊）——什么叫做没有了生命，这个石膏像给出了一种特别清楚和直接的表达。

因为虹口公园一带解放前曾是日本侨民聚居区，又是鲁迅先生最后十年生活的地方，也紧挨着内山完造的书店，而来此祭奠“鲁迅先生之墓”和参观鲁迅纪念馆的人中确实有很多日本人，公园里树立着“中日青年友好钟”就变得很合宜。王震将军在这个巨大的镶嵌在一座水泥墙上的肃穆大钟边题词“中日青年世代友好”，我从认识字开始就知道这句话，甚至有一天突然从抽屉里发现了一枚“中日青年世代友好”的圆形绿色胸章，背后还是那种很尖利的老式别针。但还是因为认识得得太早，反而从来都没想过这是什么意思。

钟的指针比一般的树枝都要粗壮，是很严谨的几何设计，几乎就是一只放大了几十倍的表面，具有现代主义风格，可惜自从我认识看表（我还记得学习看表看钟是个困难的过程）后，这个钟从来都没走准过，可能从来都没有走过。这个雕塑（或可称为纪念碑，或说是个不时髦的装置）底下总是有一些塑料袋或者饮料瓶之类。

这一年多来每天沿着亮马桥路上班，公车都会经过离家不远的一个宽宏巨大的建筑，上面写着“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细想起来，这个建筑的外观设计，和虹口公园里的纪念钟，以及那枚肯定还没被我扔掉的小圆胸章，在风格上还是一致的。

时隔很久，今天心血来潮想上复旦bbs，发现自己无法登陆。密码是不会错的，错的是登录名。登录名是不会错的，但它因为过期而被剥夺了。

当初申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男生笑问：“是不是说No Good CS？”哈，如果我在你们心目中是个正经人，而你们又偏偏沉迷CS，这个看法也很自然。事实是我当时煞费苦心从什么书里翻出这么一句诗歌的标题和结尾：Nothing Gold Can Stay (Robert Foster)，觉得有点意思，就拼凑出了这么一个名字。

因为这首诗恰好有名到容易被认为浅薄地想显摆自己还读些英文诗之类，所以我还不大乐意告诉别人。事实是，我就是不怎么读诗，也不怎么读英文诗。但是这个名字的好处是，每次输入的时候，它总是在告诫我：最好永远不要达到那最美好的点。

所以我就有克制住自己、不断地在很近的美好周围逡巡的时候：不去触碰，因为不想结束；选择忍耐：忍耐时间，苦闷和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悲观的情绪呢？虽然不能让人很甜美地笑出来。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最美好的瞬间给带走呢？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吧。在我们准备好渴望的时候，总无法准备渴望的后面。多少，我总倾向于认为，持久的东西多是平淡的。而平淡，是你我能承受的么？

无论如何，这个用户名的存在时间都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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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夏天在DC。有一天，“共和夏令营”组织了一次国际学生的聚会，地点在Dupont Circle。

我刚抵达DC时，同车的一个女孩就笑着向我介绍：这是个有名的同性恋区。之后，我又在Georgetown附近的书店里读到一些关于这个广场的琐碎。18世纪末，一个法国钟表匠的儿子、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带着他的后代流亡美国。他是拿破仑时期美法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官，并促成了美国对于法属路易斯安那州的和平收购，保全了一座城市，叫新奥尔良。这个人就是皮埃尔·杜邦(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他和他的儿子开创了一家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美国公司，以生产火药起家。

1882年，联邦委员会批准把一座杜邦雕像伫立在这个现在叫做Dupont Circle的地方。这个杜邦是皮埃尔的孙子塞缪尔·杜邦(Samuel Francis Du Pont)，他是这一代杜邦家族成员中唯一一个用大写D的人。他是美国海军的将军，一个在美西战争和美国内战，尤其是美国海军改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1920年，杜邦家族把他的雕像移往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喷泉。

二战以后经过60和70年代的洗礼，Dupont Circle变成了纽约的格林尼治、洛杉矶的西好莱坞、旧金山的卡斯特罗区和芝加哥的Boystown，也就是全美数得上号的同性恋区。但就像80年代带给所有这些区域的冲击一样，它的气息终究融化在了出售波西米亚愉悦感的咖啡馆里。

