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 定风波

我人生的第一次旅行就是在我一周岁多的时候，被放在父母身后的硬座上，一路拉屎拉尿地来到广州。因为去香港探亲不便，广州是我们见面的好地方。我曾兴奋地按遍流花宾馆的电梯按钮，也第一次被外国游客玩。我第一次去超市，被放在购物车里；又在黄花岗起义的纪念碑前和家人合影，神情肃穆。这一切的新鲜都发生在广州，在1983年的那个夏天，这个离开世界最近的中国城市。

我没有在广州生活过，但在香港读书的岁月里，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广州人。他们缝合了我和香港之间的空隙，像一座略有弧度的桥，让我舒服地在那里生活。他们明白我所说的话的字面背后关于内地的隐射和感慨，又通过和香港的嫁接，和我一同解读这座城市。我特别喜欢他们帮我和香港人说话，我就能在边上细细地听，并等待结果。

和广州相比，上海是真正的暴发户。广州做生意开始得比上海早，历史上的每次发财都比上海早，财富积累的年岁自然也比上海久远，所以论商业传统，广州可谓源远流长，至今不衰。所以上海人现在还留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广州人早就觉悟自己每天吃得怎样才最正经。沉淀至今，广州仿佛已经进入了从容不迫的阶段。

我所住的广州大厦，居然是PL老爸当年的项目。PL的爸爸是军人，是移民，不说广东话，却是广州政府中为官清廉又务实高效的代表。广州大厦作为政府工程，当年建造时因为过年前工人拿不到工钱，她爸爸居然自己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导致那年自家过年的经历被PL一直记到现在。走在广州成荫的绿树下，我想这是PL爸爸当年环保工作的功绩。

从广州大厦的房间里往下看，发现这座城市还保留了许多老房子。这些房子仍然被自然地居住，自然地使用，没有逼迫别人，也没有被压迫。房屋的楼顶都是绿色的，种满了植物，而楼房的空隙里用绿树包裹了一所小学。居住在当地的人对我说：“广州这两年也拆了很多房子——但远远赶不上上海。”上海哪里是在拆房子，他们有法术，让一个街道、整个街区明天就消失。

在中山纪念堂的一张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宋代以降，广州最重要的建筑仍然保持在同一根中轴线上。广州的心态平稳，而且放在很低的，几乎贴到地面。广州并不是为了什么而刻意低调。香港崛起，深圳崛起；香港衰弱，深圳衰弱，这些紧贴着他发生的事情，都不能干扰他对自己节奏和意愿的认知。什么叫老广东？就是集合了广东文化和传统的精髓，在离开中原的地方，改善自己的生活，进步自己的进步。

夜晚，广州大厦的大堂里，来参加《广州站》展览的广东艺术家用广东味的普通话谈笑风生。想起艺术家杨诘苍（他坚持自己名字的拼音为Yang Jiechang）白天研讨会上说的：“广东一直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却从来不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还有他在广州三年展上的那个高悬大堂的霓虹灯：“我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说好普通话。”我想，在这个充满实验、冒险、反抗和创造的省份里，广州是她不会衰竭的心脏。

我目前为止和西部的唯一关系就在这张照片上。

靠近我的那个女孩子是广西龙胜地区一个中学的初二学生（7年前……）。她所在的班级是女童班，专门给那些因为家庭困难而无法在小学毕业以后继续上学的少数民族成绩优秀的女生提供继续读书的机会。她每天都要上山采药。那天可能都已经是盛装了。

我们从复旦小学收集了一麻袋的书，被我们踩在脚底下坐了一路硬座火车到广西，最后扛到他们学校图书馆的时候，麻袋早破了。学校很干净，气味是清新的山的气味。她边上的女孩子年龄更小，但因为是学校老师的孩子，好像对城市更有感觉，看到我们就大胆地表达好感，活蹦乱跳。但这个女孩子很腼腆，很聪明，又舍不得我。

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小饭馆里吃饭，有特别好吃的酸豆角。她就挨着我坐在我边上。临走的时候她送给我一双自己绣的鞋垫，还说“要通信啊”。

我们就陆陆续续通了信。她要考县城里最好的龙胜中学，最后还考上了。考上以后又写信说压力很大，一些县城的学生看不起山区来的学生，自己的英文成绩也不够理想。我照例鼓励她说，城里的孩子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不要害怕。她就一直很努力，要写好作文，要学好课程，要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忙。后来，她给我寄了东西，还是挂号的。但是我一直一直都没有去邮局。最后那因为无人领取而退回了广西。她来信说为什么又退回来了呢？我无法自圆其说，回信就拖沓掉了。

