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我還很莫名地在冬夜的回家路上哼起了這個曲子。

剛上小學，電視裡出來了台灣電視據。聽到這首歌從媽媽刻意開低了聲音的14寸National彩電裡傳出來的時候，我已經被強行塞進被窩了，只能瞇縫著眼睛從被窩裡偷看媽媽的後背，和後背邊上露出來的一點點屏幕，所以我小學三年級就開始近視了。電視劇好看在哪裡，我是講不出道理的，只是我瞇縫眼的行為經常因為頭抬得太高而被發現──反正對我來說，天底下“有樣東西叫電視劇”，和“有個地方叫台灣”是一樣神奇的，兩者的結合格外具有魔力，這種魔力也跟如這個歌曲裡面所隱含的曖昧纏綿有關，竟然對小孩也有毫不遜色的「殺傷力」。

今天聽到鳳飛飛的歌，知道我在被窩裡偷聽的可能是電視劇的大陸版本。倘若那時候就聽到鳳飛飛，我就更要想入非非了。

在浦東的一家送爆米花和可樂的高級影院的《傷城》裡，我看到蘭桂坊下來的華麗街道，不管暗流如何，表面依舊華麗。而在旺角那個七拐八彎的華懋電影院陳舊的、帶有黑暗社會面的午夜座椅上，《放逐》裡的世界已被逼到了澳門。

五年後的今夜，我看《奪命金》。我想起五年多前去觀塘工業街找那個通往「銀河映像」的入口。（之前，我在一棟破陋的樓房裡看到攝像機背後、正拍《蝴蝶》的杜琪峰──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拍片現場，竟然見到的是如此簡陋局促的格局。）這篇采訪只留在我最古老的移動硬盤裡，從文檔的排版看，我非常鄭重地對待這篇字句，大約是因為采訪過程的語言上的艱難。雖然2006年的香港人普遍不能講普通話，但杜琪峰仍然是我見過的普通話說得最差，但又最有誠意的香港人。這種大男人的認真，竟把《奪命金》逼成了今日香港的紀錄片。

再刊與此，不止為留念。

杜琪峰：大時代下的變與不變

文/陳韻 2006年11月

觀塘的街道混雜了一股卡車和工廠機器一同發動出來的氣味。作為香港碩果僅存的幾個工業區之一，挾持著觀塘道路兩邊的工業樓裏，進進出出的不是西裝筆挺的專業人士和小汽車，而是赤膊上身推送貨物的本地工人和大貨車。在這些留守著香港工業最後一線生機的大門裏，就有一扇通往杜琪峰和他的“銀河影像”。

自1996年創立以來，“銀河映像”已經在香港電影業裏走過了11年。從1997年拍攝《一個字頭的誕生》時的險走偏鋒；到1999年《槍火》誕生後的日臻成熟；再到2000年《孤男寡女》的商業成功；直到去年的《黑社會》、今年的《放逐》，杜琪峰用11年的時間摸索出了一條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並行的道路，也實踐著他自己17歲以來一直執著的夢想。

演員劉青雲曾笑言：“銀河映像，難以想像”。難以想像的不僅是平均每年三、四部影片的高產量，每每出人意料的鏡頭構思和影片結局，還有杜琪峰本人多年來對香港電影的鍥而不捨。

在香港電影圈裏，杜琪峰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他的商業影片票房斐然，卻又不肯為了迎合內地和西方市場而讓步妥協；他是最早進大陸拍電影的香港導演之一，卻說他至今還沒準備好去大陸拍戲；他的影片已經贏得了歐美電影界的紛繁讚譽，但他說他還是想繼續留在香港；在90年代中期香港電影業最為慘澹的時候，他曾在《十萬火急》的海報中喊出“我們的年代，需要真正的英雄”，而坐在我對面的他卻依然是一個身著便服，淡定從容的中年男人。

三十多年前杜琪峰走進香港無線電視（TVB）的時候，只是一個送信員。“進去的第一天，我感覺以我的能力、地位和學問，要成為一個導演是一個很遙遠的夢。”但又是這個17歲的送信員對自己說：“假如四年之內我不能成為一個副導演，我就要離開這個圈子。”他每天都按照這個目標去做，“人家不做的我都做。人家睡覺的時候，我還在做。”兩年半以後，他成為了一個副導演；又過了兩年，他當上了導演。而之前他給自己從副導演變成導演的時間是四年。

這段最初的經歷讓他明白，不管環境怎樣，只要有一個信念，有一個Vision，不管是搞電影還是當廚師，都要把自己的潛力釋放出來，才能走進去。“我是以這個觀點去生存的。香港電影環境好不好，對我來講，我們能做的一定去做。雖然你個人怎麼厲害，也不能最終決定什麼。”

黑幫題材是杜琪峰對香港生活感受了大半輩子之後的選擇。香港是一個小地方，有自己的文化和過去。香港人都知道黑幫世界就在生活的某個角落。雖然97後黑幫勢利被削減，但仍存在於香港各處。“黑幫片裏什麼都可以講，可以講友情，講義氣，講愛情——尤其是人性。” 有人說，杜琪峰的電影太黑暗，環境逼仄，形勢迫人；也有人說，他的電影裏面總是折射出人情的溫暖，“從黑暗草叢中透出光明”。還有人說，那些宿命式的敍述和人生存的窘迫，乃至最終不可逃遁的死亡都讓人困惑，究竟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價值。

