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在德里街头还试图塞着耳机只能增加痛苦。世界如潮水般地，执意要钻进来——你的音乐再热烈也抵挡不住它的疯狂与汹涌，最后你选择停止那已经变得愚蠢了的音乐，而接受街道的拥抱。

同京都那个发出哪怕只有几分倍的喇叭声都会造成侵犯乃至亵渎的地方相比，德里的司机充分享受他们的权力，享受得比北京上海的司机还要尽兴。不止是小车、卡车，还有摩托车，仿佛他们不是用外形而是用声音来显示轨迹和意图的——连红绿灯都可以不算数，更何况你的方向灯呢？在从Magic Lantern去Hauz Khas的路上，我坐在Auto上拍了一长段录像。吊诡的是，如果放出声音，没人会喜欢；如果关掉，又没有了意义。

Sabih觉得同印度其他城市相比，德里的司机太过嚣张，“觉得自己有车就很了不起”。当时我们正站在泥泞的季风带来的雨水里，被逼迫着站在一个连一个的水塘边领受汽车溅起的泥水。如果政治在印度真的是一种生财之道（如Chakrabarty所说），那么德里就是政治财富和金钱的双重叠加，证明自己的压力（如同北京）就会相当可观。证明的方式有很多，声音未必不是一种——即便是一辆铃木。铃木下面还有摩的, 摩的下面还有脚踏车，脚踏车下面还有行人，行人下面还有躺着的人，而躺着的人则完全不在乎。

在许多地方，行人道是走着走着会没掉的东西。在人们密集生活和聚集的街区，例如那个雨天在穆斯社区Nizamuddin村里走路时，我发现了这件事情。而在真正有很独立干净郑重的人行道的地方，Pedestrian这几个多余的字，又会高高竖起，像游行标语一般，高过边上的围栏，高到几百米远都能看到。我说的是我住的Civil Lines。

低头走路的经验在德里会成为习惯。在这个充满声音的城市，你几乎不抬头也可以“看”到所有。而当你抬头，就觉得太多。从甘地大马路拐进来，Racquet Court Road瞬间宁静，宁静到顿时充满鸟语。这时候，喇叭声就变成了刺耳的独唱而难以忍受。或许这也是印度社会分层的一种方式，公共的、冗杂的、贫瘠的一面和私人的、富饶的一面，即便只隔开一个弯，也要在最容易穿越的声音的层面上严格区分。

早晨，小贩会来到我们弄堂深处来吆喝。这个声音竟然和小时候上海的吆喝声一样，带着吟唱的悠长，是每个早晨最大的盼望，在潮热之气上升前抚慰心灵。对面的森林里，人们交谈，散步，或者呼吸吐气。我对这座城市的宽容还体现在对电风扇的重新热衷上。我现在所坐的位置，三台Carrier窗式空调剧烈地震颤着，连同五台在头顶狂转的吊扇，令人想起高考前的教室，只是比那时的教室还要眩晕。但我已经可以靠着一台空调边看书打字了。

声音是最让人产生文明而娇贵的错觉，也最快地说服人直面现实的媒介。

Nizamuddin village, Delhi, July 10, 2011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情境是，我们“目睹”越来越多的死亡，同时又越来越无法“投入”其中。尤其当这死亡发生在陌生人中，藉由媒体告诉我们——由此，“某某人之死”成为了一个并不新鲜却在一段时间内过度活跃的事件性名词——我们越多地知道他的死，我们离开那死的真实感就越发遥远。仿佛有一只习惯性的大手，把我们连推搡带勾引地拉离开这“他人之死”，把我们合理地转化为对这死亡的漠然而客观的见证，甚至，在我们准备称为一个不合情理的看客之前，已经被编剧成了屏幕前的观众和有权或无权投票的“选民”。“他人之死”，成全了有幸或有意继续生活的人们的正当公民身份。

2010年的印度电影Peepli Live（《自杀现场直播》）将这一情境推向了极致。这个可以概述为“一个想死的农民”的故事，与其说是剧情片、喜剧片，不如说是戏剧化了的纪录片。虽然事情发生在一个莫须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带着滑稽和低贱色彩的印度乡下Peepli，但从农民、农民的老婆和邻居、地方记者、地方领袖、地方领袖的打手、政党领袖、政府部长、部长助理，直到国家电视台美女记者和她的竞争对手，没有一个人物不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典型，而这一揽子的典型人物，在一起不是表演，而是以他们的典型反应推演出这个的故事——一个印度农民的自杀。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农民自杀，就像中国人的自焚一样，已经是印度日常的一部分，只不过在频率上更高一点——每天一个。

