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或许一个月，或许十年之后，我才能用文字追述这场，我飞过，也跋涉过的雪。

来的时候，从天空的灰白混沌中降落。我张着嘴，透过机舱的窗，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后来知道，雪先我一夜，已把这块大地覆盖。

这样轻柔细小的材料，却改变了一座城市的性格。它把声音吸收干净，又融化了速度，把人们在地面上精心做下的所有记号都遮起来，只留下最粗、最明显的边界：河流的、树木的和屋檐的轮廓。城市又变回了村庄。这是我从空中看到的陌生景象。

傍晚时分，我在雪中散步。这个叫做北京的地方，从来没有这样安宁。地上的交通记号全都不见，除了花坛的高处以外，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又重新融为了一体。雪也带走了危险，汽车回到了马车的速度，人则回到了漫步的速度。突然之间，一度困扰我的关于冲撞力的焦虑都不存在了。行人重新将视线专注于脚下，像是在一座陌生的山崖上行进。虽然汽车还是在街道上留下了咖啡色的线条，但路的定义却实在地被改变了。在这些咖啡色和白色中间踩踏，听雪发出的声音——这是脚踩地面的声音，行路的声音。

平日里焦急的私家车、莽撞的公交车、勇猛的出租车，现在都沉默了。连喇叭声都不作响了。连人都不说话了。人们同时迈入了一个新的时空，原先作为控制和维持秩序的法则都不必要了。甚至，连主持正义这样的事也不再迫切。人们如果不是躲在家里，透过雾蒙蒙的窗向外默默地观看，就是裹紧自己沿着大致的方向，默默寻路。时间和空间都好像比原来多出了许多，而纠缠自己的情绪和问题却又比记得的少了许多。这期间并没有停顿，而是延续不断地发生着，渐渐，头脑清晰，而心灵清冷。

这却不是什么另一个时空或星球。也不是迷魂阵。

米兰……朋友曾摇摇头说，这座城市，如果不是里面的人，是进入不了的。

相对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而言，米兰太繁华，太当下，也太国际。前后两次，我们只是路过米兰，在这里过一夜，然后转车。2005年冬天，我们还算搭乘过地铁，去了大教堂和拱廊街，而2009年秋天，我们就真的只去了火车站。

我们依旧订了一间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说起来，除了火车站内部装修了一下，加了几条现代化的自动扶梯，更合理地疏通了人流以外，车站周围的街道真是毫无变化。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前台敞开式办公的一个有点秃头了的中年男人，从一堆堆的票据文件中站起来，为我们提供米兰式的服务。我这么想，是因为他的冷静态度同9月底米兰夜晚的空气一样合理，没有多余的汁水，没有南部和中部的那种不确定性。

我们到得很晚，快11点了，以为只能叫外卖。他举起表看了看时间，说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餐厅开门的，等我们放了行李下来，他会只给我们看。

我们下楼的时候，他带我们站到街边，指着一个远处的红灯说：这家店。我们就散步走去。

4年前的那家旅店在哪里呢？我有时候想。这个周五的夜晚，楼上的窗户里多没有灯光，走到十字路口，才有年轻人站着说话，若干酒吧还没有真正苏醒过来。那个十字路口只有一家红色霓虹灯的Pizzeria，我们斜穿过马路，走进去。

坐下之后，一凡说：“我们来过这里。”

一位驼背得厉害却精神抖擞的矮个子妇人给我们拿来菜单。另一头坐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和外国人轻声交谈。进门是一个长条的玻璃柜。

“我一进门就知道了，我们来过这里。”不是deja vu。2005年圣诞，我们走进一家餐厅，店主人和家人正在聚餐。我们在这家人身边坐下，好像唯一前来拜访的朋友。我们点了开胃酒，蔬菜汤，可能还有批萨。在那年冬天的旅行中，我们好像迷上了意大利的蔬菜汤。之后我们走出餐厅，绕着周围转了一圈，除了一些名牌商店外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就回去了。

现在这变成了无法表述的秘密。对老太太来说4年太长也太短。我们或许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或许是两个重合在了一起的人。不是圣诞节，没有看到她一家人团聚的样子，不知道她经营一辈子的餐厅，在这四年间有没有带给她新的欢乐或悲伤。但从餐厅温和的气氛中可以辨别出这些年来的稳定节奏，应该没有大起大落过才对。如果不是餐厅四年间格局和装修上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不是一凡对重访曾经去过的地方有着特别的敏锐，这个餐厅可能就是任何一家陌生的餐厅，老太太也依然是一位陌生的老太太。

