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柜台前总有一个高挑的女人在结帐，柜上摆了四、五十件Zara或MNG。这次是这个女人，下次是那个女人，相同的是那堆成山的名牌，那气宇眉间的华丽，还有姿色上的丰满，那是连金钟中环的香港女人也撑不出的气息。这些自由行的大陆女人很少言语，取代前两年张扬的是如今的优雅。而柜台对面的店员一律地客气，深谙自己服务的本分。

前两年，我能在地铁听到一个男人对女人大声说：“那双鞋买了多好，也就一千多。”那是福建普通话，还是浙江普通话呢，总之我为他们的豪迈惊奇很一会儿。现在，这种消费水平可能都说不出口了吧，如果是用普通话。自由行，现在的香港恐怕是离不了你了。纵然大陆游客上厕所不文明，有乱丢垃圾的习惯，也酷爱就地蹲着，可香港毕竟没有因为他们而世风日下，但是一个一个的IPO是真的都来了。

对于只把香港当作消费场的大陆人来说，这座城市其实是越来越看不上眼了。如果不是大陆奢侈品含了100％以上的关税，如果不是上海的迪斯尼还没造好，如果不是对这里还存有幻想，他们来香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被导游抛到马路当中因为他们不肯去指定的地方消费么？

他们说，香港也不过如此。这些人原先对香港所抱的期望，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天翻地覆之后，恐怕被香港本身扫了兴吧。他们会怀念香港人的谦和礼貌么？他们会怀念这里几乎听不见的汽车喇叭吗？他们会怀念这里的汽车对行人的尊重么？他们会怀念这里服务人员无与伦比的周全么？他们知道这里上网没有警察，报纸除了八卦也很政治么？他们能感受到公务员的廉洁和法制的充分和公允么？

他们会说，香港也没有什么。我看看我们那儿也一样好。他们会说，香港人以前不喜欢大陆人，现在，看在自由行的份上，终于希望我们多来消费，态度也终于改好了。哼哼。什么叫成长中的经济大国，什么叫前殖民地，很有分晓了吧。

好事者如我，总替港人不甘。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活得如此谦卑，如此朴素？他们根本不像维港的夜景，更不像中环的建筑、尖东的名店。他们根本没有活在这些闪烁的成熟资本主义世界向北方的祖国人民所昭示的愿景中。他们低调，客气，不懂炫耀，甚至害怕任何炫耀情绪的流露。他们肯在很几百尺（几十平米）的空间里周旋到老，他们抱怨却不做非分之想。在这个价值高度单元的社会里，中国南方人的诚实和资本主义要求的敬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生出了这个世人看了无比热闹的都市，夜夜闪耀着的却是当今中国最谦卑的城市。

自由行的人熙来攘往，他们看着，又见到了什么呢？

Photo by Rhyme, Monkok, Hong Kong, 2005-11.

这是不是一种婉约的拒绝我已经不感兴趣。如果有时间，我会当场很诚恳地粗略讲述一遍大二时候的故事。如果没有时间，我就只好说：我已经不喜欢电视了。

听上去好像不是本雅明过，至少也该文化研究过似的。其实冤枉。不是电视节目的质量叫我愤懑——如果我愤懑，没准还很乐于投身去改天换地之类的，而是电视本身，或者说电视新闻中流动的图像给了我太大的刺激。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文化是可以专门研究的呢。

那个时候是大二暑假，所谓新闻系的小实习时间。（最近回去系里老师问我，是否觉得应该增加实习时间，我竟一时没了主意。）我在电视台一档新的新闻栏目工作，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校对字幕。因为上海媒体从来不便也不敢发布对于本地进行批评报道，所以节目的生存之本就是努力揭露外地的惨剧和短处。所以我每天黄昏都是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在努力分辨陕西山西湖南河北的口音中度过，不失乐趣。

才刚开始实习的一天，我字幕工作结束以后回到家，发现父母正在收看我刚刚校好的节目。我看到我们办公室的主播甜甜的脸和胸部以上的截图。她在报道农村生活不幸或者矿工遇难之类的事情时显示出了悲悯和气愤，我父母也喜欢她。这同她在办公室里走向化妆间的摇曳感，和给亿万富翁的老公电话商量晚上在哪个海鲜馆吃什么的娇嫩感，都没联系。伴随着她的悲悯和气愤，悲惨的故事就出现了，伴随着外地口音，农村拖拉机，还有我努力校对准确的字幕。

