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认识他的两天后，徐展雄将离开上海。他的大部分家当都已经搬去了北京，而剩在上海的东西也将撤回浙江老家的父母那儿。他正在电视台那些从没去过的楼面间奔波，把最后纠缠住他的琐碎手续了结干净，以便实现他那令周围人匪夷所思的辞职。他的领导在得知他的“理想”后说，年轻人可以多闯闯。

1983年出生的徐展雄，从广州一所大学的英语系毕业后，来到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读研，方向是现当代文学。三年后，他通过关系和实习（进入电视台的必备条件），得到了新成立的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ICS）的工作，担任《华人电影志》节目的编导和撰稿人。ICS成立之初旨在为在沪居住的外国人提供资讯和娱乐节目；一年后，频道却发现他们的观众主要是热爱英语的中国人，而在上海的外国人似乎只对财经资讯感兴趣。加上世博临近，ICS需将更多时间留给介绍世博会的节目，于是绝大部分的娱乐和文化节目都被砍掉了，唯独留下了收视率第三名的《华人电影志》。但这档关于电影的深度访谈节目的长度还是从48分钟，缩短到了30分钟。徐展雄的此番离去，也意味着这个栏目的彻底结束。

高三某天，和同学在小城慈溪的家中看到库布里克的《发条橙》，令徐展雄大开眼界。整个大学时代， 他几乎都躲在白云山下的一个房间里看电影，不接触外界到连广东话都没学会。本科毕业以后来到上海，作为一个罕见的本科学英文的中文系研究生，他的热情一直在电影，而上海也是他人生中一个自然的选择。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他根据手头有的电子版，开始翻译美国学者詹姆斯·纳雷摩尔的《黑色电影》（More than Night: Film Noir in Its Contexts），并经过两年的细心琢磨和艰苦工作，利用电视台工作之余的时间翻译完成了这本书。正因为在被潦草翻译所充斥的中国出版物中，我被这本书文笔的细腻流畅而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所吸引，才想要认识这位年轻的译者。

而他却即将离开这座城市。即便他拥有一份正常上海青年都会向往的稳定工作，即便他父母早已在上海买房，即便北京是他从小就厌恶的城市。

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影评人和专栏作者，徐展雄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编剧。编剧，是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介入电影生产的最直接方式。一个夸张点的说法是，在北京，随便进入一家餐厅，都会听到有人在说如何如何拍电影的事。而在上海，同电影制作有关的机会却十分稀少。

从表面上看，徐展雄并不是在转行，他在北京的新工作是一家即将创刊杂志的电影记者。这只是另一个让他能有时间写剧本的、不用坐班的工作。但是，对于一个想要在电影业中有所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北京所能提供的资源和可能性却是诱人的，而且是真实的。徐展雄在两座城市之间做出了选择，凭着他在上海5年的体验。

国庆60周年时，他想制作一个特别节目，讲述1949年解放前后的中国电影人如何抉择的问题。作为当时中国电影生产的中心，上海的电影人和民营的电影公司正是中国电影的代表，有左派的，有自由主义的，而有些电影诸如《乌鸦与麻雀》拍摄的前后正好横跨了解放的那段时间，这些人和事都充满了张力，回头看起来也很有意思。但在并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的专题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却充满了反复的审核和修改，诸如什么话不能说，什么镜头不能给，严苛到了令人丧失热情的境地。而就在这段时间，他在出租车里听到了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讨论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时候，那些首都居民热烈欢迎解放军的镜头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两相比较，上海文化审查上的紧张就非常明显了。

徐展雄正在进一步改写他的第一个剧本。他很高兴有人愿意给他这样一个没有编剧经验的人机会。这个刚刚开始入行的电影公司虽然设在上海，但老板还是成天往北京跑，因为演员在北京，要拉的关系在北京，要申请拍摄证和公映许可证都要跑北京。根据徐的了解，上海电影制片厂里的年轻导演们也都纷纷去北京发展，因为上海没有什么电影可拍。