四年后，我们下意识里选择的座位还是当年的座位。但那种过客的感觉却前所未有地浓烈起来。这样的一个巧合，说到底又只是一个空空的洞而已。老太太的腰许是更弯了，我们的身体也更沉重了。两次踏进同一家餐厅，这是我们在米兰的全部故事。

那不勒斯的“自在自足”可从他的“声名狼藉”中得到证实。他“我故如是”的姿态因为一个个把包紧紧抱在胸前的游客脸上的惶恐而得到戏剧性地强化。来那不勒斯的人需要各种原因，譬如批萨，譬如庞贝或取道往度假胜地索兰托——也可能因为顺便可以看一个朋友，就像我们。但因为要来这样一个曼妙之处而冒着神经紧张的刺激，绝对是拜此地的风物人情所赐。

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天文台读博士的朋友H在火车站接到了我们。火车照例迟到了十几分钟——就算是意大利的欧洲之星也不例外。（混沌是这个国家的国策，在南部民间当然发扬得更加广大。）出站后，H说，刚才的这个火车站可是欧洲有名的乱啊。不过那不勒斯体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危险的——永远都不会过分的想象。这无疑增加了来那不勒斯的意义。

我们穿过沿街的垃圾进入离火车站不远的旅馆。我说，真方便；H说，火车站周围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旅馆惊人的干净，比罗马的便宜、精致又舒服得多，老板娘早上还会愉快地送早餐进房间（通常比我们跟她预约的时间早半个多小时）。最喜人的是有一个可容两人站立的阳台，那样一靠，初来乍到的我突然相信“我在那不勒斯无疑”了。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在老旧的石子路面上发出隆隆巨响，这个巨响容不得抱怨，因为它是那不勒斯灵魂的一部分。H说，要是叫他留在那不勒斯，他可以考虑去做轮胎生意。据说这里的年轻人酷爱飙车，但疯狂转过街角的刹那会在圣母像前急停，在胸前划过3秒虔诚的十字，然后策马呼啸而去。

第二天我们往西走了半个多小时拜访H的住所。从他住所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他山坡上的办公室，据说办公室的后面是一个几乎废弃了的天文观测站。H到欧洲各地去开会，外国人都喜欢挑逗性地问他，“在那不勒斯呆着什么感觉啊？”他就笑着说，挺好啊。一次他们去荷兰开会，当大家习惯性地把钱从鞋底里拿出来的时候，教授警觉地把他们拉到厕所里——这里可不是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人把家庭环境的清洁放在了首要位置。但凡南方人恐怕都喜欢通风，晒太阳和洗床单——只要抬头看到满天的床单就不会奇怪我们旅馆的床单磨损得这么厉害。在洗衣机发明之前，那不勒斯妇女肯定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件事关重大的事情上。据说，她们的床单是每天都洗的。走进任何一条弄堂，推开任何一扇门，恐怕都有一个一边洗床单或冲刷地板，一边听音乐的女人，迎面而来的是洗洁精的味道。这种对干净的热爱和赞美是南方生活理想的日常化身，是把对太阳和生活的赞美华为直接行动的表现。

H所住的区域在当地可以算是老城区，所以混混也多，但只要一条弄堂的人都把你当自己人，那么你就有了最安全的保障，甚至最热情的帮助。有一次H赶飞机又赶上出租车罢工，只能焦急地在弄堂门站着。这时，仗义的那不勒斯兄弟就纷纷打电话帮忙，其中一个找了一个自己的哥们，并告诉他“这是我朋友，你可不要黑他”。至于日常生活，H买菜从来都是便宜的，因为这里的店主通常会给邻里一个更优惠的价格。H说，生活在这里跟在上海的感觉差不多，也就是挤来挤去地忙生计和家务吧。

那不勒斯的可爱确实是在这些街巷之间。这些街道大概也就3-4米宽，还要躲摩托车。走路的时候，H经常提醒我们“不要走到赛车道上去”，就是不要在街角转弯处走到外圈，因为那是摩托车转弯时候要用的，撞上的话就是自己缺乏常识。因为街巷狭窄，想必给各种隐秘的生活提供了空间，也方便了人们走出家庭，走向社区——譬如从窗口伸出个头来，就可以直接跟街上人说话。这是城市自然发展的结果，跟上海没有动迁过的地区一样，门和床是仅仅沿着弄堂或街道的，而街道以它的狭窄控制了车和人的流量，增强了社区的安全。这种结构和相对应的生活在旧区改造中被连根拔掉。最好笑的就是一条弄堂的一边被拆掉了，剩下另一边，老房子的居民探出身子来发现自己面对着变形金刚般高大的钢筋水泥，或者一片废墟。这种尴尬，就算路过的人看到也会觉得可怜。