一种强烈的感觉是：这在我家客厅电视机里播放的，不是我在电视台里校对的那期节目。那么进而言之，更不会是记者在一线采访到的那些图像资料，更不可能会是事件被当事人讲述时候的那个情况，更不用说实事本身的模样。一连串的，串到一起的，让主持人带动观众悲悯和气愤的那个东西，被环环相扣的表达所消耗，最后剩下音乐，图像，现场声，字幕和作为逻辑的画外音。

我想对我爸妈说，“这不是我原来看到的那个。”但我又没有足够抓得牢的凭据去证明。只好想，要论什么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电视才是最大的赢家，网络又算什么？香港有线电视的新闻主播们为什么要为自己在地铁里做广告？如果他们没有在表演的话。

这件戏剧性不足的事情奠定了我对电视新闻的态度。我相信电视不适宜直接表述实事，因为它看上去太真实。而平面媒体，因为人人都有用文字表达的经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人们对文字的戒心，阅读报纸新闻远比观看电视新闻更让人感觉到自己作为人的独立和尊严。

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像Good Night and Good Luck里面Ed Murrow和他的节目组阻击麦卡锡的行为那样，利用观众对屏幕的迷信来打破其他迷信。但他们可以把对手从烟纱帐里纠出来，却赖不掉自己放的烟雾弹。

以上言论纯属偏见。

Photo：David Strathairn played as Edward Murrow in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2005), Directed by George Clooney.

ivan每次走在路上听到有清理嗓门的声音就要四下勘查，判断下一颗子弹会从哪里发射出来，这需要非常迅捷的灵敏的反应，也需要一点运气。有一次，子弹在他身边移动着的车窗里射出，勉强擦过了他的头顶。

清理嗓门在我们的文化中大概是有深远而丰富的含义的。表示权威，表示思考，表示即将表达意见，表示不满等等。人人都有清理嗓门的权力，更有产生口腔物质的权力。尤其在这个人们不惜费劲地购买外地牌照来添置私家车的城市，汽车尾气带来的口腔不爽更是天经地义。

但为什么一定要以喷射的形式大力弹出口腔呢？这才是叫人纳闷的事情。可能是对自由的一种行使吧，在这个每个人能控制的事情很有限的时代。这个效果大概可以相当于喊一声“呸”，或者“他妈的”。我猜测总有一些情绪在里面的。虽然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习惯，支撑在后面的是长久以来对于公共领域的不 care。如此，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的区别在于吐了痰以后是否会拿鞋子在上面蹭两下。

很想知道古人是怎么处理吐痰这件事情的。不说古人吧，就在我小时候，上海的垃圾箱有一种特殊的结构，一边是放置垃圾的，另一边连接着一个踩踏机关，踩下去就可以打开一个痰盂。其实这种公共痰盂的外观很让人难以接受，而且痰还会扩散到铁皮外壳周围。但是当时确实有人特意踩下踏板，把痰吐到公共痰盂里面去的。很快这种机关就不见了。当时没有纸巾这种玩意，幼儿园老师提倡小孩把痰和鼻涕之类都处理到手绢里然后包起来。但是包起来以后藏在身上还是一件大人不太会接受的事情吧。

对于不要在公共场所吐痰这件事情，上海一直在宣传，宣传了几十年总是有的了。 以前说，随地吐痰会传播肺结核。后来我像长辈求证，得知只有患了肺结核病的人的痰，蒸发以后才可能传播结核病。即便这件事情和健康的关系不那么大，怎么劝服人们不去随地吐痰呢？

事情总是在进展。Shanghai Daily前天的一篇报道说，最近一次对上海随机抽取的70个公共场所的调查显示，每30分钟的吐痰次数已经从原来的164次，下降到了46次——也就是说从平均每分钟有五六口痰被随地吐出，下降到了每分钟一口多。情况维持不变的是司机，尤其是出租车司机的随意吐痰量。

有鉴于此，健康推广部门决定向45000位出租车司机颁发口袋，用来装盛司机自己和乘客的痰，就像飞机上有纸袋装盛呕吐物一样。揣测起来，如果行进中的司机愿意把痰留到下一个路口的红灯处，取出纸袋并清理嗓门的话，那么像ivan所经历的那种惊现事件就会减少很多吧。那么路人甲，自行车上的乙，公交车司机丙等，是不是也应该人手一个纸袋呢？