于是现在就突然想起那年在广西见到的学校。学校里什么都有，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只是都有点空空落落。宿舍是最最简陋的木板隔成的上下床，那木头是深色的，铁架是生涩的，黑漆漆的，几乎没有任何的柜子，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是在那床上。那正是暑假的时候，没有被褥的宿舍看起来更像船舱。窗外则是清澈的空气，清白的草场，和湿润的青石板铺成的阶梯。

这就是山区的学校，是另一个洞天里的童年。大概就和四川、云南、贵州、安徽、陕西的很多很多山区学校一样。当时我和Shell都觉得彼此不傻，很有好奇心，也很有智慧，就像我们现在还彼此认为的那样。

只是大一学生的眼里，所见的一切都是自然，简单，美好，没有更多的需要。

或许在尘埃落定之后，有些东西能够供我们借鉴，回味和求索。

在倒下的北川中学废墟里，50岁上下的父母们几天几夜地不睡觉，等待着。所谓“双重的悲剧”在于：他们的一个孩子死了——但那都是他们唯一的孩子。“The town of Juyuan faces the prospect of a lost generation of children.”

China’s children lost in the earthquake

半年多前走访北川的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在去年7月的一篇博客中引用了一封令人流泪的北川中学女学生的来信，她是北川县高考第五名，却因为家庭贫困无法继续成为村里第一名女大学生。

信里的末尾写道：

“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对我而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大学就在眼前，我却不知道抵达它的路在哪里。”这样的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失学的情况在北川，在北川中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和贫困学生中非常普遍。

一封让人流泪的女生来信——对北川羌族自治县贫困考生的调查，赵亚辉，2007年7月13日

距离四川广元西北15英里的核反应堆是否存在类似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泄露可能？西方专家在监测，他们虽然担心，但说：“All the Chinese I met in the program were really brilliant,” he said. “So I think they do it the right way. I hope.”

Western Experts Monitor China’s Nuclear Sites for Signs of Earthquake Damage, By WILLIAM J. BROAD

如何看待缅甸和中国两国在面对巨大灾害的不同反应？和缅甸相比，中国几乎是一个形成对比的正面教材。

Two disasters, contrasting reactions By Bridget Kendall
Diplomatic correspondent, BBC News

Days of disasters,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一年对香港来说太短，无法改头换面。走在街道上驾轻就熟，好像根本没有离开过。我很感动，大多数的店铺都还在老地方，从沙田到IFC，甚至旺角这个剧烈流动的地方，仍然在按照固有的布局生息。

中文大学的图书馆是我最想栖息的地方。站在面前，我恨不能把它带走，要不就吃掉。图书馆后面的山坡树木在我走的时候就被清除，现在正兴建新的大楼，若干层上据说还能直接连到联合书院。另外，文物博物馆也开了。之前吵得纷纷扰扰说怎么丑陋，结果样子还很不错。中大的学生代表们总是很在乎自己校园的一草一木，换言之，永远反对校方的一举一动。校长呢，就是反动派的代名词。当然斗争的结果因此也总不会太坏。

蹊跷的是，搭上校巴刚坐稳，一个中年女人就回过头来用普通话问我：“你从家里回来啦？”吓了我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曙光楼的宿管，我一度从电梯里上上下下，总是起劲地和她打招呼，现在竟然有些苍老得认不出。她看到我提了行李，以为我这一年来只是换了栋宿舍楼。

Eric说，Linda走了。走之前，他还开车带着她到中大转了一圈。她弟弟把她背上车，她歪着身子看看这里，瞧瞧那里，甚至还打开了天窗。她很高兴，终于还能再看一眼自己呆了六年的山坡。最后她睡着了。这是那几天，香港逝去的一个人。

哥带我去了85号路标处。三年前的二月，我败在港岛的这个路标下。哥说，今天我们就从这里走，走完全程，走到100。很容易，我们就走完了。风很大，看到了一个会员费千万的高尔夫球场，还有紧挨的石澳小村。哥说，今年他还要参加“环岛行”。三年前同我们一起从太平山顶出发，快步如飞的朋友，在我离港前的一次晨跑中，突然匍匐在一辆正常行驶的双层大巴之下。这成了哥哥关于“环岛行”的一块心病。

