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京都的某个晚上，我从东横旅馆距离床沿不到1米的小屏幕里看到一则新闻：日本人活得又更长了，并且代表人类突破了新的纪录。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将近86岁，男性则超过83岁。被访问的日本学者说：“我们以前总以为人的寿命的增长是有限度的，但现在看起来，这个限度仍然可以不断突破。”

听罢，我感到一股久违了的“小振奋”。似乎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经济虽然十年都“起不来”，但每个人所能创造的财富已经巨大到叫人无法苛责了，于是他们专注于如何让国民活得更长这件事情。可能全世界和平地带经济发展的人，多数都在活得越来越长，但并不是每种活法的“更长”都让人感到“小振奋”的。

不知在东京或大阪的高峰时刻，地铁里是否真如听闻的那样人流汹涌而紧张。磨磨蹭蹭的我们每天出门都很晚。京都10点以后的公交车上只有两种人：日本老年人和外国游客。甚至，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年龄也有一种老龄化的趋势，通常都是家庭出游，譬如四五十岁的父母带着十几岁的孩子来接受文化教育——从没见过如布拉格夏日街头那种成群的美国小孩嬉戏打闹的场面。甚至，连游客小孩的操守都显得“老化”，表现为沉默、听话、不怎么开口而只是偷偷观察。同上海地铁里趁着周围人的嬉闹而高声谈笑的放松老外们，相当不同。日本对外来者在处事、行为和作风上能如此迅速地“改造”以使得他们可以尽快地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分子，是我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见过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性情使得老年人越活越有滋味，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是老龄化拖慢了社会的节奏；还是因为一个社会本身就蕴含着那种缓慢节奏的空间，使得老年人永远可以从容地穿行其间而不敢紧张？

最简单地，以公车为例。京都的公车是下车付钱，而且他们至今仍然在使用机械式的自动兑换零钱机，依旧如此准确地执行着日币的兑换。基本上每站为了下车，都要经过好几分钟的依次付款，因为票价也往往不是整数，譬如210，420这样，换钱的人不在少数。有时候还有游客会向司机购买当日的天票等等，这些都是在靠站的时候做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耐心等待，从这一站到下一站，从停下到启动；全然不会有中国公交车上那种晚下去半秒钟就要遭到司机诅咒的压力。

在日本，时间并不是不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在《标准日本语》第一册的一开始就学到“下一班巴士几点来？”这句日常会话了。他们的每一班巴士在每一个站点都有时刻表，更不用提铁路了。但是重要的是对集体性的时间的遵守，为此，个人的时间是可以根据原则进行让度的。耐心首先是人性中的天性（同时也是美德），这一点在日本体现得尤为充分。

在中国，我们觉得时间是有限的。不仅是每个人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好像还共享了同一个池子的时间（A single pool of time)，或可称为“中国人的时间”。因此，我们要争，争的是有限的这个池子里的时间。你多了，我就少了。就像我们观念里的金钱一样。因此，耐心变成了一种牺牲，且是一种不被赞赏的牺牲。A对B耐心，是A对B的牺牲。A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他自己的时间，损失了占据更多那个池子里的时间的机会，也因此损失了无数再也追不回来的利益。这就是今天中国人的时间观。

所以中国人是只能匆忙地争抢地活着。我们看不到耐心中的效率，体会不到耐心中的美好。或者说，我们对“耐心”是不相信的。日本人还生活在对自我的克制中，在中国人看来是反常的；而日本人自己却是将时间控制得好好地，适当的时候就拿出来慢慢地用。

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彼此点头和鞠躬中；他们告别的时候要在路上站好久，可能是要把所有告别的客套都讲一遍；他们吃饭的时候要搞得很细腻精致，器皿一大堆，摆放和收拾起来都很费时间，每样其实只有一点点。但是他们不去省下这些时间，或许同古代相比，这些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但在从来自今日中国的我看来，他们对待时间却是相当的慷慨的。

有一次，我们在旧皇宫周围过马路，远远地看到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似乎被另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迎面撞到了，但她却没有花（充分的）时间向他道歉。于是他掉转车头，大叫着追上去，一定要她用（充分的）时间把刚才的碰撞表述清楚。这是我八天里唯一的一次听到日本人在路上大叫，以至于我流露出了同日本路人一样的吃惊。他大概是要把那个本就该属于道歉的时间追回来，该花的时间一定要认真地花掉吧。

