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我急，我也对自己急。但对别人却不能一样急么。但当我想到对待别人不能同自己一样时，我竟时常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了。好像处理其他人的问题，就变成了带有哄骗的沟通了。（但或许没有沟通是不带着哄骗的吧。）那样当然对别人是委婉的，我自己也不至于对自己过分的评价后悔；只是我要耐心地找到那语言，那语言在委婉的同时也不至于欺骗了我自己。还有情感上的，不论是欢喜还是厌恶，都很难掩饰，竟到今天还是如此。这大概也给很多人造成了不快乃至伤害。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即便是对方忘记了，我自己反而很难忘记。相对于希望别人原谅自己而言，原谅别人还是容易的。这样时不时仿佛残酷的面貌，在我这样似乎温和的脸庞上流露出来，可能会格外严重。就像那位老人家，不应该被我说出了他长久暗自自喜的真相。或许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并没有够到，我就在自己可以施行的范围内过分作为了么？

我如何矫正自己呢。这不是矫正，这是在重估自己。我的存在，对很多人而言，确实是压力。多年后，我如此承认。

个人的死亡是可以被家族血脉的确凿和生者的怀念与祭奠所保存的。只有集体退场才是中国人心里的郁结吧。那聚在一处的快乐、那因为什么事端、什么爱好、什么言辞而营溢出的可亲近的气氛，那种好像还可以彼此支撑和信任的想象，反而会给人最坚实的质感。其实是无所依托的、未必是经济关系所联系的纽带，但总是叫人惦念。不是要朝朝暮暮地在一起，而是知道大家都还在，都还没有被其他的力量俘虏，都还互相明白──这便是今日的“聚”了。没错，就是要这种“明白”，不要让我劳心劳肺地说服你，用这个好处那个道理，其实都是飘摇不定的借口。我们可不可以就省略掉那许多的分析说明，只因为我们都“明白”，所以我们随时可以“聚”，而每次的“散”都让彼此毫无牵挂。

我没有什么可以向你update的。我放心。

有很多作家“以小人物写大历史”，并视之为“富于责任感”的写作动机和方式――而陈映真恰不是其中之一。“历史”何以为大？“人物”何以为小？人物立足于历史何处？历史又对人物做出了何种宣布？这里牵连出的一联串带了血肉的问号。

当我们阅读陈映真的时候，我们是谁？

如可自称为“大陆年轻读者”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是听“历史”的、“革命”的故事长大的“非历史”的、“反革命”的一代，在民族国家叙事中发育，为资本主义所浇灌，并总在关键时刻被那根敌我矛盾和黑白分明的道德“中轴线”（陈光兴语）所锁定。

抱着这段肉身和精神，我们翻开陈映真的小说，倾听仿佛消逝了的“另一边”的故事，先是感到陌生，旋即欣慰，终究难受。我们无法在陈映真所端出的台湾1950年代到2000年的市民苦恼、知识分子的选择、运动分子的失败和老兵的心酸前，动用我们的恻隐之心，因为当我们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无法不考虑到自己脚下的土壤，还有自己的、尚未推究的精神历史。

我们无法同情，因为我们变成了尴尬的一体。但这一体也不是直接的粘连如硬币两面，而是猛然的贴面而对，无法聚焦。我们无法从陈映真的小说中看到“解放”（emancipation）的欲求，但我们也没有“出离愤怒”，如我们在阅读鲁迅时所时常感到的钻心的疼痛。更如同，一朵朵并非不透光、也并非不美丽的乌云。

即便他终身作为一名左翼分子而运动和工作，即便他秉持着基于贴地的现实资料和左翼理论学习的作风，陈映真仍然无法在小说中完成他在政论文章中所能达到的那种决绝。他无法克制地在小说中流露出对现实中未完成的事业、未被关照的人、未愈合的创伤和未达成的和解的忧郁和感伤。运动者不能迟疑，乃至不甚用情；而小说家却擅自而行。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陈映真的小说看成是他对自己的精神分析――虽然总是钻进别人的身体里去喃喃自语，但他很重要的一面是在说给自己听。 尤其想到“陈映真”这个本属于他9岁夭折的孪生哥哥的笔名，如看成一个重要隐喻，那么他化身为他所关切的那些从不同时间和空间中走来的那几类人物时，他是在给自己的“重身”（Doubles）以启示，而不是在“教育”或“感化”所谓“不知情”的民众（读者）。在试图说服民众之前，我们是否能够讲出他们的故事？我们如何化身而入？如何还原而出？这是要问运动者自己的问题。革命者和知识分子要先承认自己是不知情者，只是行走在不知情的不同阶段而已，事业才算开始。