“人生根本就是一個迴圈。我們總是在同一個範圍內出錯，錯了還要錯，走不出去。就好像生病了，看好了，接著就等待下一次生病，再看好。但是總有一天生病，卻好不了的。人應該過精彩而非平淡的人生。可是精彩不是永遠的。但是，只要選擇了那樣一次精彩，就不枉此生。既然電影是對人生的描述，我就要把人生中這無可避免的重複的錯誤和生命的意義給揭示出來。可能這就是為什麼人們說我的電影‘悲’和‘灰’。”在《放逐》中，黃秋生和他的同伴行將滿載一噸的黃金遠走高飛，但在最後的關頭，他卻把用來投擲決定去留的硬幣狠狠摔進河裏，做出了自己的決定。他選擇回去救人，也在人生最後的時刻實現了人生的精彩。雖然他逃脫不了過去的糾纏，無從實現渴求的“放逐”，但在關鍵的時刻，他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每個人都希望做一些自己永遠會記得的事情，卻未必有這個勇氣。因為人們總懷疑‘我到底有沒有能力幫助別人？’如果他（黃秋生）就這麼拿了黃金走了，可能一輩子都會想：為什麼我沒有回頭？雖然死亡是一個結束，但是你把命留下來了又能做什麼呢？” 而杜琪峰的生命就是為了電影而存在的。

在香港無線，杜琪峰嘗試了連續劇、喜劇、武打等多種類型的電視劇，並成為了電視電影的先鋒。1992年，在香港電影業走向分化，一批導演演員出走好萊塢，政治形勢忽明忽暗，而地區經濟開始衰退的前夜，杜琪峰離開了工作20年的香港無線，也離開了“安穩也死板”的電視劇行業。他決定走向電影，不回頭。

“碰上電影業不景氣也沒有什麼好講，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假如我放棄，就等於否定自己離開電視臺的選擇。反正預算再小，我也拍；再小，我也拍。我就是不停地拍。情況再不好，我也沒有走出電影業。我不想走回頭路。我的想法就是，我要把整個人生放在電影裏。我不甘心。我相信電影會一直在中國人的世界裏存在。”杜琪峰不僅不甘心，而且對自己鍾情的影片不肯妥協。

在各方導演和片商對大陸覬覦大陸市場的雄厚潛力之時，杜琪峰的電影仿佛總和大陸隔了一層。2003年，《大只佬》改名《大塊頭有大智慧》在內地放映時被減去了三分之一的關鍵劇情，引發觀眾頗多不滿；2005年，《黑社會》改名《龍城歲月》在內地和香港同時上映，但卻版本不同，在內地的反響也遠遠不如香港。杜琪峰瞭解電影審查，也尊重電影局的決定，但卻寧可損失市場，也不改變創作理念。最近幾年，不少人邀請他去大陸拍電影，但他對自己能否迎合大陸的口味還沒有信心。“大陸電影現在多拍古裝戲，比較安全。我拍古裝也沒有問題，但是是否會比他們拍得好，就不一定了。”杜琪峰瞭解自己，就像他瞭解香港。“在香港拍電影，我可以把握很多。但假如我要去中國大陸，我要忘記現在，重新去建構一套思想。不管離開香港以後，我是去北京、南京還是西京，融入和溝通還是很難。我現在還沒有能力去摸索，但可能未來有一天，能接觸更多，能慢慢地走出去。但在此之前，我還需要搞清楚很多東西。”

創作語言也是杜琪峰很在乎的一個電影元素。“我們的電影是說粵語的，要我們講國語肯定有問題。要我們去把想表達的意思改成普通話講出來，肯定也有問題。好像怎麼講，都不太對。”前一陣子有朋友對他說有一個叫《瘋狂的石頭》的片子很好笑，他就去看。結果看完整個片子，他一句也笑不出來。“那麼香港電影到了大陸，尤其到了北方，人們怎麼笑得出來呢？這是我們最大的障礙。我們要融入中國群眾裏面去，還差一些東西。”

過去七八年，不同的機構找到杜琪峰希望他能去好萊塢拍戲。但是他覺得如果進軍大陸都那麼多問題，更何況進軍好萊塢呢？“更重要的是，我現在所能做到的就是我還在，還是香港電影的一份子。這幾年電影不景氣，我也不想離開香港。我想儘量把時間留在香港。如果劇本好，你們過來香港拍，我就拍。”

然而，就像杜琪峰反復在他的電影中所渲染的那種不可抗拒的“大時代”，他很清楚未來電影格局的改變。“香港電影將只是中國電影的一個部分。不能再說‘香港電影’，就像不能說‘北京電影’，‘上海電影’一樣。這不是我個人可以決定的。”杜琪峰說，如果真有那一天，香港電影不存在了，他也不會傷心。他會去其他地方，繼續拍。

“大時代改變了，很多東西都變了。我們不能坐著等。”他又狠狠地吸了一口雪茄。

在庞贝，我有几张回过头来的照片，我扭过头，转而迎向（仿佛是）废墟面对的地方。意大利总是想让我转身，去看它光辉的残余所迎面而立的方向。

我的皱眉，到今天变成不会再光滑了的皱纹。终于废墟了，当年早到了的意象。

但今年，我却自觉地走不过去。阳光灿烂的、接近六月的下午，一个虽不十分伟岸，但也无法回避的青铜雕塑，兀自地站在这必须扫过的视野里。即便大部分的学生都会习惯性地往右边的校车站走，但这位硬朗的少女，却是无法忽略的存在。毕竟，她对着大学站并不宽阔的出口，迎面而立。

