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这几天整理访印期间的录音，虽然真爱那些言谈对话，但要听清楚那些发音还是很费力气。两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在印度艺术家越是兴致勃勃的后半段，他们急促的发音就越来越密集，脖子都要扭坏了，但记录的速度还是越来越慢。即便是这样，作为翻译的我，却没有什么不愉快。首要原因是，无论他们的英语说得多快，他们都会乐意重复自己的话来让你明白；不像面对西方人（不只是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时，总有一种“如果听不懂，那问题一定在我”的焦虑。在整个行程的翻译中，我对印度英语不仅毫无怨言，现在整理起来还常会产生新的尊重。

印度人的英语除了发音带有各自的方言习惯以外，用词和语法都是相当精准的。这个精准是具有当下性的精准，并非要去绝对迎合“英语”的习惯（其实也不存在什么正宗的英语），但能看出英语已经本土化为适合印度知识分子交流的一种内部语言，剥离掉了那种装饰性的、虚伪的表皮（诸如英语在中国交流的那股虚情假意），而深入到了他们言谈的内里，成为他们彼此沟通和对西方沟通的工具。虽然艺术家都会说印地语，但一旦讨论艺术问题，都会转而使用英语。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谈中西交流的时候，他们的壁垒比中国要低许多，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印裔学者在西方学界所具有的影响力为何比华裔要更为显著。

从普通人和英语的关系来看，姑且不论班加罗尔这样的城市缔造出全球跨国公司Call Center，这其中所显示出的印度人超凡的英语沟通能力；哪怕是最底层的服务人员，即便只能说很少的几个单词，哪怕大部分稍微复杂一点的意思他们就听不懂，但那种基于理解意愿的积极态度，就让沟通对象心满意足。

譬如我在德里所住酒店的客房服务生，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但每天都很礼貌而殷勤地来嘘寒问暖。用很简单地单词问我，有没有衣服要洗啊，什么时候给我拿熨斗来啊，哪天退房啊，诸如此类。我可能从没听他说过一句完整的英文，但我只要看着他看着我的眼神，就觉得沟通是一件无需紧张也会自然而然的事情。更绝的是，同行的刘老师压根不会说英文，也在临走的时候给了他不少小费，对他赞不绝口，说这个小孩特别关心人。除了“行胜于言”，更重要的是那种沟通的诚意，不仅弥补了语言的局限，更能深深打动那些占世界绝大多数的不懂英语的人。

或许正因为英语作为一种非母语的官方语言，较之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的印地语反而更能让全印度人信服，英语在印度获得了一个特别的位置。虽然像全世界任何地方一样，印度人也有需要学好英语才能出人头地的压力（电视上也经常有学习英语的广告），但就日常生活而言，人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英语，却又不必然地需要全部听懂的状况，确实能让外来者感到自在放松。

当然为了生意，印度人也会不择手段地用英语来和你讨价还价。但他们的英文都有一种简单、直白的美感在。可能因为毕竟不是母语，他们不会在这种语言上饶舌，反而干净利落，直截了当。不过偶尔把唯一的几个单词重复来重复去，也有让人心烦的时候。我们在孟买街头碰到一群小孩追着我们要钱，嘴里反复地说着：“Money, Chocolate, Money, Chocolate”。虽然简明扼要，但这明显被暗处的大人教唆出来的呆板词语，却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如果要说此行印象最深的一个单词，我会很不好意思地说是“Madam”。首先，我从来没有被这么高频率地用这个词称呼过，起初是惊讶，很快就演变成受宠若惊。虽然在印度的酒店服务系统里，这个词似乎是对所有女性客人的称呼（估计也是拜大英帝国所赐），但印度英语的发音吃掉了第三和第四个字母——Ma’m——于是变得格外温柔动听。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把自己当Madam思考过的人，也不禁在前一个Ma’m，后一个Ma’m的声音里，想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起来。这也真是印度一绝啊。

Boys from Jukaso Inn saying goodbye to us, Delhi

Students chatting at campus cafe, Baroda

Johnson和胡先生一直坚持穿中装，不单是在印度。不过既然在了印度，就多出了想媲美的意思。Johnson自认是个“老封建”（其实跑跳起来仍像兔子一样轻便，令浮肿了的晚辈们汗颜），而且是个坚决的民粹主义者。他们的中装都是度身定做，从布料到剪裁都是上品。尤其在我们一行衣衫随意（甚至偶尔褴褛）的中国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和具有“民族性”。