换言之，陈映真并没有为他笔下的人物“代言”，因为“代言”已经成为现实政治中的手段之一（《忠孝公园》里为台湾老兵索要赔偿的政客是也）。如果真要发生一场运动，如何避免群众被“代言”的危险？就写作而言，开口的那人如何才能是这人物本身，而不是那个附身于他的作者？他如何既不是演员（纯然的Performativity），又不是群众（纯然的看客），更不是群众演员（纯然的景观的一部分）！——他如何开口？

这是一个在进行运动实践的左翼作家的大问题。纵然小说不是他的思想汇报，也绝不是他的闲情偶记。在作为“退思录”的文字里，仍然保存了值得左翼运动者反思的、远远超过运动不成的“精神慰藉”的资源。在处理小说人物开口这个问题时，陈映真也是在直面现实中的人。如果问题总是停留在“群众如何被动员”的层面上，那么或许，群众将永远无法被动员，而真正的改变永远都不会发生。在这个关乎左翼理想之存亡的深切肌理内，陈映真的小说撕开了一道口子，与其说它是在虚构的、文学上探索，不如说是在拷问左翼运动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压力下，为何总有类似的困难重重——这两个问题或许同构粘连。如同象征了左翼幽灵的青年赵南栋，用看似很不坚决的、飘忽游移的、非关主旨乃至毫无不忠贞的生活态度，为父母一辈的左翼理想“守灵”，陈映真也在用这细腻的、虚构的文学，不懈地在左翼运动内在精神结构周围徘徊与检审，以理解前辈、理解后生、理解自己。

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他对笔下人物、生灵和自然的温情，不止是在结尾处总要特为留着的蜡烛般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从出场开始，就被作者尽力地保存住了尊严。即便如马正涛这样唯一的信仰就是随时准备背叛的人，他对自己一生翻云覆雨的经历的追忆，其丰富和充分被展开的程度，也完全不亚于林标这样一个笃实忠诚却身不由己的老兵的回忆。在《忠孝公园》里，陈映真终于彻底地表达出了对人的成全，让两个贴面而立，彼此难以聚焦的老人，在读者面前自杀和醒悟。

然而当我们说，陈映真（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时，我们又会陷入一种简化的危险。因为这对人的成全，同时也是更重要地，是指向历史的。陈映真小说里的人物本身，大多没有“背负”“历史”的自觉，但时间却在他们身上留下鬼魅般的记忆。他们在叙述自己的同时，也在回应一种“和解”的可能。这种可能，撩拨开的历史一角——发现历史竟然是由苟且、猥琐、爱恋和忠贞的种种错觉、动摇的信仰或者太人性的欲望堆叠而成。而这一切都不丑恶，也不光辉。陈映真没有要“揭露”，仿佛真的有真实存在在“那里”。不，没有那样的历史真实，也正是因为没有，个人才终于可以从那段段支离破碎的经验中，将那些不死的欢乐和痛苦，带到当下；既不被记忆欺骗，又不被记忆剥夺。

或者说，陈映真是“被遗忘的大屠杀”之类的反面，更是“大江大河”之类的反面。之所以为反面，仍然要回应到他所携带的左翼斗争使命，以及使命之不能完成之中。有一种斗争，是个人和自己的斗争，个人和自己历史的斗争，表现为和自己的记忆的斗争。不是被外在地唤醒，因为所有的唤醒都是另一种的催眠（鲁迅的呐喊的困难或在于此）。这也是《忠孝公园》的核心问题。不喜欢某些记忆的马正涛，最终死于自己的记忆；而相信历史是可以清算的林标终于发现，当你试图向历史追索的时候，你也被剥夺了历史。

这些都是最危险的游戏。历史，在进入前，要想好如何出来。陈映真是在这尖锋之处游走，不时地流出血来。

2011年7月30日Civil Lines，德里

各种畸形的社会制度把崩溃的人们送往两个地方——监狱和医院。前者因失控而害人或违“规”；后者则要么自我崩溃，或成为被害人。监狱和医院就是这样的两个终极/过渡的“处理机构”——社会治理者总是说：“那么，就去监狱/医院吧！”而进去的人都被批量地描画成个别性、个体性的罪恶或不幸。