去年邮件中反复讨论的这件事情，该不该，要不要，好不好的问题。最后，学生中的热情分子，还是决意要这么做。一番同政府、同校方的争夺之后，她终于站定了这里。何庆基说”要擺民主女神，但不是這個”（香港独立媒体），因为从艺术上和精神上讲，这个女神不符历史原意，也不解今日诉求。

当日，我并不完全以为校方关于大学应该政治中立的看法是纯粹的扯淡。但如果所谓的中立是对滋事和反动感的恐惧，那也不过是一句苟且的声明。我也并非不担心这种对敏感位置的抢占会给那沉默的大多数学生以精神上的压力──一个正确而且坚固的象征性形象的树立，多少会引人怀疑（哪怕对这个象征的解释还是可以适度敞开的）。然而，这个如何讲也不好看的、粗糙的少女，比那在中国无数大学门口招手或背手而立的主席，要渺小、羸弱得太多。

对于89年的记忆的抢救与争夺，在香港一面而言，确实同那明明留下了更多亲身亲历者的大陆不同。这不同，再继续下去，将会越走越遥远。如何庆基所说的、这个同所谓原版的女神已经有了重大差别的雕塑，这差别恰就是我们对那一年事端的已经无法弥合的记忆裂痕。这里是一股反复拉扯、不肯放手、大胆言说的努力；那头却是从内到外，从上至下，或不得已或有意的──暗度陈仓。

这样在一所偏远大学山脚下的小小努力，虽然不美，甚至不叫人习惯，但至少在这个时候给了这边的年轻人一个送花的基座。残缺的记忆总好过毫无记忆吧。

CUHK Train Station Plaza, May 28 2011, Photo by Rhyme

New Asia College Ch'ien Mu Library, CUHK, May 28 2011, Photo by Rhyme

青年时期的黄仁宇

1945年，我担任前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的随从参谋，随他述职而往重庆。原来他驻印军里承息于总指挥史迪威麾下 ，不被重视，毫无指挥权，中枢却只说要是他能含忍，他的承担，仍被重视，来日也仍当椅仗。好不容易，列多的中印公路打通，驻印军回国后总部撤销，郑到重庆后希望派到一个独当一面的任务，可是命令公布时仍只获得第三方面军副长官的地位。而且情形比前更差。第三方面军已经有一位副长官张云中，他和郑同系黄埔一期毕业，因之资历不比郑低，他又因在第十三军时为现司令官汤恩伯的旧部，关系密切。郑自是不仅为第二个副贰，况且又疏不间亲，还不知道汤长官衷心欢迎他与否。倘使他对派遣的职务表现得过于热切，可能反遭疑忌。

于是他接到命令后并不立即往柳州第三方面军报到，而是声称驻印军有待收束之事宜，要往昆明处理。一部分这也是实情，譬如说驻印军在缅甸森林中作战，有副总司令直辖之警卫排，又因为与国内长久隔离，曾由郑将军向重庆的商界募得经费购得印刷中文的机件与设备，此时都待区处。至于在兰伽所训练的特种部队如炮兵团，战车营等，此时分割配属国内的大部队，也产生了不少人事与经理上的问题。昆明既为各部队行进道途之枢纽，又是陆军总司令部所在，也是解决各种问题之场所。

也料不到我们在昆明一往就是两个月，正轮上了一个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局面。我们还只看到南屏街前中国妓女与美国士兵搭档，是谓走国际路线，后面巷里小贩兜售从印度进口的商品，如咖啡及化妆品之类的时候，报纸的号外传来：原子弹已将广岛毁灭，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向盟国投降。

当日国军部队的部署，初步目标，还只望打通海口，待到第三方面军向广州，湛江一带推进打破日军封锁，获得大量美援物资之后，才能提得上全面反攻。料不到目下的任务突然变为受降，而且是第三方面军的受降区包括南京与上海。我们既不能想像的如是突遭好运，而且立即亲临光复国都和第一个对外的通商口岸，当然是极端的兴奋。

抗战中美军拍下的昆明街景

我第一步的处理仍是减轻行李。因为预料到国内物资的缺乏，我从印度回国时曾在军用卡车上带回一只大铁箱，也因为我曾在缅甸战场一年余，每个月上尉薪水50卢比几乎全末动用，再加以我曾替重庆《大公报》写过战地报道，一部分稿酬也用印币付（大公报有加尔各答版），在回国前曾采购皮夹克一袭等，足够一两年所需，也另有自来水笔及扑克牌等，此时连铁箱在昆明就地发卖。到底以一个军官的身份，临街发售物品太难国情，乃请郑官的卫士作经纪，由他全权置理，由我酌付中费。在昆明此地也无所谓白市与黑市，因为无物价管制，也无所谓合法与违法，因无军用行李进口受检查付税之条例，总之，几小时内处置停当，净入法币近40万元，约值美金二百余元。后来在柳州又蒙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补发两个月的薪水，所以在9月5日抵上海时我的番布 干粮袋随身自带，所剩全系钱钞，内中有崭新成扎成捆的钞票，其号码尚前后连贯。军中既有各种供应，我这笔本钱即为今后4个多月都市生活之凭借。