上海的电影票房占中国整个电影票房市场的十分之一，因而上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电影市场。可惜上海只是电影的消费场所，而不再是电影的生产中心。有一个很有名的影评人徐鸢一直致力于在上海推广独立电影，乃至恢复上海电影往昔的辉煌。他和市中心黄浦区的新光影艺苑以及虹口区的影视文献图书馆合作，放映一些资料库里面经典的老电影。如果放在北京，这只是每周十几场放映活动中的一个选择而已；但在上海，这却是非常罕有的、看非商业性胶片电影的机会。由于活动资源匮乏，热爱电影的人们蜷缩在家里抱着DVD机过瘾，这也解释了徐鸢创办《DVD导刊》的缘由。反讽的是，一个设计得如此不利于出行的巨大北京，每周发生着无数放映独立和艺术电影的活动，让人无从选择；而在交通如此便捷的“人性化”的上海，无处可去的影迷只能分散在各自家里的电视机前，靠购买淘宝上的DVD片过活。

徐展雄从小就不喜欢北京。每次去北京他都试图寻觅这座城市能引起他好感的地方，但就没成功过。但最近几次去，因为认识了北京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到处走走转转，聊聊天，他从人中找到了好感。归根结底，城市是人的城市，而不是建筑的城市。在一个渴望成长的年轻人心中，北京自然环境中的恶劣和城市规划上的欠缺，完全被它在文化上的开明政策和聚集起来的热烈气候所颠覆。而上海纵然气候温良、人心滋润，却无力帮助一个有志于文化发展的年轻人。上海的地方电视台节目以财经节目见长，而在娱乐节目中则充满了虚假的喜悦和虚伪的鼓舞，而对于更高一级审查的过度审慎则让大多数的专题节目遭受反复的阉割。甚至，同徐展雄生活了4年的广州相比，上海对于平民的关注极其寡淡。广州开亚运会，市长会因为一个街坊的抗议而取消拆迁的计划；而在上海，世博会却是一项应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的政治任务。

对很多留在上海的年轻人来说，论机会，论生活，这是中国所能给出的最好的城市。 但这座城市在文化发展上的长期停滞，让人怀疑它是否彻底放弃了往日的传统。支持并理解徐展雄去北京的人少之又少，连他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都对此表示怀疑。去北京，可能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更剧烈的消耗。但对这位两小时内抽了十几支烟的年轻编剧来说，离开一座可能性被长期压抑的井然有序的城市，去一个可能性被释放出来的混沌所在，只是人生中又一个正常的选择。

“如果北京都不行，我就去纽约了。”他说。

（刊香港文汇报2010年3月6日副刊。）

找到了一篇附中今年高中毕业，管老师做的发言稿。那位转载的学弟（或学妹）在他的博客上说：

“管老师口中所言，字字发自肺腑。附中的最后一课，今天是上着了。生活在现实之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内心的迷茫产生于对成为一个精神、人格上独立、自由自我的殷切期盼。与其颓废青春，不若冷静下来，当心灵经受不住冲击，灵魂寻找不到归属时，重读此文，用理性换回做人的良知与尊严。生活常琐碎又崎岖，经过她的同意，愿将此文与09届的你我同享、共勉。

成为一束阳光刺破云层吧。”

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各位同学正式高中毕业的典礼，是走出附中，一附中从此成为你母校的一天。三年来，老师们在你们的身上倾注了关爱和心血，三年象三天那样的很快的过去了，未来的日子，母校注视你，就像你注视着自己的希望一样。

我谨代表一附中的全体高三教师，在这临别，再给大家说几句话。虽然，该说的话，在课堂上，言无不尽，我们早已心照不宣。而你们的喜怒哀乐：进校时的迷蒙与好奇，高考时的信心与平静，今天毕业时的快乐与怀念，也都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不用多说什么，在走向未来的路上，你们的微笑就是我们微笑的理由之一，你们的灿烂，就是附中灿烂的一部分。

