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在日本，我们会很快接受这样的一种看法：生活嘛，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么？譬如，夏天嘛，不就是应该扇扇子的么？流汗嘛，不就拿出手帕擦汗么？

突然就想不起，中国人现在是怎么处理涌在脑门上的汗珠的，似乎就是让它们晶莹闪烁地留在那里（如同我在不少中青年男子头上看到的那样），或者让它自然地流到头颈里藏起来。我就是让脖子上的汗沿着身体往下滴的，既然没有带纸巾的习惯，也就不去处理了。换言之，我已没有了什么“不雅”的意识，反正一切都已变成了顺势的无奈。

小的时候，扇子都还是夏天的必备。首先是老人家尤其喜爱的大圆蒲扇，周围镶嵌的一条布边。这条边往往用各种可能的布料做成，是一堆蒲扇间作区分的标志；虽然只留出了那么两厘米的距离，但就是耐看，前后转来转去的，煞是可爱温馨。蒲扇扇面的颜色和质感相当强烈，用坏的时候扇面上的条状会翘起来，虽然还蛮新的扇柄也会扎手，那里总有一块凸起的，像树上长的瘤，也很容易长出刺来。每个妈妈都是用这把扇子拍小孩入睡的，因为它扇面大，而扇子本身又很轻。拍着拍着，妈妈就先睡着了，小孩就要再闹一闹，提醒妈妈自己还没睡着呢。

张生说，这种扇子其实是出于廉价的需要，但即便廉价如是，还是带了生活化的江浙趣味。其他的扇子，如檀香扇，我几乎是闻着它们越来越假的气味长大起来的。很快扇子的香味就被撒上的花露水所取代，而且新扇能保存香味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扇面上的山水庭院也不如以前那么好看精良。兴许是我确实没有见识过真正好的檀香扇也未可知。以前去苏州旅游，买檀香扇送人是常事，现在都很罕见了。至于折扇中的纸扇，初中的时候一度同学间流行攀比，看谁能用一只手端着扇子，最潇洒地一下打开。原来那时候我们还是会把折扇带到学校去的。我的手指乏力，总是打开得不痛快，没有“唰”的那个声音；而太松的扇面则打开得不响亮；往下甩开虽然很响，但有点流气。总之有一阵子很纠结这件事情，狠狠地训练过一阵。

如今，“带把扇子去”这句话真是很遥远了。不只是现在没有了好看的扇子，而且没有了配合扇子的动作、放扇子的包（太大啦太小啦太光鲜啦之类）、拿扇子的手（左手电脑右肩背包身体都很难平衡的那种）。哪怕是走在路上，好像负重无数，劳苦不堪；而且街道嘈杂尾气乱喷，拿出一把扇子来真是欠缺天时地利人和。同扇子相比，街上的一切都太粗糙恶心，即便扇子竟然在包里又于心何忍，保不齐迎面撞过来一个路人，就把躲闪不及的美扇给弄折了。至于家里，风扇空调早就把我们的双手解放了出来，以便放到电脑键盘上。

书展的时候，我们拿到两把塑料的扇子，下面可以扣住手指，但质地笨重，手也拿得不舒服（而且书展的空调开得很冷）。因为扇面上画的是日本图书的推广，出版社就想起了日本扇子的事情。我们在大阪7月23日天神祭的那天领到的广告扇子却要舒服太多。对于节日里身穿浴衣（夏季的和服）出门的人们来说，两手除了一个可以勾住的小手提袋之外本来就是轻松的，那么拿一把扇子，在大阪最炎热的时候走路，是很消暑很妥当的。在视觉上更是如此。一种奇异的效果是，扇子让不穿和服的游人（譬如带小孩子来的妇女和大多数的男人）都进入了和服的状态。日本扇子就这样成为了和服的凝练；扇扇子就成为了同时兼顾了实用和对传统的支持的行为。