虽然已经与时俱进了，但中装仍因缺乏民众基础，甩不掉那股表演性。中装的可能性没有被仔细地、商业化地探索，以至于无法成为中国生活常态的一部分。譬如，旗袍，人人结婚时候都要做一套的那条红色裙子，怎么翻新都无法适应今天年轻女孩每天的心思和动作。散布在日常衣着中的只是一个花样、一粒纽扣那么多。

与此相比，在漫天尘土的印度街头，纱丽总能让我的眼睛轻易地聚焦。不能想像没有纱丽的印度，如同无法想像不见黑发的中国。我本以为纱丽是印度教徒的服装；去了那里才知道，纱丽是全印度女性的服装，是超越宗教的。在宽松的面料之下，可以感觉到那舒展的、可以进行任何劳作的身体；而内里中紧致的部分又不时露出松散之下的曲线，暗示出也可以同样高贵的灵魂。

我从没看清楚过任何一件纱丽（虽然一直在努力），她们总是在变化和晃动之中，在永不能穷尽的颜色和花样中变换，让人难以把握。在巴罗达的一次聚会中，我终于可以接近穿纱丽的Nilima，可以在这位优雅的女艺术家身边观看她的身体。在胸前的短上衣和下半身裙子的中间，露出了她被岁月松弛了的肉体，一条纱丽斜挎在身前。这集合了袒露和遮盖的布料，在她身体上编织出的是那样一种真诚，是时光带不走的优雅和尊严，完全无法让你想起老年的恐惧和遗憾。我也记得外婆在世时候的身体，尤其是她下垂的手臂，从无力的袖口中伸出；是否能有这样的一件衣服，让年华的老去也能在她身上留下更多的美丽呢？

Nilima是那样美，我时常出神地偷看着她，看她严肃认真的表情，她的头发，她偶尔的笑，她坐在地上的姿态和那种凝聚自己的方式。她既是自由的，又来自传统；她既是自信的，又含蓄谦卑。我也在其他印度女性的身上看到类似的坚韧，无论是知识分子，女学生，还是挂着孩子敲打车窗向你乞讨的少女。说起来，那些女乞讨者的眼神，虽然刻意流露出了哀求和无奈，并且很不让人愉快地触碰你的身体，但也的确有一种坚决的态度在。甚至有时，你不能否认她们的年轻和美丽。而那些在路边树下席地而坐、席地而睡、梳妆打扮、照顾孩子如同在自己房间的女人们，她们也都穿着纱丽。火车穿过孟买贫民窟时，铝制结构的屋子里，一个似乎是门，又似乎是窗的开口上，也常常端坐着这样一个印度女人，身穿深色纱丽而若有所思，同你心中设想的所有“贫穷”都格格不入。这就是贫穷在印度的底线。这底线就建筑在这衣衫的动人和体面之上。

那些一无所有的女人，当她们在印度街头走过时，那么清瘦、那样轻，似乎可以即刻被尘土吹走…但，你又无法忽略…她是一个完整的人。

A woman working in front of the Baroda Museum, Gujarat

Street scene, Baroda, Gujarat

Street scene, Mumbai

当我们拿一张欧洲旅行拍来的照片作电脑桌面的时候，我们凝望平静的湖水，近处临水的木屋，和远处森林中的城堡。欧洲的童话是世界的童话：湖水一定是明澈的，木屋定是纯度很高的正色，植物的绿色毫不含糊却富有层次，而古堡的一角因为残缺而流露出了中世纪的余悲。似乎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而彼时作为旅者在那个世界中的孤独已经上升为回忆里的崇高。

但我们如何选择一张拍自印度的照片呢？没有去克什米尔或者接近恒河的我，譬如，找一张孟买的街景作为桌面呢？我会感到热气扑面而来么？我会想起那些沉重浑浊的气体，下飞机时海边的鱼腥味，焦急的汽车喇叭和拒绝摄影的汇丰银行？英国人留下的城市以这样完整的面容展开，让人对什么是真实的城市产生了怀疑。是在地产利益驱动下拆光了殖民地建筑的香港，还是拆了一半殖民地建筑，留下另一半以资留念的上海？如果说，香港的法制延续了英国的精神，上海的人性掺杂了资本主义的势利，那么孟买又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了它历史的结果？