那不勒斯是一个谈不上富裕的地方，或者他的财富真的集中在某些人的手里。H说当地黑手党很重要的一项生意是从意大利北部城市回收来垃圾，然后运到那不勒斯威胁当地政府说如果不如何如何，他们就不处理这些垃圾了。所以黑手党很重要的一项业务就是垃圾回收，这已经足够说明他们网络的发达和有效了。早先几个曾经对黑手党发狠的领导人都很不幸地被暗杀了，可能对付黑手党的方法是，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稳定的因素，而不是简单的当作政府敌人。黑手党的不稳定每过一段时间会被打破，不同派系的斗争经常会导致血拼，于是伤及无辜，这是对当地普通人最严重的威胁。但是那不勒斯政府最近几年来努力改善治安环境，现在这些血拼通常都不会发生在市内，而是在郊区。据说郊区的一个镇子，在黑手党血拼的高峰，每天都要打死两个无辜居民。阶段性的血拼以后，黑手党的内部会重新确立领导核心，于是也可以消停稳定一段时间，大家都高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那不勒斯的中国人远比在北方的中国人要少得多。大多数中国移民都觉得南方没有太多的赚钱机会，安全也没有保障，而在尤其是米兰这样的城市，生意要好做得多。但那不勒斯火车站对面就有两个相邻的中国超市，一个类似杂货店性质，卖很多新鲜蔬菜；另一个稍微贵一点，门口坐了两个收银的人，像门神一样把关收钱。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能看到中国人的商店，让人感受到中国人为了生存不肯罢休的精神。如果说这些店里从榨菜到冰红茶到各色方便面乃至中国蔬菜应有尽有并不稀奇的话，他们打通海关的事迹就不是我辈能够想象的了。据说那不勒斯海关也是黑社会的天下，当地人都会告诉你，“没事情可不要去码头”。中国人如果没有在海关打通关系是绝对不可能那么廉价地进货的，但是他们居然愿意去做，而且做到了。中国人的另一个生存策略就是保持和越来越多的亚非拉移民同胞的团结和友好。我们旅馆街对面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店铺，我经常看到他们早上一开张和非洲裔的街坊聊天，其乐融融。

H说，中国人真是像蟑螂一样，哪里都能生存。我倒是觉得，以前自己的某些看法可能是错了。以前我想，温州人啊，潮汕人啊这些移民对当地人来说就是中国人的代表，对这件事情我总觉得不是滋味。但现在我觉得，他们不代表，难道我就能代表么？我在生存上，在勇气上，在智慧上，又超出了他们什么呢？可能他们只是做一些买卖，谋一个生计，不求闻达于诸侯也不求什么兼济天下文化交流，但这只是他们理想的不同，而对于他们执着的生存理想，他们的决心和毅力确实是很高的。更何况，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还远胜于我。

没想到自己还能想起这个城市那么多事情，都是H跟我讲的。我们在那不勒斯走了一天，把这个城市走穿了，也经过了一些比较富裕的社区，最后在一个山顶俯瞰这座城市——维苏威火山总是伴随着我们。据说维苏威的下次爆发也就是这几十年内的事情，但这里的人们，哪怕是直接把家安在维苏威山脚的人们，仍然天天洗床单，冲地板，拼命聊天和飙车，周日去教堂。意大利政府给每户人家25000欧搬家费（当然这笔钱也不多），但人们因为种种原因，还是不想走。这种在南部炙热太阳下的生活，因为混乱、危险和必然的灾难而格外地富有魅力。

那不勒斯是批萨的诞生地，这家店的女主人以生了20个孩子和作出如此美味的批萨而闻名。就算在那不勒斯本地，每家店的批萨风格也不相同，至少从形状上看，这家店的批萨都是比盘子还要大的，价格也才七八欧。味道是难以描述的奥妙，我们拼命了还是没有吃完……后遗症也很严重，再也不想吃其他地方的批萨啦……

有一种解释是，意大利人不想用（不学也不说）其他语言，因为没有一种语言像意大利语那样能够让他们自如表达。任何一个民族对母语都有依赖性，但意大利人对表达和交流的狂热使得意大利语变成了他们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依据，甚至救命稻草。

