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抵达之前，重庆已经下了10天的雨。

奔向城区的路被一条掠过座座山腰的高速串联，路边不时经过新开发的楼盘。如此新，如此地好，让我吃惊。之后的几天里，我发现，重庆到处都是这样崭新的楼盘；而这里几乎所有的户外广告都是房地产广告。

重庆的司机很威猛，不亚于香港“夺命小巴”的驾驶员。我离开后的那个周末，他们就开展了一次大罢工。有山的地方，城市的气势就不同寻常。有两条江汇流的古码头，如果每天又有10万口火锅在沸腾，人的气势也定不一样。如果人的生活主要是在爬坡中度过，如果城市的大小不能以你俯瞰时候的目测来衡量，那么重庆应该去树立起另一种标准。他们说，香港是“小重庆”，给我很多错觉。

重庆人最自豪的可能是两个年代，一个是作为抗战陪都的七年，另一个就是直辖以来的十年。后者写在城市的脸上，前者呢？

我住的南岸区离开南山不远。我对司机说，我要去的地方是抗战什么的，说了半天他才明白，哦，是蒋介石的那个房子吧？我含糊地说是。车子绕了好些上坡的路，才爬到了半山腰的一个地方停下。雨雾虽大，我还是看清了那几个字“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买票的阿姨很清闲，我一点都无法预计里面是怎样的。

空气真好，清净得很。这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半山的植被间开出一条游人可走的路。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搬迁到重庆，找到了这个隐蔽的山头，从富商手中购买和建造了若干宅院。这里被称为黄山。蒋介石在云岫楼生活和指挥军事斗争，宋美龄则在低处的松厅筹划她的作为；她最喜爱的侄女孔二小姐则住孔楼中；美军高级将领来访也有草亭作为下榻之处。这样一个僻静之处，也没有躲过日本飞机的轰炸，然而轰炸最少的还是蒋介石的官邸。唯独去他的云岫楼，需要气喘吁吁地跑上好多台阶，远在其他人之上。甚至有一条莫名的狗，一度试图恐吓我上去的企图。

突然之间，在这一片朦胧的烟雾中，抗战历史中被多少有些遮掩的一角，被轻轻掀起。解放后这里一度是职工宿舍和疗养院，直到2005年才把里面的人全部请走，重新开放作为纪念性的公园。说起来，这里的建筑确实很有民国时期的流行风味，有保存的必要；二则，曾经特别敏感的部分，现在终于可以用一种相对公允的态度来面对。

这烟笼寒水月笼沙中的陪都心脏，在停止跳动60年之后，被重新安顿了下来。我们终于能走进这个在今天看来仍然过度舒适的故居，在黄葛树下的小径里回想我们可能已经丢却很久的记忆。这样潮湿的环境，没人赶快走。好几处庭院还在修葺，几栋楼在休整而无法入内。在墙边甚至还倚靠了几十把疗养院时期编了号码的椅子，好像随时还可以被派上用场。

我一直惦念着Jess给我讲的关于她奶奶的一些事情。可惜Jess12岁就离开台湾移民去了澳洲，否则她的故事可能还会更丰富些。因为很偶然的原因，我知道了她的奶奶和一凡的外婆都是湖南长沙周南女校的校友，也是马英九母亲的校友。一凡的外婆居然还能记起她的名字，说是一个很喜欢打排球的女孩子。因为她爷爷是国民党的军人，一家人1949年之后就随蒋来到台湾。Jess现在还记得奶奶有很漂亮的旗袍一直都珍藏着，而且她知道奶奶其实很会跳舞。可是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家里住了好些前来投奔的军人，都是妻离子散、一身埋怨的主儿，社会动荡，Jess的父亲在一群群的混混中，度过张震在《牯岭街》里的那种残酷青春；所幸在她奶奶的暴打之下，才没有像其他同伴那样持续堕落下去。她奶奶到死都说：“还是重庆的日子最好啊！”但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还是重庆的日子最好……”那时重庆的日子能有多好呢？这让我充满了遐想。那肯定是和沦陷区不一样的日子，或许是一种一边轰炸，一边用乐观抗争的日子；抑或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日子？可惜，我所有的重庆朋友都已经离开了重庆，无法从他们那里截获一些祖父母生活的轶事。城中央的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两年之后，就改叫解放纪念碑。但那个外观，实在是太不解放，太民国了。