我们于八月底由昆明飞柳州。9月4日晚上乘美军的C-54去上海设立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前进指挥所。飞机上有两位副长官和必要的参谋副官卫士与翻译官，并随带指挥车一辆。 当飞机到达京沪区上空时，不免感触万千。虽然战前南京与上海为我旧游之地，这次是我生平第一次由上空下瞰长江下游地带。当处水位之低，所有房舍道路只像无根无底地漂浮在水上。 江湾机场地处抗战开始时双方麋战，寸土必争，国军名实相符的以血肉作长城的区域，此时，为日方的军用机场。我们的C54下降时，看到边缘尚有20多架驱逐机一线排列整齐，机翼，机腹上的红圆徽令人触目惊心。

着陆之后，我们不能立即下机，还留在座位上至少有半小时。原来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虽然已经在米苏里战舰上向盟军代表签订降书，战事终结，此间双方之接触方在开始。日军派有迎接之将领与我方的两位副长官异地根据何种仪式礼节见面，尚待翻译官在机旁临时协定，又待上机向两位副长官报告奉准之后，一行才有秩序地下机受礼行礼。我们的指挥车全未置用，日方早已安排了军用轿车十余辆伺侯。将官级上挂红旗，校官级挂黄旗，尉官极挂蓝旗。我们的副官指令一体摘去，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倒是副官处在柳州就预计好的，已带来小型国旗一大盒。日本军用司机立即如命，和我们接触的日方人员，上自中将，少将，下到军曹，列兵，没有一个嘴唇突出歪脸块，带着不愉快和不愿迁就的模样。

1945-1946年间的和平饭店门口：“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是一种值得注视的事迹”

我们一行由日人领入南京路靠外滩的HOTEL CATHAY（和平饭店）。这是全远东最特级超级的饭店。桌椅全是楠木，窗帘用最厚而结实的物料构成，全身长的镜子触目皆是。张副司令官的卫士说，在这地毯上睡觉就比往日的床上还要舒服，一位随从副官立即吩咐他小心，不要被茶房服侍取笔。日本军官看到我们都已安排妥当之后，即敬礼告别。这样子既不知道我们是他们的贵宾，也不知道他们已成了我们之俘虏，目前不过假释，以便承应各项事宜，那天下午和以后几天，两位副长官和日本将领会商。凡他们有何吩咐，对方总是Wakarimashita唯恭必谨地从命。

我们房间窗户下瞰黄浦江，当美国飞机经过时，江中的船只纷纷鸣汽笛致敬。既为饭店之贵宾，我们的中餐与晚餐只要下楼往餐厅或咖啡店照菜单点叫即可，概用签字计账。我至今还不知道以后此账单由何人付费，尚不知日据期间此饭店之经理属何国籍。 那天下午，我从前公共租界往法租界旬行一周，替自己买了一袭睡衣。最初还怕带来的法币不能通行，谁料至此已大受欢迎，而且利市十倍。我一计算，我在昆明卖出两件衬衫，在此可以量身订制英国呢料的西装一套。我后悔不该在临行之前在柳州理发，要是能延迟两天，这理发费用足够在上海理发一年，而且理发店有各种新式设备。上海称沦陷的孤岛，此时盛陈西洋各色物品，英国之呢绒，法国之香水，苏格兰威士忌已是满目琳琅。美国香烟战前用听装，现在也如原状出现。更大一项的发现则是霞飞路上的钱庄已标牌价收买黄金，美钞和法币。我们的法币会被列为黄金，美钞同流一样的受人格外视也是三生有幸！这时候，我应当将全部法币，折为黄金或美销，保存其购买力，要是更有心计，则当购入高贵物品囤积。可是我满认为 生活问题，至此业已解决，况且以后尚有薪水可恃，也不屑作此琐碎之事。

投降的日军不仅有礼，而且态度坦然，很难想像他们是入南京残杀的刽子手 两天之后，郑副司令官奉命往南京处置汪精卫和陈公博所编的伪军。我又挂着我的番布袋随他入京。至此，也看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守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纳降书的情形。这典礼的筹备设计全由新军六副军长舒适存负责。虽然说新六军的先遣部队已由美机空运到达南京，可是受降典礼所在的中央军校内中场地的布置各项勤务仍由日军担任。我们想像之下日本人被征入伍，在支那圣战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之下苦斗了八年。他们的戚友在太平洋各岛上因玉碎而全军战死的不计，而国内的大城市也都被轰炸成为一片废墟，必定有无限恨恼，像德军和俄军在第一次大战终结时各种哗变的情形都可产生，我们看到他们的军官毫无失去控制的模样。翻译官告诉我们，下级军官在部队前训话的时候还总离不开责骂的字语，称列兵为你们这班蠢家伙。我唯有一次看到日本人表露出情绪上之反应为冈村步入军校大礼双手握拳，一望而知，其心情紧张。此外，与我们接触的不权有礼，而且态度坦然。我们昨日之敌人表现得如此之磊落，我们很难想像他们之前乃是入南京残杀我们几十万军民的刽子手。

