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当看到一本好书的翻译者在上海，又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会感到高兴。我去寻找他，很容易地就找到了。等我感冒痊愈，他刚从北京回来。正如我被自己暗示的那样，他要离开这座城市。我本来就想问他：“你为什么要留在上海？”

万能的上海却不知道，他拥有的东西不是在增多，而是越来越少。令人哀痛的是，这越来越少，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被人为压制、扼杀和削弱的“成果”。很少有城市像上海那样，主动地（而不是下意识地）用娱乐、商业和物质崇拜的意识形态，用表面的温柔和善待来进行文化上的“愚民”。这里不是乡村，不是内陆，土地平坦，紧挨大海，但却疯狂迷恋着这样一种状况：以牺牲思想和文化的自由，来达成政治上的安全，以此保障经济上的繁荣。

如果放任自流，上海的文艺发展不会堕落到今天的地步。可惜，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对待文艺的宽容之心。抓住物质现实是这座城市的天然属性，经济繁荣理应给这里创造更多的文化可能。但却没有！老人纷纷死去，年轻人也纷纷离去。这个正被抛弃的城市，管理者却怡然自得，沾沾自喜！知识和创造的血将通过哪根筋脉延续和流淌？这血液的循环是否终将被摆布，被安逸的情绪姑息，或被最高效的机制运转成好用的符号？

那双手却总是不肯放开。它恐惧着放开之后的风险，它只想保全自己。它想抓得比谁都紧，以此来证明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最后，把自己逼上一条不断萎缩的、安全的道路。

不要再想什么三十年代了！它只留下了谄媚。那些不甘或不忍离去的人们，正心甘情愿地被那“盛世的图景”掐着脖子，断断续续地说着自己也不肯承认的话。

去年春天，我给《明报》撰文推荐《KJ》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它刚刚在香港百老汇上映，而且，一票难求。在香港，在这个荒凉世界中并不更加荒凉的地方，《KJ》的上映给KJ的父亲带来愠怒，令他的母亲和妹妹掩面而泣。我还听说，他的朋友和老师中也有拒绝观看这部影片的。但是更多想看的人，还没看到。

现在，《KJ》不仅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而且被香港电影评论学会评为“最佳电影”。《KJ》其实并不关于香港，甚至，并不关于钢琴。在看了KJ本人的一封信之后，我对此就更清楚。它是关于中国家庭中那宿命般的不幸；关于一个年轻人每每想要成长和发展，就会凝固到他身体里，要用一辈子去咀嚼的郁结。好在，KJ远在他乡，这令他在物理和心理上收获超脱——“他乡”似乎就是为了治疗“故乡”而存在的某个地方。

音樂人生主人翁KJ 給觀眾的一封信……

對於人們真的將藉由觀影來「看」到我內在世界的思考這件事，仍令我感到不可思議。我並不擅於，事實上是很差勁地，在人群前呈現自己，因此通常別人對我的看法很兩極，不是恨我就是愛我。許多人會覺得我是個有天賦的年輕人，卻不怎麼珍惜自己的才華，或某些人會認為我只是活在自己的幻想裡，對人很虛假……無所謂。最近一位朋友說我們是被身邊的人所定義的，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怎麼回應自己的靈魂。

我是個意圖主義者(intentionalist)。我相信在生命的最終我們如何回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或許曾傷害過許多人許多次。或許有時我是故意的 =P 出於憤怒或不成熟。但至少我「希望」我並不想這麼做。個性強烈、混亂、失去方向、想法不成熟、受「父母」的影響，或許都是不錯的藉口？呵呵…… 自我分析過去青少年生涯是痛苦的，因為我曾做過許多不討好的決定。我必須說我厭惡自己對待別人的方式，但我也很珍惜這些錯誤，是它們幫助我成為我今天的自己。哎。

我痛恨自己被冠上「有天賦」，甚至「天才」。首先，這並不是真的；其次，它摧毀我的童年。就像中國人所謂的命理，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及命運。試想，如果母親並沒帶我和兄妹去跟那位鋼琴老師學琴，而是帶我去上數學班，而父親訓練我的數學像他訓練我彈鋼琴一樣—午餐時練2小時，晚上或許再多一點，之後讓我參加比賽且繼續獲得更多成就，甚至變成十年飯桌上唯一的話題。現在你或許會說我很膚淺，不了解比賽給予我的；但如果你每年二月和三月參加同樣的比賽，這樣的生活，在你的童年持續個十年，或許你就會有這份同情。