看着这个寥落的，刚刚苏醒却又好像醒不过来的黄山别墅，她俯瞰了重庆城那么久，却又再也说不清楚。

重庆抗战遗址大门

这几块入口不远处的石柱不知为什么很有民国风骨，可能是原先含蓄的大门

侍卫房，现在则是国民政府抗战史实档案的陈列馆，包括蒋宋的书信、银行汇票和美军的一些细碎装备

孔二小姐孔令俊的住所

宋美龄所居住的松厅外观

宋美龄的卧房内，陈设宛若当时。

蒋介石的云岫楼既盘踞高处，又极其隐蔽，乃至几乎无法拍摄全景。

在这件二楼的小房间里挂着一张蒋介石和宋氏三姐妹在黄山别墅的合影，这也是唯一的一张。蒋介石为宋庆龄在这里准备了住所，但宋庆龄从来不在这里过夜。她抗战时期在重庆市区另有住处。

如今商贸簇拥之下的人民解放纪念碑（原“抗战胜利纪功碑”）。1946年4月，国民政府还都之际曾经发表宣言：“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 定风波

我人生的第一次旅行就是在我一周岁多的时候，被放在父母身后的硬座上，一路拉屎拉尿地来到广州。因为去香港探亲不便，广州是我们见面的好地方。我曾兴奋地按遍流花宾馆的电梯按钮，也第一次被外国游客玩。我第一次去超市，被放在购物车里；又在黄花岗起义的纪念碑前和家人合影，神情肃穆。这一切的新鲜都发生在广州，在1983年的那个夏天，这个离开世界最近的中国城市。

我没有在广州生活过，但在香港读书的岁月里，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广州人。他们缝合了我和香港之间的空隙，像一座略有弧度的桥，让我舒服地在那里生活。他们明白我所说的话的字面背后关于内地的隐射和感慨，又通过和香港的嫁接，和我一同解读这座城市。我特别喜欢他们帮我和香港人说话，我就能在边上细细地听，并等待结果。

和广州相比，上海是真正的暴发户。广州做生意开始得比上海早，历史上的每次发财都比上海早，财富积累的年岁自然也比上海久远，所以论商业传统，广州可谓源远流长，至今不衰。所以上海人现在还留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广州人早就觉悟自己每天吃得怎样才最正经。沉淀至今，广州仿佛已经进入了从容不迫的阶段。

我所住的广州大厦，居然是PL老爸当年的项目。PL的爸爸是军人，是移民，不说广东话，却是广州政府中为官清廉又务实高效的代表。广州大厦作为政府工程，当年建造时因为过年前工人拿不到工钱，她爸爸居然自己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导致那年自家过年的经历被PL一直记到现在。走在广州成荫的绿树下，我想这是PL爸爸当年环保工作的功绩。

从广州大厦的房间里往下看，发现这座城市还保留了许多老房子。这些房子仍然被自然地居住，自然地使用，没有逼迫别人，也没有被压迫。房屋的楼顶都是绿色的，种满了植物，而楼房的空隙里用绿树包裹了一所小学。居住在当地的人对我说：“广州这两年也拆了很多房子——但远远赶不上上海。”上海哪里是在拆房子，他们有法术，让一个街道、整个街区明天就消失。

在中山纪念堂的一张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宋代以降，广州最重要的建筑仍然保持在同一根中轴线上。广州的心态平稳，而且放在很低的，几乎贴到地面。广州并不是为了什么而刻意低调。香港崛起，深圳崛起；香港衰弱，深圳衰弱，这些紧贴着他发生的事情，都不能干扰他对自己节奏和意愿的认知。什么叫老广东？就是集合了广东文化和传统的精髓，在离开中原的地方，改善自己的生活，进步自己的进步。