中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可以有沉默不语的习惯或时刻；美国人可以只用Gosh, Awesome这样的词来概括他们所有的感情；但意大利人却对所有事物都要倾注无穷尽的语言——他们的生活似乎是词汇，而不是用行动堆砌起来的。

意大利统一不过150多年，南北方间的猜忌和腹诽不断，饮食和方言也都有不同，但在“好说”这个事情上却完全一致。罗马清晨的住宅楼底层门外对讲机边，斜倚着的人，他不上楼，楼上的人也不下来。他们就那么说着，说着，就像打一个漫长的电话。米兰火车上的夜车乘客，急切寻找着另一个意大利人直到和他彻夜不眠地对谈；那不勒斯美术馆里的巡展员不是在打手机就是在更换手机电池；小城科莫广场上的父亲，怒斥一旁被闲置得无聊之极的儿子的回家请求，坚持要听他的朋友把一个又一个故事或牢骚讲完……

意大利人不将讲话看做翻动嘴皮，而是将声音从肺部、胸腔，经过心脏伸展和吐露出来，配合上肢体的有力摆动，通常是双手对胸前空气的反复揉搓和对抽象形状的下意识模仿。意大利语的节奏和起伏无法让人疲劳，就算不懂意大利语，也会傻傻地在这样的背景声里任凭像海水一样的音调把我们的意识卷走。如果愿意保持清醒，你甚至可以以为自己真的都听懂了，开始享受这波浪的摇摆。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总是充满自信。这些执着于自己语言的人确实能用全部身心来表达，如果可以，他们会把地球都举起来让你明白。他们用对语言的不顾一切的使用来感知生命的鲜活，并战胜生活的困难。无可改变的事情是如此之多，来龙去脉和合理不合理之处细枝末节如此庞杂，没有这样恢弘的对必要性的高度认识，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表达”的。同言说相比，行动却潜藏着愚昧和狭隘的威胁。因而，他们决定不把宝贵的勇气浪费在切实的工作和行动中，而要变成身体前方空气的震动——这震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很多所谓身体力行的劳作和努力，要精确、舒展和容易把握得多。

这是否涵盖了意大利之为如是的一些奥秘呢？可我终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每一座城市都建立在自己的废墟之上。而罗马却怀抱着废墟而立。

今日罗马将古罗马城镶嵌在它的心脏。它凹陷下去，请后来者低头。从113年立起的图拉真柱，到墨索里尼一度居住并被驱逐的威尼斯宫不过几步之遥，但从威尼斯广场延伸到角斗场的古城遗址却绵延不绝。据说洛阳地下有九座洛阳，又见过广州北京路上可以俯瞰道路下面历朝历代修葺的路面基石，因为“大浪淘沙”的意思就是要站在过去之上。所以见到这么广阔而完整的一片遗迹，在车水马龙的簇拥之下，接受每天新鲜阳光的照射，除了奢侈之外，相信古罗马对今日罗马的纠缠远甚于明清北京之于近日北京的束缚。

站在威尼斯广场台阶的高处，看到墨索里尼当年发表演说的大楼对面正在开凿地铁。地铁开挖得不深，但显露出的土质颜色同身后的古罗马建筑颜色无二。市政工程在意大利的推进比在中国艰难得多，一旦发现文物遗迹，难免汇报上去，待到一套冗长的政府流程走完，当日欲建地铁的理由都想不起来了，于是就可以进行考古了。

这是一个因为历史上的存在而将永远存在的城市。历史的余音如此嘹亮，以至其残留物的形式——无论是只剩下一个土堆如凯撒神庙，还是巍峨伫立不倒如角斗场——都丝毫无损于罗马在时间面前的尊严。这是一座无从摧毁的城市。第一个被追认为神的人，凯撒，他的神庙只剩中心隆起的小小土堆，在一个后建的遮蔽屋檐下，却永远被几日前放下的鲜花所覆盖。至于角斗场，倘若不是罗马人要继续改造休憩和建设这座城市，三四层楼的砖块也不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陆续被拆卸下来并运往各处。但历史遗迹一旦被认知、学习和敬仰，人们总能从残缺，正如从完整中一样，吮吸养料。前者如角斗场（Colosseum），后者如万神庙（Pantheon）。