影片的开头，在乡间摇晃着前进的公交车内，弟弟Natha问哥哥Budhia：“如果我们没了土地怎么办？”旋即因为晕车而往车外呕吐，在路面上留下了一串白色液体。这时，欢快的歌声响起：“七彩之河流淌在这片土地，每个拐弯处都是染色的伎俩，每个细节都是一个谜，看上去浅，其实很深；印度，你看，是个聪明的混杂体；巨大的心灵，干瘪的口袋；谁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轮子照样转，往前进；没有食物没有水，找个理由活下去；古怪的眼神，模糊的梦，眼泪也是咸的，我的朋友，要是掉下来就尝一滴⋯⋯”

失败者Natha和Budhia回到家。在得知银行因为他们无法还贷而要把土地拍卖后，Natha的老婆愤怒地把这两个没用的男人赶出了家门。于是哥俩决定去找当地的领袖Bhai Thakur帮忙。即便在这个时候，心智幼稚的Natha还在田埂上唱着情歌，结果滑倒在了牛粪上。可是Bhai Thakur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更确切地说是贿选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根本不搭理他们，更何况他们一开始就去问政府贷款，怎么现在倒想到他了呢？

Budhia以为自己或许可以在选举上为Bhai Thakur“做些什么”来换到他的资助，换来的却是阵阵讥笑。一个较为恶劣的家伙“开玩笑似”地给了他们一条建议：南印度的政府出来一个新政策，因为负债而自杀的农民可以得到10万卢比（约15000元人民币）补偿金。现在，全印度的农民都在自杀呢！活着就像一条过时的喇叭裤，而自杀，就是条时髦的牛仔裤！“政府也喜欢公平地给予和索取。至少你可以给出一样东西——你的命！”

这种无稽之谈，当然谁都不会理会。兄弟俩怏怏地往回走。路上他们碰到一群在树下聊天的村民。有的人说，政府应该干脆拿走我们的土地，给我们一笔钱退休算了！种地有什么好呢？美国种子，美国化肥，都要花钱买，最后还要祈求老天下雨。还不如到城里去！Budhia说：“难道先在村里被耍，再去城里被耍？”还没走到家门口，他们已经听说邻村的一个农民卧轨，一个牧师的媳妇跳井，寻死的人真的不少呢。——反正人人都会死嘛，村口的老农说。

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俩找来刊登自杀补偿政策消息的报纸研究了一番。经过一番奋勇争抢，最后决定由弟弟Natha自杀，换取赔偿，以保存祖上传下的土地。

此时，远在德里、一脸正气的女主播Nandita正在大选的背景下采访农业部部长：“每8个小时就有一个农民自杀，从1998年开始已经自杀了17万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政府对此态度冷漠？”部长回答：“解决的方案只有一个：工业化。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靠农业获得发展！”至于选举，他说：“印地语中有句话说得好：政治中或许有分歧，但永远没有敌意！”此言一出，为后文各政党之间隐含的共谋关系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该邦执政党Samman党的主席正为自己如何在选举前再拿到15则正面报道而发愁。在记者镜头前，他说到自己执政的最大成就是“农民的繁荣！农民的繁荣就是国家的繁荣！”在Peepli这个首席部长的选区内，地方小报的记者Rakesh无意中听到Natha提起自己要自杀，当即采写报道《Peepli有人说要自杀》。结果小报的执照被立即吊销，兄弟俩遭受当地领袖的一阵殴打，回家后却发现政府给他们送来了一台绿色的抽水机，是为“夏斯特里重新安置计划”——签字领取后，他们被告知“这下可不要再自杀了哦！你们已经享受到政府的计划了。虽然不给安装费，但你们本来可是要死的人，应该感谢夏斯特里（1964-66年的印度总理）救了你们！”

本来事情就可以终止于这台无法抽水的抽水机——无奈这则小报道通过当地线人，传到了女主播Nandita的耳中。虽然她不跑农民这条线，但意识到在这个选战关键时刻，虽然每天有很多农民已经自杀，但也比不上一个宣称正要自杀的农民来得重要啊。她立即赶到乡下对Natha开始采访。面对惊恐的Natha，她安慰道：“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只是台摄像机。”而Natha长期卧病在床、天天抱怨的老妈则大叫：“天啊，政府又来人啦！”