等到收编伪军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回上海，将近过中秋节。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已经由饭店迁入法租界的华懋公寓（锦江饭店），再迁入虹口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营房。每一次迁移之后，环境与待遇也较前不如，同时内地来的人员更多，法币跟着贬值。然则纵如此仍较我们在重庆，昆明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况且9月初，我们刚来时一般人民还只带着好奇的眼光，对我们侧目而视。现在经过报纸宣扬，游行庆祝，他们已经领略八年对日抗战确已结束，胜利军民有份，内地与沦陷区互为一体，于是将此情绪在行动上表现。甚至9月下旬。单独的炮仗声还在不断不续地传出。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是一种值得注视的事迹，也不知道是谁设计制造了一种绸质旗帜，全幅划成四个等分，分别以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国旗排置在左上，右上，左下和右下。不少的三轮车悬挂这别出心裁的联合国放，招摇而过。而且三轮车也是引起外人好奇的事物，不时有美国水兵叫三轮车夫坐在车里，自己反做踏车人，在大街小巷里驰聘，引得人哄笑。

虹口公园旧景：“虹口公园的冬日阳光已不可畏而实可亲的时候，各人才像大梦初醒觉悟胜利的滋味也不过如此”

1945年忙碌的江湾机场：“时人还以为我们的军队是百战英雄，及至看到下机的士兵身体孱弱，掮水桶，扛萝筐，与苦力无异，已失去了对我们的一般仰慕。”

这样一境如狂的情形继续了两个多月。大概法租界的梧桐树叶落，虹口公园的冬日阳光已不可畏而实可亲的时候，各人才像大梦初醒觉悟胜利的滋味也不过如此，以后来日方长，我们的大问题，并未解决，当初本地居民对国军的热情早已经烟消云散。原来9月初沪上各学校纷纷组织欢迎队，到江湾机场迎接国军。时人还以为我们的军队是百战英雄，及至看到下机的士兵身体孱弱，掮水桶，扛萝筐，与苦力无异，已失去了对我们的一般仰慕。及至汪粗卫政府所发的中储券全部收兑为法币之后，各物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以与内地扯平，我们更失去了受欢迎的魅力，而成为埋怨的对象。以后内战的可能性继续增高，我们的身份也愈低。

在这几个月内，迄至我番布袋里的储藏尚未完全告罄之际，我倒是度过一段前所未有的轻松生活。首先即缝制了一套入时的新制服（英国材料，由印度带回）和军用大衣。次之就学跳舞。先从舞池里的舞女学，再找朋友的妹妹指教，然后才放胆交女朋友。司令部的指挥车经常给我用各种名义借用（有时也确有差遣）。凡逸园，仙乐，百乐门都有我的踪迹，只是我学做现代时髦军官的事业尚未大功告成，只能狐步，舞华尔兹，不及掌握到伦巴，探戈之际，好景不常，一切有利的因素相继撤去。

（左）1945年12月1日，学生们游行示威“We demand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chool”，要求日军占领期间被关闭的学校重新开课。（右） 1945年，上海人民买了联合国旗，庆祝日本投降日。

我们在战时，大家都像寺院里的僧众，谁也没有顾及成家立业，此时不仅大梦初醒，想起来年已27岁，还是一事无成。仍然在军队里待下去？还是回学校念完大学？谁付学费？我所倾慕的一个女朋友，可望而不可即。难道经济条件不是阻碍之一？要是她果真说：好吧，我们结婚吧！那我又如何应付？只怪我当初废学从军，从来没有想到胜利，胜利之后，更没有想到面对现实生活负责这一问题。 当时缺乏有效的执行法律，极难辨别是非，贪污之说甚嚣尘上。 我的出处，命运已替我安排。

当我尚在踌躇之际，郑洞国将军奉命监督日军第六十一师修补沪杭公路。这给我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实际体会到处理大部分之日俘（非常容易）和与我们自己的后勤机构协定补给经济事项（十分为难）的经验。每日奔波，已经忘记了切身问题。这工作刚完成，郑又奉派以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名义，代理长官杜聿明的职务（杜因割去肾脏住院）。我又随着他去沈阳，所以前后不出一年，我已从缅甸的新威，腊戌战场，赶上了驻印军的朋友，置身于四平街，双庙子的内战战场，可以将在南京，上海的一段遭遇，当作生命中的一段穿插看待了。

多年之后，我看到旁人所写的历史，提到国民政府在战后接收沿海各城市的情形，指斥接收人员贪污腐化，鱼肉当地人民，失去民心，伏下了以后内战缺乏民间支持的远因；还有人提出当日的传说人心思汉（不满意于接收大员，反而思慕汉奸政权）；甚至钦将军首先规定以中储券200元折法币1元的兑换率极不公平，也列入作为蒋政权不体恤沦陷区人民之一的例证。

今日去此已近半个世纪，我们不能也无意为贪污辩白，况且我也知道接收期间确有各种黑幕。以上海言，首先在市区露面的尚不是我们的正规军，一部分为国民党地下组织，原来已经与秘密结社的团体交结，其任务是锄奸；又有中美合作所，是为特别与美国情报人员联系之机构，任务为准备迎接美国部队在沿海登陆；再有第三战区的军情人员。我曾听说8月15日之后有不同的单位，出面争取伪政权之物资，互相冲突而使用武器。我也曾听说一位军职人员，将从日军接收过来的筑城工具，包括小圆锹，十字镐整个的一仓库当作废铁卖与商人，此后此人即不知去向，这样的消息得自传闻，以当日混淆的情形判断，极为可能。

（左）1946年7月5日，一个女学生在火车上贴了一条标语：美制炸弹现在正在杀害中国人。这是“二战”后抗议活动的一部分，当时的美国对华态度使中国人再次蒙羞。（右）1946年，美国军人逛上海。