夜晚，广州大厦的大堂里，来参加《广州站》展览的广东艺术家用广东味的普通话谈笑风生。想起艺术家杨诘苍（他坚持自己名字的拼音为Yang Jiechang）白天研讨会上说的：“广东一直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却从来不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还有他在广州三年展上的那个高悬大堂的霓虹灯：“我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说好普通话。”我想，在这个充满实验、冒险、反抗和创造的省份里，广州是她不会衰竭的心脏。

我目前为止和西部的唯一关系就在这张照片上。

靠近我的那个女孩子是广西龙胜地区一个中学的初二学生（7年前……）。她所在的班级是女童班，专门给那些因为家庭困难而无法在小学毕业以后继续上学的少数民族成绩优秀的女生提供继续读书的机会。她每天都要上山采药。那天可能都已经是盛装了。

我们从复旦小学收集了一麻袋的书，被我们踩在脚底下坐了一路硬座火车到广西，最后扛到他们学校图书馆的时候，麻袋早破了。学校很干净，气味是清新的山的气味。她边上的女孩子年龄更小，但因为是学校老师的孩子，好像对城市更有感觉，看到我们就大胆地表达好感，活蹦乱跳。但这个女孩子很腼腆，很聪明，又舍不得我。

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小饭馆里吃饭，有特别好吃的酸豆角。她就挨着我坐在我边上。临走的时候她送给我一双自己绣的鞋垫，还说“要通信啊”。

我们就陆陆续续通了信。她要考县城里最好的龙胜中学，最后还考上了。考上以后又写信说压力很大，一些县城的学生看不起山区来的学生，自己的英文成绩也不够理想。我照例鼓励她说，城里的孩子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不要害怕。她就一直很努力，要写好作文，要学好课程，要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忙。后来，她给我寄了东西，还是挂号的。但是我一直一直都没有去邮局。最后那因为无人领取而退回了广西。她来信说为什么又退回来了呢？我无法自圆其说，回信就拖沓掉了。

于是现在就突然想起那年在广西见到的学校。学校里什么都有，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只是都有点空空落落。宿舍是最最简陋的木板隔成的上下床，那木头是深色的，铁架是生涩的，黑漆漆的，几乎没有任何的柜子，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是在那床上。那正是暑假的时候，没有被褥的宿舍看起来更像船舱。窗外则是清澈的空气，清白的草场，和湿润的青石板铺成的阶梯。

这就是山区的学校，是另一个洞天里的童年。大概就和四川、云南、贵州、安徽、陕西的很多很多山区学校一样。当时我和Shell都觉得彼此不傻，很有好奇心，也很有智慧，就像我们现在还彼此认为的那样。

只是大一学生的眼里，所见的一切都是自然，简单，美好，没有更多的需要。

或许在尘埃落定之后，有些东西能够供我们借鉴，回味和求索。

在倒下的北川中学废墟里，50岁上下的父母们几天几夜地不睡觉，等待着。所谓“双重的悲剧”在于：他们的一个孩子死了——但那都是他们唯一的孩子。“The town of Juyuan faces the prospect of a lost generation of children.”

China’s children lost in the earthquake

半年多前走访北川的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在去年7月的一篇博客中引用了一封令人流泪的北川中学女学生的来信，她是北川县高考第五名，却因为家庭贫困无法继续成为村里第一名女大学生。

信里的末尾写道：

“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对我而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大学就在眼前，我却不知道抵达它的路在哪里。”这样的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失学的情况在北川，在北川中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和贫困学生中非常普遍。

一封让人流泪的女生来信——对北川羌族自治县贫困考生的调查，赵亚辉，2007年7月13日

距离四川广元西北15英里的核反应堆是否存在类似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泄露可能？西方专家在监测，他们虽然担心，但说：“All the Chinese I met in the program were really brilliant,” he said. “So I think they do it the right way. I hope.”