比賽的確帶給我動力。當你八歲能獲得某些小東西是很酷、很有成就的，但也不知不覺地迫使我為了錯誤的理由演奏音樂。值得慶幸的是，諸多的比賽，讓我比別人更早領悟到比賽這件事會毫無價值地摧毀一個人的音樂世界。不過，我的父親至今仍舊對比賽很熱衷很著迷。呵呵。

一個人有可能成為億萬富翁、藝術家、清潔工、律師、醫生、乞丐等等。對我來說，這有很大的部分取決於個性、成長背景以及教育環境。有的人就是很不幸，一輩子一無所獲，但另一個在你F1班級的同學或許就是最「成功」的人。上帝很不公平不是？在鏡頭前，我為此困惑到落淚，那是八年前我在捷克接受訪問的時候。記得抵達捷克之前，我在曼谷街頭目睹一群人追著一名小偷。那可憐的小偷半裸，像我一樣瘦（呵），為了逃避司法制裁，他爬上一棟老舊的建築。或許，他才偷走30元就只为了吃東西。這一幕，讓我非常震驚；一個小時前，我還在練鋼琴，我從來不知道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的悲劇、不公平和悲傷。我當時真的一整個不明白。

經過多年的內在衝突，我領悟到我們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是什麼。或許那個可憐的傢伙註定要偷那30元。我註定被同一個人拋棄3次；莫札特註定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奇才。但在這些混亂之中，我仍然相信公平。我深信在這無窮變化的世界，上帝並不會輕易地以我們是否「表像」地「信仰了祂」或是否做了所謂「對」的事情而評斷我們。我相信祂看重的是我們真誠地成長，且誠實地以身為一個「人」面對自己。

我不相信天堂。因為我相信我們已經生活在天堂裡。我們只是被我們自己不成熟的天性給蒙蔽了，愚蠢到不願意去承認吧。

希望那些看過KJ的人會喜歡這部片。你們是幸運的，因為連我自己都還沒看過。

上文转载自CNEX官方博客。

普洱茶作用睡不着。既然小区的歌剧爱好者还在练嗓子，这第一天还是积极地赶早开始吧。

2009年我看的最后一张碟是1966年的西德电影《昨日女孩》(Abschied von gestern)，讲的是犹太女孩阿尼塔，只身从东德逃到西德，尝试了各种合法和非法、道德与不道德之后，在收容所找到等待审判的归宿。导演亚历山大`克鲁格直接拉来自己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克鲁格扮演阿尼塔，演出很神奇，因为在中间一大半的时间里，我居然对女主角产生了不够宽容的憎恶。她奔走在工作、宗教、法庭、学校和男人之间，在主动和消极之间赌博，但又没有什么要求，除了希望学习和继续拖欠房租。她真诚又撒谎，她飘摇的无力感和并没有丰富情感和精神世界可以流露的眼神表明，她很难投入，也无法认真。她的学籍在西德不被承认，但她能付出的执着也相当有限，于是她的运气也不佳。她对除了金钱以外的问题都回答得相当坦诚甚至有哲理的光芒，但平庸的法官只懂照本宣科，开明的法官和正义又都太忙。三个男人，第一个路人怕老婆，第二个学生还太小，第三个公务员给了她最多，但又统统收掉，盈余是100马克。

我讨厌的或许是这样的人生而不是这样一个人。假设被扔到地球另一边的是你，是我，没有父母，也没有关系，恐怕作为起点的日子也不会更好。然而我们天然地有父母，后天地同社会建立了关系，但我们的处境依然如此，就好像自己明明还站在原地，但地球已经转到另一边去了。这是青春末期的自然问题，还是青春初期一直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可能都不重要。把问题抛回给社会是可以的，但不要翘首盼望它的回来，因为回来的可能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问题，或者后面跟了一串灰色的尾巴，脏兮兮的你已经不想再要。