三年之后回想这个Dupont Circle，我不记得圈，也不记得喷泉。看看照片，能记起那里街道干净，房屋典雅，如此而已。

那个“共和招待会”上，热爱政治、积极上进的国际学生互相微笑说话，美国方面的组织者也特别照顾非美国学生的感受，在局促的空间里，极尽地主之谊。结束以后，所有亚裔学生都已经成了朋友，并要一起坐一部汽车回去。

突然，这个女孩子就走到我跟前，说要去街角的便利店买包烟。我们便逃逸般消失在一堆欢快的亚洲面孔里。我在便利店看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却没有一张喜欢的。看了那么久，以至于她说：“我出去等你。”我又看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为什么那么久？），终于一张没买地出来了。

天黑了，她靠在便利店的路灯下吸烟。原谅我那时太少看到女子吸烟：她穿着雪白的衬衫，朦胧的灯光里，脸色白皙到了苍白，尤其在黑发的遮掩下。我不敢太快地走近她，像是怕惊扰了一只被疲倦围困的休憩的鹤。

我当然缺乏延续这美的智慧，于是走上前去，笨拙地打破了这Dupont Circle最美的一瞬。她抬头的那刻，眼光轻盈又迷离，是许多故事。

等我们回到宿舍，我已经知道，她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日本人——这仍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分手的时候，她说：“如果我在东京，你可以住在我那里。至少，我有一张多余的沙发，在客厅里。”

Dupont Circle in Winter, photo from dc.gov

年初回上海的时候，在家附近偶遇小学时候的体育老师。他竟然不老，也没有走样。这距离我上次看到他有13年了。他好像还含糊地记得我，虽然我小学的体育成绩很差，身体笨重也没有特长；我还记得每次跑步结束后，挨个等着他把手伸到我们脖子里掐心跳的慌张。他的笑是什么意思呢？一度在女生中流传着一些说不清楚的评价。

因为看到这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获奖的照片，才想起往昔简陋的体育课带来的成熟。吊在一根铁杆上的小学生就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实践对身体的锻炼，结合相应的人文教育课程来说，这种锻炼不仅是肉体的，更是关系到精神面貌和光荣耻辱的，所以无论怎么挣扎，无论表情多滑稽，他们都很奋力，因为这关系到名誉，尤其对男孩子来说。

总有一些课程在课表上源远流长，又不断被挤压和边缘。体育课就是其中之一。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可以在体育课上暴露他们最笨拙的一面，而其他学生都更有机会展现他们的健康、矫健和蓬勃。这是多么美好的一种补充，在课桌之外让孩子认识自己和别人的另一面。而且，体育课最早启迪我们人的大脑不仅可以用来思考，也可以用来协调身体。

在很长一段时间，体育是唯一一门关于身体的课程，可惜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仅限于对身体的使用，而从不深入解释。初中时候听说有的学校男女生分开上体育课，觉得那种过度神秘的做法听起来很心痒。我们学校的男女生就一直在一个矮胖的体育老师的统一教导下训练。说起来，不少体育老师真有一种凶狠的倾向。但我知道有女生因为例假就去向他请假，等到跑步的时候就能歪歪斜斜地站在跑道边上，倚着栏杆观赏我们跑步；但是我从来开不了口。他永远都是个陌生男人，因为他从来不对女生和善——而所有对女生和善的体育老师又都只有被玩弄的命。

身体接触肯定会带来性困惑。有男生做操的时候故意摸女生的背，或者看到你不跑步就诡谲地笑。一大堆关于发育的问题不先在体育课上说，而在发育快结束的时候在生理课上补。我怀疑很多心理问题都和体育课教育的缺陷有关，也和体育老师的心理缺陷有关。而体育老师的心理缺陷其实是我们小学和中学老师整体心理缺陷的代表。

照片上的小学生俨然在一个体育馆里，条件今非昔比。在这次获奖的作品中，这是唯一一张以中国孩子为表现对象的作品。这张照片可以有更多有趣得多的解读，我只是想起以前，有感而发。

前几个星期PL来北京的时候，天气特别好，导致我们絮絮叨叨讲了北京不少好话。临走的时候她提出生日礼物，我觉得没有必要。毕竟我们认识的时候年纪都已经不小了，不像是从少年时期过来的那种朋友，好像总有些小事情要讲究，否则就不太算朋友了似的。