Western Experts Monitor China’s Nuclear Sites for Signs of Earthquake Damage, By WILLIAM J. BROAD

如何看待缅甸和中国两国在面对巨大灾害的不同反应？和缅甸相比，中国几乎是一个形成对比的正面教材。

Two disasters, contrasting reactions By Bridget Kendall
Diplomatic correspondent, BBC News

Days of disasters,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一年对香港来说太短，无法改头换面。走在街道上驾轻就熟，好像根本没有离开过。我很感动，大多数的店铺都还在老地方，从沙田到IFC，甚至旺角这个剧烈流动的地方，仍然在按照固有的布局生息。

中文大学的图书馆是我最想栖息的地方。站在面前，我恨不能把它带走，要不就吃掉。图书馆后面的山坡树木在我走的时候就被清除，现在正兴建新的大楼，若干层上据说还能直接连到联合书院。另外，文物博物馆也开了。之前吵得纷纷扰扰说怎么丑陋，结果样子还很不错。中大的学生代表们总是很在乎自己校园的一草一木，换言之，永远反对校方的一举一动。校长呢，就是反动派的代名词。当然斗争的结果因此也总不会太坏。

蹊跷的是，搭上校巴刚坐稳，一个中年女人就回过头来用普通话问我：“你从家里回来啦？”吓了我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曙光楼的宿管，我一度从电梯里上上下下，总是起劲地和她打招呼，现在竟然有些苍老得认不出。她看到我提了行李，以为我这一年来只是换了栋宿舍楼。

Eric说，Linda走了。走之前，他还开车带着她到中大转了一圈。她弟弟把她背上车，她歪着身子看看这里，瞧瞧那里，甚至还打开了天窗。她很高兴，终于还能再看一眼自己呆了六年的山坡。最后她睡着了。这是那几天，香港逝去的一个人。

哥带我去了85号路标处。三年前的二月，我败在港岛的这个路标下。哥说，今天我们就从这里走，走完全程，走到100。很容易，我们就走完了。风很大，看到了一个会员费千万的高尔夫球场，还有紧挨的石澳小村。哥说，今年他还要参加“环岛行”。三年前同我们一起从太平山顶出发，快步如飞的朋友，在我离港前的一次晨跑中，突然匍匐在一辆正常行驶的双层大巴之下。这成了哥哥关于“环岛行”的一块心病。

我现在把这段路走完了，走得有点耍赖。我看出哥哥想要说一些什么，但也只是叫我上路而已。我知道，就算时光倒流到那个夜晚，我依然会坐在85号路标下的凳子上，披着毯子，神色颓唐。但那又怎样？三年后，我又回到这里，用耍赖的方式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我喜欢坐在双层巴士上，屈臣氏，茶餐厅，龟灵膏和玛莎，都只是一个手臂的距离。人和人紧挨着生存，互相亲近，礼貌和谐，又不抽烟。这是北京的反面，也是一层如鱼得水的知觉，你来去亦都可轻声轻巧，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大问题”。

原先以为这就是寡味。现在想，也无不是一种长久。

自从年初回内地以后，就一直通过电邮知道Linda从发现病情到化疗、电疗、出院，现在又重新回到医院里面的情况。刚开始我还偶尔发表只言片语，现在就什么也不说了。我帮不上她。我们在314的时候，我看着她吃泡面，她看着TVB的连续剧，不时哈哈大笑。

后来她病了，我想，她无聊了大概可以看看我的blog，就给她我的blog地址。但后来我自己也不能常写了。我想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生死的问题。但如果我说我不得不因为她的状况而更加渴望强烈地活着，那依然只是我对我的问题的解决，对她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倘若总是说，这件事情给我的“启示”，听起来不免有点置身事外的轻巧，可人和人在这样的时候就真能隔得如此遥远，那座勉强联结的桥梁就只能是同肉体分离的某种精神的架构。

今天爬（红叶已经凋零了的）香山的时候，一群咨询公司的朋友们谈论着经济的形势，职业前景，报销发票和未来的出国。几个男生居然爬得气喘吁吁。天气不好，爬到山顶往下看是雾海茫茫。我们排队半个多小时后发现缆车单程居然要50元，就从栏杆后面爬出来，一路冲下山，结果到了底下他们开始双膝发颤。