电视中，Nandita在自杀农民的小院里质问：“他是否会自杀，并指责我们？这个政府是否会介入，拯救他的生命？”一夜间，所有的电视台都派直播车赶到了Peepli，尘土飞扬中，全村的人都被抓来采访。大家描述自己多么遗憾即将失去Natha这样的邻居：“唉，Natha和我从小一起抽烟，一起吃蛋；没有他，再抽烟和吃蛋的感觉都会不同！”Natha穿梭在这些对他的无比怀恋的哀悼中，继续生活。

媒体的传播，让首席部长非常生气。他问手下：“就不能给这家伙一个什么计划参加么？”手下捧着一叠资料说，英迪拉住房计划是给无家可归者的，Jawahar就业计划是给失业者的，Annapurna计划是给饥饿者的，而Gramin Vikas计划是针对整个村子的，其他的计划是和平与发展，进口与出口，增长促进，减缓发展——没了！没有其他计划了！“那么就给他专门搞一个计划！”

当地贱民领袖也趁机高调来访，给Natha带来一件贵重的礼物：电视机。——所有人都站在媒体这边。他授予Natha花环，并宣布：“战争就要打响，Natha要牺牲，Natha要死！”在将人们的视线转到种姓问题上来的时候，他也为自己拉了把选票。

Peepli突然变得异常热闹，人们在边上开了棉花糖和气球摊子，甚至游乐场和杂技表演，以至于当地方领袖来上门探望的时候都不免说：“我从没见识过对死亡如此隆重的庆祝！”但他同时带来一个消息：“你两天之内要自杀！否则，我就把你哥哥杀了。”

警察过来包围了房子，将Natha一家保护和监视起来。一边是选战两头对Natha的威胁和利用，一边是全村人基于他的将死或不死的狂欢。这个时候，突然谁都不知道Natha是谁，是那个提着罐子准备去取水或者去大便的矮个子么？他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关心他的死？不仅Natha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摄像机，在瞭望台，在印度式的五颜六色中被淹没了。注意力就是这样一样容易被迷惑的东西，它一时在这里，一时在那里，热切地游走，却无法专注。

只有一个人，坚持在同一个地方挖掘。这个叫Hori的、胳膊只有杯口这么粗的老人，好像是几根棍子搭起来的农民，每日拿锄头挖地，不言不语。在Natha出逃的那一天，他死在了自己的茅屋里。这是一个农民的现在，也是Natha的一种可能的未来。他的土地也被拍卖，他以售卖闲耕地里的土为生。他的身体已经很糟，但每天能赚20卢比（不到3块钱人民币）的挖地，是他唯一的谋生办法。他拿着锄头，却不在耕种。他要把这土挖掉，似乎在给整个村子，或者说所有的乡村掘墓，这个农民的标志性动作，在过去是为了播种和收获，在今天是为了埋葬和死亡。最后，他死于饥饿和贫困，死于他贫贱的茅屋，留下的是茅屋边巨大的空洞。

这另一个卑微的农民的死亡，唤起了小记者Rakesh的觉醒。但小记者Rakesh也不能挽救任何人——已经死去的Hori，或者已经被安排好要去死的Natha。在围追堵截Natha的最后的混乱中，竟然是Rakesh，这个媒体的觉醒了的线人，被意外地活活烧死。所有人都达成共识：死去的肯定而且只能是Natha。Natha终于死了。故事终于有了结局，而这个结局能在所有的通向外部的渠道中得到妥当的打理和收拾。

记者兴奋地说：“他不死于谋杀，不死于自杀，而死于意外！甚至连命运都不让这个可怜的灵魂实现他最后的愿望——自杀！”自始至终，Natha的死的愿意就仅限于媒体的、公众的和政治的意识内，他没有过自己的死，就像没有过自己的生。或者说，本来他还有过自己的死，但现在，就连他的生都不存在了。记者需要线人，政客需要选票，人民需要电视，没有人需要死亡的真实。Rakesh是Natha的死的替代品，或者说，在底层的世界里，谁死都一样。Natha逃遁到了城市，和其他“先在农村被耍，然后跑去城里被耍”的人一起，用那把似曾相识的锄头，翻挖着城市的建筑工地的尘土。而他的并非自杀的“死”没有给家人带来任何好处。正如他老婆对他哥哥说的：“三个月了过去了。他丢了性命。而你却连一张贫困证明卡都拿不到。”