我们在京都清水寺下的一间扇子店里欣赏到了日本扇子设计的发展。这间店面宛如一家小型博物馆，左侧是女人用的扇子；右侧是男人用的扇子。这些扇子中贵一点的（也不过人民币一百来块）可以用来作为摆设欣赏，而便宜点的（人民币几十块）则可以作为日常使用。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传统设计的创新，从扇面的质料、绘图的风格和方式（譬如镂空），还有扇面中绘画部分的宽度（可以很宽也可以很窄）都有不同的讲究。设计的主题有山水、花鸟、龙纹、书法和京都特色的兔子。可惜语言不通，否则就可以咨询店主一番。

扇子的保存和持续的使用，绝不是“空穴来风”。倘若人们在扇子中找不到美感，倘若街道的质感、服装的质感、人的仪态都已经粗劣不堪，扇子在日本也要没落绝迹，不被欣赏也不被使用，就像现在发生在中国城市里的那样。所谓的“风物”二字是需要彼此和谐的，有什么风，才会有什么物。对扇子而言更是如此。空气污浊，扇子何为？

想到上述这些，皆是因为张生在京时送我扇子三把。张生在苏州订做了一些放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在传统扇形的基础上，他作了略微的修改，其中一款中间略凹下去，令人想起古代女人的发髻。我很高兴地想，这下我也有好看的扇子啦。

韦伟（那个60年前还低头弄手绢欲说还休的玉纹其实很开朗地）说，费穆给她一个任务，要她帮助可能没有谈过恋爱的李纬，让饰演她旧情人的李纬喜欢上她，帮助他入戏。韦伟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恋爱过没有，或许没有吧”——结果戏是演完了，但李纬竟然走不出戏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她突然笑了，说“于是我就逃到香港来了！”

这时候，这首歌就响起来，镜头转向了香港一间很老的发廊，平行移动。两个小时的《海上传奇》只有这一刻是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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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想起Linda。

想起她口中的“卢生”二字。卢生是General Office的一位老员工，可能Linda从本科时候开始就同他熟识。中年而瘦削的卢生戴着眼镜，随时出现在狭窄的走廊上，等待着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虽然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他具体的工作种类。可能同资料室有关？或者只是打杂的。但是，在Linda的口中，他是一个被呼唤的名字。Linda呼唤他的时候，好像仅仅在抒情。我的粤语记忆太差了，前后的内容似乎无关紧要。可能是卢生让她亲切、给她温暖。而我，或者我们，都给不了她。Linda的声音越来越清楚，卢生的形象越来越模糊。

Linda有时会在314呆到很晚。很晚。新亚是一个可以呆到很晚的地方。走到人文馆走廊的阳台上，Carol有时会站在那里抽烟，那种很细长的陌生的烟。Carol每天都会在314呆到很晚。很晚。她是同Linda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吧。直到钱穆图书馆里传出广播：“离开闭馆的时间还有15分钟…”冬天的新亚，夜半的气温最好，因为，终于有了冷的感觉。冷，是多么珍贵、多么酷。Linda不吃饭，捧着杯面。有一天晚上，我竟然也呆在314，很晚。Linda的妹妹，也在中大读书，竟然也在314。原来Linda的妹妹同她完全不同。Linda冷酷，嘹亮，也沉默；她的妹妹宁静、温和，仿佛是作为对Linda的补充和排遣。那一次我认识到，Linda也来自一个兄弟姐妹四人的大家庭，而不是那样单独的一个存在，就像我这样。我这样，似乎孤单的存在，其实却比Linda的存在要热闹太多。这是我后来确切了解到的。

我努力回想Linda在314的那张桌子。Dell的电脑都是一律的黑色，而她的桌上又有什么？是进门左手的第一张么？有一天，Linda送给我一个礼物，是圣诞礼物么？紫色的包装，竟然是紫色。或许只能是紫色。可是里面是什么？巧克力么？我记得自己当时坐的位置，靠墙。背后隔了几排，是窗。窗后是朦胧的吐露港。Linda走来，依旧是一个夜晚，把礼物送给了我。我没有送礼物的习惯，可是，可爱的香港同学们却有。我说了谢谢，但却没有涌动起感激。我的心和香港的心，还是没有协调起来。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2006年的最后一天。