同阿尼塔一样，我们也是裸奔于这个世界。如果你拒绝进收容所，你就继续收集各种合法和非法、合理与不合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下的社会材料，并且学习。今天和Wing说起我们各自的即将成为“前工作”的现工作，发现自己忙碌而充实地处理了很多事，也因此学到了很多没有期待会学到、本来也不知道存在、以后也不知道想不想去用的技能。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身体里“过”了，与其浪费，不如暂且储存以防日后的不时之需。这就是我们在43年之后，比东德女孩阿尼塔要成熟的地方。

然而，犹太人是不同的民族。阿尼塔可以走一步算一步，而她的忧郁没有肤浅到需要流露出来的地步，而我们却已经在21世纪的局促和平中为自己大呼小叫了很久了──这是我们先天的不足。可能我们离苦难还不够近。阿尼塔提着箱子赶路的情景如此地富有深意，好像她真的在走向某处，但实际却可以是任何地方，因为她无论住进了哪里，也不会去支付下一笔的房租，不会去为这个她不属于的世界买单。这个地方既然先于她而已然如此，她也决无愤恨的需要，所以在她和世界的关系中，紧张的是世界，是代表这个世界的法律、宗教、制度和男人，而不是她。

当她在公路边打开那只方正的箱子穿上毛衣，在河边洗脸和洗皮鞋，并取出围巾好好戴上的时候，她是在把任何开敞的地方当作自己的房间，或者说对她来讲，所有的地方都是开敞的，包括监狱。她从来都没有焦急过，因为（她至少在表明上）从来都没有坚持过。当作为条件的祷告、作为条件的没收、作为条件的性在她身上发生的时候，她应对的只有慷慨和顺从。直到最后在收容所生下死嬰，她才摔掉了几个器皿，但很快就和接生婆抱作一团地笑了。这是她第一次大笑，灿烂得不可思议。

昨日是否会在明日到来？她问道。

工作后，事情在身上剧烈地流转和被处理，又急切地被忘记。对心灵来说，好像是希望做到越像没有发生过越好。案子，项目，文本，电话，合同等等如此，生活有故事和没有故事的光阴，也是一律地被批量处理，没有tag的就直接Delete，有tag的也只记得tag了──就像讲侯麦的那本书的名字“也许本没有故事。”

上个月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一凡堂弟的外公，一位参加过所有解放前夕的重大战役的老革命，现在的爱好是和其他老革命一起钓鱼。我想从他嘴里知道一些譬如渡江战役时候怎么顶着轰炸坐小船之类的情况，印证一下电影和历史书上的纪录。原本以为他对这种伟大而危险时刻一定怀有深刻的记忆，说不定还会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细节。他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坐的船很小，头顶上是轰炸，这样过长江。”如此而已。

但他突然说起往上海进发的时候，驻军在苏州边上一个小镇吃到一碗小馄饨，“哎呀，那个味道真是好啊！”对这个饥饿的山东兵来说，真是天下一绝，以至于他行军的一个包都落下了。进驻上海以后，他特地从驻地礼查饭店去多伦路领取这个包，出于对电车的不信任，沿着1路电车的轨道一直走到多伦路，发现没啥问题，就勇敢地跳上电车回来了。本来想打听一下他们攻打上海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了几句，但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总归不是什么刻骨铭心的事情或时刻，或者不是那么有趣吧！他继续讲怎么在路边捡到一个容器拿来做饭，很久以后被考证出来是上海人用的痰盂罐，眉飞色舞，特别高兴。

即便是这样一个后来在张爱萍的领导下参与建设中国第一代海军的人，还是惦念小时候在家乡威海能吃到的大黄鱼──“这么大”，他张开双手比划了一下，“后来日本人来了……”原来是1937年以前的事情！他现在是老干部钓鱼中的高手，据说鱼总是喜欢上他的勾，他自己也没办法。对于“日本人来了……”，“过了长江……”，“去崇明五七干校……”等等这些省略号的东西，他讲得很简单，简单到我听了就忘记了。而这就是人的记忆。

如果不是这样，生活可能会太艰难了。“我想患精神病的人，可能是少了这样的选择记忆功能了吧。”Wing听了我的故事后说。她的老革命外婆（又一个山东人）曾说过，怀孕的时候还要行军。就是这么一说而已，如果是真的应该是非常担心和害怕的情景，但50年后，就变成了这么一句话：怀孕的时候还要行军。