想起PL就要想起很多个夜晚的中大山路，被蚊子叮得满满的，还在路灯下攀谈，谈得有点歇斯底里，笑声狠狠撕碎新界的和谐夜空。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来自城市正常家庭的正常孩子，缺乏传奇，但细碎之处端详、回顾或展望起来实在彼此着迷。好像在中大的第一个十一月，我们讲了一个通宵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完全是两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却在一本正经吸收所谓后现代知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拥有一个把我们当男孩那样针锋相对着养大的父亲？

香港的日子，基调是孤独，因此吹嘘了一大堆的庸人自扰。如果没有PL，我或许会写更多blog，看更多书，读书更努力——也许会更痴呆，但一定会更孤单。我越来越觉得人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呼应的动物，只是有时候机会渺茫起来觉得没有被呼应的希望，所以就消沉些，自我些，忘了那些呼应的可能。如果说出去的话都被反弹回来或者折去了不知道什么别的地方，或许我不仅不会再开口说话，对人本身都会失掉兴趣。PL是那种我说什么她都知道我的意思，精确到毫米的人；是那种能够不断说任何话题，迂回往复而不减损掉兴致和趣味的人；是那种给我莫名的心安，却自称经常会焦虑的人。

我拖了一个礼拜才补上这篇文章，还是在办公室里，实在不很圆满。不知道对PL的生日来讲还有没有意义。我真想在你这样的朋友身上花更多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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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己很适合唱陈慧娴的歌。她的歌，像徐小凤的歌那样，叫我想念香港，不是七八十年代的，而是九十年代的香港，好像香港像回忆起来的那样美丽。

最近在安顿中。什么都带来北京了，除了电脑的电源。暂时先拿昨天晚上的一篇东西充数吧。文章是给老东家的杂志的，讲的是我离开那里搞的最后一个活动（搞完就走了）。北京的事儿呢，留着以后慢慢儿讲。

2006年夏天，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向我诉说在云南乡下办理一张出国签证的离奇艰辛。作为同一个学术会议的代表，他不经意间说起了他所从事的纪录片拍摄。我接茬说：“那你知道‘云之南’么？ ”这次轮到他惊讶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伦敦西北角一所大学拥挤的餐厅角落里，听到这三个（至少在他以为）很少为人所知晓的名字。

我和“云之南”的关系纯粹是因为我在这个纪录电影节诞生那一年选修了积极参与筹备的吕新雨老师的“纪录片”课程。2003年是我开始接触纪录片的一年。不仅上课，拍片，疯狂复印了好多本台湾版翻译的纪录片书籍，还在设备简陋的新闻系放映室里看了不少精彩的纪录片。这些都拜吕老师所赐。那个时候她刚刚采访了好些中国纪录片导演并出版了《中国新纪录运动》一书。也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云之南”三个字开始在她嘴里蹦来蹦去。

那时，组织播放纪录片仍然不是一项讨好的尝试。在课程要求范围内播放的纪录片经常遭受被学生提前离场的事情，而非课程范围内播放纪录片时，空荡荡的放映室里不时凸现三两个孤单身影。但这从来都不困扰吕老师，也不困扰播片子的人，譬如我。每次听到“云之南”，就好像听到了远方呼应着的什么人。吕老师从昆明回来，又带回好多国内最新的独立纪录片和各种评价。

完全不能想到的是，四年后的我竟然能获得“参与”“云之南”的机会，并且在证大现代艺术馆把“云之南”过往三届的回顾展映带到上海的普通人中来。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了这个由云南省社科院主办的，凝聚了强烈的民间力量的纪录运动。放映的结果证明，在遥远的上海，有人非常热切地希望看到中国民间的纪录影像，了解别处的和当下的生活，了解生活被纪录的意义。每一场的满座和开闭幕式的爆场，以及播映之后同作者的讨论，都反映了人们对表达和被表达的需要。

活动之前，我曾有一种想象：上海是一座对纪录片冷感的城市，因为纪录片的立场是同情的，隐讳的，触及生活痛处的；而日常之中我能感知的上海则是显豁的，诉诸利益统治的现实的。活动之前，主办方也一再告诉我，像纪录片这样的东西，知道的人自然知道，想看的人自然想看——言下之意，并不对从未接触的人群怀抱太大的希望。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十分间接地伴随了“云之南”成长并经历过纪录片在大学校园的清冷境遇的人来说，这次面向校外人群的展映场面是很长信心的。至少，我一下想起去年夏天那位云南兄弟听到我说“云之南”时的欣喜和讶异的眼光，觉得是对那眼神的一种慰藉。

从事纪录片的人总有一种低调的倾向。有时候我们可能低估了某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