Linda毕业后作了TA。我也想过申请作TA，但发现不能违心地继续在香港呆下去。我眷恋中大，但中大为什么在香港。Linda成为了TA以后非常忙。12月，我们毕业典礼。乏味的典礼上，我没有对Linda的任何印象。离开中大前，我去TA的办公室，Linda带着大口罩，并没有说什么严重的话。很累的生活，Linda似乎不能承受。她不想承受么。她想做什么？她喜欢什么？她的武术？

后来，Linda被确认是病了。病得很严重。回到内地的我，成为一个真正远观的人。远观的人，是不是很无情？我通过Email了解病情，也因为这些Email我好像不认识，又重新认识了每一个同学。我时常忍不住回香港，并且有一次提出去看望她。但被拒绝了。那也已经是很久以后了。一个跟她关系更好的同班同学事后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给人的压力太大了。幸而是在网上，我的表情没人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以为的对别人的好，或许只是一场自娱自乐。我在课堂上的踊跃发言，是不是成为了他人沉默的根据。PL后来劝导我说，这也只是旁人的推测，兴许只是Linda病重，不想被旧人看见。但这层阴影不是挥之即去的。

于是我屡次去香港，却没有见到Linda。甚至，也没有时间去她的墓。有一次，我回到人文馆看老师。在Eric的办公室，我们惬意地闲谈。Eric身后是不动声色的吐露港。我们无数次地从这山顶凝望，看很小的帆船和远处的岛屿。我们笑谈过多少次，要去大埔骑单车，等待了三个秋天，等到师兄都毕业了，师弟都忙论文了，也没有这一天。有些时光，为什么总不到来，永远不来。

这时候，Eric说，Linda走了。几个小时前刚刚走的。我愣了一下，有点释然。Celia告诉我，Linda最后信了主。

管老师，

谢谢你的祝福！我们竟然用Email通信，回想我高中时的九十年代最后三年，这种通信方式根本还不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之内呢。

虽说也就是过去十年，但想来也只是在类似网络这样的技术发展来看好像“物非”了，然而一看到你的信就感到依然“人是”。

我最近经常回过头去看自己学校生活中的样子，好像优点那时候已经显露，而缺陷在当时也已经“长成”。其他的不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那样的考试机制下，我竟然还是透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气。这些透气，与其说是我自己的追求，不如说是学校环境中受到同学和老师的鼓励。这些鼓励中，现在一下子就能很最确凿地想起来的是和你有关的五件事：

管老师的课上，大家总是畅所欲言（我被认为总做“总结发言”）；

《四季风》的一切；

管老师在南翔娘家看我给你的关于想考北大和“镇江游记”的文章，事后你告诉我，你很高兴地对你妈妈讲“我学生写了那么好的文章”；

一次放学，从虬江路出来，横穿四川北路的时候，你对我说：“有一张叫《南方周末》的报纸不错，你可以看看。”

高三分班的决定做出以后，管老师和金老师立即请我在乍浦路吃饭，解释说明分班的用意（好像我第一次被成人当做成人对待）

我有时独自思忖，究竟自己曾经被什么改变？而自己在这些改变的机缘中是否投入了足够的努力？我自己是常常愧疚的，这些愧疚多少总有一些是想派上“自我激励”的用场。因此，自己常常检讨决心和毅力的不够，并避免人生发生太多“半途而废”的不幸。

走出校园三年（已经算是走出得很晚的了），刚刚经历了一些世界的复杂。这种复杂时而令人欣喜，时而令人沮丧。在欣喜和沮丧间，每一天被我度过。如今，如果一日既无欣喜亦无沮丧，这一天的时间真和从来没有存在过毫无两样。无论时代是如何平庸，但一个人自己感到的起起伏伏多少能够消解掉一点对“自己的青春是否真实存在过”的担忧。

