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问题在于改变 问题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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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两个小时都不到

太近了。只是飞到北京的时间,日本就要到了。

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有对日本这个地方抱有额外的幻觉。我似乎不对任何不熟悉的地方,怀抱额外的幻觉和期望。只要还没有迫近到立即要到达的地步,我是不会去做“那个地方”的梦的,好像是头脑偏爱“对他方的空白”。他方自会在去到那里时显现出来,而且永远同幻想的一切保持距离。有人钟爱这样的距离,但我却对类似的心潮起落缺乏兴致。

但就在飞机快要降落到关西机场之前,我头脑中盘旋着无数同日本有关的意象。或许是,我实在惊讶于日本同我故乡的距离。虽说是完全不耽于所谓异域幻想的人,但关于日本的种种实在渗透在我生活中太多,太密,又太久,而关于这个国家似乎永远都不会被列入我自由旅行范畴的固执观念,又把“抵达日本”这件事情变得无比空洞。我想起“一衣带水”这个匪夷所思的成语。我从不觉得会有一股水流把我送到日本。因为日本就是一个无法抵达的国家。

为了排遣这种“长久以来的无可抵达”与“很快就可以准备降落”之间那无法解释的荒诞感,我开始将这荒诞关系的第三方,即“我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日本制造”单独提炼出来。

爸妈80年代初结婚时,得到了三件被香港亲戚带进来的礼物。一台松下(当时还叫National,香港叫“乐声”)冰箱;一台松下的14吋彩色电视机和一台三洋的电饭煲。除了14吋电视机几年前因为老房的租客不满太小而被卖掉以外,其余两件电器使用至今。松下的两门冰箱在过去的将近30年中没有坏过一次;三洋电饭煲虽然插头都裸露在外面,还是每日煮饭如故。这个时候,同学家的电冰箱已经从需要每周除霜的上菱变成了巨大无朋的西门子,但我们那娇小的淡绿色的松下却完全没有被取代的必要,因为它依然什么都做得到。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想好了未来三十年的所有可能。你可以长久地live with他们的产品,你可以拒绝在乎潮流的走向和膨胀的奢望。

这就是日本制造出的基本生活。我的简单生活里不可能出现人人都有的任天堂、日本漫画甚至如潮的日剧,这些都是日本发明和制造的另一端:不断超越的刺激和对人欲望的超乎中国人想象力的更新。我日日面对和抚摸的冰箱、电视和电饭煲,只是默默构筑起了我日常生活所必要的可靠。是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制造出开关几十万次都不坏一次的冰箱的呢?而同时,它也制造最新的相机。这对矛盾是不是隐含着这个国家的巨大张力?

很快,我意识到自己曾经使用过的那些90年代以来的中国制造们,都已成了过眼云烟。那个时候,老牌的产品已经是昨日黄花,新出炉的则都是昙花。好用的东西是那么少,骗人的东西是那么多。中国制造以前像是一个口号,如今却成了命运。这轰轰烈烈的一场不似革命又不似倒退的景象,生发出了从万元户以来的几代富豪;但是,它竟然没有带来美好。没有美好的颜色,没有动听的声音,没有精心的设计,更没有长久的寿命。我尚且没有提到那些从日本来的,不为实用,只为情意的小礼物,一个木屋造型的手摇音乐盒,一个木制的可能是漆艺的猫头鹰摆件,一把扇了好几年的日本广告扇,还有幼儿园时,从香港来看我们的表哥深夜趴在我的写字台前,给他一路带来的小人贴上最后的几片金色的外壳──很多年后我回想起来,他应该就是星矢。

我都快三十岁了,可是这三十年里最新潮、最有创意和最可靠、最好用的东西,却不是日新月异的祖国自己的产物。这里的工人拼命埋头生产着,为这个世界制造着别人的设计,完成着别人的心智、别人的理想;而三十年后,世界借我们的手改变,而我们依然没有创造世界,甚至都没有改变自己。我说的别人是所有对自己的文化、生存和需要有着认真关切、提问和反省的民族。是这些民族,创造了世界。我们只是这个世界的物质制造者和消费者,甚至都不是合格的学习者。