但是，作为庄重仪式的一部分。临别的话，还得一说。

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做一个美好的人。

一个美好的人，做起来是很容易的。只要他心存善意，推己及人，知道夫子所讲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要他心怀纯真，记得荷尔德林的“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只要他的眼里闪亮的不只是金色，相反，他深深的同感于梭罗的话“灵魂需要的东西，一样也不需要用金钱来购买”，灵魂里有了这些东西，那么，无论他平凡的度日，还是鞠躬尽瘁，无论是在他国的土地上，还是一辈子不离乡土，他都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附中当然希望你是一个有才华，有成就，名字写在你行业的发展记录上的人；希望你生命驰骋，无拘无束，广阔天地任我游，生命张扬。但是，附中首先希望你的，是做一个美好的人，内心有大情怀，大悲悯的人。中学的教育，有时更多的局限于分数，局限于有限的知识传播，但是我想，哪怕在考试教育逼仄的空间中，三年来，附中的老师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大家思想交流，而同学们的思考，在“尊严”一文中，写出“终于，我们迎来了谁都没有尊严的年代。”的惊人一语的杨一宸同学，以“守望”一文反省中华传统的方春欣同学，在“梦想是一根芦苇”中展现真情怀的余伟超同学，在“如水安美”中深沉提及紫藤庐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的郑季羚同学，他们以自己美好的情怀，独立的精神发出的声音，正是附中最深的光荣。殷切的希望你们，保持一颗今日如此温暖的赤子之心，永远做一个美好的人。

一个美好的人，做起来也是很难的，因为放弃的人那么多，放弃显得那么的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想到，世界上还有“信念”两个字，想到一个美好的人，他身边的人就能因他而感受美好，一群美好的人，世界就会因他们而渐渐变得美好。我们就知道该选择什么，就不会把纯真、善良、正直、自由轻易的放下，顺从于我们曾经不肯认同的价值，放弃内心曾经的诊视。那时，一附中，才真正的以你们为荣。

这个世界不缺有才的人，而缺有德的人。一个真正有为的人，首先一定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人，附中期待你，超越今天，秉持美好，宽广自己，在现实中保持理想，在物质中追求精神。

我们看着你。我们祝福你。我们与你们一起共勉。

管维萍 09 06 22

冬日下午，十几平米的渡口书店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人们手里都拿着一本比明信片稍大一圈的小画册：《胶片时代的上海》。虽然书店有所准备，但小书还是很快脱销了，只好决定在下周再进一次货，再搞一次签名售书。

看不出这些读者有什么共同特质，但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同这些照片后面的摄影师见面。而在人群的簇拥中间坐着的却是一个难以醒目的上海男人，肤色黝黑，口齿不清，声音细微得难以听见。但或许正因他外观的寻常，避免了他在这城市街头的任何角落举起相机时都不会发生的突兀，给予了他接近和捕捉的权利。

一个陌生人捧着一本打开的画册，扑向坐在桌前的摄影师，指着一页照片说“陆老师还记得么？这个是我呀！”他这才想起来，原来曾经同事一场，笑眯眯地拿掉眼镜，同这个照片中正从鼻孔里吐出一根极长、极明亮烟圈的青年合影，只是这个青年已成中年。几天后，我在陆元敏的工作室里看到以这张照片做的一个日文的展览海报，镶框后挂在墙上。

这个工作室隐蔽在普陀区一个热闹的商场对面，普陀区文化馆的七楼。穿过一个只用来开会的小影院侧门，从一个楼梯上去，有一个派不上其他用场的小阁楼。陆元敏每天骑自行车来上班，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这个八九平米的暗房里。

喜爱他照片的人都想从他那里了解更多摄影的秘密。而更多人相信，他知道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秘密。媒体说他的照片见证了上海城市的变迁；评论家则指出在这些忧郁的怀旧气息背后是他的乐观。而这张比59岁年轻得多的黝黑面孔，却声称自己不是年轻，是幼稚。

陆元敏是个恋着自己生活的人。因为这生活是在上海，他的镜头才眷顾到了上海。有一天他终于发现35mm是“最亲切”的焦距，这个偶然生发出他其后激动地走街串巷，在90年代热情地拍摄着，无意中凝固了这座城市“毁灭的前夜”。他并没有想到“纪实”这个词，也不是“记录”。他想的只是“纪念”。