无论罗马人受到别人的什么影响和启发，他们将自己的城市变成了所有城市的楷模。城市的意志通过建筑伸向人群，广场、方尖碑、街道、教堂，它规划出了生活的逻辑、重心和节奏。从躲藏在曲折小路背后缓慢浮现出的庞大的万神庙上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对于圣彼得大教堂和广场门口的大清理是一次无可挽回的丑行。如今在离开圣彼得几百米的远处，在泰伯河边上就可以远远看到教堂的正面。沿着如同商业街一般的笔直大道往前走，圣彼得的形象只是一个尺寸慢慢放大的问题——“一切本该如此”，这类愚蠢的想法会爬到游人的脑海中。想象一下，1930年以前的人们，有幸在走向圣彼得的曲折的中世纪小道中，怀揣对宗教和美的肃穆崇敬并反复包裹，直到贝尼尼的广场、廊柱将圣彼得在几步之内和盘托出，这时候的震惊和喜悦一定会让大教堂在人们的心里留存更长时间。

正如我们在角斗场里看到，两千年前的设计者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将9万观众按照不同社会阶层分别发送门票，并根据不同的阶梯最方便的出入场馆，于是后来的体育馆和剧场再没有在这个基础上有什么根本的突破。甚至，两千年前的角斗场里就有厕所，甚至观看角斗和表演是一种免费的馈赠。我们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了电梯，小卖部，几十块钱一瓶的饮料，和门口的黄牛而已。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墨索里尼（或者其他独裁者）对罗马（或者其他古都）的加工只能以摧残的方式，而古城就应该一直曝晒在意大利灿烂的阳光下。

S.P.Q.R是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缩写，意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它像一个图章，刻在罗马身上，从阴井盖到教堂。

在意大利的餐厅里，碰到外国人，搭讪了没几句，往往是在刚刚回答了“我们来自上海”以后，一凡就要急匆匆地告诉别人：“我们是来度蜜月的。”

如果碰到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马上就会祝贺我们，甚至把我们已经喝光酒了的杯子斟上他们的红酒，好好庆祝几句，好像是在欢迎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有部分的欣慰和感慨。我们在罗马已经成为旅游热点的Trastevere区域吃我们在意大利的第一顿晚饭时候，碰到的一对瑞典夫妇就是这样。

紧接着我向瑞典夫人介绍了中国的婚俗，夫人对送红包这样的事情大加赞赏，因为在瑞典因为婚宴昂贵又没有红包习俗，导致婚宴邀请的人数非常少，仅限家庭和挚友范畴。不过他们也因此有一种有趣的发明，就是送请柬会有两种，一种是告知你我们要结婚的消息；另一种是邀请你来参加婚宴。而在中国，倘若你不想邀请某人，却又想告诉他你要结婚了，就只能事后以送喜糖的方式说明了。这期间总是在揣摩别人和自己关系：“到底要不要请他来送钱给我呢？”随之而来的忧虑也是少不了的，最后只能狠心决定：要么冒着被别人拒绝的风险，要么冒着被别人腹诽的风险。大不了在若干年后的街头偶遇中说，“哦，我已经结婚了。”“哦，我好像听说了。”

但是“我们是来度蜜月的”这句话，如果讲述的对象是一对情侣就不管用啦。我们在罗马最后一顿晚饭就是这样。

这家餐厅离开我们住的梵蒂冈附近小旅馆很近，是我们旅店老板推荐的，店主是来自意大利南部一家三口。美味啊，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怀赞美（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居然没有吃完）——量大无比，几乎比我们前一个晚上在Trastevere吃的多出一倍，虽然我们点的也是三道菜。后来我们去南部就知道南部食物就是量大味美，所以这一家三口把这个风格搬到罗马来了。

隔壁桌上是一对情侣。说情侣也有点不妥，因为关系显然已经过了腻味热烈的阶段，应该是“同居者”才对。男的是意大利人，女的是日本人（起初我以为是台湾人）。也是这样问问从哪里来开始，一凡就忙不迭地说“我们是来度蜜月的”，但对方好像对这个事情完全忽略，没有接上任何话。我在心里偷笑。

果然对话进行地比较热烈——竟然有一个说英语的意大利人。这个人在意大利内务部工作，住在一个山丘上，应该至少是中产阶级的社区吧。但他每天开车20几分钟来这家店吃饭，所以跟老板娘、老板、侍应生，尤其是他们的女儿混得很熟。他拉过他们的女儿说“她是我的小女朋友，很漂亮吧！”他的日本女友也在一边笑。

