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加班回来，妈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跑出来，只是为了指点我看仙人球开花。“八点钟之前我准备把她搬进屋里来，还没来得及，她已经开花了！”这是一件她期盼已久的突然事件。

我看到这支仙人球从球体两边猛地伸出两根带刺的绿手臂，其中一根手臂的末梢爆开了一朵大白花，带着淡黄的花蕊，近闻还有幽香。妈逼我用手机拍照存档：“谁见过植物园里的仙人球开花的？”

怎么说呢，论这花的形状大小气味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很像幼儿园小孩会用蜡笔画出来的那种，非常标志。但我为此感到不舒服。我本来就一直无法适应我们这盆球体植物的节外生枝。为什么要横出两根支杆呢？现在，他们终于实现了意愿，证明他们能开花了，但这种行为更加令我难以接受。它让我想起报纸上那头含有15%人体细胞的羊的脸。

再者，我觉得她不美。如果这朵花能正常地从泥土里直接冒出来，而不是从仙人球上伸出来，我的看法兴许就能更中肯些。可是如果这只是基于思维习惯的不能接受，因为我的常识里不具备关于这样长法的仙人球的资讯——那么难道说美就是一种基于惯性的情感么？“美不美”怎么会变成“该不该”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是一只怪胎仙人球，但怎么解释我妈的兴奋呢？我站在她面前就要起鸡皮疙瘩。想到晚上八点的时候，两只绿手臂中的一只就会突然把手掌打开，我就毛骨悚然。但妈天天围着她，把她端出端进，乐此不疲，仿佛增添了许多愉悦和希望。妈对这只仙人球的态度甚至比仙人球本身还要令我不知所措。

所以说，有人看来是畸形的，有人认为是奇迹。在这两者永不能相接的空隙中，诞生了许多灵感，成就了无数罪犯，艺术家和批评家。

早上坐车的时候，断断续续听到一个关于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新闻。先是说这次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事件造成了33人，包括凶手本人的死亡。

33人，嗯，有点多，但发生在美国么……脑海中立刻闪现出Michael Moore早年的纪录片Bowling for Columbine，和Gus Van Sant自编自导的独立电影Elephant。这两部风格迥异的电影，分别从社会因素和青少年隐秘的心理世界两个角度切入主题，是探讨美国校园枪击事件题材电影的典范。

旋即的电视画面上字幕显示，警方初步认定凶手是中国留学生，我还含含糊糊地听到这个人去年8月离开上海去美国留学……毛骨悚然。我在办公室里向众人散布了这个可怕的消息。Jessie本能地大叫Shit！ZN惊呼，去美国又要难了！上厕所的时候告诉JN，小姑娘被吓得戴不上隐形眼镜。远在美国乡下的LC特地在MSN上向我表达了对于中国人心理问题的担忧。——如果，如果这是真的。

一天都忙得没有时间去核对最新的事实。但在偶尔的空隙里，我问自己怎么就被击中了。中国人近来在美国所发生的不幸大多是离奇的车祸或者更离奇的失踪。新闻中的中国留学生总是无辜的温良的受害者，怎么能接受其中一个突然变得如此凶猛？我甚至想，什么和平崛起都可以去见鬼了，不会再有人相信我们是心地纯良，热爱和平的民族了吧？

直到刚才我才发现，最新的情况表明凶手是一个居住在美国的23岁韩国人。我大大舒了一口气。但我还是后怕。这后怕源于我发现我根本就不了解自己同胞。我为什么一下子就能去相信一个中国留学生开枪打死了32个人，最后又自杀这样的事情呢？是我对自己人缺乏信任么？

这个上午的胆战心惊让我发现，我原来对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如此陌生。这个人，或者那个人，他们都有可能在下一秒钟突然变出一个戏法来，令我哑口无言，手不能指。有时候我真的无法揣度人们行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因为这个边界每分每妙都在剧烈移动。我想我们算是解放了吧。这就是解放以后的状态吧！当各行其是变成了周围人的常态，每个人都致力于开拓自己的那一片道德疆域。如此，哪个人突然做了什么，就算不具有代表性，也不会让人怀疑其可能性了。

在这个人群像股票一样，每天都在亢奋，又都随时准备崩溃的当下，人人都容易神经衰弱。只能说，太好了，这次是一个韩国人。

Photo from Elephant(2003).

4月18日补记：

1. 今天居然碰到一个韩国领事馆的官员，很好奇地问了一下随行助理他们对于枪击事件的看法。助理说，领事的意思是：对于这样的疯子，我们无话可说。

2.《纽约时报》网站上陆续张贴了遇难师生的照片以及他们的短暂生平，其中有一位华裔学生，同开枪的韩国学生一样，小时候移民来到美国，仿佛华裔美国小孩的缩影。他曾在高中毕业典礼发言中说：想象一下坐在教室里却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现在我是班级第二名。

Henry Lee
A freshman majoring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unable to speak English when his family emigrated from China. When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in 1999, he changed his name from Henh Ly. That same year he graduated from William Fleming High School in Roanoke, Va., and was salutatorian of his class with a 4.47 grade point average. He worked part time at Sears in high school and was honored for his scholastic achievements by the local Burger King, which gave his class vouchers for free Whoppers.

