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半年，我的生活归纳起来就一个字：找。我想我真是从来都没有毕业过。
这就是我从24岁磨蹭到25岁的毕业。25岁的毕业同22岁又有什么分别？能够肯定的是，它并没有因为这迟来的两三年而更容易。而是更难。
22岁的寻找有一股自发的坚决。三年前的三月，我对爸爸说，我不要这个税前6000的工作，因为我不要做站在大公司那边的公关人——我要做那个提问的人。为此我和爸爸大吵一架，一脸痛哭流涕的屈辱样，心里面是痛不欲生的死不悔改。这时候，Clement在人文馆的办公室里拨通了我家的电话，恭喜我被中大录取。
人生中所谓的进展可能只是个暂且偷懒的空隙。那个夜晚的争论没有结束，只是被推延。总有一天，我要从苟且的生活现状和对无限多可能的迷思中走出来，虽然我此前一直在给自己的心灵拆除围栏。读研叫我谨慎地介入对世界的旁观和挑剔，却完全没有提升我面对现实的勇气。
半年来，我的头脑被各种假设和假设后的前景所围困，为各种选择与对这些选择的辩解所劫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无比自由，有时候我又觉得怎样前进都困难。在香港找工作和实习时，我就是总被这种继续苟且的心思所耽搁，无法坚定地去扮演一个社会角色。思虑太多太全面却无法做出判断，更不用说是决定——这变成了我的弱点。我知道我为了得到工作而寻找，但我又不想跳进一个坑。
可是，如果我做了一份因为其他原因——譬如继续留在香港，待遇尚可，工作体面等等——而不是因为这个工作符合了我期望，那么我又是为了什么要来香港，要读研呢？如果我来到香港的这个行为，最后变成了我考虑工作的束缚，那么我就失掉了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意义。那些书本里的批判理论让我着迷的原因，只在于那唯一的追求，所谓的Human Emancipation。
可是我的期望又是什么呢？我到底要找什么呢？无数的电话，交流，长谈，请教，和朋友的，和师长的，和父母的，加上所有白天和夜晚的梦，所有的焦虑和对焦虑的宽慰，对自己的反复说服甚至前后矛盾的说服，都是为了这个只有我自己才能领悟的答案。关键是，我不对自己说谎，不能隐瞒自己的热爱和厌恶。
其实所有的选择都可以解释，都可以通融，都可以被转换成具有说服性的语言，也总会有人说：其实蛮好。留在香港不留在香港，在媒体工作不在媒体工作，接受这样的工资或不接受这样的工资，把生活质量控制在这条线上或者另一条线上。那么我又为了什么放不下？
过去半年多里，我一路走，一路扔。我总是怀抱一点信念，就是人生要前进，不要倒退。多么辛苦的信念。有时候我想，人生是无法倒退的，因为无论怎样的经历都不是浪费，都是财富。可我无法自圆其说的是，我是否一定能承担。承担的意思是忍受，忍受的对象是困难，可是如果困难发生的原因是我无法喜欢，那该怎么办？
然后就会有一个声音说：人生就是如此，慢慢品尝吧。我乐意品尝，但是否就应接受送上来的这杯羹？还每天吃？
有时候我几乎很难相信自己会有一个工作。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上海，都有一种顽强的现实，同我理想的工作捆绑在一起。然而我依然对每一次应聘充满憧憬。工作是美好的，也是令人害怕的。但归根结底应该是美好的。
我的应聘经历不多，所以我把每一次都记住。每次失败我都蛮庆幸，虽然大脑因为之前对得到这个工作之后的生活过度浮想而疲劳，我的感情并没有太大的损伤。我时常觉得，这样也好，就可以有其他的可能了。其实生活是艰难的，所谓“可能”是想象的。只是我不想失掉这想象力。
有一天PL同我站在研宿一座的大太阳底下感叹，为什么MA的大陆同学都落实工作了，而我们这两个MPhil学生却连面试的机会都得不到？每天都有无数蒲公英种子般的“工作机会”在身边的空气里飞，看着都好像我要的那个，我适合的那个，我希望成为的那个，但是一伸手，他们就逃。我们就迁就。
迁就着，迁就着，我就被逼到了很小的地方，因为外面的势力得寸进尺。虽然我一直努力尝试像朋友劝说的那样撒一张大网，但22岁的那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隐忧：一时的勉强会带来枯萎。我做不出什么都去投的尝试。90%的行业给我删除了，删除了就是永久删除了，就像90%经过我的人都不是我的朋友，不是就不是了。生命很小。
但我还是学会了。我保存了最后一点喜爱，不肯放弃的喜爱。这个喜爱就是观察和说话。我要找一个有的看，有的说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新鲜的，不是呆滞的；是变化的，不是规则的。哪怕是混乱的。相应的，我也不能要很多。我知道时间一点点过去，我需要工作，工作不能离我远去，如同健康。所以，我要委曲求全，因为我不能让生活荒芜。荒芜才是我的无法承受。这个就是我的心得。
那些同样硕士毕业并早于我找到工作的朋友，当时我们低谷时期的聊天至今刻骨铭心。能打击到我们的，除了找不到爱人，就是找不到工作了。只是，我们爱的人未必值得我们爱，我们做的工作未必体现我们的价值。但我们一定会为了什么激动不已。这就是我们活着的证明。这不是一场游戏。
让我们承认吧，那在乎的东西真的是金钱和名誉，也是这一路的走，一路的扔，最后剩下的那个自己——如此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