这种规模的困惑绝不可能在三四天的逗留中解决。最深刻的是某日清晨去海边散步归来的老吴的话，它或许可以触及这座城市的逻辑。老吴说：

“是这样的！我今天早上发现，这里的人生活在各自的时间里。好比说，有的人生活在8点零一分，有的人生活在8点10分。你虽然看到他们都在街上走，但他们只是行走在自己的时间里。”

这一点，在孟买和上海（在某种意义上，也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划出了一条线。这就是为什么在炎热的人群中行走，人群底下似乎有一种隐隐的秩序，而断无混乱的压力。紧接着吴的话，我的比喻是，孟买街头的人流好比涓涓细流，每股有自己的节奏、方向和诉求；而上海街头的人潮是洪水猛兽，万众一心地扑往同一个目标。老吴说，对，每个中国人早上起来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去拿钱。

最后一夜，我们同孟买当地的艺术家吃晚饭。席间，老吴将他关于孟买的这一伟大发现分享给一位印度艺术家，获得了后者的巨大认同。这位艺术家补充道：但是，当8点零一分的人，和8点10分的人碰到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巨大的、恐怖的冲突。

泰姬陵酒店威严而美丽地伫立在“印度之门”边上。几个街区之外的贫穷将人们对奢华和美好的追求，升华为无法抗拒的信仰。

到孟买的第一天，Johnson看到这个场景就扑了过去，说：“这真是香港都没有了的典型的殖民地风景啊！” （他指穿白衣服打板球。）

在孟买车流量稀少的某个街头，也有人以最简洁的方式打板球，非常快活。

我透过工地的围墙，看到玉兰花已经在颓败。离开12天，上海并非全无改变。就连依旧的低温，仿佛都比去时更能叫人承受。另一边是苏州河，外白渡桥，和黄昏（却没有夕阳）里的浦江对岸。工地已被依稀清扫出了秩序，身后是那栋叫做1号楼的建筑，躲在围墙后面玉兰和榆树的剪影背后。忽然间，我又重新获得了行走的力量。当出租车沿着孟买海湾开到城区内部的时候，这段凌晨中赶往机场的道路，似乎一直通往上海。好多被阿拉伯海的阳光驱逐了的行走，也似乎可以在上海继续。只是，上海太干净了。

1号楼，或者说19世纪的英国驻沪领事馆，竟然被重新安顿。相对于孟买那绵延不绝的庞大帝国殖民建筑的肮脏和炎热，1号楼已为光鲜的重生准备完毕。我将陪它度过新生前的最后三十几天，虽然，正如我们在印度时所说的那样，孟买的建筑里有强烈的帝国意志，而英国人给上海留下的只有生意。

Mumbai, Gate of India (not seen), March 20, 2010

Shanghai, North Point of The Bund, March 25, 2010

或许一个月，或许十年之后，我才能用文字追述这场，我飞过，也跋涉过的雪。

来的时候，从天空的灰白混沌中降落。我张着嘴，透过机舱的窗，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后来知道，雪先我一夜，已把这块大地覆盖。

这样轻柔细小的材料，却改变了一座城市的性格。它把声音吸收干净，又融化了速度，把人们在地面上精心做下的所有记号都遮起来，只留下最粗、最明显的边界：河流的、树木的和屋檐的轮廓。城市又变回了村庄。这是我从空中看到的陌生景象。

傍晚时分，我在雪中散步。这个叫做北京的地方，从来没有这样安宁。地上的交通记号全都不见，除了花坛的高处以外，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又重新融为了一体。雪也带走了危险，汽车回到了马车的速度，人则回到了漫步的速度。突然之间，一度困扰我的关于冲撞力的焦虑都不存在了。行人重新将视线专注于脚下，像是在一座陌生的山崖上行进。虽然汽车还是在街道上留下了咖啡色的线条，但路的定义却实在地被改变了。在这些咖啡色和白色中间踩踏，听雪发出的声音——这是脚踩地面的声音，行路的声音。

平日里焦急的私家车、莽撞的公交车、勇猛的出租车，现在都沉默了。连喇叭声都不作响了。连人都不说话了。人们同时迈入了一个新的时空，原先作为控制和维持秩序的法则都不必要了。甚至，连主持正义这样的事也不再迫切。人们如果不是躲在家里，透过雾蒙蒙的窗向外默默地观看，就是裹紧自己沿着大致的方向，默默寻路。时间和空间都好像比原来多出了许多，而纠缠自己的情绪和问题却又比记得的少了许多。这期间并没有停顿，而是延续不断地发生着，渐渐，头脑清晰，而心灵清冷。