陆元敏在襄阳南路这条小街上住了50年。1950年2月出生时，国民党轰炸正烈，附近的医院里挤满了伤员，以至于他妈妈只能在家里生产。他记得带妹妹过马路的情景，那次差点被车撞到，因为他自己也还很小。“马路走走就可以过去的”，不需要横道线，更没有红绿灯。上海的街道，同这街上生存的人一起接受一个时代，另一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悲喜交集在这个逼仄而温柔的结构里。

在陆元敏最为人喜爱的“上海人家”系列中，他直接走进他的亲戚、邻居和朋友家。这原本就不是人类学的考察或者社会学的寻访，他甚至从来记不清照片拍摄的年份。他最喜欢拍那种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人家，要是一进房门，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才是最好。有时候老太太会出来阻止他说，“哎哟哟，家里面太乱啦，别拍别拍！”他就老老实实把相机收起来。现在他后悔了。当时他想，那么就下次拍吧。当然，就没有下次了。

在陆元敏生活的街区，在这样的石库门或者新式里弄的房子里，在他拍摄这组照片的90年代，很多老人家都还健在，这就意味着老东西也都在，小辈不会去重新装修房子。过去的生活同正在开创中的新生活或松或紧地粘连在一起。就是这些细细碎碎的物品，从一个毛主席或贝多芬的半身雕像，到墙上烫了刘海的美女挂历和基督教的木制箴言，从只剩一个框架的老壁炉，到红木家具和床底下露出来的痰盂，统统都错落安置在一起，一层一层地各就其位，其中细腻的心思不在话下。35mm正好，既能在极端局促的上海家庭空间里收纳足够多的内容，又能保存住平和的心灵，拒绝了镜头的变形渲染出那些超过上海日常的气质。

有一张照片，略微空旷的房间中，在一架钢琴边，逆光站立着一个看起来矮小的男人。他的面目是被窗外的阳光打亮了一圈的漆黑。陆元敏说，这个人的父亲是以前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在文革中说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被判反革命，枪毙了。父亲平反后，他被落实政策从新疆调回上海，做了一个画家。“他依然住在这个房子里。”另一个叫徐元章的人，站在一座敞开洋房的门槛边，左边依稀可见屋内中国传统花样的木门，形容清瘦。这个曾经居住在上海最大的花园洋房里，每周为老克勒举办舞会并试图维系真正上海洋房生活方式的人，却被卷入因这栋外公遗产所引发的家族纠纷，“他已经搬出这个房子了。”

如果说陆元敏形容自己镜头取向的词语是“自私”的话，那么那些被他影像的共鸣而感召来的上海人，也是一样地处于私心。在陆元敏的镜头下，人们终于感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想起了自己为何会在这里挣扎和滞留；尤其是，这种潮湿的温暖，他们相信，是无法同其他城市的人们分享，更不可能言说的。

在过去二十年间，人们见证了一座在废墟中重生的城市。如果你曾去过庞贝，你就能想象那一个个刚被拆迁、并揭去屋顶的矮旧街坊在梧桐树下默默等待的样子。当内里被剥开，断壁残垣中被经年的油烟熏黑了的墙壁、长期潮湿而发霉了的木梁，以及七零八落的搭建之后变得岌岌可危的结构，变得一览无遗。刚刚离去的人们，直到几天前还在这个结构中繁忙地进进出出。你不得不俯瞰到，原来那些温暖的街坊之下，有这样的内里。只是人们一度用不能选择的乐观情绪把这生活的不幸一面给包裹严实了而已。而另一幅景象则是，在处处开挖的地表边上，透过混沌的空气，时常可看到从周边居民楼的窗口挂下的白底黑字，激烈地抗议工程对他们生活的冲击。这些在如今的建筑和街道上如此了然的争夺，充满了你、我和他之间的博弈。这种艰难繁琐的博弈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以前躲藏在里弄深处，如今兀立在工地边缘。

结实强壮的建筑已经在它们周围立起，虽然冰冷，却另人向往。谁都想从低矮中爬起，稍微抖落一下因无奈而堆叠起来的生活。更何况，这座城市无论如何都要变得更强大更美好，因为她的信心就建立在这更强大更美好的现实和展望中。就连陆元敏自己也在十年前搬出了充满记忆的襄阳南路，并且愉快地搬了两次家。