反观我们自己发明的产品呢,就像我们的精神,不是在这里短了志气,就是在那里缺了想象;不是在此处欠了火候,就是在彼时露出了粗陋:好像永远都做不到周全,做不长久。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这个无法抵达的日本,通过贸易,把这一个个物质的和趣味的窟窿给顺便填补了,偶尔还漫溢了。大约是因为我生长在上海的缘故,目睹了“上海制造”的没落,又能最先了解日本制造的好处。关于变与不变,什么可以放弃而什么要牢牢抓住,这个邻居比我们想得要多一些。

我其实是在这种略微沮丧的心情下降落到松下电器的故乡大阪的。我依然对这不可思议的两个小时耿耿于怀。耿耿于怀者,既然如此切近连两个小时都不到,某些特别重要的东西,我们往日贫穷之时没有真正地学到,在今天得意之时,更加地不会意识到。

后来我们在宇野上杉家在夏天临时开的家庭旅馆里,看到他家完全保留了一个七十年代的厨房,如此耐看而亲切,不仅没有过时,甚至有共享同一种回忆的感觉,几乎就是一个九十年代的上海厨房(以中国的概念可以算是考古发现了)。而我们所住的房间(茶室)里那个Seiko闹钟则在这套玻璃器皿边传递出的安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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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更长

京都的某个晚上,我从东横旅馆距离床沿不到1米的小屏幕里看到一则新闻:日本人活得又更长了,并且代表人类突破了新的纪录。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将近86岁,男性则超过83岁。被访问的日本学者说:“我们以前总以为人的寿命的增长是有限度的,但现在看起来,这个限度仍然可以不断突破。”

听罢,我感到一股久违了的“小振奋”。似乎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经济虽然十年都“起不来”,但每个人所能创造的财富已经巨大到叫人无法苛责了,于是他们专注于如何让国民活得更长这件事情。可能全世界和平地带经济发展的人,多数都在活得越来越长,但并不是每种活法的“更长”都让人感到“小振奋”的。

不知在东京或大阪的高峰时刻,地铁里是否真如听闻的那样人流汹涌而紧张。磨磨蹭蹭的我们每天出门都很晚。京都10点以后的公交车上只有两种人:日本老年人和外国游客。甚至,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年龄也有一种老龄化的趋势,通常都是家庭出游,譬如四五十岁的父母带着十几岁的孩子来接受文化教育——从没见过如布拉格夏日街头那种成群的美国小孩嬉戏打闹的场面。甚至,连游客小孩的操守都显得“老化”,表现为沉默、听话、不怎么开口而只是偷偷观察。同上海地铁里趁着周围人的嬉闹而高声谈笑的放松老外们,相当不同。日本对外来者在处事、行为和作风上能如此迅速地“改造”以使得他们可以尽快地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分子,是我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见过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性情使得老年人越活越有滋味,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是老龄化拖慢了社会的节奏;还是因为一个社会本身就蕴含着那种缓慢节奏的空间,使得老年人永远可以从容地穿行其间而不敢紧张?

最简单地,以公车为例。京都的公车是下车付钱,而且他们至今仍然在使用机械式的自动兑换零钱机,依旧如此准确地执行着日币的兑换。基本上每站为了下车,都要经过好几分钟的依次付款,因为票价也往往不是整数,譬如210,420这样,换钱的人不在少数。有时候还有游客会向司机购买当日的天票等等,这些都是在靠站的时候做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耐心等待,从这一站到下一站,从停下到启动;全然不会有中国公交车上那种晚下去半秒钟就要遭到司机诅咒的压力。

在日本,时间并不是不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在《标准日本语》第一册的一开始就学到“下一班巴士几点来?”这句日常会话了。他们的每一班巴士在每一个站点都有时刻表,更不用提铁路了。但是重要的是对集体性的时间的遵守,为此,个人的时间是可以根据原则进行让度的。耐心首先是人性中的天性(同时也是美德),这一点在日本体现得尤为充分。