本来年前想从北京遥寄一张农历新年的明信片给您，写好了也一时犯懒错过了时间。一下子有机会对您倾吐，感到非常愉快，也算是对过年时犯懒的补偿。

祝您一切都好！

也问候您的先生和儿子！

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和几位光彩照人又为了抗日而潜伏于孤岛时期上海的女人围困在一起，抗争和爱慕，而上海依旧闪耀而凄凉——1943年，静坐重庆书写这段虚构回忆的徐讦内心一定不能安宁。在当年的全国第一畅销小说《风萧萧》里，主人公徐先生就是被穿插在阴性而坚定的谍报传递中富于哲学的线。

因为这本书，我终于能把上海历史中的某个侧面和家里老人的叙述衔接起来。姨奶奶曾说过，她上中学的时候，经常从后门溜出去跑到北四川路上去看中国电影（她偏不喜欢洋片），属于不要求上进的那种。班级里也有同学是地下党，也曾想劝她一起搞活动，被她婉拒，可是生活并没有因此划分出阵营，上课和生活还是照常进行。既然地下党是这么亲切自然地存在，那么抗日时期的美军谍报人员、重庆谍报人员、日本人，也应该是很自然的存在。成长在西江湾路别墅里的台湾人林文月就曾说过，她从小上的日本小学，从小只会讲上海话和日语，以至于突然有一天要好的日本小同学们都来向她道别的时候，她才意识到日本人都要走掉了，一则突然涌起了一种民族性的激动和自豪，二则也感到一种生活的行将瓦解。

《风萧萧》中的人物因为和我听到的老人家故事的某种神情上的契合，而变得真实。在日本人内部巧妙周旋、性格刚强勇敢的中美混血儿梅瀛子，宽厚仁慈却又富于牺牲精神的百老汇舞女白苹，被母亲寄予厚望、又在上海顽强成长出自己性格的加拿大女孩海伦，以及被徐先生杜撰出来却又在一次惊险的失败中拯救了他的中国女孩慈姗，甚至还有那个只在舞会上出现了若干次、但想必也是为了自己的民族而追随梅瀛子的韩国女孩，虽然间谍人物从没有进入过我听到的任何一个旧上海的故事里，但我一边看，一边想起——

老房子隔壁外公家墙上挂的他年轻时候的交响乐队指挥照，偶遇的40年代交通大学建筑系毕业生（毕业后却已经无洋房别墅可盖），周公馆附近弄堂里钻出的说“我的娘是杜月笙的干女儿”的瘦小老头，奶奶家老房子被拆掉之前，边上乘凉的老人说“哦，我记得胡家大小姐和二小姐”，还有去世多年的隔壁外婆说起的她小时候一天可以买一颗钻石的零花钱，而另一个邻居阿婆讲述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从上海逃难到乡下去在码头上和船上的落魄艰难……

在徐讦笔下反复提到的谍报重镇，那条名叫施高塔路的街道，那条鲁迅先生生活过并去世的路，那条曾经充满了日本军官和关西移民的路，那条曾经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在文革中被抄家最多的安静小路，现在的名字是山阴路。我曾经去过一个男同学的家，那是一幢很高很大的独栋别墅。我记得那个二楼宽敞的客厅和客厅外的露台，露台外的花园。这个中国军队高官的外孙，很高兴地给我看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家，却对我的赞叹大为惊讶。而这幢别墅，之前未必不住着某个以为会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的日本家庭呢？

一层一层的社会底下，总有无穷无尽的寻常。无穷无尽的寻常上面却可以长出一层一层的传奇。传奇与寻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彼时的中国，彼时的上海。到底和我们如今的寻常、现下的传奇是不一样的。

希腊和意大利混血的Evangelo20岁移民到北美，做了23年工程师，突然决定转行做画廊的策展人，已经一年。他能和香港的司机用简单粤语说出他画廊在官塘的位置，但普通话听说都还是不行。本以为这是又一个喜欢搞搞摄影、并刚刚来中国试验他的人生转折和文化历险的鬼佬，不想他却说自己曾在90年代初前在江西萍乡呆过一年。他还记得那里有个革命“纪念馆”。