可能是这个原因，在陆元敏的黑白相片里，怎么细看都寻觅不见忧愁。在弄堂中打麻将的阿姨，在街边卖活鸡的商贩，在商场门口表演的模特，苏州河边搬运货物的船夫，还有在烟雨弥漫中，低头走过雨后积水的弄堂拐角的小男孩。阿姨的睡衣，活鸡的笼子，街头模特，船夫，和小男孩的雨鞋，就在他们决定消失的前一瞬间，陆元敏按下了快门。之后，他们就都自由了。

在这个影像世界里，既没有众星拱月般的高调繁华，也没有“纪实的文化工作者们”所致力于挖掘的隐秘苦难；没有低于生活的苟且；也没有高于生活的显露。这是平行于上海的二维世界，但又绝不是另一个世界。这座城市的历史不断证明着上流和下流之间更替的反复无常；用反复权衡后的变通来保全自己，用对生活煞费苦心的经营来拯救自己，这是此城中人的生活轴心，而“进取”和“安身”则是硬币的两面，翻来覆去。

（删节版刊香港文汇报2009年12月12日副刊）

据说今年冬天格外地冷。去年冬天我不在上海，今年冬天我不在北京，所以无法判断。但天气阴雨不断是真的。客厅里本没有光，把书房和厨房的门打开，也就有了光。今天早晨突然出太阳了，从瓦片云中钻出了光。

我也很久没有早起了！

2007年1月回到上海听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French Concession，出自一个把虹口惠民路那一带称作Jewish Quarter的外国小年轻嘴中。听到高中同学家在英文里变成了犹太区，我突然想到布拉格的Jewish Quarter可能也是说给游客和老外的地名，听起来言之凿凿，但就像世界上大部分叫这个名字的街区一样，如今都不见了犹太人。

讲回French Concession，这个词几乎又被归进了正典，印在James Cohan画廊展览邀请函背面的地图上，是对于复兴中路衡山路建国西路这一带内的统称。这个地名的复兴，就像法租界这个词被剥掉了任何不愉快一样，证明了法国和租界这两个概念的讨人喜爱。用这个词的人都知道他们其实在说Former French Concession，但没有人会去提那个Former，因为Former不Former一点都不重要。所以上海会永远记住法国，并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演绎出最新鲜的版本。

James Cohan躲在一条不深的弄堂里，在一桩法式洋房的一楼。门口的保护建筑铭牌上没有说这是法式的，但画廊的人却说是的。11月的上海，5点就天黑了，没有看到传说中怡人的花园，但发现了它很美的铁窗和一弯上二楼的阶梯。这很美的窗在红白雕塑的背后更显优柔端庄；而楼梯，虽然磨损的地方毫无掩饰，但上方的几朵彩色玻璃花保存完好，若是在白天肯定能欣赏到光线折射进来的彩色的光。据说楼上是设计师事务所。这幢楼的前世，工作的人说不知道，但故事被打薄了的版本，想必还在这条弄堂里流传。

（拜朋友Arthur所赐，我能在十几个月之后，再次得了访问的机会，对象是上海美术馆的馆长李磊。）

李磊的办公桌背后露出一扇唯一的、几何形的磨砂玻璃大窗，一看就是旧时沪上建筑的风格。也许是后天改造的缘故，窗子并不在天花板和地板的正中心，而是露出了大半张脸。这大半张脸，80年前从这看出去的许是跑马间隙来此休息的洋人，40年前许是某位来上海图书馆借阅的新中国读者，而今天则是城中最重要的艺术机构，上海美术馆的馆长。这座30年代建造的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在众声喧哗、时过境迁了的人民广场边，竟然坚持了它的淡定和优雅。

出生在六十年代上海的李磊，自己也是一名画家。在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大西北童年之后，他13岁回到上海生活，并借绘画拾回自己作为一个“乡下人”在上海的自信。他儿时师从的周竹湘先生，曾是徐悲鸿的学生。可能就是这条线索使得他同上海又重新建立起了联系。“然而作为一个抽象画家的李磊，每天却做着最具体的行政事务，”我想。