最终，所有的伟业，或者对我们自己曾经很重要的职业，都会变成那些很简单的句子。只有小馄饨和痰盂罐会被用形容词和表情描述出来。这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是场胜利了吧！

（所以，不要问“你还记得去年的今天你在干嘛么”这样的问题。）

昨天晚上我让Ivan生气了。这时候我感到，北京的干燥空气扑面而来，夹杂着含混不清的沙粒，以一种抑制呼吸的速度。

我是否曾经是一个焦躁的人，这一点已经不能考证了。但每次我为小事抓狂，就感到自己身在北京。起因可以是一个坏掉的充电器，找不见了的电饭煲电线，折腾了半天还是上不了的网络，或者临时决定修改路线，却发现迟迟不来的公车。每一个决定都必然要带来快感或者失落，这就成了我焦躁的根源。

结婚那天我们其实不紧张。灯光打到我们身上，我们其实看不清黑暗周围中坐着的人们的脸。我们好像在对自己说话。虽然大多数话都讲出来了，我其实还是应该说到那句我一直准备讲的话：“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好在，哥哥已经送给我们两个字“宽容”。

宽容的意思可能是，不要太在意每一个决定带来的快感或者失落。Ivan这两天应对我在新生活到来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的颠来倒去的快乐，总是微笑着讲“来日方长”这四个字。“来日方长”，在分割两地的五年里听是允诺和慰藉，但在现在听，却像用双手捧着水一样的紧张感觉。

放松，放松，真的来临的无穷无尽又稍纵即逝的时光……

前言：两个月前电影散场之后和张经纬导演攀谈了几句，怀着好久没有过的为香港而激动的心情说，等到电影上映，我要为此写一篇文章。后来这部纪录片不仅在香港上映，而且一票难求，引起了讨论。我也因为能够和这个片子发生那么一点点的关系而感到处在一股不远处正在壮大的细流之中——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体会。

音樂人生：不同尋常的香港

文/陳韻

張經緯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前兩個月，在他一河之隔的老家深圳放映他的《音樂人生》時，來看片的觀衆竟然把那個小酒吧擠爆。小小一個深圳能一夜間冒出那麽多人來一個香港人拍的紀錄片，把他嚇了一跳。一個多月之後，《音樂人生》又在北京放映了兩三次，其中一次是作爲一個紀錄片影展的開幕電影。幾天後，當它重放時，139個人的報告廳連地上也坐滿了人，人們幾乎一動不動。

《音樂人生》講的既不是李嘉誠霍英東，也不是深水埗油麻地。雖然張經緯曾拍過另一部講述香港五個貧民家庭現實生活的紀錄片《歌舞升平》。如果說這部片子的題材符合大多數人對大多數紀錄片的期待和想象的話，那麽《音樂人生》的故事仿佛不夠“標準”，不夠平民。甚至，有點不討好。

主人公黃家正是一個十七歲的翩翩少年，醫生的孩子，音樂神童，一個不屑於參加鋼琴比賽的鋼琴天才，一個敢於挑釁比賽規則的校樂團指揮。但他對同學刻薄，對哥哥苛刻，唯一熱愛和尊敬的鋼琴老師，卻偏偏教導他而不熱愛他。他游離在人群和家庭之外。

與此同時，十一歲的黃家正從另一個時空走來，張經緯六年前的鏡頭。小男孩和父親並行在捷克的小路上。他已經爲自己驕傲，也已經爲自己悲哀。他知道沒有人比他更優秀，但他也知道音樂不能解決生命存在本身的不幸。

十七歲的家正已經不哭了。他的立場更爲堅決。孤傲也好，決絕也罷，除了他內心的音樂準則，他擯棄了別人的看法。做一個人是他的唯一出路。一個十七歲的香港男生這麽說。這個時候，他就只能離開香港。

《音樂人生》不是悲劇，也不是喜劇。這不是一個典型的香港故事，香港沒有那麽多神童，也沒有那麽多條“與他人不相干”的路。所以此片完成後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張經緯想請那些參與拍攝的家正的朋友去看看，被大多數的老師和同學拒絕了。這不是一個他們喜歡的“又一個學生”、“又一個同學”的故事，這是一個他們拒絕瞭解的人的故事。