可是我们不能说这是国民政府的腐化。腐化仍是一个原属健全的组织，浸淫而失去既有口 格。当日毛病之根源沿是组织未遂，倒符合无法无天的解释，亦即缺乏能有效执行的法律，沿且极难以天理良心辨别当中的是非。我回忆到初履足上海时，没有将我的番布袋里的法币换成黄金和美销。后来读到哈佛经济专家卡尔布雷思之自传他就说及，因为当日货币价格之差异，也有美方人员将上海之黄金，美钞盘入内地换成法币，再在上海买入黄金。只要有来去飞机之方便，短期间即获大利，而且因为法律条文不及，这交易之本身不能算是违法。加氏尚且只恨自己手头无现钞，不能购买上海价廉物美之绸缎及纽约尚购到之物品。既然世界上有名的经济专家尚且如此，则我之失策，也不足叹息了。（此时加教授要向我商借，我倒真能有力臂助，我们尚可能住在同一饭店里）。 至于法币的兑换率，后面更需要一层解释：在1945年8月15日以前，南京伪政权既如树倒猢狲散在即，中储的经手人发行了一大批纸币，既不向任何机构负责，票布亦无序次号码，所以无从确定其发行数目。即使我们已在南京、上海，是否仍有人继续私印抛入市场的情形也不得而知，因之其价格低，反衬法币高，非接收人员所可操纵，一般商人尚恐储券全部作废。事实上陆军总部宣布200：1的兑换率，其市价尚在续跌，接近于230至250之数。沦陷区群众没有想及，迄侄 此时法币无兑现地发行，等于向内地同胞征税而来，以之收购伪钞，也等于以之负责偿还晶据时代之空头支票。当日陆军总部有维持全面治安之责任，也无可避免物价与内地逐渐扯平，尤其可左右（只是，这也不是否认当时有人发胜利财）。

上海因之鸦片战争而划作对外通商口岸，因太平天国时之骚扰由外人组织，才借着治外法而构成租界体制；再因太平洋战事展开，英美放弃不平等条约，才在理论上树立了国民政府收回之凭借。可是这大好商埠港口，尚在日本军据之下。更因着抗战突然结束，才有第三方面军作先头部队向日军接收之指令。此间超越了很多层次，所以内中税节的情形必有无疑。 再说国民党军队之组织。军队为社会之产物，如果会尚逗留在前世纪 ，很难期望军中人员之思想行动接近于新世纪。因为实质上的体制尚未产生，不能凭空令多数人在揣似之中经常表现 其应有的日常生活习惯。

我在国民党军队多年经验，则是上自将帅，下至士兵，所隐蓄忠与奸，有面子和无面子的观念超过了权利与义务之安排，简言之，即是人身关系重于组织制度，此全为农村社会之产物。读者不难从本文看出：郑洞国与汤恩伯之韹关系如此，我为郑将军之低级幕僚，向他直接报告，也只有更如此。概言之，此即一般常态。

很多人知道国民党军队对付民众之不公平，很少人知道军队里面的不公平。因为我们的装备补给和素质不如人，对日抗战中推土败时崩溃的情形常有。统帅部防患于未来，不得不执行军法审判。多时只能保全官僚机构之逻辑，不能再顾及各个人之死生。譬如说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守常德苦战十余昼夜，即最高统帅亦承认其部属阵亡者已逾五千人，其他负伤者不计，最后援军不继，余师长率少数残余官兵脱离县城，事后即受军法审判。前提及的舒适存将军因昆仑关战功升师长，翌年在湖北作战不力被判死刑，禁押于重庆附近之陆军监狱数月，后因保释才往印度戴罪图功。

这样，军法审判之压力也通过各将领，加临在他们部属头上。所以无数官兵，不权出生入死，而且饱经忧患，如果他们对抗战之旁观者取嫉视态度，或者甚至认为 沦陷区民众均是自愿作日人治下之顺民，其偏激态度实有以上之背景，我们也可想像沦陷区同胞不明内幕尚且指现我军人，志不在保国卫民。当日我们尚不能从中参说，惟恐用辞不当，话未说完反已使双方误解更为加深，今朝才敢据实提及此中原委。 而且受降及接收工作最大之缺陷，即是时间上组织充分，各人即仓皇就道。

据我所知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仅有在柳州三日两夜的会议，即决定了受降接收之一切方针，所以飞机着陆之后，才提及与日本军官见面之仪礼。我随着郑副司令官由沪去京时，由日人安排一切尚有条理，及至由京返沪，虽预定得头等车房间供我二人用，只是车未开行已有群众一拥而上，亦无车掌 查票员或卫兵阻止 ，不数分钟邻厢及走廊已站满踞满着各色群众，他们又携带着箱箧，已挤得水汇不通。我们只能紧锁车门，外面犹有人不时在门上敲打。车行8小时我们合程被禁闭，亦无法饮水或上而所。从车窗外望，在车站外维持治安者只有尚待缴械之日兵，他们个别的持步枪面背铁道伫立 。我们也不悉他们受有何种指令，在非常情形之下作何处理。事后想来，若有中国人向他们寻差报复，或者他们之间有叛兵及激进分子闻风劫架我方高级长官均属可能，也令人心悸。 及至南京，听到汪记政权收束前之情形更是闻所未闻。当中最令人感到诧异的乃是伪军中的知名将领数人，我们过去以为是汉奸及黄埔败类，到头乃证明确是奉有我方密令降敌，他们也在收编期间来谒郑副长官。经过这段接解后，他们好像又重归地下层，从此不见踪迹亦无人提及。