医生这个职业的悲剧在于，它无法进入前面的阶段去真正地“预防”和“制止”疾病和不幸。他只能接受已然被害的精神和肉体，并自动生成“救助”的义务。如同监狱官于犯人之“教化”，医生要对病人进行“治疗”。虽然犯人和病人其实来自同一社会结构，但“治疗”的压力却在当下的社会中被认为胜过“教化”千万倍。

譬如，我亲眼所见的一幕，一位妇科医生问她“你上次人流是什么时候？”“8月。”“现在才11月，太近了⋯⋯不好的。”

两句话内，医生已经触碰到了她的极限。她足够平静地询问这些技术问题，以防引起已经紧张的“病人”（孕妇竟然也是病人）进一步的恐慌，在语气上控制得没有一丝起伏。而病人也很克制地穿好衣服，配合着这一场景能够尽可能“轻松”地，不在精神上造成痛苦地“过去”。

一起过去的，是“避免”再次发生的可能。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弃医从文”，“弃医从政”，“弃医从商”。如果一个医学生或医生，有一天竟然看出了自己所处的是社会最末端的位置（最后一环），发现自己所面对的说是“病人”，其实不是因为病毒、细菌和基因或者鬼才知道是什么的“命中注定”，而是因为结构性的、社会性的、制度性的缺陷所导致的肌体崩溃——他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是否要往前面的环节挪几步了。

（由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atient, Taussig, M.想到的)

我的思维恐怕也很容易被卷入这样的一个毫不有趣的怪圈。我试图找到一个解，而且是一个“归根结底”的价值上的解。我大概是花了很漫长的时间（开始于大学时代），才说服自己努力从这价值上的固执走出来，但当这个问题被提出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还是没有。

我或许把这自小无商榷的、规训式的教育──我不是单说学校-应试教育，因为没有一种教育是单独作用的阴谋，而必是社会-家庭-学校-媒体共同的阳谋──看作这可能的精神结构缺陷的来源之一。我未尝不曾因此而“爽”过，就是认为自己通晓了的那个似乎彻底了的那种“爽”，那种占领了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高处的“爽”，那种比同龄人在某个时刻甚至大部分时刻都要更明白的“爽”。这样的小孩，从小是很有爱憎的，爱憎分明而又不失冷漠，狂热地相信、付出、投入、乃至牺牲都可以做到，但也不是没有极其孤独和落寞的时刻；同时地喜爱，又可以相当地决绝。不能把这说成是因为天蝎座，然后结案──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如果对我进行精神分析，可以看到那些不宽容的时刻是如何浮现的。当我因为不知为何地“浪费时间”而遭到生平最后的一顿打屁股的时候，当我因为考试失败（而不是失意）而似乎痛定思痛的时候，当我在火车站附近转身抓住那只试图从我背包里拿走点什么的小男孩的手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没有先后，没有因果，也没有对错的。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有的。如果没有，那么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情感？我如何为自己的情感证明？这是一个或许很错误地被认为是很核心的问题。我现在不是一个极端的人了，在从20岁到30岁之间，我从我最好的朋友身上获得了最重要的、关于多元和宽容的启发。SM老师有一次在我还没有发怒之前说，我在文革中一定是个造反派。这只是3个月前。但这样，我反而更平静了。左派而极端，左派如何不极端，左派如何做到不极端，做到倾听，做到人道，做到不被策反又不自欺欺人？

这样说，好像“化妆”自己为一个童年起的小左派似的。也许我恰不是，而只是一个迷恋“正确性”的青少年。这就是有这样几代人，在光兴老师看来是大陆社会主义文化带动下的人，我爸爸可算是第一代，我是第二代。我总是想着在其蔚家里的那个夜晚，那个上海女孩无法饶恕也无法面对在文革中有不光彩作为而现在还活得佯装洒脱的父亲。我 今天再次想起来，突然有了这样的疑问：她的不能原谅，同她父亲的自我开脱，是否来自同一个精神结构？