只有家正的鋼琴老師羅乃新被勉強說服去看了。之後她對其他老師說，你們應該去看看，你們或許會對家正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家正的鋼琴恩師，對他來講除了父親以外最重要的一個人。其後她看了六次，每一場放映皆出席。一個紀錄片在它最最微小的影響上，成全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感情。

有人拒絕，有人生氣，有人哭泣。這是看完這部紀錄片後，和家正相關的一些人的反應。但爲什麽在深圳和北京上映之後，人們被一個默默無聞的香港少年打動了？他的廣東話夾著英語的語言表達，他的眼淚、咆哮、少年氣盛的快意、言之鑿鑿的自信和突然的沈默，穿梭在他的音樂裏，喚起了人們對自己少年和童年的追憶。當張經緯用鏡頭錄製下並呈現出來以後，人們意識到回憶中所謂“美好的童年”“美麗的青春”，原來既不真實，也不真誠。生命從起開始自覺的一刻起，或許就隱藏了11歲的家正所感到的殘酷，只是他用他的方式面對了，留下了傷痛。而旁觀的人則不得不試圖回想自己從11歲至今所做出過的所有選擇。

這種或許徒勞或許不晚的努力，歸功於將黃家正的故事從香港帶來北京的人。《歌舞升平》和《音樂人生》的最終完成得益於內地一家紀錄片基金會的支援。現在人們突然看到，除了電影和TVB連續劇以外，香港也有紀錄片（而不是RTHK的專題片），也有這樣與衆不同的紀錄片的主角——更重要的是，紀錄片的主角那麽好看，音樂那麽好聽。香港其實有點悶，香港人更不喜歡聽起來悶悶的東西（譬如紀錄片，譬如貧窮）。張經緯當年在十幾個呆呆悶悶的香港琴童中見到了黃家正，真是天賜良緣，把他的故事留在了鏡頭裏。這個故事經過內地這家基金會的努力，竟然將走上百老彙院線的大熒幕，張經緯忽然感到，紀錄片在香港有希望。

有一個不起眼的鏡頭，家正一個人站在MTR的車廂裏。這車廂是香港地鐵不變的車廂，搖晃是香港地鐵不變的搖晃，甚至家正的校服，也是香港學校最典型的校服。這樣一個每日上下班高峰時間的尋常圖像，僅僅因爲我們的目光追隨著這個男孩那麽久，而變得那麽異樣，好像香港也變得不同尋常。

（发于香港《明报》2009.07.17）

一个人以他的猝死，突然被人想起了莫大的好与莫大的伟大，这是一件比他的死亡更可叹的事情。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可以留意这个人，甚至我在应该热爱他的年龄，也并未及时热爱他，因为没有及时发展出品鉴他的能力。过了就过了，这是我的可惜。即便是这样，我偶尔看到了他在伦敦的露面，关于他在不久将来的大型演唱会。当然没有人没听过他的歌，我也一样。

我在早晨的中央四台看到他的死讯。中央四台早上8点的新闻不知道该把他的死放在哪个单元，就勉强安插在了毫无干系的外国水灾和科技新闻之间。娱乐新闻，或者突发的娱乐新闻，或者世界性突发娱乐新闻。只是这条新闻毫不娱乐，而死亡在他身上的显现很明晰也很干脆，让人无从说起。

就在前一天我还在搜索伊朗女孩死亡的画面，想着伊朗艺术家Sherin Neshet的作品，女孩从高处飞着坠落，在楼下街角的游行中意外死去的男子身边躺下并诉说着政治和历史。每天都有人猝死，在街角，在豪宅门口，在建筑工地，在暴雨台风里，在一切正常中，在维持所有正常运转的代价里，在总体平衡的此消彼长中，他们猝死。

而令我惊异的是，我们明知自己已经不再被猝死讶异——尤其当死者是一个一生都在挑战和游戏边界，种族的边界，流行的边界，大众承受力的边界和正确与否的边界的人物时——但我们依然表现出了激动。