夜幕降临，我一狠心打了巨贵的车赶回静安庄的邮局，争分夺秒的四环到三环，结果赶到邮局还是六点半过去了7分钟。我拼命敲打玻璃大门和玻璃侧门，最后只引来了一位保安，隔着玻璃门接过我递给他的一张包裹领取单，无限同情地说，包裹储存的房间已经锁掉了。身背后，一位老太太的声音劝解地说：“他们邮局一到点就关门的……”我给了保安眼泪汪汪地最后一瞥，离开了玻璃门，在隔壁餐馆吃了一碗四块钱的炒饭，以弥补刚才的巨额车费。因为情绪沮丧，给Ivan打了一个多小时的投诉电话，从炒饭一直打到麦子店的家，中间起起落落，折腾不已。

回到家，看到PL的留言，问我是否了解Linda的近况。我回想了一下那种种曾经以为是“绝灭”的情形：和父母走散；数学成绩低迷；高考前失恋；父母同时下岗等等。有些只是虚惊一场，有些真的发生了。但无论如何，事后发现原来都有回旋的余地。那“余地”，我原先以为是生活给我们透气的窗，现在看来是我们生命延续的犒赏。我还是没想清楚面对这条还在增长的生命的策略。我依然是我的和他人的负担和意义——但我猜想，Linda羡慕着我的任何一天。

最近在安顿中。什么都带来北京了，除了电脑的电源。暂时先拿昨天晚上的一篇东西充数吧。文章是给老东家的杂志的，讲的是我离开那里搞的最后一个活动（搞完就走了）。北京的事儿呢，留着以后慢慢儿讲。

2006年夏天，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向我诉说在云南乡下办理一张出国签证的离奇艰辛。作为同一个学术会议的代表，他不经意间说起了他所从事的纪录片拍摄。我接茬说：“那你知道‘云之南’么？ ”这次轮到他惊讶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伦敦西北角一所大学拥挤的餐厅角落里，听到这三个（至少在他以为）很少为人所知晓的名字。

我和“云之南”的关系纯粹是因为我在这个纪录电影节诞生那一年选修了积极参与筹备的吕新雨老师的“纪录片”课程。2003年是我开始接触纪录片的一年。不仅上课，拍片，疯狂复印了好多本台湾版翻译的纪录片书籍，还在设备简陋的新闻系放映室里看了不少精彩的纪录片。这些都拜吕老师所赐。那个时候她刚刚采访了好些中国纪录片导演并出版了《中国新纪录运动》一书。也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云之南”三个字开始在她嘴里蹦来蹦去。

那时，组织播放纪录片仍然不是一项讨好的尝试。在课程要求范围内播放的纪录片经常遭受被学生提前离场的事情，而非课程范围内播放纪录片时，空荡荡的放映室里不时凸现三两个孤单身影。但这从来都不困扰吕老师，也不困扰播片子的人，譬如我。每次听到“云之南”，就好像听到了远方呼应着的什么人。吕老师从昆明回来，又带回好多国内最新的独立纪录片和各种评价。

完全不能想到的是，四年后的我竟然能获得“参与”“云之南”的机会，并且在证大现代艺术馆把“云之南”过往三届的回顾展映带到上海的普通人中来。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了这个由云南省社科院主办的，凝聚了强烈的民间力量的纪录运动。放映的结果证明，在遥远的上海，有人非常热切地希望看到中国民间的纪录影像，了解别处的和当下的生活，了解生活被纪录的意义。每一场的满座和开闭幕式的爆场，以及播映之后同作者的讨论，都反映了人们对表达和被表达的需要。

活动之前，我曾有一种想象：上海是一座对纪录片冷感的城市，因为纪录片的立场是同情的，隐讳的，触及生活痛处的；而日常之中我能感知的上海则是显豁的，诉诸利益统治的现实的。活动之前，主办方也一再告诉我，像纪录片这样的东西，知道的人自然知道，想看的人自然想看——言下之意，并不对从未接触的人群怀抱太大的希望。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十分间接地伴随了“云之南”成长并经历过纪录片在大学校园的清冷境遇的人来说，这次面向校外人群的展映场面是很长信心的。至少，我一下想起去年夏天那位云南兄弟听到我说“云之南”时的欣喜和讶异的眼光，觉得是对那眼神的一种慰藉。

