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回到国内就意味着上了一条快车道，也像一条指定路径的传送带。它由父母的期待和社会的“共识”锻铸而成。在他们还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舆论站在他们的爱心那一边，帮助肯定和软化他们一系列的“总归”，“该不该”，“怎么能”，“怎么还不”，“那要什么时候”，“那么当然”等等。上一代就是这样的，下一代怎么会不是。

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时代变迁却不能引起观念在一代人身上的更新。中年以后的顺应时势和价值观的重新考量是两回事。所以父母那一辈人已经注定不会再突然从恶，但也不可能变成外国人，变成年轻人，变成孩子。他们修正看法的方式是在自己的体系里，吸纳一些新鲜的案例和观念，但对于和原先体系根本抵触的部分，他们就会说：“这个不可以的。我们中国人……”云云。

我在地铁里看到两个和妻小在一起的中年男人，似乎是老同事在地铁里偶遇，不十分亲切，面对面坐着讲厂里的事情，询问对方是属于提前退休还是正好轮到退休，说“这个厂如今完全都被败光了”，然后翘着脚摇头。他们的脸色暗黄，皮肤褶皱得厉害，坐得不安实，也没有快乐的话题。他们的老婆之间不打招呼，眼睛半开半闭地歪着。孩子看着对面的风景，心思也不在车厢里。我突然想起所有这一代的许多中年人，他们一无所有地出生在这里，四五十年后，却毫无精神地坐在这座城市的地铁里。他们好像做过许多事情，去过不少地方，但现在这些东西却被夺走了，无影无踪。谁来为这萎靡的中年负责？

更不幸的是，他们的精神同他们经历过繁华和思想解放的上一代完全割断。裱画的吴师傅跟我说，他有一次去一户八旬老人家里为老人裱画。老人家自己藏了好些画，像是宝贝一样，不知道怎么经过文革还保存了下来。老人的儿子看到父亲请人来裱画，就破口大骂：“裱画不要钱吗？这么贵！这种东西要它干什么？”吴师傅说，这种人家他见多了，多半老人一死，东西立马被子女卖光。还有一次我在一家旧货摊看一张长方形的黑色木牌，上面写了一长串的名字。我问中年店主，这个牌子是干什么用的。他说，这个是以前一个大户人家用人的点名牌。我正感叹这样的东西也能被发现并保存下来，他说：“这种东西，你们能理解，我们上一辈人能理解，但就是我们不理解”。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一代人吗？他们不理解儿女，就像他们如此强烈地质询过自己的父辈。他们像是历史上的死结，滞留在那里，往前往后都不由自己。他们承载了中国战后几十年落后的事实，将它转化为自己生命价值的缥缈。他们不能向上帝要，也不能向时间要，也很难向自己要。他们试图抓住的东西都滑走了，除了儿女。时代再变迁，再翻转，再颠覆，他们除了对于子女的尊严和疼爱，依然一无所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得呆在传送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