店里的这四个人马不停蹄地抛出跑进，但还是可以抽空争吵——所以内务部意大利人也说这一家子人总是紧张兮兮的。不过因为他们的店面是租来的，所以经济压力会比较大；如果像他表哥那样，一家子人70年代就在Trastevere买下了店面，现在可就日子好过多啦！顺便说一下，我反复提到的这个Trastevere是罗马以前的工人阶级社区，比较贫困，也是左派比较盛行的区域；但后来因为旅游业的发展，泰伯河边的这个社区就成了新兴的餐饮区。左派么，倒是在离开这个社区几条马路的地方见到了一个夜间的年轻人街边音乐派对，还有一些白底红绿色字迹的标语，不知道是不是左派的余温呢？

再说回来这个餐馆里的对话。意大利的官僚制度效率低下很有名，反而倒是培养出了这样闲散富于艺术气息的“老官员”。说他老，因为他居然说他已经50岁，把我和一凡吓了一大跳，因为他无论如何看上去也只有35岁，尤其是有这位日本女友的陪伴。所以安稳的生活可以保持年轻的身心状态。他是肯定不会结婚的，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太安稳了，他需要一些不那么稳定的因素来刺激他的生活吧。不过，他可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一眼就看出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据说是因为他有很多中国和亚洲的朋友。反而，那个30几岁（没准40几岁哦）的日本女人，在意大利这么一直呆下去，又是做什么呢？我对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吃不准，更不用说在外国的外国人啦。

所以“我们是来度蜜月的”这样的话，还是跟度假中的中老年夫妇说比较管用。

1-3：角斗场周围是婚纱外景热点，婚车和新人不断，赏心悦目。 我们就呆在路边观赏半天。

4：我们在威尼斯广场边上的一个中世纪教堂里碰到有人结婚，游客还是照例进进出出，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交换戒指。神父说话絮絮叨叨了大半天，小花童们早就不耐烦啦……

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n Art Archive）位于上环地铁出来以后再往西面山上走上十分钟的地方。香港的日常生活以主流姿态占据街道，而艺术相关的东西则被藏着掖着在腊肠和肠粉的角落里，因而找到以后分外刺激。沿着水坑口街到荷里活道的路口，办公楼变成了唯一一座，而且唐人画廊居然就在地下，在展示瓷器的橱窗底下。14楼上去便是AAA的所在，和周围的居民楼贴得肉贴肉，但也保持平静。

从办公室的一个窗口望去，依山而上如植被般，生长着不同年代种下的建筑物，有的还正如春笋一般冒着尖，虽然明知海风侵蚀得厉害。曾经有一个建筑师在中环坚道一座七八层楼住宅的顶层露台上，指着周遭密不透风的楼房，在潮热的空气里兴奋地对我说：“你看，你看，这就是香港！”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也是我即将离开的前夕，但香港第一次闪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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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ung Wan Landscape from AAA

在我抵达之前，重庆已经下了10天的雨。

奔向城区的路被一条掠过座座山腰的高速串联，路边不时经过新开发的楼盘。如此新，如此地好，让我吃惊。之后的几天里，我发现，重庆到处都是这样崭新的楼盘；而这里几乎所有的户外广告都是房地产广告。

重庆的司机很威猛，不亚于香港“夺命小巴”的驾驶员。我离开后的那个周末，他们就开展了一次大罢工。有山的地方，城市的气势就不同寻常。有两条江汇流的古码头，如果每天又有10万口火锅在沸腾，人的气势也定不一样。如果人的生活主要是在爬坡中度过，如果城市的大小不能以你俯瞰时候的目测来衡量，那么重庆应该去树立起另一种标准。他们说，香港是“小重庆”，给我很多错觉。

重庆人最自豪的可能是两个年代，一个是作为抗战陪都的七年，另一个就是直辖以来的十年。后者写在城市的脸上，前者呢？

我住的南岸区离开南山不远。我对司机说，我要去的地方是抗战什么的，说了半天他才明白，哦，是蒋介石的那个房子吧？我含糊地说是。车子绕了好些上坡的路，才爬到了半山腰的一个地方停下。雨雾虽大，我还是看清了那几个字“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买票的阿姨很清闲，我一点都无法预计里面是怎样的。

空气真好，清净得很。这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半山的植被间开出一条游人可走的路。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搬迁到重庆，找到了这个隐蔽的山头，从富商手中购买和建造了若干宅院。这里被称为黄山。蒋介石在云岫楼生活和指挥军事斗争，宋美龄则在低处的松厅筹划她的作为；她最喜爱的侄女孔二小姐则住孔楼中；美军高级将领来访也有草亭作为下榻之处。这样一个僻静之处，也没有躲过日本飞机的轰炸，然而轰炸最少的还是蒋介石的官邸。唯独去他的云岫楼，需要气喘吁吁地跑上好多台阶，远在其他人之上。甚至有一条莫名的狗，一度试图恐吓我上去的企图。