我现在把这段路走完了，走得有点耍赖。我看出哥哥想要说一些什么，但也只是叫我上路而已。我知道，就算时光倒流到那个夜晚，我依然会坐在85号路标下的凳子上，披着毯子，神色颓唐。但那又怎样？三年后，我又回到这里，用耍赖的方式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我喜欢坐在双层巴士上，屈臣氏，茶餐厅，龟灵膏和玛莎，都只是一个手臂的距离。人和人紧挨着生存，互相亲近，礼貌和谐，又不抽烟。这是北京的反面，也是一层如鱼得水的知觉，你来去亦都可轻声轻巧，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大问题”。

原先以为这就是寡味。现在想，也无不是一种长久。

自从年初回内地以后，就一直通过电邮知道Linda从发现病情到化疗、电疗、出院，现在又重新回到医院里面的情况。刚开始我还偶尔发表只言片语，现在就什么也不说了。我帮不上她。我们在314的时候，我看着她吃泡面，她看着TVB的连续剧，不时哈哈大笑。

后来她病了，我想，她无聊了大概可以看看我的blog，就给她我的blog地址。但后来我自己也不能常写了。我想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生死的问题。但如果我说我不得不因为她的状况而更加渴望强烈地活着，那依然只是我对我的问题的解决，对她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倘若总是说，这件事情给我的“启示”，听起来不免有点置身事外的轻巧，可人和人在这样的时候就真能隔得如此遥远，那座勉强联结的桥梁就只能是同肉体分离的某种精神的架构。

今天爬（红叶已经凋零了的）香山的时候，一群咨询公司的朋友们谈论着经济的形势，职业前景，报销发票和未来的出国。几个男生居然爬得气喘吁吁。天气不好，爬到山顶往下看是雾海茫茫。我们排队半个多小时后发现缆车单程居然要50元，就从栏杆后面爬出来，一路冲下山，结果到了底下他们开始双膝发颤。

夜幕降临，我一狠心打了巨贵的车赶回静安庄的邮局，争分夺秒的四环到三环，结果赶到邮局还是六点半过去了7分钟。我拼命敲打玻璃大门和玻璃侧门，最后只引来了一位保安，隔着玻璃门接过我递给他的一张包裹领取单，无限同情地说，包裹储存的房间已经锁掉了。身背后，一位老太太的声音劝解地说：“他们邮局一到点就关门的……”我给了保安眼泪汪汪地最后一瞥，离开了玻璃门，在隔壁餐馆吃了一碗四块钱的炒饭，以弥补刚才的巨额车费。因为情绪沮丧，给Ivan打了一个多小时的投诉电话，从炒饭一直打到麦子店的家，中间起起落落，折腾不已。

回到家，看到PL的留言，问我是否了解Linda的近况。我回想了一下那种种曾经以为是“绝灭”的情形：和父母走散；数学成绩低迷；高考前失恋；父母同时下岗等等。有些只是虚惊一场，有些真的发生了。但无论如何，事后发现原来都有回旋的余地。那“余地”，我原先以为是生活给我们透气的窗，现在看来是我们生命延续的犒赏。我还是没想清楚面对这条还在增长的生命的策略。我依然是我的和他人的负担和意义——但我猜想，Linda羡慕着我的任何一天。

最近在安顿中。什么都带来北京了，除了电脑的电源。暂时先拿昨天晚上的一篇东西充数吧。文章是给老东家的杂志的，讲的是我离开那里搞的最后一个活动（搞完就走了）。北京的事儿呢，留着以后慢慢儿讲。

2006年夏天，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向我诉说在云南乡下办理一张出国签证的离奇艰辛。作为同一个学术会议的代表，他不经意间说起了他所从事的纪录片拍摄。我接茬说：“那你知道‘云之南’么？ ”这次轮到他惊讶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伦敦西北角一所大学拥挤的餐厅角落里，听到这三个（至少在他以为）很少为人所知晓的名字。

我和“云之南”的关系纯粹是因为我在这个纪录电影节诞生那一年选修了积极参与筹备的吕新雨老师的“纪录片”课程。2003年是我开始接触纪录片的一年。不仅上课，拍片，疯狂复印了好多本台湾版翻译的纪录片书籍，还在设备简陋的新闻系放映室里看了不少精彩的纪录片。这些都拜吕老师所赐。那个时候她刚刚采访了好些中国纪录片导演并出版了《中国新纪录运动》一书。也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云之南”三个字开始在她嘴里蹦来蹦去。