他说自己来中国是响应邓小平的号召，专门给咱中国农村通电话来的，因而他代表加拿大的这家公司跑遍了江西。当时萍乡那里一个30万人的城市居然只有1000部电话，我跟他说起那个时候安装私人电话之昂贵他非常了解。

为了配合这群外国人的工作，当地政府给他们配备了专门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需要根据他们的行程去接送，因而又特别开例为这个司机的家里配了一部电话。要知道，当时很多人家里连电都没有，能有电话是相当稀罕的。

一段时间以后，Evangelo他们发现这个司机经常电话打不通。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原来这个司机把这根电话线拿去接了一个灯泡——因为他家也没有电！

我多此一举地问他，那么你当年所工作的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说，啊，两三个月前刚刚倒闭。不过之前就问题不断，倒闭是迟早的事情——名字就是北方电力（Nortel）！

M兄几近而立之年第一次去上海，说对虹口公园感觉很好。我说，这个公园我很熟悉啊，从小每年都要在“中日友好钟”那个地方留影，一直到18岁开始下决心摆脱父亲的强加意志为止。他说，哦，原来你家在附近？我说，附近可能说不上，但因为我不去任何其他社会性娱乐场所，所以这个公园几乎包含了我的主要社会生活。

刚才乱翻穆齐克的散文，最后一页是作家的一张石膏遗像照片。我生平见过的第一个石膏遗像就是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里收藏的鲁迅先生石膏遗像，好像是他过世的时候一位日本友人给他做的。那是大概九十年代中，鲁迅纪念馆刚刚重新改建完毕，我和爸爸非常严肃认真地进去参观。大概十几岁看到这件物品，觉得很恐怖，因为解释上说这是直接在刚刚死去的人的脸上做出来的像；还原得如此写实，疾病和死亡的恶毒与丑陋剥夺掉了一个活人的所有生气，鲁迅先生的脸干瘪得只剩下骨头，脸颊两侧是凹进去的，没有肉了，就像一个真正的死掉的老人（可是他并不是老人啊）——什么叫做没有了生命，这个石膏像给出了一种特别清楚和直接的表达。

因为虹口公园一带解放前曾是日本侨民聚居区，又是鲁迅先生最后十年生活的地方，也紧挨着内山完造的书店，而来此祭奠“鲁迅先生之墓”和参观鲁迅纪念馆的人中确实有很多日本人，公园里树立着“中日青年友好钟”就变得很合宜。王震将军在这个巨大的镶嵌在一座水泥墙上的肃穆大钟边题词“中日青年世代友好”，我从认识字开始就知道这句话，甚至有一天突然从抽屉里发现了一枚“中日青年世代友好”的圆形绿色胸章，背后还是那种很尖利的老式别针。但还是因为认识得得太早，反而从来都没想过这是什么意思。

钟的指针比一般的树枝都要粗壮，是很严谨的几何设计，几乎就是一只放大了几十倍的表面，具有现代主义风格，可惜自从我认识看表（我还记得学习看表看钟是个困难的过程）后，这个钟从来都没走准过，可能从来都没有走过。这个雕塑（或可称为纪念碑，或说是个不时髦的装置）底下总是有一些塑料袋或者饮料瓶之类。

这一年多来每天沿着亮马桥路上班，公车都会经过离家不远的一个宽宏巨大的建筑，上面写着“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细想起来，这个建筑的外观设计，和虹口公园里的纪念钟，以及那枚肯定还没被我扔掉的小圆胸章，在风格上还是一致的。

时隔很久，今天心血来潮想上复旦bbs，发现自己无法登陆。密码是不会错的，错的是登录名。登录名是不会错的，但它因为过期而被剥夺了。

当初申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男生笑问：“是不是说No Good CS？”哈，如果我在你们心目中是个正经人，而你们又偏偏沉迷CS，这个看法也很自然。事实是我当时煞费苦心从什么书里翻出这么一句诗歌的标题和结尾：Nothing Gold Can Stay (Robert Foster)，觉得有点意思，就拼凑出了这么一个名字。