近几年来北京作为中国艺术发展最活跃城市的地位似乎越来越明显，而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重镇和中西艺术思潮重要交汇地的上海，也似乎不再对此表示异议。李磊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上海不是一个适宜做文化的地方”。

“一座城市的文化繁荣不是意愿的问题，而需要政治宽松和经济繁荣的两种条件作为基础”。后者提供文化消费的需求，给艺术家以持续创作的保障。而前者可能是体制上真正地倡导各种思想平等交融地发展，也可能是因为存在足够大的“缝隙”。30年代的上海被赋予很多文化自由的想象，而在李磊看来，那是一种基于租借殖民的背景而繁荣起来的文化，在压迫间的缝隙内发展出的自由。那么，如今又是什么使得上海容艺术家和艺术发展的“缝隙”变得如此之小呢？

李磊说，不是别的，而是上海的生活。

人们往往容易简单地把“缝隙”问题归咎于体制，而忽视了城市生活方式对“缝隙”的影响。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四川艺术家前几年，可能是喜欢上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精致生活，兴致勃勃地准备在上海“漂”着。而正是这种精致的生活，很快就使得他发现自己无法呆下去。他的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在这里不能得到共鸣。于是，他最后还是漂到艺术家该漂的地方——北京去了。

事实证明，上海不是一座可以“漂”的城市。上海意义上的“优质的生存方式”在此地被强烈地认同和维护着——这在文化上几乎变成了一种“自律”，成了一种保守。最简单的例子，即便在美术馆工作的人，充实的一天以开会开始，然后分头落实工作，高效地忙碌一天之后各自回家——“下班之后也不会聚在一起喝酒。”甚至，人们不会互相借钱，也不会住到对方家里去。上海人把对物质和生活品质的追求看得很重要。在这座都市化和市场化已经有了170年历史的城市中，都市的生活方式将农业社会（包括杂处和互助）的生活方式早就消灭得干干净净。

北京的艺术家三天两头地聚在一起，而上海的艺术家却坚决保持各自的独立，不需要，甚至排斥混居式的交流。其结果是，上海艺术家比较个性化，作品也比较精致，但力量不足，缺乏大开大合的气势，而外地的艺术家虽然可能作品粗糙一些，但有原始的激情，能看出那种不受既定生活模式约束的劲道。这种“细节有余而格局不大”的现象在江浙的艺术作品中都存在。而沉浸在对个人的表达的上海艺术家对社会，尤其是政治，倒是有着“不太关注”的传统。

李磊承认，上海并不是一个适合年轻艺术家成长的地方。一则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二则，能够提供给年轻艺术家的机会（包括市场和展览机会）也都不如北京。北京本身的城区面积就庞大松散，市区内就有很多发展的盲点可供艺术家寄居，而广袤的尘土飞扬的郊区又给艺术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廉价空间。从最简单的生活成本来看，上海上个公交车起码就要2块钱，北京则是4毛钱；上海钻进地铁就要三块钱，坐不了几站就变成了五六块钱，而两块钱就可以坐地铁跑遍北京城了。

另一个导致上海缺乏文艺发展“缝隙”的原因正是上海引以为荣的高效、完善的管理体系。这种先进而密不透风的管理，使得上海文艺发展不能独立于政策的引导。换言之，如果政府推动不够，下面就走不了多远。上海没有北京那样“山头并立”，以至于能和政府在文化发展中周旋的民间力量。

于是，只有成熟的艺术家才会被吸引到上海来，他们看重这里离开世界较近的距离和高质量的生活。但是“那些住在上海的大艺术家，却和上海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目光总在别处。“这是上海极大的损失。”