那时，组织播放纪录片仍然不是一项讨好的尝试。在课程要求范围内播放的纪录片经常遭受被学生提前离场的事情，而非课程范围内播放纪录片时，空荡荡的放映室里不时凸现三两个孤单身影。但这从来都不困扰吕老师，也不困扰播片子的人，譬如我。每次听到“云之南”，就好像听到了远方呼应着的什么人。吕老师从昆明回来，又带回好多国内最新的独立纪录片和各种评价。

完全不能想到的是，四年后的我竟然能获得“参与”“云之南”的机会，并且在证大现代艺术馆把“云之南”过往三届的回顾展映带到上海的普通人中来。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了这个由云南省社科院主办的，凝聚了强烈的民间力量的纪录运动。放映的结果证明，在遥远的上海，有人非常热切地希望看到中国民间的纪录影像，了解别处的和当下的生活，了解生活被纪录的意义。每一场的满座和开闭幕式的爆场，以及播映之后同作者的讨论，都反映了人们对表达和被表达的需要。

活动之前，我曾有一种想象：上海是一座对纪录片冷感的城市，因为纪录片的立场是同情的，隐讳的，触及生活痛处的；而日常之中我能感知的上海则是显豁的，诉诸利益统治的现实的。活动之前，主办方也一再告诉我，像纪录片这样的东西，知道的人自然知道，想看的人自然想看——言下之意，并不对从未接触的人群怀抱太大的希望。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十分间接地伴随了“云之南”成长并经历过纪录片在大学校园的清冷境遇的人来说，这次面向校外人群的展映场面是很长信心的。至少，我一下想起去年夏天那位云南兄弟听到我说“云之南”时的欣喜和讶异的眼光，觉得是对那眼神的一种慰藉。

从事纪录片的人总有一种低调的倾向。有时候我们可能低估了某些可能性。

经过母亲和他自己的无数挣扎，8月29日刚过几分钟，早产的Muffin就来到了这个世界，降落在香港。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当姑姑，但Muffin出生的消息本身已经叫我爱上了他。他的爸爸是我最最亲爱的表哥，我们像亲兄妹一样一起成长。因为他爸爸在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和一个小孩有着一股天然的联系。

我并不特别喜欢小孩，尤其不是那种无条件喜欢小孩的人。但这个孩子，我突然觉得，无论他属于那种类型，我都会爱他，因为，我对他有信心。

几天前他才在暖箱里第一次睁开眼睛。哥哥给这张照片起名Outlook。

到他25岁的时候，我要50岁了。

挑衅爱琴海的小女孩和给她捡石子的爸爸。

垂钓的人。

余晖里抱着女儿的爸爸和驶远的邮轮。

鸟岛的夜晚，Efes啤酒，码头上的行人，奥斯曼城堡和带我来参观的Eric（最右）。

我没见过的邻居，在我离开的时候在阳台上抱着孙子向我告别。

鸟岛小巷的上午。

送我柠檬盖着的贝壳的好心男孩，在伊兹米尔。

伊兹米尔海边广场上的想买鸽食的小女孩。（就是前几天新闻里说刚刚发生大游行的地方）

刚想来个正脸就不情愿了起来，她哥哥拉都拉不住。

我昨天晚上才知道，三土的酝酿已久的改行不仅仅是换一个工作，而是要去北京发展。我大大地“啊~！”了一声。

我一宿没有睡好。五点钟多钟就醒过来想这件事儿。我想起高一暑假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他是我们当中最不喜欢这个城市的人，留了一堆抱怨在那里，认为北京到处都值得鄙视。现在，他却要去那里工作，生活，没准还在那儿扎堆，买房，结婚，没准他儿子以后就一口京片儿了。这么“大上海主义”的三土的儿子居然一口京片儿？我从没想过。但他现在说，这不是蛮好。

而我这个第一次去就喜欢上北京的人——先是卧薪尝胆地要考北大，后又吆喝了几年要去那儿的媒体找工作，最终还只是在长江口和珠江口间来回挪。高中那次从北京回来，三土老提我在火车过了黄河后说的话。我说北方的树长得“蓬头垢面”的，后来这个词就登到高中校刊上去，也成了三土笑话我对北方无端好感的佐料。