如果我们真诚地保持平静，而不是忙不迭地回忆和言说，我们就能让一个猝死者逃脱他的猝死而带来的最后喧嚣。毕竟猝死的人，并没有安排他的死，也没有准备他的死。他或她的愿望是，还有明天。

管老师，

谢谢你的祝福！我们竟然用Email通信，回想我高中时的九十年代最后三年，这种通信方式根本还不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之内呢。

虽说也就是过去十年，但想来也只是在类似网络这样的技术发展来看好像“物非”了，然而一看到你的信就感到依然“人是”。

我最近经常回过头去看自己学校生活中的样子，好像优点那时候已经显露，而缺陷在当时也已经“长成”。其他的不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那样的考试机制下，我竟然还是透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气。这些透气，与其说是我自己的追求，不如说是学校环境中受到同学和老师的鼓励。这些鼓励中，现在一下子就能很最确凿地想起来的是和你有关的五件事：

管老师的课上，大家总是畅所欲言（我被认为总做“总结发言”）；

《四季风》的一切；

管老师在南翔娘家看我给你的关于想考北大和“镇江游记”的文章，事后你告诉我，你很高兴地对你妈妈讲“我学生写了那么好的文章”；

一次放学，从虬江路出来，横穿四川北路的时候，你对我说：“有一张叫《南方周末》的报纸不错，你可以看看。”

高三分班的决定做出以后，管老师和金老师立即请我在乍浦路吃饭，解释说明分班的用意（好像我第一次被成人当做成人对待）

我有时独自思忖，究竟自己曾经被什么改变？而自己在这些改变的机缘中是否投入了足够的努力？我自己是常常愧疚的，这些愧疚多少总有一些是想派上“自我激励”的用场。因此，自己常常检讨决心和毅力的不够，并避免人生发生太多“半途而废”的不幸。

走出校园三年（已经算是走出得很晚的了），刚刚经历了一些世界的复杂。这种复杂时而令人欣喜，时而令人沮丧。在欣喜和沮丧间，每一天被我度过。如今，如果一日既无欣喜亦无沮丧，这一天的时间真和从来没有存在过毫无两样。无论时代是如何平庸，但一个人自己感到的起起伏伏多少能够消解掉一点对“自己的青春是否真实存在过”的担忧。

本来年前想从北京遥寄一张农历新年的明信片给您，写好了也一时犯懒错过了时间。一下子有机会对您倾吐，感到非常愉快，也算是对过年时犯懒的补偿。

祝您一切都好！

也问候您的先生和儿子！

昨夜打雷，今夜大雨。北京不懂小雨，更不用说毛毛雨。只有硬的水滴，砸在楼顶，在办公室里能听到的突然增大的敲打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里所谓的“灾害性天气”。但又相当清爽，雨就是雨，没有潮气。没有水滴到的地方，衣服也照样可以干。

被这雨声劝服，把连续加班后的最后一点力气也抽掉。休息半日。坐着，不开灯，借助阴暗的天色翻看一本南斯拉夫女艺术家Marina Abramović的画册。她在1994年的一个作品叫“生平”（The Biography）。即便不知道这位艺术家，也不妨碍我把她在这个作品中的音频文字摘抄如下，和总有一天会48岁的女人们分享（原文为英文）：