这却不是什么另一个时空或星球。也不是迷魂阵。

米兰……朋友曾摇摇头说，这座城市，如果不是里面的人，是进入不了的。

相对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而言，米兰太繁华，太当下，也太国际。前后两次，我们只是路过米兰，在这里过一夜，然后转车。2005年冬天，我们还算搭乘过地铁，去了大教堂和拱廊街，而2009年秋天，我们就真的只去了火车站。

我们依旧订了一间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说起来，除了火车站内部装修了一下，加了几条现代化的自动扶梯，更合理地疏通了人流以外，车站周围的街道真是毫无变化。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前台敞开式办公的一个有点秃头了的中年男人，从一堆堆的票据文件中站起来，为我们提供米兰式的服务。我这么想，是因为他的冷静态度同9月底米兰夜晚的空气一样合理，没有多余的汁水，没有南部和中部的那种不确定性。

我们到得很晚，快11点了，以为只能叫外卖。他举起表看了看时间，说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餐厅开门的，等我们放了行李下来，他会只给我们看。

我们下楼的时候，他带我们站到街边，指着一个远处的红灯说：这家店。我们就散步走去。

4年前的那家旅店在哪里呢？我有时候想。这个周五的夜晚，楼上的窗户里多没有灯光，走到十字路口，才有年轻人站着说话，若干酒吧还没有真正苏醒过来。那个十字路口只有一家红色霓虹灯的Pizzeria，我们斜穿过马路，走进去。

坐下之后，一凡说：“我们来过这里。”

一位驼背得厉害却精神抖擞的矮个子妇人给我们拿来菜单。另一头坐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和外国人轻声交谈。进门是一个长条的玻璃柜。

“我一进门就知道了，我们来过这里。”不是deja vu。2005年圣诞，我们走进一家餐厅，店主人和家人正在聚餐。我们在这家人身边坐下，好像唯一前来拜访的朋友。我们点了开胃酒，蔬菜汤，可能还有批萨。在那年冬天的旅行中，我们好像迷上了意大利的蔬菜汤。之后我们走出餐厅，绕着周围转了一圈，除了一些名牌商店外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就回去了。

现在这变成了无法表述的秘密。对老太太来说4年太长也太短。我们或许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或许是两个重合在了一起的人。不是圣诞节，没有看到她一家人团聚的样子，不知道她经营一辈子的餐厅，在这四年间有没有带给她新的欢乐或悲伤。但从餐厅温和的气氛中可以辨别出这些年来的稳定节奏，应该没有大起大落过才对。如果不是餐厅四年间格局和装修上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不是一凡对重访曾经去过的地方有着特别的敏锐，这个餐厅可能就是任何一家陌生的餐厅，老太太也依然是一位陌生的老太太。

四年后，我们下意识里选择的座位还是当年的座位。但那种过客的感觉却前所未有地浓烈起来。这样的一个巧合，说到底又只是一个空空的洞而已。老太太的腰许是更弯了，我们的身体也更沉重了。两次踏进同一家餐厅，这是我们在米兰的全部故事。

那不勒斯的“自在自足”可从他的“声名狼藉”中得到证实。他“我故如是”的姿态因为一个个把包紧紧抱在胸前的游客脸上的惶恐而得到戏剧性地强化。来那不勒斯的人需要各种原因，譬如批萨，譬如庞贝或取道往度假胜地索兰托——也可能因为顺便可以看一个朋友，就像我们。但因为要来这样一个曼妙之处而冒着神经紧张的刺激，绝对是拜此地的风物人情所赐。

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天文台读博士的朋友H在火车站接到了我们。火车照例迟到了十几分钟——就算是意大利的欧洲之星也不例外。（混沌是这个国家的国策，在南部民间当然发扬得更加广大。）出站后，H说，刚才的这个火车站可是欧洲有名的乱啊。不过那不勒斯体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危险的——永远都不会过分的想象。这无疑增加了来那不勒斯的意义。

我们穿过沿街的垃圾进入离火车站不远的旅馆。我说，真方便；H说，火车站周围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旅馆惊人的干净，比罗马的便宜、精致又舒服得多，老板娘早上还会愉快地送早餐进房间（通常比我们跟她预约的时间早半个多小时）。最喜人的是有一个可容两人站立的阳台，那样一靠，初来乍到的我突然相信“我在那不勒斯无疑”了。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在老旧的石子路面上发出隆隆巨响，这个巨响容不得抱怨，因为它是那不勒斯灵魂的一部分。H说，要是叫他留在那不勒斯，他可以考虑去做轮胎生意。据说这里的年轻人酷爱飙车，但疯狂转过街角的刹那会在圣母像前急停，在胸前划过3秒虔诚的十字，然后策马呼啸而去。