在这个没有英雄也没有救赎的故事里，所有的人都很本色。记者们在尘土飞扬的穷乡僻壤里死守坚持，农业部长也真的相信工业才是最终出路；中央政府凭空想象地端出“A计划B计划”给地方政府出难题，而地方政府则利用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和欺软怕硬的弱点，哄骗基层的选票。当然，美国种子公司是商业上永远的赢家，而在最后时刻走上街头的社会运动分子，则在幻觉中为一个遥远的，但自认为很真实的命题呐喊。死亡中的血肉被掏空，只剩下死亡的皮囊，亦如农村的生产力和生命力被抽干，只剩下空壳。在这出全体人员自编、自导、自演的色彩斑斓的悲喜剧里，无力者继续无力，有力者继续前行——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

有一位同学是德里大学的博士生。昨天课后说自己最近过度忧虑博士论文，reading都没怎么看。我说，你们看reading的速度肯定比我快多了，我是真的没法看完。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印度同学的学术英语水平都很高，运用自如，甚至绰绰有余。

可是，他说，我是农村来的，我的英语是硕士才开始学习的，之前都是用母语和印地语学习。直到硕士开始，像福柯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翻译成印地语，这时候我才不得不开始学习英语。

Sarai的几个年轻研究人员平时都不说英语，但他们却是印地语和英语间的翻译和编辑。他们说，英语能表达出的东西，以我们的能力来讲，太有限了。说这话的时候，她还是用印地语，让我的朋友Shveta翻译给我。

我之前几次来印度接触到的人，都把英文讲得、写得那么流利、顺畅而且充分，其实，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但是，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印度人，都有办法在他生存必须的范畴内，拿出“够用”的英文——不过量，也不含混。英文并没有在上海传统下的那种光环；人们对彼此的英文水平都相当宽容。即便是完全听不懂的人，如同那日暴雨下、听不懂我要他停下躲躲雨的要求的三轮车夫，也并不影响这众多无关痛痒的生活细节中的一环。

我和印度电影研究学者Ashish坐在高铁上，Ashish很兴奋，因为我告诉他这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火车。昨天晚上Ivan说他从小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极品赛车，因此开车是他的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梦想（他已经买通了教练，以扫清色弱在他开车路途上的最后一道阻碍）。那么让火车开到最快也是我们祖国的梦想吧，我想。我问Ashish，印度是不是也这么想，Ashish晃了晃头。

当对面开过，或者说为了让道而停着一辆传统火车的时候，我向Ashish介绍，这辆火车是从西安到宁波的。哇，西安啊，Ashish又有点激动，因为他对这座城市久仰。西安因为这辆原本正常，现在变成慢车的火车而变得更富于传奇。我说，似乎对面火车上的人比我们车上的人要快乐一些，各个都好像刚听了笑话一样，一边还颇有兴致地看着窗外飞过的我们呢。是啊，Ashish说，我看他们香蕉吃得好开心，一边用手比划香蕉瓜子扑克牌摊了一桌的样子。而我们周围的人呢，了无生趣地看着手机，报纸或者电脑，亦如地铁上的陌路人。我想起上回旋律回来讲她和Shyi几年前在印度坐火车时从火车顶上传来的一路欢呼，还有Atelier说起他的朋友在印度火车上被偷了包，如何跳下火车一路猛追胜利夺回，还能跳回同一部火车里的故事。

刚说完，杭州就到了。Ashish不可思议地发现人们旋即就下车了。我们没有讲几句话，就到站了。这就是高铁的神奇之处。自从开通以来，我做了不下20次，却还是感到难以置信。就像⋯⋯吃饭还没吃两口，服务员就开始急着收碗筷的感觉。

在我从香港回来的这第三个夜晚，表哥（我叫他哥哥）突然给我发来短信：嫂子的哥哥突然亡故。请为他祈祷。

看到Muska来的短信，我自动联想到的是我走的那天，他3岁儿子的门牙突然摔没，他因此而很苦恼，在网上查阅着其他摔掉门牙的小孩子。临关门的时候，Muffin还从房间里传来哭声。“是心理上觉得太害怕了。”哥哥说，依旧非常苦恼。

哥哥的苦恼是我这几年看得多起来的一样东西。再前两天，我们彻夜长谈，如同十几年来每次见面都要抓住彼此倾诉的那样。只是这次，我们讲到香港的今天和未来，尤其是，讲到孩子的未来，哥哥是由衷地无奈和忧虑。