这件事情的解决难度恐怕巴黎的狗屎有的一拼。当然，很难指望随地吐人痰的会去擦狗屎吧。

插图：老上海香烟牌上一位吐痰的美女。文字：“谁会爱上这样的宝贝上海？”

起初我也算是个跑得快的人。除了背的唐诗、成语，半途而废的电子琴，跟着收音机读的函授英语，还有被不断朗读出来的作文以外，我尤其喜欢插嘴。就是在老师开口之前，把她犹豫半天又讲不出口的词儿抢先说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喊出的词是“笼统”，那还是小学二三年级。我喜欢猜测老师要说的词，这算什么爱好呢？还喜欢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后来我偷听到老师对我爸说：“她确实总能找到那个确切的词。有时候我自己在说话的时候都还没找到，她就找到了。”

但是这些充其量只能算是“早知”，连“早慧”都称不上。因为我知道我小学唯一被测过智商的一次，分数是100，非常平庸。所以我没有超过其他人的“慧”，可能有些时候突然悟到一些什么，也是因为比别人知道得早了一点，多了一点而已。这些是知识上的累积，和聪慧的关系很有限。即便是像语文这样的东西，我喜好的是夸夸其谈，尤其是在讨论问题时争取到最后一个发言。我总是听别的同学各种观点说得差不多了，就把他们的观点总结起来，带出一个自己的评价。这种取巧的做法导致我发言之后，别人也没什么好多说的，就自然成了“最后的发言”，搞得有些偏科男生很景仰，我也一度以为自己思想很全面。其实这只是含有大量计谋和虚荣成分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不过写blog的行为也很可能是那种危险心态的延续。

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规定要观摩的催泪电影叫《烛光里的微笑》。写乡村女教师的故事已经不会有比这个更打动人的了。里面有一场对话，把“早起锻炼”说成“早恋”，同学间用这个隐讳的说法来隐射和调侃。我想到，诸如家境贫困、父母不和又不离婚、父母离婚、婆媳关系紧张等等都可以成为一个孩子早熟的契机，但我也看到很多相似的情况下，那同学只是沉默了，却未必成熟了。

那么早恋能引向早熟么？恐怕是能的。或许我可以被指责为，自己过了早恋的年龄而给早恋赋予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不负责任的色彩吧。不过早恋真是会把一些很久以后才会提出的问题，放到了更早的时候来考虑。虽然说如果碰到一个很幼稚的恋爱对象，能进步的方面就很有限，但是毕竟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能够达到那样的深度，对那个寂寞的年龄的人来说是很罕见的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机会。《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张震为什么杀了他心爱的女孩子呢？难道说，如果他更成熟，他就不会如此绝望么？

早熟有什么好处？成熟又有什么好处？成熟是线性的么？是可以比较的么？譬如说他比你成熟，她比他成熟。这样的话，超过一定的年龄还有意义么？童年的生活，有这样一个社区生活和学校机构存在，对所有东西做出规范性的定义。一个行为经过思考，有自己想法的，而且积极向上的，思想正面的孩子，就可以比一个动物性还比较强的，不顾责任后果的，消极怠工的，有抵触情绪的孩子看起来更成熟。然而慢慢地，作为有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个体浮出之后，谁还来定义什么呢？

如果人生是一场赛跑，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如果成熟是人能量的来源，提供绝对管用的加速度，那或许社会的主流话语定义下的成熟真的能够作为资本累加到人的生存上去。但我愈来愈觉得人生仿佛更像是一群孩子跑进森林里去寻找自己的东西。一跑进森林，孩子就走散了，每个人都往不同的方向去跑，每个人都走着自己的路，或许偶尔会碰上，打个招呼，但不能快活很久，因为还是总要想着自己要找的那个还不确切了解的东西。可能大家到后来都不见了，只是自己能对自己说说，我好像又感受到了什么，又知道了什么。早熟的，晚熟的，本来早熟后来困惑了的，本来晚熟但很快自认为明白了的，这些都只跟自己在森林里的道路，有偶然的，也有自己选择的。

那成熟，拨开层层的壳，里面剩下的是什么呢？那在森林里找寻的东西，不是自己，又是什么呢？

从抽屉里翻出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装了一堆2003年初我在香港探亲时收集起来的零碎玩意。有意思。我当时做了些什么？看到了什么？又认为什么是香港的，什么是值得留存的呢？