在中国,我们觉得时间是有限的。不仅是每个人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好像还共享了同一个池子的时间(A single pool of time),或可称为“中国人的时间”。因此,我们要争,争的是有限的这个池子里的时间。你多了,我就少了。就像我们观念里的金钱一样。因此,耐心变成了一种牺牲,且是一种不被赞赏的牺牲。A对B耐心,是A对B的牺牲。A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他自己的时间,损失了占据更多那个池子里的时间的机会,也因此损失了无数再也追不回来的利益。这就是今天中国人的时间观。

所以中国人是只能匆忙地争抢地活着。我们看不到耐心中的效率,体会不到耐心中的美好。或者说,我们对“耐心”是不相信的。日本人还生活在对自我的克制中,在中国人看来是反常的;而日本人自己却是将时间控制得好好地,适当的时候就拿出来慢慢地用。

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彼此点头和鞠躬中;他们告别的时候要在路上站好久,可能是要把所有告别的客套都讲一遍;他们吃饭的时候要搞得很细腻精致,器皿一大堆,摆放和收拾起来都很费时间,每样其实只有一点点。但是他们不去省下这些时间,或许同古代相比,这些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但在从来自今日中国的我看来,他们对待时间却是相当的慷慨的。

有一次,我们在旧皇宫周围过马路,远远地看到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似乎被另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迎面撞到了,但她却没有花(充分的)时间向他道歉。于是他掉转车头,大叫着追上去,一定要她用(充分的)时间把刚才的碰撞表述清楚。这是我八天里唯一的一次听到日本人在路上大叫,以至于我流露出了同日本路人一样的吃惊。他大概是要把那个本就该属于道歉的时间追回来,该花的时间一定要认真地花掉吧。

究竟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呢?作为一个没有什么钱的中国人,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时间是钱买不到的。那么什么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好呢?不是给他钱,而是给他时间。把时间给他,多说几句礼貌的话,多点几下头,把笑的时间延长几秒钟,这是多么大的慰藉啊;而在中国,却又是多么大的奢侈,连父母密友都不能,更何况一个邻居,一个路人呢?

在从清水寺下来的路上有许多古老但散发着新鲜气息的街道,依着山势而下,鳞次栉比的小店铺。我在一个小路口拍照,为了琢磨一个镜头大概站了很久。这时,我感到身后悄悄地有了什么东西,如果是在热带草原上,我会以为是一匹斑马。我下意识地一回头,原来是一辆黑色的轿车。它就这样轻轻地开来,等着那个挡住去路的游客,没有叫出声来。喇叭在日本是极其粗鲁的声音,不在万不得已马上要车毁人亡的时刻,是断断不会有人想去按喇叭的,那种极大的失礼,好像会玷污整条街道的清白;即便是一定要按,也是五分之一地往下轻按,极其短促而腼腆,好像同时要避免惊扰一头鹿。

显然,不是上帝要让日本人活得更长,而是日本人自己实在没有中国人那种“速来速去”的意愿。他们让度自己的时间的同时,也在增长着自己的时间。他们并没有因为点头、鞠躬、客套寒暄或把礼物再多包一层而“浪费”了生命,相反,他们的生命获得了某种由内而外地延展出去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中国人已经变得完全陌生。

活着并不是天然被赋予意义的过程。如果老者不被因为一生对时间的慷慨让度而赢得其作为长者的尊重(如同日本社会中那样),那么每一个“上帝为人人,人人为自己”的个体将只能守着比肉体的衰老还要速朽的精神,宁可孤苦而脆弱,也要这样退出生命的舞台。中国的现实就是这后者,谁都以现实性的价值审判着别人,而怀揣着“没有最后的审判”的唯一信念,枯萎而死,不论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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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演的政治

U B U W E B – Film & Video: Francis Alys – The Politics of Rehearsal [AKA Ensayo 2, 2005] (2005)
“And the moment of the rehearsal seems interesting to me because one could probably say metaphysically that it’s processing this aesthetic of labor, that it’s very involved in much of the work that we’ve done, that is a work that sees production in relation not to the achievement of a result, but rather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aking place and what intervenes, and what establishes the form and the time of what it is to be making the organic relation of making.”
“It also seems important to me to pose the question of why labor is connected here with inefficiency.  Because basical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bor and work is that sometimes well-finished work makes one forget whether it was efficient or not. “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is situation in which everything is labor as Arendt thinks that’s in the modern world in which there is no longer any authentic work, is that the only question that comes up is whether the process was efficient or not.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reduce the effort in order to lower the price and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The rehearsal have a sort of role in clarifying to what extent this space that we call labor is a type of definition of what the temporal is.”
“What the experience of labor formulates is a structure of temporality, that is, the phases of work, its prolongation, its interruption, its achievement, what they create is time, the notion of temporality. What the rehearsal is doing is to try making this operation evident. “
(录像转载自LXH老师的博客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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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发热