突然之间，在这一片朦胧的烟雾中，抗战历史中被多少有些遮掩的一角，被轻轻掀起。解放后这里一度是职工宿舍和疗养院，直到2005年才把里面的人全部请走，重新开放作为纪念性的公园。说起来，这里的建筑确实很有民国时期的流行风味，有保存的必要；二则，曾经特别敏感的部分，现在终于可以用一种相对公允的态度来面对。

这烟笼寒水月笼沙中的陪都心脏，在停止跳动60年之后，被重新安顿了下来。我们终于能走进这个在今天看来仍然过度舒适的故居，在黄葛树下的小径里回想我们可能已经丢却很久的记忆。这样潮湿的环境，没人赶快走。好几处庭院还在修葺，几栋楼在休整而无法入内。在墙边甚至还倚靠了几十把疗养院时期编了号码的椅子，好像随时还可以被派上用场。

我一直惦念着Jess给我讲的关于她奶奶的一些事情。可惜Jess12岁就离开台湾移民去了澳洲，否则她的故事可能还会更丰富些。因为很偶然的原因，我知道了她的奶奶和一凡的外婆都是湖南长沙周南女校的校友，也是马英九母亲的校友。一凡的外婆居然还能记起她的名字，说是一个很喜欢打排球的女孩子。因为她爷爷是国民党的军人，一家人1949年之后就随蒋来到台湾。Jess现在还记得奶奶有很漂亮的旗袍一直都珍藏着，而且她知道奶奶其实很会跳舞。可是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家里住了好些前来投奔的军人，都是妻离子散、一身埋怨的主儿，社会动荡，Jess的父亲在一群群的混混中，度过张震在《牯岭街》里的那种残酷青春；所幸在她奶奶的暴打之下，才没有像其他同伴那样持续堕落下去。她奶奶到死都说：“还是重庆的日子最好啊！”但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还是重庆的日子最好……”那时重庆的日子能有多好呢？这让我充满了遐想。那肯定是和沦陷区不一样的日子，或许是一种一边轰炸，一边用乐观抗争的日子；抑或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日子？可惜，我所有的重庆朋友都已经离开了重庆，无法从他们那里截获一些祖父母生活的轶事。城中央的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两年之后，就改叫解放纪念碑。但那个外观，实在是太不解放，太民国了。

看着这个寥落的，刚刚苏醒却又好像醒不过来的黄山别墅，她俯瞰了重庆城那么久，却又再也说不清楚。

重庆抗战遗址大门

这几块入口不远处的石柱不知为什么很有民国风骨，可能是原先含蓄的大门

侍卫房，现在则是国民政府抗战史实档案的陈列馆，包括蒋宋的书信、银行汇票和美军的一些细碎装备

孔二小姐孔令俊的住所

宋美龄所居住的松厅外观

宋美龄的卧房内，陈设宛若当时。

蒋介石的云岫楼既盘踞高处，又极其隐蔽，乃至几乎无法拍摄全景。

在这件二楼的小房间里挂着一张蒋介石和宋氏三姐妹在黄山别墅的合影，这也是唯一的一张。蒋介石为宋庆龄在这里准备了住所，但宋庆龄从来不在这里过夜。她抗战时期在重庆市区另有住处。

如今商贸簇拥之下的人民解放纪念碑（原“抗战胜利纪功碑”）。1946年4月，国民政府还都之际曾经发表宣言：“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 定风波

我人生的第一次旅行就是在我一周岁多的时候，被放在父母身后的硬座上，一路拉屎拉尿地来到广州。因为去香港探亲不便，广州是我们见面的好地方。我曾兴奋地按遍流花宾馆的电梯按钮，也第一次被外国游客玩。我第一次去超市，被放在购物车里；又在黄花岗起义的纪念碑前和家人合影，神情肃穆。这一切的新鲜都发生在广州，在1983年的那个夏天，这个离开世界最近的中国城市。

我没有在广州生活过，但在香港读书的岁月里，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广州人。他们缝合了我和香港之间的空隙，像一座略有弧度的桥，让我舒服地在那里生活。他们明白我所说的话的字面背后关于内地的隐射和感慨，又通过和香港的嫁接，和我一同解读这座城市。我特别喜欢他们帮我和香港人说话，我就能在边上细细地听，并等待结果。