从事纪录片的人总有一种低调的倾向。有时候我们可能低估了某些可能性。

经过母亲和他自己的无数挣扎，8月29日刚过几分钟，早产的Muffin就来到了这个世界，降落在香港。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当姑姑，但Muffin出生的消息本身已经叫我爱上了他。他的爸爸是我最最亲爱的表哥，我们像亲兄妹一样一起成长。因为他爸爸在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和一个小孩有着一股天然的联系。

我并不特别喜欢小孩，尤其不是那种无条件喜欢小孩的人。但这个孩子，我突然觉得，无论他属于那种类型，我都会爱他，因为，我对他有信心。

几天前他才在暖箱里第一次睁开眼睛。哥哥给这张照片起名Outlook。

到他25岁的时候，我要50岁了。

挑衅爱琴海的小女孩和给她捡石子的爸爸。

垂钓的人。

余晖里抱着女儿的爸爸和驶远的邮轮。

鸟岛的夜晚，Efes啤酒，码头上的行人，奥斯曼城堡和带我来参观的Eric（最右）。

我没见过的邻居，在我离开的时候在阳台上抱着孙子向我告别。

鸟岛小巷的上午。

送我柠檬盖着的贝壳的好心男孩，在伊兹米尔。

伊兹米尔海边广场上的想买鸽食的小女孩。（就是前几天新闻里说刚刚发生大游行的地方）

刚想来个正脸就不情愿了起来，她哥哥拉都拉不住。

我昨天晚上才知道，三土的酝酿已久的改行不仅仅是换一个工作，而是要去北京发展。我大大地“啊~！”了一声。

我一宿没有睡好。五点钟多钟就醒过来想这件事儿。我想起高一暑假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他是我们当中最不喜欢这个城市的人，留了一堆抱怨在那里，认为北京到处都值得鄙视。现在，他却要去那里工作，生活，没准还在那儿扎堆，买房，结婚，没准他儿子以后就一口京片儿了。这么“大上海主义”的三土的儿子居然一口京片儿？我从没想过。但他现在说，这不是蛮好。

而我这个第一次去就喜欢上北京的人——先是卧薪尝胆地要考北大，后又吆喝了几年要去那儿的媒体找工作，最终还只是在长江口和珠江口间来回挪。高中那次从北京回来，三土老提我在火车过了黄河后说的话。我说北方的树长得“蓬头垢面”的，后来这个词就登到高中校刊上去，也成了三土笑话我对北方无端好感的佐料。

中间过了几年，三土大概慢慢意识到了北京除了春天定期要“下土”以外的所有好处。一个看透了的文化娱乐记者，若想投身文化娱乐的大事业中去，就不可能窝在上海这么没有出息的地方。想到他真的要和那里的文化人混，而不再是等着文化人南巡爆料了，我心里痒痒。虽然大头从北京巡视了一圈回来说，北京好是好，就是“不养人”。我还是忿忿的。

三土这次是下了决心的了。我郁闷地感到，他把上海抛弃了。他会经常来上海出差，看爸爸妈妈，看我们，但是他还要回去那个建立事业的地方。我甚至觉得上海输掉了他。我刚刚采访过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广州美院的雕塑系学生，他毕业后也要去北京发展，但他或许会来上海卖自己的雕塑。我临时帮忙的这家香港媒体，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有40个人，在上海的只有3个人。北京是发生大事的地方，上海就是追追股票，看看地产，还有地方政府以色情原因封锁萌芽中的艺术展览等等。

想着想着，我又觉得三土投奔北京的事实，对上海的朋友来讲真有点无情。但是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计划生活的，他为了他自己，我也为了我自己。我似乎要离开香港的时候，PL就很着急得想让我再试试这个工作那个工作，就希望我不要走。我搞定上海工作的时候，cherie说“太好啦！那么就不用去北京啦！”我现在对这些感情都更理解了。也因此，更伤感了。

我昨天对三土说：“不好！不要去北京！”我知道我很蛮横，他也不会听的。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贾宝玉的心事，他总是希望姐姐妹妹永远在一处，天天热热闹闹地，守着乐着。我感到全球化，地球村这些词都特虚伪。在上海的我，连在北京的朋友都够不到。我真希望每个朋友都近在手边，就算我们不会每天见，也能知道就在这个城市地铁的某个站，某个楼里。这样好像就心安了。

但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