前两个月是头脑发热。这两个星期是电脑发热。

三台电脑中,发烧最快的是上网本,其次是Mac Book,2005年城大学生笔记本X32年纪最大所以暂列第三。烧着烧着,他们越热,我心越凉。想逃开去外面,但下雨,而且,也不知道去哪里。就开窗,扫地,洗碗,东摸西摸,看一排书脊,看第一本书的封面,看第一本书的第五页。

可是只要知道他们开着,散发着热量,合起来不放心,不合起来又心烦,我的手就疼。今天晚上是左手疼,14岁的伤口疼,会不会因为这个热,不能逃遁的热,又生出新的瘤?那种刺刺痒痒的良性肿瘤,里面其实很简单,是血,是组织,但是很真实地制造出麻烦。15年前的麻烦,在今天发作的话,我会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离不开他的问题究竟有没有进步。

梅雨天气,越来越冷了。电脑发热,手疼。但是,心凉下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对着电脑。像隔壁那位一样看世界杯,不是更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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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Profundis

It is a stubble field, where a black rain is falling.
It is a brown tree, that stands alone.
It is a hissing wind, that encircles empty houses.
How melancholy the evening is.
—-
A while later,
The soft orphan garners the sparse ears of corn.
Her eyes graze, round and golden, in the twilight
And her womb awaits the heavenly bridegroom.
—-
On the way home
The shepherd found the sweet body
Decayed in a bush of thorns.
—-
I am a shadow far from darkening villages.
I drank the silence of God
Out of the stream in the trees.
—-
Cold metal walks on my forehead.
Spiders search for my heart.
It is a light that goes out in my mouth.
—-
At night, I found myself on a pasture,
Covered with rubbish and the dust of stars.
In a hazel thicket
Angels of crystal rang out once more.
(Translated by James Wright and Robert 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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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天在开闭开朗读的英译本。没想到第一次当众读诗居然是一个德语诗人的英译,但发现英译比中译读起来容易控制得多。绿原的翻译多半是从这个英译版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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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Profundis
(拉丁文“出自深处”,初见于《旧约·诗篇》)
—-
有一片落着一阵黑雨的留茬的田地。
有一株孤零零竖着的棕色树。
有一阵围着空茅屋丝丝吹着的风。
这个黄昏多么凄凉。
—-
村落那边
还有瘦小的孤儿在拾些许的落穗。
她的眼睛圆圆的金灿灿地盯着暮色,
她的胸怀期待着漂亮的新郎。
—-
在回家的路上
牧人发现甜蜜的身体
腐烂在刺丛里。
—-
我是一个影子远离阴沉的村落
我从林苑的水井里饮着
上帝的沉默。
—-
在我的额头是冰冷的金属。
蜘蛛寻找着我的心。
有一盏灯在我的口中熄灭了。
—-
夜间我发现自己在荒原上,
上面堆满了星星的垃圾和尘埃。
在榛树丛林里
又一次响起了透明的天使。
(绿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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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发现,网上更广泛流传的英译本同Bly的版本不同,译者似乎同Bly一样也是一位诗人。特摘录在此,或许这样会让我们更接近“想象中”的德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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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stubble field on which a black rain falls.
There is a tree which, brown, stands lonely here.
There is a hissing wind which haunts deserted huts—
How sad this evening.
—-
Past the village pond
The gentle orphan still gathers scanty ears of corn.
Golden and round her eyes are gazing in the dusk
And her lap awaits the heavenly bridegroom.
—-
Returning home
Shepherds found the sweet body
Decayed in the bramble bush.
—-
A shade I am remote from sombre hamlets.
The silence of God
I drank from the woodland well.
—-
On my forehead cold metal forms.
Spiders look for my heart.
There is a light that fails in my mouth.
—-
At night I found myself upon a heath,
Thick with garbage and the dust of stars.
In the hazel copse
Crystal angels have sounded once more.
( Translated by Jurek Kirak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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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今天读Georg Trakl涉及到的我个人觉得有趣的几点(虽然都没有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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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为何执著地反复使用同样的词汇和同样的意象,诸如蓝色水面,橡树,罂粟,小舟等?27岁不是解释他只(能/想?)使用这些意象的原因。
2)Trakl的诗中所指涉的意象,在被转译成中文以后,是否距离英译本离开这些意象更加遥远?为什么中译很容易显得肤浅?这应该不是中文语言的问题,因为大多数时候不过就是名词而已;那么就是同样的物体背后所蕴含的厚薄不同?这是否牵涉到中西方自然观的不同?(想到包华石讲座了)
3)为什么Trakl的诗读完以后很难留下任何具体的印象(譬如一句句子,一种表达或者一个场景)?这是否是诗歌阅读者(也包括写作者)的一种惯性和偏执使然?为什么诗歌一定要被记住(或者写出)某个特定的句子和特定的意象才能“有效”?
4)在一片黑暗森林边缘静坐所需要的一种耐心。
5)Trakl的诗歌应该一口气读完至少20首(像我今天下午这样,哪怕匆忙),然后捕获一种由重复的意象构成的总体印象。这个印象可能是寂寞无语的。言说的主体是在他没有按照传统规律所建构的风景和物中主动退出的。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只有穷尽了自身的耐心之后,才站到了这片阴郁森林的入口处。
6)我们愈是乐于阅读他的诗,就应愈加接近他在修理90个残肢时急切赴死的心情。
7)维特根斯坦那么爱他,却必须来迟了。
8)电影《白丝带》(Das weisse Band – Eine deutsche Kindergeschichte, 2009)反映了一战前奥地利的社会人心之阴郁侧面,有助理解Krakl的死因。