第二天我们往西走了半个多小时拜访H的住所。从他住所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他山坡上的办公室，据说办公室的后面是一个几乎废弃了的天文观测站。H到欧洲各地去开会，外国人都喜欢挑逗性地问他，“在那不勒斯呆着什么感觉啊？”他就笑着说，挺好啊。一次他们去荷兰开会，当大家习惯性地把钱从鞋底里拿出来的时候，教授警觉地把他们拉到厕所里——这里可不是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人把家庭环境的清洁放在了首要位置。但凡南方人恐怕都喜欢通风，晒太阳和洗床单——只要抬头看到满天的床单就不会奇怪我们旅馆的床单磨损得这么厉害。在洗衣机发明之前，那不勒斯妇女肯定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件事关重大的事情上。据说，她们的床单是每天都洗的。走进任何一条弄堂，推开任何一扇门，恐怕都有一个一边洗床单或冲刷地板，一边听音乐的女人，迎面而来的是洗洁精的味道。这种对干净的热爱和赞美是南方生活理想的日常化身，是把对太阳和生活的赞美华为直接行动的表现。

H所住的区域在当地可以算是老城区，所以混混也多，但只要一条弄堂的人都把你当自己人，那么你就有了最安全的保障，甚至最热情的帮助。有一次H赶飞机又赶上出租车罢工，只能焦急地在弄堂门站着。这时，仗义的那不勒斯兄弟就纷纷打电话帮忙，其中一个找了一个自己的哥们，并告诉他“这是我朋友，你可不要黑他”。至于日常生活，H买菜从来都是便宜的，因为这里的店主通常会给邻里一个更优惠的价格。H说，生活在这里跟在上海的感觉差不多，也就是挤来挤去地忙生计和家务吧。

那不勒斯的可爱确实是在这些街巷之间。这些街道大概也就3-4米宽，还要躲摩托车。走路的时候，H经常提醒我们“不要走到赛车道上去”，就是不要在街角转弯处走到外圈，因为那是摩托车转弯时候要用的，撞上的话就是自己缺乏常识。因为街巷狭窄，想必给各种隐秘的生活提供了空间，也方便了人们走出家庭，走向社区——譬如从窗口伸出个头来，就可以直接跟街上人说话。这是城市自然发展的结果，跟上海没有动迁过的地区一样，门和床是仅仅沿着弄堂或街道的，而街道以它的狭窄控制了车和人的流量，增强了社区的安全。这种结构和相对应的生活在旧区改造中被连根拔掉。最好笑的就是一条弄堂的一边被拆掉了，剩下另一边，老房子的居民探出身子来发现自己面对着变形金刚般高大的钢筋水泥，或者一片废墟。这种尴尬，就算路过的人看到也会觉得可怜。

那不勒斯是一个谈不上富裕的地方，或者他的财富真的集中在某些人的手里。H说当地黑手党很重要的一项生意是从意大利北部城市回收来垃圾，然后运到那不勒斯威胁当地政府说如果不如何如何，他们就不处理这些垃圾了。所以黑手党很重要的一项业务就是垃圾回收，这已经足够说明他们网络的发达和有效了。早先几个曾经对黑手党发狠的领导人都很不幸地被暗杀了，可能对付黑手党的方法是，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稳定的因素，而不是简单的当作政府敌人。黑手党的不稳定每过一段时间会被打破，不同派系的斗争经常会导致血拼，于是伤及无辜，这是对当地普通人最严重的威胁。但是那不勒斯政府最近几年来努力改善治安环境，现在这些血拼通常都不会发生在市内，而是在郊区。据说郊区的一个镇子，在黑手党血拼的高峰，每天都要打死两个无辜居民。阶段性的血拼以后，黑手党的内部会重新确立领导核心，于是也可以消停稳定一段时间，大家都高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那不勒斯的中国人远比在北方的中国人要少得多。大多数中国移民都觉得南方没有太多的赚钱机会，安全也没有保障，而在尤其是米兰这样的城市，生意要好做得多。但那不勒斯火车站对面就有两个相邻的中国超市，一个类似杂货店性质，卖很多新鲜蔬菜；另一个稍微贵一点，门口坐了两个收银的人，像门神一样把关收钱。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能看到中国人的商店，让人感受到中国人为了生存不肯罢休的精神。如果说这些店里从榨菜到冰红茶到各色方便面乃至中国蔬菜应有尽有并不稀奇的话，他们打通海关的事迹就不是我辈能够想象的了。据说那不勒斯海关也是黑社会的天下，当地人都会告诉你，“没事情可不要去码头”。中国人如果没有在海关打通关系是绝对不可能那么廉价地进货的，但是他们居然愿意去做，而且做到了。中国人的另一个生存策略就是保持和越来越多的亚非拉移民同胞的团结和友好。我们旅馆街对面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店铺，我经常看到他们早上一开张和非洲裔的街坊聊天，其乐融融。