一张上海航空从上海飞深圳的机票。2003年1月16日。我从深圳机场坐大巴到华联大厦，路上还有边防警察上来检查各位的通行证，因为这是“边境”。从华联碰到传说中说你掉了钱的骗子，没有相信。我特意挥手叫了路上行驶的出租车，还和东北司机拉家常，结果还是被吭。现在深圳的司机从东北帮转为湖南帮，边防证这样的东西也应该不用了。

一张奶奶的身份证复印照。那时候还不是智能身份证。我需要奶奶的身份证来证明奶奶是父亲的母亲，这样我作为父亲的女儿才能去“探亲”。没有“自由行”的年代，彼香港不是此香港。

堂弟堂妹的两张小照片。那时候堂弟没有现在那么娇纵，堂妹也没有现在这么懂事。但奶奶真的为他们老了。也为很多其他的人和事情。

在艺术中心的中国美术文物书刊专门店购买的明信片：Parnorama of Hong Kong。四张明信片连成一体，是上世纪初，或者上上世纪末的港岛。被点出的地点和标志性建筑有：Wanchai, Butterfield & Swire’s Office, Hong Kong Telephone Office, Millitary Hospital, Hong Kong Club, Queen’s Building, St. George’s Building, Blake Pier, King’s Building, Hotel Mansions, Douglas Buildings, Central Market和Harber Master’s Office。想必我亲爱的香港同学也未必对每个名字点头说：哦，想起来了。当时正对老上海的一些事情着迷的我，花了15元买了这张明信片，是怀了怎样的心态呢？

商务印书馆（将军澳地铁站分馆）的一张收据，上面写了我购买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以及唐诗三百首，一共134元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堂弟堂妹。惊人的是我给了1000元的现金，还有就是他们管Cash Memo叫“现沽单”。现在叫什么？怎么没有印象……

Episode Jessica Studio Colour Eighteen Paradiso的卡片。应该是在置地广场皇后大道附近的一家专卖店，由姑妈带领参观后，拿来收藏的。那家在地下的店现在还在老地方，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不是依然摇晃着中年贵妇的身影，或许是减少了外国人，多了大陆贵妇也不一定。反正过去的两年多，我真一次都没有下去那个地窖过。当初参观的时候就觉得，这些衣服卖给这些中老年人有点浪费。顺带想起参观置地广场的时候，姑妈指着中心高起的咖啡屋说：很多明星在这里喝咖啡。又指着旁边的喷水池说：有人从上面掉下来自杀。

Cafe Deco的卡片，山顶的一间西餐馆。靠窗的位置是被挤满的。第一次亲眼看到一团火在冰糖上燃烧的黄色甜点，像炖蛋。表哥说：很厉害吧！我为此鼓掌。当时拿了这张卡片是想：以后还会来？当然没有。杜莎夫人腊像馆门票，令人咋舌的门票价格。都是为了我这个被认为有欲望参观的无知的游客。

“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原则吗？”黄色的小册子。晚上我和爷爷奶奶等一大家子从“黄金海岸”晒太阳回来，在公车上一个交流自如的年轻人给我这本本子。他是在同我交流自如之后才突然拿出这本子的。原来如此。我心想。

2002年香港通用邮票，剩下两张。以及三张抽象画的卡片，分别用色块描写了香港的夜市，维港和兰桂坊。那时觉得这一切都是风景，也是无关的浮云，但有用的在于其象征意义，可以寄给同学表示我来了香港，又不落照片的俗套——好像照片里的香港太叫人熟悉，熟悉得没有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自感受到的价值。回去了，他们问：那么香港如何？我笑笑。

最后是半张撕下的蓝色笔记纸。一面是两个香港女孩的名字，他们是我在浸会闲逛时候对我异常新鲜和热情的学生，也是学新闻的，还带我去学校的书店，又在书店里同我合影。大概那个时候，还真的不多大陆的学生和年轻人吧。可是过去两年，我没有再遇见像他们那样对陌生的大陆人如此有热情的香港学生。可是，我有她们所有的联系方式，却没有联系过她们。

纸的另一面有一个叫刘汉良的人留下了他的电话。他是中文大学管理校园规划和建设的员工。我独自在中大参观的时候，因为放假几乎见不到人的校园里，在新亚的巴士总站随便抓来他给我拍照。他却主动带领我参观学校，并且指着这里那里说要再造什么弄什么。其实，我还是没有对中大留下什么可以称得上深刻的印象。

2003年的香港，谁猜到后面SARS的发展，谁猜到七一大游行，谁猜到我还会想再去中大读书，看奶奶老去，慢慢失掉记忆，看露天电影，写什么blog的论文，又被那里悄悄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