那日在德里，临上飞机前，我们又在南迪家喝酒聊天。我问南迪：你怎么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南迪回答：因为我不需要什么“新人”──对我来说，旧人已经够好了！（For me, old man is good enough！）事实上，我的经验，和那个女孩的故事说明，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新人。上周萨拉讲座结束以后，我在中国会晚宴开始前，把南迪的话跟他又讲了一遍，他很高兴地、由衷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好像可以确认阅读的对象。但是，最必要的言说难道不是对着自己的么？只有为了推广他人的理念和维持自己的生计的时候，才会去做考虑到谁谁谁会看到，又将怎样理解的问题。这两件事情要是也能并在一起，当然动力会更足一些，就像出版社里还想着要做学术的编辑。

倒是，还有暗语的人是幸福的。他还在跟自己，以及周围的几个人，在真实地发生一些关系——一边说话，一边眨眼睛。“周围”这个词都变得可贵，因为大部分人的关系已经延伸到过于广泛渺茫的范畴，而没有了“周围”和“周围”的幸福。（所以有了小孩的妈妈重新拥有了“周围”。）这就是为什么回到对自己说话变得那么难，为什么没有指望回应的说话变得那么难。

很不幸的是，我们宁可在网上，尤其是微博上，寻求着被无数人的打断，也不再想忍受被身边的人的一句话和一次抚摸干扰。哪怕这句话和这次抚摸是出于久远年代的关心。夜深人静的行为，如写博客，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起在德里的某天，坐在舒达驾驶的小车后面。他先是讲起自己的父母是从孟加拉搬来的移民，又突然不无悲伤地说：“你知道么，我觉得印巴分治这件事情，从某个角度上讲，巴基斯坦输了，而印度赢了。”

在他看来，印巴分治以来，是巴基斯坦在地缘上和政治上，将印度同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直接冲突隔开，乃至这些纷争和痛苦都集中到了巴基斯坦自己的土地上。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印度人这样直接地说起这样的看法。但也不无悲伤地感到，或许真的是这样。

MSN开发得太早太妙，而且自以为是地升级了那么多年，沾沾自喜地以为人们的联系全靠他了。所以病毒的传播也靠他了。他在测试着到底还能有多少人终于忍不住地愚蠢到打开那些游走着的病毒链接。他真是把人当玩偶当傻瓜了。所以不能再陪它玩，因为病毒都快恨死这被玩的主了。它把你一路靠着“朋友”和“关系”而活到现在的痕迹像呼吸着的尸体一样保存在那个蓝色长条里。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凝视这些代码，直到我们再也想不起，再也不想想起，那个背后的人。

我想中国人爱QQ有道理，因为它的界面够艳俗够愉快，它直白得就像中国人之间的交往，不需要设计，直接让人想到游戏。而且它够好用，总是想着我们的需要。虽然我也不用，但看到实习生上上下下虽然看着无聊但并不邪恶，而且对工作有帮助。

可是就像google在这里命短一样，我的gmail今天也突然变得堵塞，这让我慌张，因为gmail是忠诚可信的，而忠诚可信可能就要被杀，或者备受折磨就像google HK那样摇摇晃晃。而象征着中国最低限度道德的百度却屡试不爽，从来都上的去，从来都骗你。

《面攤》中來自苗栗、懷抱病孩的媽媽在面對寫字的警官那雙“困倦而深情”的眼睛時，總要下意識地扣上胸口的紐扣。在台北西門町闌珊的街頭，當她追向警官退還他的飯錢，然後又走回他苦悶而老實的丈夫和虛弱而天真的孩子身邊時，她的眼淚已不再僅僅為孩子的病情或這流落都市街頭的面攤而流。她的這遲來的對性的覺醒和緊隨而來的無望的苦澀，在《我的弟弟康雄》中變成了伴隨“安那琪”弟弟的自殺而被“我”親手殺死的同年輕畫家的戀情，以及為富有而體面的生活而貢獻出的“我”（一個“不倫不類”的女孩子）的靈魂與身體；在《故鄉》中是因家道中落而拋棄基督教信仰的“英偉”而“熱心生活”的哥哥，轉身投向墮落生活時娶的那個“娼妓的賭婦”，和她那一聲“嫌棄嗎？”；在《死者》中是秀子在家鄉以外那段曇花一現的、引起“我”劇烈心跳和“新的蠱惑”的 “礦坑羅曼史”，作為這個祖孫三代都盼望著死亡降臨的時刻中一股遙遠的生氣；也是“我”在傾訴祖父和傘的故事時，對一個真正能達成心神溝通的、而非如世道中大多數人那樣、如現實懷抱裡的這個“親親”那樣虛妄而隔膜的、一個真正愛人的熱望。