究竟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呢？作为一个没有什么钱的中国人，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时间是钱买不到的。那么什么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好呢？不是给他钱，而是给他时间。把时间给他，多说几句礼貌的话，多点几下头，把笑的时间延长几秒钟，这是多么大的慰藉啊；而在中国，却又是多么大的奢侈，连父母密友都不能，更何况一个邻居，一个路人呢？

在从清水寺下来的路上有许多古老但散发着新鲜气息的街道，依着山势而下，鳞次栉比的小店铺。我在一个小路口拍照，为了琢磨一个镜头大概站了很久。这时，我感到身后悄悄地有了什么东西，如果是在热带草原上，我会以为是一匹斑马。我下意识地一回头，原来是一辆黑色的轿车。它就这样轻轻地开来，等着那个挡住去路的游客，没有叫出声来。喇叭在日本是极其粗鲁的声音，不在万不得已马上要车毁人亡的时刻，是断断不会有人想去按喇叭的，那种极大的失礼，好像会玷污整条街道的清白；即便是一定要按，也是五分之一地往下轻按，极其短促而腼腆，好像同时要避免惊扰一头鹿。

显然，不是上帝要让日本人活得更长，而是日本人自己实在没有中国人那种“速来速去”的意愿。他们让度自己的时间的同时，也在增长着自己的时间。他们并没有因为点头、鞠躬、客套寒暄或把礼物再多包一层而“浪费”了生命，相反，他们的生命获得了某种由内而外地延展出去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中国人已经变得完全陌生。

活着并不是天然被赋予意义的过程。如果老者不被因为一生对时间的慷慨让度而赢得其作为长者的尊重（如同日本社会中那样），那么每一个“上帝为人人，人人为自己”的个体将只能守着比肉体的衰老还要速朽的精神，宁可孤苦而脆弱，也要这样退出生命的舞台。中国的现实就是这后者，谁都以现实性的价值审判着别人，而怀揣着“没有最后的审判”的唯一信念，枯萎而死，不论长短。

前两个月是头脑发热。这两个星期是电脑发热。

三台电脑中，发烧最快的是上网本，其次是Mac Book，2005年城大学生笔记本X32年纪最大所以暂列第三。烧着烧着，他们越热，我心越凉。想逃开去外面，但下雨，而且，也不知道去哪里。就开窗，扫地，洗碗，东摸西摸，看一排书脊，看第一本书的封面，看第一本书的第五页。

可是只要知道他们开着，散发着热量，合起来不放心，不合起来又心烦，我的手就疼。今天晚上是左手疼，14岁的伤口疼，会不会因为这个热，不能逃遁的热，又生出新的瘤？那种刺刺痒痒的良性肿瘤，里面其实很简单，是血，是组织，但是很真实地制造出麻烦。15年前的麻烦，在今天发作的话，我会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离不开他的问题究竟有没有进步。

梅雨天气，越来越冷了。电脑发热，手疼。但是，心凉下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对着电脑。像隔壁那位一样看世界杯，不是更好么。）

5月在香港先是想看即将下线的《志明与春娇》，不果。想看刚刚上线的《维多利亚一号》，又不果。甚至有一次都从旺角地铁出来了，却活活地没有走向油麻地的百老汇。如此惨淡地离港，是个人历史上的首次。上海此番公映三级片，这样的历史性机会又怎能错过？公映的意思是，不是因为电影节，而是人人有份哦。

今天下午的影城1厅，来看片的不下千人吧？全场可爱的妙龄青年们（终于避开了高声喧哗和打哈气的30+），以前通过下载和盗版，今天终于欢聚一堂，被彭浩翔冷的、热的、五颜六色的笑话包围得亲昵无间，被志明与春娇的烟圈和温温默默的暧昧陶醉得云里雾里。唉，可惜大家还是放得不够开，掌声还是太少，面积太小，笑声也太克制——像刚刚思想解放的同志正要互相批评，又像在第一堂课堂上学习生理知识的中学生。