以上曾讲到在我们之前，已有神秘性质之单位活跃于京沪市 区，是以忠奸难分。以后经第三方面军经手之后，各官署站房，仓库等又移交给文职人员省市一睡府及接收委员会，当中互不对头，混水摸鱼之情形，可以猜想而知。 军方接收时，失控程序可以处置日本军刀作例证。日本军官全带军刀，上自统帅下至偏裨，亦不问职务性质。此时解除武装，各种缴纳的军刀盈百上千，看来我方始终无负责之人员或单位集中数对。即是我们，也将此等武器当作纪念品随手收授转赠。以后，我曾在上海看到小孩子以父兄获得之军刀向邻居夸示。还有一次我在辣斐德路（现为复兴路）弄堂看到一个小女孩，身不过刀长，也携着一把日本军刀来去，处之有似玩具。

我写这篇文字的目的何在，系国军辨白？还是谴责或自我忏悔？ 这都不是。在检讨各人功过之前我们务必先澄清历史的因果关系。过去，我们总以为将已发生的事迹秉笔直书再加以道德之评价，连缀之即成历史。现在看来，如此传统办法已经不适用。中国对日抗战八年不仅在本国历史内开辟门面，在世界历史里也少在类似之事迹。所以，首先必须将当时资料参照社会情形，经济状况和群众心理相互印证。以本文之经验，至此仍无从获得确切之结论，只有将眼光看远，了争受降与接收亦是史无前例。所以，一切已不能用平常尺度衡量。

1949年8月1日，学生们沿外滩游行，以抗议黑市和通货膨胀。（摄影：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突然就想不起，中国人现在是怎么处理涌在脑门上的汗珠的，似乎就是让它们晶莹闪烁地留在那里（如同我在不少中青年男子头上看到的那样），或者让它自然地流到头颈里藏起来。我就是让脖子上的汗沿着身体往下滴的，既然没有带纸巾的习惯，也就不去处理了。换言之，我已没有了什么“不雅”的意识，反正一切都已变成了顺势的无奈。

小的时候，扇子都还是夏天的必备。首先是老人家尤其喜爱的大圆蒲扇，周围镶嵌的一条布边。这条边往往用各种可能的布料做成，是一堆蒲扇间作区分的标志；虽然只留出了那么两厘米的距离，但就是耐看，前后转来转去的，煞是可爱温馨。蒲扇扇面的颜色和质感相当强烈，用坏的时候扇面上的条状会翘起来，虽然还蛮新的扇柄也会扎手，那里总有一块凸起的，像树上长的瘤，也很容易长出刺来。每个妈妈都是用这把扇子拍小孩入睡的，因为它扇面大，而扇子本身又很轻。拍着拍着，妈妈就先睡着了，小孩就要再闹一闹，提醒妈妈自己还没睡着呢。

张生说，这种扇子其实是出于廉价的需要，但即便廉价如是，还是带了生活化的江浙趣味。其他的扇子，如檀香扇，我几乎是闻着它们越来越假的气味长大起来的。很快扇子的香味就被撒上的花露水所取代，而且新扇能保存香味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扇面上的山水庭院也不如以前那么好看精良。兴许是我确实没有见识过真正好的檀香扇也未可知。以前去苏州旅游，买檀香扇送人是常事，现在都很罕见了。至于折扇中的纸扇，初中的时候一度同学间流行攀比，看谁能用一只手端着扇子，最潇洒地一下打开。原来那时候我们还是会把折扇带到学校去的。我的手指乏力，总是打开得不痛快，没有“唰”的那个声音；而太松的扇面则打开得不响亮；往下甩开虽然很响，但有点流气。总之有一阵子很纠结这件事情，狠狠地训练过一阵。

如今，“带把扇子去”这句话真是很遥远了。不只是现在没有了好看的扇子，而且没有了配合扇子的动作、放扇子的包（太大啦太小啦太光鲜啦之类）、拿扇子的手（左手电脑右肩背包身体都很难平衡的那种）。哪怕是走在路上，好像负重无数，劳苦不堪；而且街道嘈杂尾气乱喷，拿出一把扇子来真是欠缺天时地利人和。同扇子相比，街上的一切都太粗糙恶心，即便扇子竟然在包里又于心何忍，保不齐迎面撞过来一个路人，就把躲闪不及的美扇给弄折了。至于家里，风扇空调早就把我们的双手解放了出来，以便放到电脑键盘上。

书展的时候，我们拿到两把塑料的扇子，下面可以扣住手指，但质地笨重，手也拿得不舒服（而且书展的空调开得很冷）。因为扇面上画的是日本图书的推广，出版社就想起了日本扇子的事情。我们在大阪7月23日天神祭的那天领到的广告扇子却要舒服太多。对于节日里身穿浴衣（夏季的和服）出门的人们来说，两手除了一个可以勾住的小手提袋之外本来就是轻松的，那么拿一把扇子，在大阪最炎热的时候走路，是很消暑很妥当的。在视觉上更是如此。一种奇异的效果是，扇子让不穿和服的游人（譬如带小孩子来的妇女和大多数的男人）都进入了和服的状态。日本扇子就这样成为了和服的凝练；扇扇子就成为了同时兼顾了实用和对传统的支持的行为。