Georg Krakl (3 February 1887, Salzburg – 3 November 1914, Krakó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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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5月在香港先是想看即将下线的《志明与春娇》,不果。想看刚刚上线的《维多利亚一号》,又不果。甚至有一次都从旺角地铁出来了,却活活地没有走向油麻地的百老汇。如此惨淡地离港,是个人历史上的首次。上海此番公映三级片,这样的历史性机会又怎能错过?公映的意思是,不是因为电影节,而是人人有份哦。

今天下午的影城1厅,来看片的不下千人吧?全场可爱的妙龄青年们(终于避开了高声喧哗和打哈气的30+),以前通过下载和盗版,今天终于欢聚一堂,被彭浩翔冷的、热的、五颜六色的笑话包围得亲昵无间,被志明与春娇的烟圈和温温默默的暧昧陶醉得云里雾里。唉,可惜大家还是放得不够开,掌声还是太少,面积太小,笑声也太克制——像刚刚思想解放的同志正要互相批评,又像在第一堂课堂上学习生理知识的中学生。

看到几个人窝在高楼中间的峡谷地带抽烟的样子,突然想起一个北京时期的朋友,她说自己以前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前男友对着抽烟,你吐我一口,我吐你一口,而且动作必须极其猥琐,就像她喜欢躲在家里把电影缩到电脑屏幕里一个巴掌大的尺寸偷偷看一样。她抽烟的样子故意地模仿窘迫的低层瘦男人,但因为她是美女,因为我知道她嬉笑怒骂地爱着那个几乎要娶别人的现任男友,所以我万分地欣赏爱慕她,巴结似地给她从香港带红色万宝路,以便我能继续在798的角落里看她抽烟的样子,听她讲如何把这个男人争取到。

上述故事的结尾和《志明与春娇》相反。她争取到了,最后又分开。不对,也许志明和春娇已经分开了,而且恢复吸烟了。我们无法对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寄予厚望,所以春娇的难过,志明永不知道。但冰块倒进马桶里的奇迹,他们似乎见证到了。结尾的时候,他们开始道出实情,回复正常。