看到几个人窝在高楼中间的峡谷地带抽烟的样子，突然想起一个北京时期的朋友，她说自己以前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前男友对着抽烟，你吐我一口，我吐你一口，而且动作必须极其猥琐，就像她喜欢躲在家里把电影缩到电脑屏幕里一个巴掌大的尺寸偷偷看一样。她抽烟的样子故意地模仿窘迫的低层瘦男人，但因为她是美女，因为我知道她嬉笑怒骂地爱着那个几乎要娶别人的现任男友，所以我万分地欣赏爱慕她，巴结似地给她从香港带红色万宝路，以便我能继续在798的角落里看她抽烟的样子，听她讲如何把这个男人争取到。

上述故事的结尾和《志明与春娇》相反。她争取到了，最后又分开。不对，也许志明和春娇已经分开了，而且恢复吸烟了。我们无法对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寄予厚望，所以春娇的难过，志明永不知道。但冰块倒进马桶里的奇迹，他们似乎见证到了。结尾的时候，他们开始道出实情，回复正常。

回家懂礼貌，出门守规矩，不在户外抽烟，不在室内喝酒，左行右立，微笑待人，某些话要欲言又止，有些事情不提也罢。爱你的人你也爱他。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戒烟了么？

致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大學知悉中大學生會於今晚將「新民主女神像」及其他展品送入中大校園。大學與學生會的代表一直就各項合適安排磋商。雖然有關安排仍未達致共識，但大學了解同學的訴求，今晚必定將雕塑展品運入中大校園放置。大學關懷同學，希望避免在校園發生衝突。大學呼籲同學、同事及所有參加集會人士能在和平，有秩序和安全的情況下舉辦活動。大學會繼續和同學商討有關處理上述雕塑展品的日後安排。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

致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中大學生會發表聲明，會在六月四日晚將「新民主女神像」及其他展品送入校園舉行紀念活動。大學在這幾天一直主動與中大學生會會長保持溝通， 商討有關在校內舉辦「紀念六四」活動及展覽的具體合適安排。大學已於早前透過電郵表明立場。同學在六月四日晚舉行集會， 大學將儘量避免出現不愉快事件。大學希望繼續和中大學生會商討具體安排，妥善處理。大學本著一貫對同學的關懷，了解同學對舉辦紀念活動的感受， 但須顧及師生同事的安全，希望藉著密切溝通，使事件得以圓滿解決。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

致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香港中文大學收到中大學生會會長五月二十九日來函，申請將「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放置於中大校園內。大學輔導長與學生會會長密切聯繫， 了解申請的實際情況。

中大向來尊重言論自由，有責任維護所有大學成員享有表達不同見解和持有不同立場的自由。大學的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以不記名方式投票， 一致決定重申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如有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鑑於上述的原則，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不能接受學生會會長五月二十九日來函所提出的申請。但大學了解到學生會正探討舉行相關活動，特委派大學輔導長與學生會會長繼續聯繫溝通。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

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碰到的那个韩国男孩，待到我去首尔重见的时候，已经变了。首先，他已经不似在伊斯坦布尔那样说流利的英语了，那才是过了2个月而已；再者，他不说他在伊拉克战场上的事情，不说兵役，也不提欧洲，当然不会那样向我描述土耳其之于希腊的好。我只是能从高架边的匆匆人流中把又黑又瘦的他认出来，然后在延世大学的一张长椅上，听他用恢复了的韩国口音的英文说：“我走的时候，女生还不用这样夹在胳膊里的手袋……”那些选择在读完二年级后去服那法定的两年兵役的男生，据说回来后都成为了校园里的另一种人，对待读书，格外勤勉。女友的离去只是原因中的一个。

会不会有人，会不会有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超越情境而不断存活，不断生长？有没有谁，有没有什么关系能够摆脱发生的所有背景？不在宫殿里，不在草坪上，不在教室，也不在城市的边缘或中央——不在任何一个意志强烈的建筑和环境里？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关系，能够超越时代，也没有年龄。我们不因爱琴海的阳光，布拉格的骤雨，或者威尼斯的蓝、巴黎秋日的金黄而相关；也不因彼时的困窘、此时的欣喜、展望中的希冀或回忆中的共鸣而相关。我们，也不因他人而相关。于是，我们长久地理解与关怀。永远都不会陌生，但又一直都新鲜。当然，我们各自、心甘情愿地陷落在每一处的沼泽，如果那是时间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