中间过了几年，三土大概慢慢意识到了北京除了春天定期要“下土”以外的所有好处。一个看透了的文化娱乐记者，若想投身文化娱乐的大事业中去，就不可能窝在上海这么没有出息的地方。想到他真的要和那里的文化人混，而不再是等着文化人南巡爆料了，我心里痒痒。虽然大头从北京巡视了一圈回来说，北京好是好，就是“不养人”。我还是忿忿的。

三土这次是下了决心的了。我郁闷地感到，他把上海抛弃了。他会经常来上海出差，看爸爸妈妈，看我们，但是他还要回去那个建立事业的地方。我甚至觉得上海输掉了他。我刚刚采访过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广州美院的雕塑系学生，他毕业后也要去北京发展，但他或许会来上海卖自己的雕塑。我临时帮忙的这家香港媒体，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有40个人，在上海的只有3个人。北京是发生大事的地方，上海就是追追股票，看看地产，还有地方政府以色情原因封锁萌芽中的艺术展览等等。

想着想着，我又觉得三土投奔北京的事实，对上海的朋友来讲真有点无情。但是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计划生活的，他为了他自己，我也为了我自己。我似乎要离开香港的时候，PL就很着急得想让我再试试这个工作那个工作，就希望我不要走。我搞定上海工作的时候，cherie说“太好啦！那么就不用去北京啦！”我现在对这些感情都更理解了。也因此，更伤感了。

我昨天对三土说：“不好！不要去北京！”我知道我很蛮横，他也不会听的。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贾宝玉的心事，他总是希望姐姐妹妹永远在一处，天天热热闹闹地，守着乐着。我感到全球化，地球村这些词都特虚伪。在上海的我，连在北京的朋友都够不到。我真希望每个朋友都近在手边，就算我们不会每天见，也能知道就在这个城市地铁的某个站，某个楼里。这样好像就心安了。

但这是不可能的。

土耳其的太阳，每天都不辜负人。据说希腊的那个也是这样，起早摸黑，没遮没拦，每天都轰轰烈烈地来转一圈。想到这个的时候是在土国的爱琴海边，那根海岸线扭扭捏捏地，以至于沿着爱琴海最东边的某些岛屿，几乎要贴到希腊最西边的那些小岛跟前去了。所以这种地理环境下，两个国家不因为什么原因吵吵闹闹是不太可能的了。

希腊和土耳其，哪个更美呢？对某些有古希腊情结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清爽。（譬如Ivan，对他来讲希腊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容任何形式的挑衅的。）但是我偶尔碰到的好几个从希腊行游到土耳其的人，包括一个在澳门开茶馆的香港小伙和我的广州朋友Lyann姑娘，他们对我说，土耳其真是给了他们巨大的惊喜，而希腊，因为某种奇怪的气味或者人们的僵硬态度等原因，令他们大感失望。

大概是之前没有人对土耳其抱有幻想，而对希腊的期待又太高的缘故吧！我只能这样想。就连在伊斯坦布尔中国领事馆工作的Feza同学（也是我在土国寄居的房东，给了我十天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说，现在国家各部委的领导人有一种在土耳其转机的倾向——因为土国领事馆的同志们伺候得太好了！

可是我终究还没有去过希腊。我只能说，土耳其真好。我说这个是有很多道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奥斯曼文明在这里前赴后继，人人都可以来这里找他感兴趣的东西，且互不相扰。连伊朗妇女也在土耳其的海边甩掉大黑袍和面纱，加入到从英国德国法国来的中下层妇女的比基尼行列中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再者，土耳其人也是随意烂漫一群人。我好几次顺势跟着上前搭讪的小伙跑到地毯店或皮草店里跟他们聊天，喝他们的苹果茶。他们知道我不买也并不气馁，还是热情介绍，甚至顾左右而言他，叫我做他的女朋友之类的。最好玩的是我在土耳其第二大城市伊兹米尔（Izmir）最热闹的海边广场边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伙土耳其男孩，他们试图跟我沟通不成，结果一个好事的老人帮忙翻译说，其中有一个男孩觉得我很漂亮。我就坐在那里，看他们把我团团围住，好奇地看着我，又问我中国如何如何，又问我觉得他们如何如何等等，其实彼此都半懂不懂的。我最后说我实在从他们中间挑不出一个来，他们就无奈地坐下来，不久就快乐地散去了。