46年生于贝尔格莱德。48年拒绝走路。50年害怕黑暗中的卧室。51年看见爸爸和一把手枪睡觉。53年第一次妒忌地攻击。56年父母间暴力冲突。57年精神创伤：梦见自己跳出窗外。59年父母离婚。60年不愉快。第一次偏头痛。61年初潮。开始画自己的梦。62年第一次展览。64年喝伏特加。睡在雪里。初吻。65年父亲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一把手枪。教我射击。用刀的游戏。66年加入共产党。69年不记得了。72年我开始把我的身体当做材料，血，痛，在医院里看大手术。把我的身体推向物理和精神上的极限。74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里尔克，喝土耳其咖啡，唱忧伤的俄罗斯歌曲。75年遇到Ulay，强烈吸引。77年男性和女性的能量结合在一起，制造出了雌雄同体的存在。79年害怕自然，接受自然。戈壁沙漠，塔尔沙漠，撒哈拉。80年精神转变。静止。81年遇见西藏人。安静，不动，孤独。世界会在你的脚下狂喜转动。87年所有事情都变糟了。我们的关系出现问题。感到不被需要，丑陋，肥胖。烧掉我拥有的东西。88年我不再喜欢他的气味了。89年留发，买自己的房子。需要改变，欢笑，愉快和荣耀。再见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再见我们的剧烈。再见结构。再见西藏人。再见孤独。再见危险。再见嫉妒。再见不愉快。再见眼泪。再见Ulay。90年在巴西的矿里工作。等待一个想法。92年南斯拉夫战争。去贝尔格莱德。父亲的忧伤。质疑我的责任。土耳其咖啡的气味。外婆。雪。Nesa。Knez Mihailova。记忆。普鲁斯特。卡夫卡。忘记音乐。忘记语言。尘。战争。贫困。血。死亡。手枪射击。穷人。罪人。一切归魔鬼。94年做老鼠作品。再次碰到父母。幻想和幻想破灭。越来越多的偏头痛。工作过度，曝光过度。我累……我想去一个传真和电话都找不到我的地方。我想变老，很老很老，直到什么都不再重要。我想要想清楚、看清楚，这个后面是什么。我想要什么都再想要。我正看着你。你正看着我。这不是过去。这不是未来。这是这里和现在。

（Rhyme译自p34, Extracts from an Autobiography, Marina Abramović, Phaidon Press, 2008)

Art Must be Beautiful Artist must be Beautiful, 1975, Performance

很欣喜地得知香港朋友熊一豆参与编写的新书《也是香港人——七字頭的新移民誌》已经出版，而且她送给我的那一本正在赶往麦子店的路上，心里大喜。一方面是梁文道在内地为他第二本新书的不断造势，另一边香港本地的年轻学人也在笔耕不辍，关心着香港当下的现实，并自立地发生，这两边串联起来一想，令人鼓舞。

虽然香港社会不大，文化也每每被抱怨不受重视，但说起来，自己躲在中大山的两年里却掺合进了不少的热闹。录影力量的放映参加过，湾仔社区重建的现场也瞻仰过，中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午餐会、城大的中国传统文化讲座、西湾河电影资料馆的影展，乃至域多利皇后街三联书店的新书发布、旺角某小街楼上的讨论会，我竟然都去参与了个遍。当时在香港新浪上开博客结交了不少香港的博友，乃至最后还被选中出版进了一本书里——这些事情并非我主动投入，或纯然因我的主观热情而成为现实；相反，这都是当地年轻人的精心安排、构思和作为的结果。

这种情形，当我身在北京20个月之后竟然平添感慨！在这个庞大的文化中心，各种门类文化艺术界的交叉人物每日都在城中和郊外的某个角落浮现、躁动、谋划和升腾。在一片喧哗之中，可能性不断地涌现和无端端地蒸发。仔细一想，在这无数对建设文化的幻想之中，要真正做成一件小事却都无比艰难。这种艰难，与其说是政治因素，不如说是人的缺陷。很多问题在被讨论以后就蒸腾去了天堂，很多主意在觥筹交错之后就排入了下水道。

文化资源如此集中而丰富的地方，却存在着精神、智慧和气力的惊人浪费。一件事情的成形往往因为这个文化社区的混杂和语言上的空洞而成为负担、空想和拖累。北京的文化事业是宏伟的，是被认为承担重大的，在这个背景下，寻常的、基本的事物都显得微不足道，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被允许以某个速度落实。这个建构底下究竟是谁在做事？究竟是谁在双脚落地地把每一个字都校对准确，把每一句话都讲通顺？资源的壮美也酿成了名利在其间的穿梭，默默无闻变成了郁郁寡欢的缘由，而沉静的心神早已变得不可得。

这就是北京此处对于年轻人的危险。因为只有克制才能进步，但所有的时间都过得如此仓促。熙来攘往间，连寻找真正的同类都变得奢侈。你知道他们就在你身边，和你一样年轻而没有自己的时间，但却难以停下脚步，只能继续被寂寞地消耗，在这个伟岸的故事里。

后记：本文写于5月12日。再看这本书，尤其是开篇熊一豆的文章，心潮澎湃，留待日后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