這些故事中的每個青年主角，都多多少少地滲透了青年陳映真的一個部分，他們分瓜了他的貧窮、他的才能、他的反省、他的信仰和信仰的隕落、他的熱情和對熱情的懷疑；而在所有這些青年角色中，“墮落”的可能似乎長期地潛伏在他們的身邊，彳亍著、觀望著，俟機鑽進年輕人的心智，讓他們的寂寞變成苦悶，苦悶轉為憂郁，憂郁化為自暴自棄，或遠走他鄉。《鄉村的教師》中從戰地意外生還的青年吳錦翔，一度甦醒了他身上戰前的信仰，燃起了“對祖國的情熱”和對改革與好轉的信心，而當革命以騷動的形式掠過，當他回頭發現了自己空想性的幼稚病時，他自甘墮落成了“一個大的理想大的志願崩壞後的遺跡”，而這個故事也是唯一一個“性缺席”的故事，因為結婚對於他“將會成為一個小的社會問題”。而事實上，對在戰地吃過人肉和人心的吳來說，他已經無法照料自己的生活，無法去愛上一個具體的（除了他依賴的母親外）的女人，而這“意欲革命者”的無性欲和無行動能力的性質，注定了這個具有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的人的毫不浪漫的結局。

在《貓牠們的祖母》中，娟子的祖母幾乎死於娟子同她的外省軍官丈夫每夜的“輕笑”、“碎語”和“肆妄的呼吸”，而這卻是這位軍官對戰爭陰影的排遣，是娟子這個私生女拼命要抓住的幸福。而這種排遣與抵抗並不專屬與年輕人，《那麼衰老的眼淚》中康先生晚年因不被兒子接受，而導致他新的婚姻的破碎，對他而言也未嘗不是致命的打擊。康先生在閱讀兒子來信時那“極其微妙的羞恥的感情”，幾乎統稱了當時所有追求新的、不同的生活和理想的人們心中曖昧的背負。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 閱讀筆記 – 1《我的弟弟康雄》（P1-104）

在学校里呆久了的人讨厌开会，在公司呆久了的人憎恨人事，在社会上呆久了的人愤世嫉俗，在医院里呆久了的人只求一死。但是恐怕，学者对论文，职员对电梯，社会青年对家庭，病人对药品，都会产生自怨恨而始的恋情。因为恨了那么久，终于不允许别人说这些对象的不好，变得要死死捍卫住这寂寞的阵地。正因为长久的爱的不存在，这长久的怨恨，便承担起了继续徘徊与抗争的动力。

而所谓的行当──老吴很爱的词，我也借来一用──不外乎是自己乐意投身哪怕被剥削被剥夺也乐意的行为范畴。行当不是工作，不是生活，也不是工作和生活的叠加，而是两者的放大，这放大含了些自欺欺人的快乐，而核心是自欺和快乐。

当有人跑过来问我自己以前工作单位的情况的时候，我竟然感到委屈。对方是同情地看着我，在嘲讽的社会背景下，在这个谁都不念叨别人的好处的环境里，在很单薄的互不信任中，来了这样的消息，期盼着那里将风雨飘摇。那两年工作中的痛苦突然从我身上消退，伴随着对这充满嫉妒和谣言的渺小环境的悲哀。简言之，这当代艺术界的不善。因为曾狂热地相信过、投入过、并狠狠地失望过怨恨过，我听不下去那些轻松肆意的耻笑，无论来自界内还是界外。我没有什么可以捍卫，并在想说什么的时候失声，因为并没有聆听的对象，因为并没有真正的关心者。

那些并不想听 ，也并不关心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恨。如果他们真的恨，就不会讲出口。我，一个曾经投身其中并心甘情愿地被使用的人，只能沉默不语。在798整体的堕落里，并不是没有零星的希望。即便往前看，UCCA也是一直照亮了很大一片，我也当然是被照亮过的一个分子。中国本来就不是为了机构的长久存在，人民的长久生存而创设的国家，能够走一步就是走了一步，就是大家共同的一步；将往前走的一步硬是臆想为倒退、骗局、愚弄，甚至否定初衷，否定付出，以为清算的时刻突然到来，这些都只能光大此处的不幸与恶意。

而真正清算的时刻，可能比我们最悲观的预期还要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