这样的经历很多，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不安全，因为太阳太大了，每个人都晒在太阳炽热的光芒里，好像完全没有去居心叵测的必要。有一次我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香港朋友看见我穿了吊带衫回来，很惊讶地说：“我可不敢在这里穿成这样！”对我来说，安全感并不是靠表面来维持的。虽然土耳其的马路上注视一切外国女人的目光火力比较集中，但却没有阴森和心机。他们是外露的，也是简单的。

我在通宵汽车里的邻座是一位皮肤黝黑的土耳其女孩。我们一句话也不说，直到汽车中途停下吃早饭。我们一起吃早饭，还是没有说什么话，基本上靠手势交流，就是这样我还是感到她对我的照顾。她抽烟的样子和那种安静时深沉的神态让我觉得她是一个独立又有尊严的女人，虽然未必从事什么高级的职业，却有一股承受生活艰辛的气势，现在还叫我难忘。我在伊兹米尔等着迟迟不来的公交车。不知怎么的，就被一个美女招呼着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拼车去汽车站。我真为自己能像一个普通土耳其人那样拼车而感到高兴，更何况是和那么漂亮的女孩子挤在一块儿。汽车经过一个清真寺的时候，我尝试着念道“真主保佑”，她拍了一下我的肩，笑个不停。

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在土耳其生活下去。因为这里的人总是活得那么兴奋。而我也是一个愿意为小事情兴奋的人。我在鸟岛认识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带我去参观当地的一个奥斯曼城堡。这个城堡是当地最重要的古代建筑，通过长堤一直延伸到爱琴海里。在城堡的大厅里展示了一具巨大的鲸鱼骨架。他说：这条大鱼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在那边的海里发现的！我就叫他站在这条他发现的鲸鱼面前拍了张相。他还请我去当地物美价廉的教师协会餐厅吃饭，跟我讲他心中的土耳其和欧洲，还有他要开摩托车到中国去的打算。

我后来跟Feza讲起这个人，Feza说，土耳其人总是会说很多宏伟的计划，但是你是不能相信他会真地去实现的。我下午回到旅馆的时候，旅馆家里的小女孩正在做功课和上网。她们的妈妈请我吃了某种水果——可惜我完全不记得叫什么也不记得味道了。那个被我估计有20岁的大女孩笑着对我说，她其实只有15岁，但已经能说德语了。晚上回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全家人在玩一种类似麻将的游戏，其乐融融。

日子就是这样随便地过去的，也伴随了很多梦想，很多热情，很多关怀。当我穿过伊兹米尔一个热闹的巴扎，被太阳晒昏在一个躺椅上时，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坐到我身边的花坛沿上，从塑料袋里递给我一种加工过的贝壳，那贝壳肉果然十分鲜美，上面还有一片柠檬。我的心情马上就好起来了。他带我走出了迷宫，指引了我向海边去的路。

连Feza也承认，土耳其的小孩有一种超乎东方也超乎西方的精致和可爱。当我在鸟岛海边观看那个完整的日落时，我很想伸出手去，向爱琴海要一个他们的童年。一个小女孩的爸爸给她捡来了一小堆碎石头，她拼命往海里扔，又要和爸爸比试。她仿佛相信海浪是因为她扔了石头而翻滚起来的。每次石头扔出去，她就要看海浪的反应，如果浪大，她就欢呼雀跃。如果浪更大，她就兴奋又胆怯地往回逃。这种招惹的游戏让她忘乎所以，而这个黄昏，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海的幸福。

我在鸟岛的第一天，一艘巨大的邮轮停靠在港口，我能从我住的地方的下坡夹缝里看到她的雄伟模样。那个日落的傍晚，就在小女孩疯疯傻傻地向大海挑战的时候，我坐在岸边看她缓缓离去，同太阳一起缓缓消失在地平线上。

太阳像旗帜一样庄严下降，圆形的轮廓却毫不含糊。只要它还有一部分裸露在海平面上，它就要发出同它名号相匹配的光芒。爱琴海的水，在他最后的凝视下，轻轻地拍岸。在靠近岸边的海水里，一个身材魁梧的父亲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在浪波里摇摆着，上上下下。

Photo: Sunset Kusadaci, by Rhyme, 2006-7, Turkey. More photos to 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