H说，中国人真是像蟑螂一样，哪里都能生存。我倒是觉得，以前自己的某些看法可能是错了。以前我想，温州人啊，潮汕人啊这些移民对当地人来说就是中国人的代表，对这件事情我总觉得不是滋味。但现在我觉得，他们不代表，难道我就能代表么？我在生存上，在勇气上，在智慧上，又超出了他们什么呢？可能他们只是做一些买卖，谋一个生计，不求闻达于诸侯也不求什么兼济天下文化交流，但这只是他们理想的不同，而对于他们执着的生存理想，他们的决心和毅力确实是很高的。更何况，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还远胜于我。

没想到自己还能想起这个城市那么多事情，都是H跟我讲的。我们在那不勒斯走了一天，把这个城市走穿了，也经过了一些比较富裕的社区，最后在一个山顶俯瞰这座城市——维苏威火山总是伴随着我们。据说维苏威的下次爆发也就是这几十年内的事情，但这里的人们，哪怕是直接把家安在维苏威山脚的人们，仍然天天洗床单，冲地板，拼命聊天和飙车，周日去教堂。意大利政府给每户人家25000欧搬家费（当然这笔钱也不多），但人们因为种种原因，还是不想走。这种在南部炙热太阳下的生活，因为混乱、危险和必然的灾难而格外地富有魅力。

那不勒斯是批萨的诞生地，这家店的女主人以生了20个孩子和作出如此美味的批萨而闻名。就算在那不勒斯本地，每家店的批萨风格也不相同，至少从形状上看，这家店的批萨都是比盘子还要大的，价格也才七八欧。味道是难以描述的奥妙，我们拼命了还是没有吃完……后遗症也很严重，再也不想吃其他地方的批萨啦……

有一种解释是，意大利人不想用（不学也不说）其他语言，因为没有一种语言像意大利语那样能够让他们自如表达。任何一个民族对母语都有依赖性，但意大利人对表达和交流的狂热使得意大利语变成了他们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依据，甚至救命稻草。

中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可以有沉默不语的习惯或时刻；美国人可以只用Gosh, Awesome这样的词来概括他们所有的感情；但意大利人却对所有事物都要倾注无穷尽的语言——他们的生活似乎是词汇，而不是用行动堆砌起来的。

意大利统一不过150多年，南北方间的猜忌和腹诽不断，饮食和方言也都有不同，但在“好说”这个事情上却完全一致。罗马清晨的住宅楼底层门外对讲机边，斜倚着的人，他不上楼，楼上的人也不下来。他们就那么说着，说着，就像打一个漫长的电话。米兰火车上的夜车乘客，急切寻找着另一个意大利人直到和他彻夜不眠地对谈；那不勒斯美术馆里的巡展员不是在打手机就是在更换手机电池；小城科莫广场上的父亲，怒斥一旁被闲置得无聊之极的儿子的回家请求，坚持要听他的朋友把一个又一个故事或牢骚讲完……

意大利人不将讲话看做翻动嘴皮，而是将声音从肺部、胸腔，经过心脏伸展和吐露出来，配合上肢体的有力摆动，通常是双手对胸前空气的反复揉搓和对抽象形状的下意识模仿。意大利语的节奏和起伏无法让人疲劳，就算不懂意大利语，也会傻傻地在这样的背景声里任凭像海水一样的音调把我们的意识卷走。如果愿意保持清醒，你甚至可以以为自己真的都听懂了，开始享受这波浪的摇摆。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总是充满自信。这些执着于自己语言的人确实能用全部身心来表达，如果可以，他们会把地球都举起来让你明白。他们用对语言的不顾一切的使用来感知生命的鲜活，并战胜生活的困难。无可改变的事情是如此之多，来龙去脉和合理不合理之处细枝末节如此庞杂，没有这样恢弘的对必要性的高度认识，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表达”的。同言说相比，行动却潜藏着愚昧和狭隘的威胁。因而，他们决定不把宝贵的勇气浪费在切实的工作和行动中，而要变成身体前方空气的震动——这震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很多所谓身体力行的劳作和努力，要精确、舒展和容易把握得多。