回家懂礼貌,出门守规矩,不在户外抽烟,不在室内喝酒,左行右立,微笑待人,某些话要欲言又止,有些事情不提也罢。爱你的人你也爱他。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戒烟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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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Joseph Sung’s press statement

致各位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候任校長沈祖堯教授昨天會見傳媒,隨後發表了以下聲明:
『我是行政與計劃委員會成員,我們是一個團隊,有關行政與計劃委員會的決定我一直知悉及支持。我亦會與所有同事共同承擔責任。
關於六月二日大學發出的聲明,我絕對知悉,並同意當中的立場。當日我只是就聲明中的措詞提出意見。
事後看來,我覺得我們由於經驗不足,時間短促,在處理這份聲明上可以更清楚地將行政與計劃委員會會上討論過的不同考慮因素列出,可能會有助我們與同學的溝通。但事實上我們所有同事已為整件事作出最大努力。 』
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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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ison with CUSU (Update)

致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大學知悉中大學生會於今晚將「新民主女神像」及其他展品送入中大校園。大學與學生會的代表一直就各項合適安排磋商。雖然有關安排仍未達致共識,但大學了解同學的訴求,今晚必定將雕塑展品運入中大校園放置。大學關懷同學,希望避免在校園發生衝突。大學呼籲同學、同事及所有參加集會人士能在和平,有秩序和安全的情況下舉辦活動。大學會繼續和同學商討有關處理上述雕塑展品的日後安排。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

致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中大學生會發表聲明,會在六月四日晚將「新民主女神像」及其他展品送入校園舉行紀念活動。大學在這幾天一直主動與中大學生會會長保持溝通, 商討有關在校內舉辦「紀念六四」活動及展覽的具體合適安排。大學已於早前透過電郵表明立場。同學在六月四日晚舉行集會, 大學將儘量避免出現不愉快事件。大學希望繼續和中大學生會商討具體安排,妥善處理。大學本著一貫對同學的關懷,了解同學對舉辦紀念活動的感受, 但須顧及師生同事的安全,希望藉著密切溝通,使事件得以圓滿解決。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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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HK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neutrality

致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香港中文大學收到中大學生會會長五月二十九日來函,申請將「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放置於中大校園內。大學輔導長與學生會會長密切聯繫, 了解申請的實際情況。

中大向來尊重言論自由,有責任維護所有大學成員享有表達不同見解和持有不同立場的自由。大學的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以不記名方式投票, 一致決定重申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如有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鑑於上述的原則,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不能接受學生會會長五月二十九日來函所提出的申請。但大學了解到學生會正探討舉行相關活動,特委派大學輔導長與學生會會長繼續聯繫溝通。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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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决定

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碰到的那个韩国男孩,待到我去首尔重见的时候,已经变了。首先,他已经不似在伊斯坦布尔那样说流利的英语了,那才是过了2个月而已;再者,他不说他在伊拉克战场上的事情,不说兵役,也不提欧洲,当然不会那样向我描述土耳其之于希腊的好。我只是能从高架边的匆匆人流中把又黑又瘦的他认出来,然后在延世大学的一张长椅上,听他用恢复了的韩国口音的英文说:“我走的时候,女生还不用这样夹在胳膊里的手袋……”那些选择在读完二年级后去服那法定的两年兵役的男生,据说回来后都成为了校园里的另一种人,对待读书,格外勤勉。女友的离去只是原因中的一个。

会不会有人,会不会有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超越情境而不断存活,不断生长?有没有谁,有没有什么关系能够摆脱发生的所有背景?不在宫殿里,不在草坪上,不在教室,也不在城市的边缘或中央——不在任何一个意志强烈的建筑和环境里?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关系,能够超越时代,也没有年龄。我们不因爱琴海的阳光,布拉格的骤雨,或者威尼斯的蓝、巴黎秋日的金黄而相关;也不因彼时的困窘、此时的欣喜、展望中的希冀或回忆中的共鸣而相关。我们,也不因他人而相关。于是,我们长久地理解与关怀。永远都不会陌生,但又一直都新鲜。当然,我们各自、心甘情愿地陷落在每一处的沼泽,如果那是时间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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