香港已经成为了“欲望之都”，做投行的哥哥这么说。他每天看着那些有无底深渊般背景、又简单明了的大陆同事，或者从海外归来的没有背景但刻苦奋斗的有本事的大陆青年，忙碌着将沸腾的热钱通过上市的方法在香港漂白或膨胀。现在，会说国语真是了不起呢。从小在以强调中文和普通话训练为特色的苏浙小学长大的哥哥说。移民到香港的时候，他也只有Muffin那么大，以至于第一次听到有人用粤语叫他名字──那都是在中学了──他吓了一跳。

1997年大学毕业赶上金融危机，家庭破产后，哥哥还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拯救了家庭和自己。哥哥的耐力让他可以在汇丰银行做三年的前台，然后靠自己学习同本科化学不同的专业而在银行业立足。2003年，我来参加他的婚礼，他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买房结婚。到今天，他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孩，而且已经在花旗工作了十年，把所有的我能想到或想不到的金融证书都考出来了。

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哥哥是最最了不起的。至于说，香港这样的地方为何能制造出这样矜矜业业的人，我没有仔细地探究过。

中学的时候，哥哥已经是大学生了。在我们那时的彻夜长谈和玩乐中，他经常会不自觉地对大陆的情况以揶揄的风格来向我描述。而讲起香港，他始终都是至爱和自豪的，而且理由都很充分。14岁的我时常着急地想，我为什么不能捍卫自己的家乡呢？是我知道得太少了么？我显然无法承认学校的教育真的可以清洗掉我的常识吧。我能够说，大陆这样，自然有它的道理么？我能说，随地吐痰么，乱穿马路么，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吧？我是统统说不出来的。讲到他说的韩战，我以为的抗美援朝，他说的六四，我以为的动乱，他说的文革，我的一笔糊涂帐，我们时常要从核对名词开始，然后在事实的层面上我就败下阵来。有一次，最严重的是，他讲他刚刚信仰的基督教，我自以为的无神论，一下子被辩驳得体无完肤。我现在还对发生这场以我的彻底失败告终的虹桥那家咖啡馆的窗子记忆犹新。

即便是1997年，即便在他经历了记忆起就从来没有过的家庭衰落，即便他的父母身上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产生了让他几乎难以承受的压力，他还是那么积极稳定地进取着。而且，哥哥是那种非常理性而清楚的人，不盲目，不偏执，务实而幽默──他永远都能那么恰到好处地描述事件、现象和人物，如听一个作家的讲述那么动听。这样的孜孜以求而朴素的努力，一直贯穿了我在香港求学的那两年。

可这次，哥哥很明确地说：香港只有20年了。好像一年前的那个五月，哥哥也有这么说过。

但是，如果香港的变化以这样的加速度运行，可能10年就可以了。我说。

我突然感到，我们第一次可以如此公允、平等地来看待香港的现实。我不再将这里看作从小做梦的温柔富贵乡，而他也不再因为这是他长大的城市而一味地护卫她的好处。我们似乎第一次站在一起，面对这个唯一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里，国有企业的热钱无比迫切地要挤进来，大陆的年轻父母在罗湖以北企盼着哪怕高价的安全的香港奶粉，愿意花20万30万的孕妇排着队等待着来这里生产。Muffin从小吃的那个牌子的奶粉已经断货，他现在只好改吃另一个牌子。私立医院为了赚钱，拼命高价招揽大陆孕妇，但一旦孕妇生产中发生问题，立刻以设备不够好为由，把孕妇送往公立医院，以推卸责任。而公立医院里，香港本地的妈妈们已经没有了床位。你看到将军澳地铁站上搭起的房子了么？顶层总是复式，是要卖给大陆人的，然后整个楼价就可以抬高了。现在出来一种新的“零团费”，最后都是以保险、理财和看楼盘为“购物方式”，针对大陆的有钱人。一个团里最后往往有百分之十五的人会当场买房──现金交易，无需贷款。

香港，一个可以提供任何服务的地方。在这个地产商的游戏之都，在这个推广了“建筑面积”和“实用面积”这样巧妙概念的地方，在这座将通过卖地来赚钱的方法一揽子地推销给了广袤的大陆（不仅城市，还有农村；不仅地产商，还有政府）的令人赞叹的东方之珠──昨天受她启发而勃发起来的大陆，今天将她轻易地拉拢和包办。从自由行开始，她依赖着大陆，至少肉体如此。灵魂呢？我不知道。