这是否涵盖了意大利之为如是的一些奥秘呢？可我终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每一座城市都建立在自己的废墟之上。而罗马却怀抱着废墟而立。

今日罗马将古罗马城镶嵌在它的心脏。它凹陷下去，请后来者低头。从113年立起的图拉真柱，到墨索里尼一度居住并被驱逐的威尼斯宫不过几步之遥，但从威尼斯广场延伸到角斗场的古城遗址却绵延不绝。据说洛阳地下有九座洛阳，又见过广州北京路上可以俯瞰道路下面历朝历代修葺的路面基石，因为“大浪淘沙”的意思就是要站在过去之上。所以见到这么广阔而完整的一片遗迹，在车水马龙的簇拥之下，接受每天新鲜阳光的照射，除了奢侈之外，相信古罗马对今日罗马的纠缠远甚于明清北京之于近日北京的束缚。

站在威尼斯广场台阶的高处，看到墨索里尼当年发表演说的大楼对面正在开凿地铁。地铁开挖得不深，但显露出的土质颜色同身后的古罗马建筑颜色无二。市政工程在意大利的推进比在中国艰难得多，一旦发现文物遗迹，难免汇报上去，待到一套冗长的政府流程走完，当日欲建地铁的理由都想不起来了，于是就可以进行考古了。

这是一个因为历史上的存在而将永远存在的城市。历史的余音如此嘹亮，以至其残留物的形式——无论是只剩下一个土堆如凯撒神庙，还是巍峨伫立不倒如角斗场——都丝毫无损于罗马在时间面前的尊严。这是一座无从摧毁的城市。第一个被追认为神的人，凯撒，他的神庙只剩中心隆起的小小土堆，在一个后建的遮蔽屋檐下，却永远被几日前放下的鲜花所覆盖。至于角斗场，倘若不是罗马人要继续改造休憩和建设这座城市，三四层楼的砖块也不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陆续被拆卸下来并运往各处。但历史遗迹一旦被认知、学习和敬仰，人们总能从残缺，正如从完整中一样，吮吸养料。前者如角斗场（Colosseum），后者如万神庙（Pantheon）。

无论罗马人受到别人的什么影响和启发，他们将自己的城市变成了所有城市的楷模。城市的意志通过建筑伸向人群，广场、方尖碑、街道、教堂，它规划出了生活的逻辑、重心和节奏。从躲藏在曲折小路背后缓慢浮现出的庞大的万神庙上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对于圣彼得大教堂和广场门口的大清理是一次无可挽回的丑行。如今在离开圣彼得几百米的远处，在泰伯河边上就可以远远看到教堂的正面。沿着如同商业街一般的笔直大道往前走，圣彼得的形象只是一个尺寸慢慢放大的问题——“一切本该如此”，这类愚蠢的想法会爬到游人的脑海中。想象一下，1930年以前的人们，有幸在走向圣彼得的曲折的中世纪小道中，怀揣对宗教和美的肃穆崇敬并反复包裹，直到贝尼尼的广场、廊柱将圣彼得在几步之内和盘托出，这时候的震惊和喜悦一定会让大教堂在人们的心里留存更长时间。

正如我们在角斗场里看到，两千年前的设计者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将9万观众按照不同社会阶层分别发送门票，并根据不同的阶梯最方便的出入场馆，于是后来的体育馆和剧场再没有在这个基础上有什么根本的突破。甚至，两千年前的角斗场里就有厕所，甚至观看角斗和表演是一种免费的馈赠。我们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了电梯，小卖部，几十块钱一瓶的饮料，和门口的黄牛而已。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墨索里尼（或者其他独裁者）对罗马（或者其他古都）的加工只能以摧残的方式，而古城就应该一直曝晒在意大利灿烂的阳光下。

S.P.Q.R是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缩写，意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它像一个图章，刻在罗马身上，从窨井盖到教堂。

在意大利的餐厅里，碰到外国人，搭讪了没几句，往往是在刚刚回答了“我们来自上海”以后，一凡就要急匆匆地告诉别人：“我们是来度蜜月的。”