我们在京都清水寺下的一间扇子店里欣赏到了日本扇子设计的发展。这间店面宛如一家小型博物馆，左侧是女人用的扇子；右侧是男人用的扇子。这些扇子中贵一点的（也不过人民币一百来块）可以用来作为摆设欣赏，而便宜点的（人民币几十块）则可以作为日常使用。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传统设计的创新，从扇面的质料、绘图的风格和方式（譬如镂空），还有扇面中绘画部分的宽度（可以很宽也可以很窄）都有不同的讲究。设计的主题有山水、花鸟、龙纹、书法和京都特色的兔子。可惜语言不通，否则就可以咨询店主一番。

扇子的保存和持续的使用，绝不是“空穴来风”。倘若人们在扇子中找不到美感，倘若街道的质感、服装的质感、人的仪态都已经粗劣不堪，扇子在日本也要没落绝迹，不被欣赏也不被使用，就像现在发生在中国城市里的那样。所谓的“风物”二字是需要彼此和谐的，有什么风，才会有什么物。对扇子而言更是如此。空气污浊，扇子何为？

想到上述这些，皆是因为张生在京时送我扇子三把。张生在苏州订做了一些放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在传统扇形的基础上，他作了略微的修改，其中一款中间略凹下去，令人想起古代女人的发髻。我很高兴地想，这下我也有好看的扇子啦。

这时候，这首歌就响起来，镜头转向了香港一间很老的发廊，平行移动。两个小时的《海上传奇》只有这一刻是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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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她口中的“卢生”二字。卢生是General Office的一位老员工，可能Linda从本科时候开始就同他熟识。中年而瘦削的卢生戴着眼镜，随时出现在狭窄的走廊上，等待着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虽然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他具体的工作种类。可能同资料室有关？或者只是打杂的。但是，在Linda的口中，他是一个被呼唤的名字。Linda呼唤他的时候，好像仅仅在抒情。我的粤语记忆太差了，前后的内容似乎无关紧要。可能是卢生让她亲切、给她温暖。而我，或者我们，都给不了她。Linda的声音越来越清楚，卢生的形象越来越模糊。

Linda有时会在314呆到很晚。很晚。新亚是一个可以呆到很晚的地方。走到人文馆走廊的阳台上，Carol有时会站在那里抽烟，那种很细长的陌生的烟。Carol每天都会在314呆到很晚。很晚。她是同Linda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吧。直到钱穆图书馆里传出广播：“离开闭馆的时间还有15分钟…”冬天的新亚，夜半的气温最好，因为，终于有了冷的感觉。冷，是多么珍贵、多么酷。Linda不吃饭，捧着杯面。有一天晚上，我竟然也呆在314，很晚。Linda的妹妹，也在中大读书，竟然也在314。原来Linda的妹妹同她完全不同。Linda冷酷，嘹亮，也沉默；她的妹妹宁静、温和，仿佛是作为对Linda的补充和排遣。那一次我认识到，Linda也来自一个兄弟姐妹四人的大家庭，而不是那样单独的一个存在，就像我这样。我这样，似乎孤单的存在，其实却比Linda的存在要热闹太多。这是我后来确切了解到的。

我努力回想Linda在314的那张桌子。Dell的电脑都是一律的黑色，而她的桌上又有什么？是进门左手的第一张么？有一天，Linda送给我一个礼物，是圣诞礼物么？紫色的包装，竟然是紫色。或许只能是紫色。可是里面是什么？巧克力么？我记得自己当时坐的位置，靠墙。背后隔了几排，是窗。窗后是朦胧的吐露港。Linda走来，依旧是一个夜晚，把礼物送给了我。我没有送礼物的习惯，可是，可爱的香港同学们却有。我说了谢谢，但却没有涌动起感激。我的心和香港的心，还是没有协调起来。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2006年的最后一天。

Linda毕业后作了TA。我也想过申请作TA，但发现不能违心地继续在香港呆下去。我眷恋中大，但中大为什么在香港。Linda成为了TA以后非常忙。12月，我们毕业典礼。乏味的典礼上，我没有对Linda的任何印象。离开中大前，我去TA的办公室，Linda带着大口罩，并没有说什么严重的话。很累的生活，Linda似乎不能承受。她不想承受么。她想做什么？她喜欢什么？她的武术？

后来，Linda被确认是病了。病得很严重。回到内地的我，成为一个真正远观的人。远观的人，是不是很无情？我通过Email了解病情，也因为这些Email我好像不认识，又重新认识了每一个同学。我时常忍不住回香港，并且有一次提出去看望她。但被拒绝了。那也已经是很久以后了。一个跟她关系更好的同班同学事后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给人的压力太大了。幸而是在网上，我的表情没人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以为的对别人的好，或许只是一场自娱自乐。我在课堂上的踊跃发言，是不是成为了他人沉默的根据。PL后来劝导我说，这也只是旁人的推测，兴许只是Linda病重，不想被旧人看见。但这层阴影不是挥之即去的。

于是我屡次去香港，却没有见到Linda。甚至，也没有时间去她的墓。有一次，我回到人文馆看老师。在Eric的办公室，我们惬意地闲谈。Eric身后是不动声色的吐露港。我们无数次地从这山顶凝望，看很小的帆船和远处的岛屿。我们笑谈过多少次，要去大埔骑单车，等待了三个秋天，等到师兄都毕业了，师弟都忙论文了，也没有这一天。有些时光，为什么总不到来，永远不来。

这时候，Eric说，Linda走了。几个小时前刚刚走的。我愣了一下，有点释然。Celia告诉我，Linda最后信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