香港有没有自己的灵魂？我真的想问。可是，很悲哀地，我觉得矜矜业业地劳动着的香港人是不会理睬，而这个问题终将反弹到我自己的身上，似乎我这个大陆人要比香港人复杂，复杂到更坏，更恶，也更有灵魂。我的背后好像有还很绵长的资源，而无法独立的香港──如今剩下的最大好处是还可以在超市买到真的、而不是假的、干净的而不是有毒的食品──却走不开，也离不了。

本来，我大概不会花这样奢侈的时间来潦草地梳理这同香港有关的一切。可是，嫂子的哥哥的突然亡故，勾起了我难过的心情。

2006年的那个夏天，我凌晨时分往伦敦去的那个班机，是嫂子请他开出租车的哥哥送的。来港两年，我从来没有坐过那鲜艳的、奔驰的出租车。我坐进这个无比宽敞的空间，在凌晨终于有点要宁静下来的香港快乐地、也自感奢侈地飞奔。香港的夜从来都不是漆黑的，至今回忆起来，那个凌晨的、高架上的香港也是泛着白色的朦胧的光芒。当建筑的灯光真的熄灭，香港是并不绚烂的。嫂子的哥哥──我至今都不知道名字──留着长发，俊朗消瘦的面庞，却一句普通话都说不出来──我们就一路无语地奔向中环站。我暗地里想，其实，也算是亲戚呢。可我们彼此一无所知。

自此以后，我经常问嫂子，你哥哥结婚了么？就这样，一问竟然问了五年。这次，就仅仅在四天前，我又半关心、半随意地问她同样的问题。回答是，她那和女朋友住了好多年的弟弟倒是要结婚了，但哥哥还是没有。

嫂子还在高中的时候，做工人的父亲就突然病故了。临终前，父亲交代三个孩子：哥哥要照顾好家庭，妹妹要照顾好妈妈。由于没有跟弟弟做任何交代，弟弟很早就搬出去了。我相信，嫂子的哥哥是为了这个普通而贫困的家庭，这东方之珠下的极端平常而薄弱的家庭，而很早开始工作。说起来，可能也读书上不算是好吧。于是，就那么早地开始供养家庭，供弟弟妹妹读书。为什么至今也无法结婚，抑或是无法找到合适的女孩子，恐怕也和他那常年的出租司机生涯，和香港人那种矜矜业业的营生态度有关系吧。

我不知道嫂子是不是正在以泪洗面，为她那为家庭付出那么高昂代价、却猝死的不到四十岁的哥哥而哭泣。我想到自己的哥哥，哥哥恐怕也想到了我。他发短信来说，Life is fragile, let’s add oil. take care, my only dear sister in the world.

Muffin可能还不怎么认识他的这位舅舅，只是为他那颗刚刚被撞掉了的、突然腾空了的门牙而真心地疼痛与害怕。而这位香港青年的突然死亡，却留给了我很大的空隙──暂时地，这空隙是让悲伤填满的。

散场的时候，我看到一团人围着一张小桌子。

跑到后面去，发现坐在桌边的是宁二。“原来是你在卖呀～”我站在背后说。他没有听见。

这位记者编辑同志，半瞒着单位，同林生祥一起从北到南地演出和讨论。我美滋滋地看着他的头顶。毕竟，刚才的音乐，我是陶醉的呀。

这时候有个女孩子问：“《种树》有么？”宁二支吾着，把眼前的这张缩回去。“厄，这张是留给一个朋友的。”于是我蹲下细看，突然就想要这张了。我是完全因为宁二想把它藏起来才特别好奇的，加上昨天一天之内对人说了两次“最近喜欢绿颜色”。

“厄，你是给朋友留的么？”女孩走后，我追问。

“厄……嗯……”

“那么就没有了么？”

“厄……其实家里还有的……”

“嗯……”

人少了点。“厄……其实……是给你留的……”

“啊……真的……是刚刚才想起来的么？”

“嗯，是的。觉得你比较像。”

“……”