如果碰到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马上就会祝贺我们，甚至把我们已经喝光酒了的杯子斟上他们的红酒，好好庆祝几句，好像是在欢迎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有部分的欣慰和感慨。我们在罗马已经成为旅游热点的Trastevere区域吃我们在意大利的第一顿晚饭时候，碰到的一对瑞典夫妇就是这样。

紧接着我向瑞典夫人介绍了中国的婚俗，夫人对送红包这样的事情大加赞赏，因为在瑞典因为婚宴昂贵又没有红包习俗，导致婚宴邀请的人数非常少，仅限家庭和挚友范畴。不过他们也因此有一种有趣的发明，就是送请柬会有两种，一种是告知你我们要结婚的消息；另一种是邀请你来参加婚宴。而在中国，倘若你不想邀请某人，却又想告诉他你要结婚了，就只能事后以送喜糖的方式说明了。这期间总是在揣摩别人和自己关系：“到底要不要请他来送钱给我呢？”随之而来的忧虑也是少不了的，最后只能狠心决定：要么冒着被别人拒绝的风险，要么冒着被别人腹诽的风险。大不了在若干年后的街头偶遇中说，“哦，我已经结婚了。”“哦，我好像听说了。”

但是“我们是来度蜜月的”这句话，如果讲述的对象是一对情侣就不管用啦。我们在罗马最后一顿晚饭就是这样。

这家餐厅离开我们住的梵蒂冈附近小旅馆很近，是我们旅店老板推荐的，店主是来自意大利南部一家三口。美味啊，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怀赞美（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居然没有吃完）——量大无比，几乎比我们前一个晚上在Trastevere吃的多出一倍，虽然我们点的也是三道菜。后来我们去南部就知道南部食物就是量大味美，所以这一家三口把这个风格搬到罗马来了。

隔壁桌上是一对情侣。说情侣也有点不妥，因为关系显然已经过了腻味热烈的阶段，应该是“同居者”才对。男的是意大利人，女的是日本人（起初我以为是台湾人）。也是这样问问从哪里来开始，一凡就忙不迭地说“我们是来度蜜月的”，但对方好像对这个事情完全忽略，没有接上任何话。我在心里偷笑。

果然对话进行地比较热烈——竟然有一个说英语的意大利人。这个人在意大利内务部工作，住在一个山丘上，应该至少是中产阶级的社区吧。但他每天开车20几分钟来这家店吃饭，所以跟老板娘、老板、侍应生，尤其是他们的女儿混得很熟。他拉过他们的女儿说“她是我的小女朋友，很漂亮吧！”他的日本女友也在一边笑。

店里的这四个人马不停蹄地抛出跑进，但还是可以抽空争吵——所以内务部意大利人也说这一家子人总是紧张兮兮的。不过因为他们的店面是租来的，所以经济压力会比较大；如果像他表哥那样，一家子人70年代就在Trastevere买下了店面，现在可就日子好过多啦！顺便说一下，我反复提到的这个Trastevere是罗马以前的工人阶级社区，比较贫困，也是左派比较盛行的区域；但后来因为旅游业的发展，泰伯河边的这个社区就成了新兴的餐饮区。左派么，倒是在离开这个社区几条马路的地方见到了一个夜间的年轻人街边音乐派对，还有一些白底红绿色字迹的标语，不知道是不是左派的余温呢？

再说回来这个餐馆里的对话。意大利的官僚制度效率低下很有名，反而倒是培养出了这样闲散富于艺术气息的“老官员”。说他老，因为他居然说他已经50岁，把我和一凡吓了一大跳，因为他无论如何看上去也只有35岁，尤其是有这位日本女友的陪伴。所以安稳的生活可以保持年轻的身心状态。他是肯定不会结婚的，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太安稳了，他需要一些不那么稳定的因素来刺激他的生活吧。不过，他可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一眼就看出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据说是因为他有很多中国和亚洲的朋友。反而，那个30几岁（没准40几岁哦）的日本女人，在意大利这么一直呆下去，又是做什么呢？我对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吃不准，更不用说在外国的外国人啦。

所以“我们是来度蜜月的”这样的话，还是跟度假中的中老年夫妇说比较管用。

1-3：角斗场周围是婚纱外景热点，婚车和新人不断，赏心悦目。 我们就呆在路边观赏半天。

4：我们在威尼斯广场边上的一个中世纪教堂里碰到有人结婚，游客还是照例进进出出，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交换戒指。神父说话絮絮叨叨了大半天，小花童们早就不耐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