因为这首诗恰好有名到容易被认为浅薄地想显摆自己还读些英文诗之类，所以我还不大乐意告诉别人。事实是，我就是不怎么读诗，也不怎么读英文诗。但是这个名字的好处是，每次输入的时候，它总是在告诫我：最好永远不要达到那最美好的点。

所以我就有克制住自己、不断地在很近的美好周围逡巡的时候：不去触碰，因为不想结束；选择忍耐：忍耐时间，苦闷和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悲观的情绪呢？虽然不能让人很甜美地笑出来。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最美好的瞬间给带走呢？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吧。在我们准备好渴望的时候，总无法准备渴望的后面。多少，我总倾向于认为，持久的东西多是平淡的。而平淡，是你我能承受的么？

无论如何，这个用户名的存在时间都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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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夏天在DC。有一天，“共和夏令营”组织了一次国际学生的聚会，地点在Dupont Circle。

我刚抵达DC时，同车的一个女孩就笑着向我介绍：这是个有名的同性恋区。之后，我又在Georgetown附近的书店里读到一些关于这个广场的琐碎。18世纪末，一个法国钟表匠的儿子、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带着他的后代流亡美国。他是拿破仑时期美法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官，并促成了美国对于法属路易斯安那州的和平收购，保全了一座城市，叫新奥尔良。这个人就是皮埃尔·杜邦(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他和他的儿子开创了一家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美国公司，以生产火药起家。

1882年，联邦委员会批准把一座杜邦雕像伫立在这个现在叫做Dupont Circle的地方。这个杜邦是皮埃尔的孙子塞缪尔·杜邦(Samuel Francis Du Pont)，他是这一代杜邦家族成员中唯一一个用大写D的人。他是美国海军的将军，一个在美西战争和美国内战，尤其是美国海军改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1920年，杜邦家族把他的雕像移往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喷泉。

二战以后经过60和70年代的洗礼，Dupont Circle变成了纽约的格林尼治、洛杉矶的西好莱坞、旧金山的卡斯特罗区和芝加哥的Boystown，也就是全美数得上号的同性恋区。但就像80年代带给所有这些区域的冲击一样，它的气息终究融化在了出售波西米亚愉悦感的咖啡馆里。

三年之后回想这个Dupont Circle，我不记得圈，也不记得喷泉。看看照片，能记起那里街道干净，房屋典雅，如此而已。

那个“共和招待会”上，热爱政治、积极上进的国际学生互相微笑说话，美国方面的组织者也特别照顾非美国学生的感受，在局促的空间里，极尽地主之谊。结束以后，所有亚裔学生都已经成了朋友，并要一起坐一部汽车回去。

突然，这个女孩子就走到我跟前，说要去街角的便利店买包烟。我们便逃逸般消失在一堆欢快的亚洲面孔里。我在便利店看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却没有一张喜欢的。看了那么久，以至于她说：“我出去等你。”我又看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为什么那么久？），终于一张没买地出来了。

天黑了，她靠在便利店的路灯下吸烟。原谅我那时太少看到女子吸烟：她穿着雪白的衬衫，朦胧的灯光里，脸色白皙到了苍白，尤其在黑发的遮掩下。我不敢太快地走近她，像是怕惊扰了一只被疲倦围困的休憩的鹤。

我当然缺乏延续这美的智慧，于是走上前去，笨拙地打破了这Dupont Circle最美的一瞬。她抬头的那刻，眼光轻盈又迷离，是许多故事。

等我们回到宿舍，我已经知道，她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日本人——这仍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分手的时候，她说：“如果我在东京，你可以住在我那里。至少，我有一张多余的沙发，在客厅里。”

Dupont Circle in Winter, photo from dc.g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