究竟哪双手可以在背后推动和改变这一切呢？上海美术馆作为上海资格最老的艺术机构，往往被寄予期望。但是李磊对上美的局限性也看得很清楚。作为政府支持的美术馆，上美不可能成为一座风格化的美术馆。一方面有来自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上存在怎样的艺术样式，美术馆就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从最传统的水墨到最当代的装置，都要在上美体现出来。这种“多重角色扮演”的情况在广东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也一样。譬如建国六十周年，就要展出反应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这是逃不掉的作业（或者说是政治任务）。而另一方面，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又是中国最先锋艺术的试验场和策源地，每次举行都倾动全城。这种双重性格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几家官方美术馆的特色。

五、六年前，上美才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现在看来好像有点奇怪。但就在此之前，美术馆在中国的定义仍然是“美术家之家”，是为美术家，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李磊以上海双年展为例。2006年以前的双年展都是以体现当代艺术最前沿成果为主要目的的，研究性很强，但这些被研究者认为“最有价值的课题”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却建构得很弱。2008年上海双年展《快城快客》就针对整个城市文化的发展提出问题。当时放在美术馆门口的废旧火车头就是关于城市人口迁徙问题的作品，许多知青都带着孩子在这两记忆的列车边合影。在李磊看来，这种心灵的沟通是艺术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的基础，也是展览吸引了28万参观者的原因。如城市名片般的双年展和具有优越国际地位的上海之间这种互相促进和提升的关系，给上海成为国际文化交流前沿城市带来了有力的启示和希望。

为了世博会，上海又一次把自己变成了工地。人们在尘土中生活和呼吸，并期盼开幕那一刻的到来。明年第八届上海双年展的展期很可能同世博会的尾巴重合。虽然方案要到12月才公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不会做成‘世博会’”。双年展会呼应城市这个主题，但要通过作品来更深入地引导人们，以新的思想角度来反思城市问题。当然，他希望这是一届好看的双年展，因为反思也不等于晦涩。

作为一个行政馆长的李磊，还坚持着抽象艺术的创作。这两个并不完全重合的身份汇集在他身上。他上半年刚在张江美术馆举办了个展。无论是为了业务还是处于兴趣，他都经常去上海新兴的私营艺术机构和画廊看看展览和这些年轻的上海艺术力量，他觉得这样很好。

一下子想不起来，在没有这些健身器材之前的小区是怎样的了。

但是他们现在就牢固地占据着一角，被（被老人带着的）儿童和老年人摩挲。

我这样的年轻人当然是从高处俯瞰的。很难想象自己也会做出那样的动作，在塑料一样的颜色上扭屁股或者拉伸手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如果真要我确切地描述的话。公共的福利的颜色，公共的福利的手感和公共的福利的角落。无处可去又有时间的人，就可以在夜半坐在上面聊天。

我想起来，其实香港也有这样的东西，在哥哥住的宝盈花园，或者在奶奶住的丽城花园。但地上还会铺一层塑胶地面，就像隔壁正在施工的高中操场一样。有一次很晚了，我看到一个人坐在滑滑梯的阶梯上打电话。另一次很晚了，我看到两个人坐在上面聊天。我也曾围着这样的一堆东西，在夜晚的时候，突然就看不出是什么，只剩下一组形状，一边打电话，一边转圈，好像不知不觉走了多少的路，去了多么远的地方。

这些到了夜半就显出奇怪造型的玩意儿，大概是想解决任何人都有的某个时间。无处可去，又有时间的时间。

晚上的家乐福里，人很多，东西却很少。像冬瓜，就没有了。蔬菜被纷纷扰扰地堆砌在斜面上，不分彼此，形容枯槁，就像面对着它们的人。忙碌了一天之后，常常发现自己并不生活在和蔬菜水果一样的生理周期内，是一个被“新鲜”（连同生长、健康和繁荣等词汇）抛弃了的生物。

但是早上去家乐福，就像我今天偶尔为之的那样，惊奇地发现，所有的果蔬都像新生出来一样，整齐地排队在一起，连冬瓜这些胖瘦不齐的家伙，也被清楚地切割成圈状，裹好塑料袋，白白净净地躺好了，等你领走。这时候会油然而生一种欢喜的心情，觉得自己带走了它们，就可以把握住一点自己生存的关键。像“把握”这样的词，真是一个月也说不出来几次啊。

这样就感到，生活是需要有早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