種樹

詞：鍾永豐 曲：林生祥

客：種分離鄉介人，種分忒闊介路面，種分歸毋去介心情。
国：種給離鄉的人，種給寬闊的路面，種給歸不去的心情。

客：種分留鄉介人，種分落難介童年，種分出毋去介心情。
国：種給留鄉的人，種給落難的童年，種給出不去的心情。

客：種分蟲仔避命，種分鳥仔歇夜，種分日頭生影仔跳舞。
国：種給蟲兒保命，種給鳥兒過夜，種給太陽當空時跳舞。

客：種分河壩聊涼，種分雨水轉擺，種分南風吹來唱山歌。
国：種給堤上乘涼，種給雨時歇腳，種給南風吹來唱山歌。

Marx to Ruge

Kreuznach, September 1843

I am glad that you have made up your mind and, ceasing to look back at the past, are turning your thoughts ahead to a new enterprise.^[22] And so – to Paris, to the old university of philosophy –absit omen! [May it not be an ill omen] – and the new capital of the new world! What is necessary comes to pass. I have no doubt, therefore, that it will be possible to overcome all obstacles, the gravity of which I do not fail to recognise.

But whether the enterprise comes into being or not, in any case I shall be in Paris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23] since the atmosphere here makes one a serf, and in Germany I see no scope at all for free activity.

In Germany, everything is forcibly suppressed; a real anarchy of the mind, the reign of stupidity itself, prevails there, and Zurich obeys orders from Berlin. It therefore becomes increasingly obvious that a new rallying point must be sought for truly thinking and independent minds. I am convinced that our plan would answer a real need, and after all it must be possible for real needs to be fulfilled in reality. Hence I have no doubt about the enterprise, if it is undertaken seriously.

The internal difficulties seem to be almost greater than the external obstacles. For although no doubt exists on the question of “Whence,” all the greater confusion prevails on the question of “Whither.” Not only has a state of general anarchy set in among the reformers, but everyone will have to admit to himself that he has no exact idea what the future ought to b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precisely the advantage of the new trend that we do not dogmatically anticipate the world, but only want to find the new world through criticism of the old one. Hitherto philosophers have had the solution of all riddles lying in their writing-desks, and the stupid, exoteric world had only to open its mouth for the roast pigeons of absolute knowledge to fly into it. Now philosophy has become mundane, and the most striking proof of this is that philosophical consciousness itself has been drawn into the torment of the struggle, not only externally but also internally. , if constructing the future and settling everything for all times are not our affair, it is all the more clear what we have to accomplish at present: I am referring to ruthless criticism of all that exists, ruthless both in the sense of not being afraid of the results it arrives at and in the sense of being just as little afraid of conflict with the powers that be.

Therefore I am not in favour of raising any dogmatic banner. On the contrary, we must try to help the dogmatists to clarify their propositions for themselves. Thus, communism, in particular, is a dogmatic abstraction; in which connection, however, I am not thinking of some imaginary and possible communism, but actually existing communism as taught by Cabet, Dézamy, Weitling, etc. This communism is itself only a special expression of the humanistic principle, an expression which is still infected by its antithesis – the private system. Hence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communism are by no means identical, and it is not accidental but inevitable that communism has seen other socialist doctrines – such as those of Fourier, Proudhon, etc. – arising to confront it because it is itself only a special, one-sided realisation of the socialist principle.

And the whole socialist principle in its turn is only one aspect that concerns the reality of the true human being. But we have to pay just as much attention to the other aspect, to the theoretical existence of man, and therefore to make religion, science, etc., the object of our criticism. In addition, we want to influence our contemporaries, particularly our German contemporaries. The question arises: how are we to set about i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facts which are undeniable. In the first place religion, and next to it, politics, are the subjects which form the main interest of Germany today. We must take these, in whatever form they exist, as our point of departure, and not confront them with some ready-made system such as, for example, the Voyage en Icarie.[Etienne Cabet, Voyage en Icarie. Roman philosophique et social.]

Reason has always existed, but not always in a reasonable form. The critic can therefore start out from any form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and from the forms peculiar to existing reality develop the true reality as its obligation and its final goal. As far as real life is concerned, it is precisely the political state – in all its modern forms – which, even where it is not yet consciously imbued with socialist demands, contains the demands of reason. And the political state does not stop there. Everywhere it assumes that reason has been realised. But precisely because of that it everywhere becomes involved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ts ideal function and its real prerequisites.