和广州相比，上海是真正的暴发户。广州做生意开始得比上海早，历史上的每次发财都比上海早，财富积累的年岁自然也比上海久远，所以论商业传统，广州可谓源远流长，至今不衰。所以上海人现在还留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广州人早就觉悟自己每天吃得怎样才最正经。沉淀至今，广州仿佛已经进入了从容不迫的阶段。

我所住的广州大厦，居然是PL老爸当年的项目。PL的爸爸是军人，是移民，不说广东话，却是广州政府中为官清廉又务实高效的代表。广州大厦作为政府工程，当年建造时因为过年前工人拿不到工钱，她爸爸居然自己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导致那年自家过年的经历被PL一直记到现在。走在广州成荫的绿树下，我想这是PL爸爸当年环保工作的功绩。

从广州大厦的房间里往下看，发现这座城市还保留了许多老房子。这些房子仍然被自然地居住，自然地使用，没有逼迫别人，也没有被压迫。房屋的楼顶都是绿色的，种满了植物，而楼房的空隙里用绿树包裹了一所小学。居住在当地的人对我说：“广州这两年也拆了很多房子——但远远赶不上上海。”上海哪里是在拆房子，他们有法术，让一个街道、整个街区明天就消失。

在中山纪念堂的一张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宋代以降，广州最重要的建筑仍然保持在同一根中轴线上。广州的心态平稳，而且放在很低的，几乎贴到地面。广州并不是为了什么而刻意低调。香港崛起，深圳崛起；香港衰弱，深圳衰弱，这些紧贴着他发生的事情，都不能干扰他对自己节奏和意愿的认知。什么叫老广东？就是集合了广东文化和传统的精髓，在离开中原的地方，改善自己的生活，进步自己的进步。

夜晚，广州大厦的大堂里，来参加《广州站》展览的广东艺术家用广东味的普通话谈笑风生。想起艺术家杨诘苍（他坚持自己名字的拼音为Yang Jiechang）白天研讨会上说的：“广东一直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却从来不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还有他在广州三年展上的那个高悬大堂的霓虹灯：“我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说好普通话。”我想，在这个充满实验、冒险、反抗和创造的省份里，广州是她不会衰竭的心脏。

我目前为止和西部的唯一关系就在这张照片上。

靠近我的那个女孩子是广西龙胜地区一个中学的初二学生（7年前……）。她所在的班级是女童班，专门给那些因为家庭困难而无法在小学毕业以后继续上学的少数民族成绩优秀的女生提供继续读书的机会。她每天都要上山采药。那天可能都已经是盛装了。

我们从复旦小学收集了一麻袋的书，被我们踩在脚底下坐了一路硬座火车到广西，最后扛到他们学校图书馆的时候，麻袋早破了。学校很干净，气味是清新的山的气味。她边上的女孩子年龄更小，但因为是学校老师的孩子，好像对城市更有感觉，看到我们就大胆地表达好感，活蹦乱跳。但这个女孩子很腼腆，很聪明，又舍不得我。

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小饭馆里吃饭，有特别好吃的酸豆角。她就挨着我坐在我边上。临走的时候她送给我一双自己绣的鞋垫，还说“要通信啊”。

我们就陆陆续续通了信。她要考县城里最好的龙胜中学，最后还考上了。考上以后又写信说压力很大，一些县城的学生看不起山区来的学生，自己的英文成绩也不够理想。我照例鼓励她说，城里的孩子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不要害怕。她就一直很努力，要写好作文，要学好课程，要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忙。后来，她给我寄了东西，还是挂号的。但是我一直一直都没有去邮局。最后那因为无人领取而退回了广西。她来信说为什么又退回来了呢？我无法自圆其说，回信就拖沓掉了。

于是现在就突然想起那年在广西见到的学校。学校里什么都有，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只是都有点空空落落。宿舍是最最简陋的木板隔成的上下床，那木头是深色的，铁架是生涩的，黑漆漆的，几乎没有任何的柜子，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是在那床上。那正是暑假的时候，没有被褥的宿舍看起来更像船舱。窗外则是清澈的空气，清白的草场，和湿润的青石板铺成的阶梯。

这就是山区的学校，是另一个洞天里的童年。大概就和四川、云南、贵州、安徽、陕西的很多很多山区学校一样。当时我和Shell都觉得彼此不傻，很有好奇心，也很有智慧，就像我们现在还彼此认为的那样。

只是大一学生的眼里，所见的一切都是自然，简单，美好，没有更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