From this conflict of the political state with itself,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everywhere to develop the social truth. Just as religion is a register of the theoretical struggles of mankind, so thepolitical state is a register of the practical struggles of mankind. Thus, the political state expresses, within the limits of its form sub specie rei publicae, [as a particular kind of state] all social struggles, needs and truths. Therefore, to take as the object of criticism a most specialised political question – such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ystem based on social estate and one based on representation – is in no way below the hauteur des principes. [Level of principles] For this question only expresses in a political w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ule by man and rule by private property. Therefore the critic not only can, but must deal with these political questions (which according to the extreme Socialists are altogether unworthy of attention). In analysing the superiority of the representative system over the social-estate system, the critic in a practical way wins the interest of a large party. By raising the representative system from its political form to the universal form and by bringing out the true significance underlying this system, the critic at the same time compels this party to go beyond its own confines, for its victory is at the same time its defeat.

Hence, nothing prevents us from making criticism of politic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nd therefore real struggl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our criticism, and from identifying our criticism with them. In that case we do not confront the world in a doctrinaire way with a new principle: Here is the truth, kneel down before it!We develop new principles for the world out of the world’s own principles. We do not say to the world: Cease your struggles, they are foolish; we will give you the true slogan of struggle. We merely show the world what it is really fighting for, and consciousness is something that it has to acquire, even if it does not want to.

The reform of consciousness consists only in making the world aware of its own consciousness, in awakening it out of its dream about itself, in explaining to it the meaning of its own actions. Our whole object can only be – as is also the case in Feuerbach’s criticism of religion – to give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the form corresponding to man who has become conscious of himself.

Hence, our motto must be: reform of consciousness not through dogmas, but by analysing the mystical consciousness that is unintelligible to itself, whether it manifests itself in a religious or a political form. It will then become evident that the world has long dreamed of possessing something of which it has only to be conscious in order to possess it in reality. It will become evident that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drawing a great mental dividing line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but of realising the thoughts of the past. Lastly, it will become evident that mankind is not beginning a newwork, but is consciously carrying into effect its old work.

In short, therefore, we can formulate the trend of our journal as being: self-clarification (critical philosophy) to be gained by the present time of its struggles and desires. This is a work for the world and for us. It can be only the work of united forces. It is a matter of a confession, and nothing more. In order to secure remission of its sins, mankind has only to declare them for what they actually are.

下车的时候司机问我是不是作家，只是因为我在作协下车。我说我不是作家。他说，那么你是年轻女作家。我说我也不是年轻女。他说你正当年，女人45岁才作废。我说，额……一只脚已经跨出车门了。（和出租车司机的对话经常滑行在一个下坡，并终止于这样的低谷。）

作协的院子里一阵阵香气飘进演讲厅，演讲厅的门正对着花园里的爱神雕塑和爱神背后的桂花树，香气从敞开的客厅大门进去毫无遮拦地蛊惑人心。我满脑子都是装展布展场地媒体协调工程宣传文案时间表，完全听不进台上的外国人在说什么。我过来也是为了找到那个忙碌的主持人，希望三会后跟她说两句工作活动上的话。于是，在很分神，而且比路上的桂花还要迷人的香气里，我摆弄手机存了的东西，发现自己一个多月都没有怎么碰书的指尖，碰到了一个穆旦诗文集的PDF文档。

我看穆旦的脸，他睡觉的时候应该像个孩子。据说中国远征军很痛苦，至少他的诗里有对所目睹和经历的不幸的忧患。但他年轻的脸庞在远征军前后却没有太大的两样。年轻的时候，痛苦不容易立马累积成皱纹，穆旦的脸是一个证明。他还是清爽神气的，人生还是得意的，至少在1949年从曼谷开往旧金山的轮船上，这个翻译官还是在躺椅上笑的。

同一张图的下面是1924年3月16日天津《妇女日报》儿童花园专栏的小学二年级学生查良铮的作文。竟然文集中把这篇文章以图片的形式插进去，我实在忍受不住偷偷笑了起来：

不是這樣的講
城隍廟小學第二年級生
查良錚（男）
嗚嗚嗚──嗚嗚嗚──汽車來了。母親挽著珍妹的手，急忙站在一邊。見汽車很快的過去了，珍妹忽然向母親說道：「這電車怎麽這樣的臭呢？不要是車裏的人，吃飯過多，放的屁吧！」母親搖搖手，掩著嘴笑道：「不是這樣的講，這汽車的臭味，正式他主人家內最喜愛的氣味呢！」

在纪念日里，我们总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很久很久以前的女孩。很久很久以前的，很短很短的幸福。

1945年，昆明

1945年，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