这个星期天，老天的气色很差，我的心情也不好。上海的娱乐很多，重复性地多；但上海的文化活动很少，很昂贵，还要有关系。我之前早早打电话订好了的最便宜（也要180！）的小野丽莎演唱会票，结果送来的是360一张的。我打电话去理论，他们说：“你要知道，在上海，这种演出最便宜的门票都要送给赞助单位的！”我向那跑文化新闻的师兄抱怨，他说：“你要知道，文化活动在上海是奢侈的象征，不是大众的消费。”那么大众们在周末做什么呢？三土临走前嘱咐我要学学麻将。

我还没有找到在这个城市工作之余的生活内容。听来上海的外国朋友说，有地下音乐，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弄堂里面，能疯到凌晨。还有外滩n号，从3号，6号，8号，18号，已经排到了26号。一个顶层的club重新开业，底下排的队跟半夜里新天地星巴克门口排队等出租车的那个队伍一样色彩缤纷。但热闹是外国人的，我什么都没有。

有一个同事跟我叹气，周末的party太多，都排不出时间来。我想那是因为她有一个法国男朋友。我也做过外国人，我也和外国人玩过，但在上海，我就对这里的外国人有疑心。他们的中国日子太好过了，我还是不要看到为好。凡是长期留在这里的，都已经对这个世道可以投机取巧的地方如指掌了。而偶尔结识的几个认真靠谱的，却都没有长期留在上海的打算。难免不叫人想到橘生淮南的比方。

工作环境和学习环境的不同在于前者更让人感到“被抛”。当然，工作一定是你自己选的，而班级倒还未必是你想进的。但同学之间因为呈原子状态分布，互相之间没什么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关系比较宽松。工作呢，工作叫人合作，合作叫人紧张，紧张叫人失常，失常叫人感觉像上战场。打仗就残酷了。

认真开始一份工作之后，我愈发感觉到自己长期“赖床不起”的毛病有点严重。这个床就是那张长期以来同学朋友给我编织的温床。每个人都喜欢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更喜欢和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相契合的朋友，总是很快就“通吃”了我的所有好处和坏处。随便我捶胸顿足笑到拍大腿，或者嗓门尖细语焉不详小动作不断，或者定时发呆突然走神话题跳跃，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什么要改改，什么要注意等等。

诤友恐怕是个悖论。爱一个人，尤其是朋友，真的会是全心全意地爱这个人的全部所有。谁会想清楚了，哦，这个是优点，所以我喜欢；那个是缺点，我是不是应该考虑不去喜欢？谈得开心了，有了共鸣了，就喜欢上了，就不顾一切了。好朋友就是随便那个人在自己面前跳来蹦去，只是一味地想继续这样下去。虽然看上去有点像爱情，其实爱情倒真叫个算计，总是希望对方十全十美，天天挑这个毛病捡那个问题，全是为了自己以后过上好日子。而朋友间的那种宽容是永远都不会下定义的，无条件的理解。心里总是想着为了他的立场辩护，为了他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为了他的价值辩护。而且还有一种心理，就觉得那人在自己心里原本的样子就是最好的，社会是不应该改造他的。

所以当我还是用那套颇为耍赖的方式对待同事的时候，我就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困扰。我有时候会害怕，有时候觉得不想装，但拿出一条本色也撑不下去。想起几个月前我畏畏缩缩的向松叔求证：“难道应该有两面？”他气势汹汹地说：“人当然应该有两面！”他的气势汹汹恐怕是对的。

不久前我还是最喜贾宝玉，一看到那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就直嚷嚷：“快出去！”旋即就被邀到可卿的房里去发梦了。现在，春梦是没戏了，甚至于在暗想：是否有温习一下儒家的必要？

此一时想想，青春这玩意儿无论如何花销都不会浪费。只要在做着什么就是赚的，因为无知，而且啥都没有。彼一时想想，青春大好有如上海这几日的春天，难得可以坐着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热，不觉得干也不觉得湿，太阳微烤又不粘乎。无论在这样的时候干什么都是浪费，不知道能用这段光阴赚到了什么能长久点的东西。而不管年轻时赚到的东西如何能颐养天年，青春总归是要走的，余下的就只有等待老之将至，还有先一步来到更年期等等。

可又万万不可轻视这样东西。之前有一位新闻系学妹跟我说，“等不及了，等不及了，真是耽搁不得了！”这位学妹对前程很不含糊，对于职业问题也看得很透彻，对于学术也很有追求，在转折点上的决心也很毅然。那段对话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觉得我不工作是不知道社会中的人的真正的生存现实的。也就是说，工作着的人的焦虑是找不到工作的人所不能体会的。而一个年轻于我的人对自己前程的热切打算以及“时不我与”的精神让我觉得自己的原地踏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是不光彩的（的确是）。

那回南京的一位和尚开光之后叫我对着红布吹气，我一吹，他连连摇头。“太急了，太急了……”我的大半辈子的性情一口气被他否定，搞得我很恐慌。但我能不急么？后来又有一位大十岁的历史系师兄对我说，要“戒急用忍”。这个词很好，我推销给大家。另外一位大我三岁的物理系师兄说，三十而立很重要，但立的是“心”，也不能着急。

一方面是无论如何挣扎也不可能扭转的时间前行，另一方面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善罢甘休的人生前景。我既喜爱青春给生活的活力，轻松和希望，又厌恶为了青春而青春的放纵态度和驻颜努力。人生有不同阶段，都应该欣然前往；更何况此一阶段的快乐未必能保证下一阶段的幸福（当然也不能被下一阶段的悲惨所否定）。这已经被我们身边的各位普通中老年人的Life History给证实了。

挽留青春的努力是愚蠢的，也是难以避免的。青春后面的日子不会比现在更容易。有人到了青春的末梢就熬不下去了，譬如The Best Of Youth里面的弟弟，一步跨出阳台，掉下去死了，可他是明白的；也有人瑟缩着继续往前走，譬如这部电影里的哥哥，把他曾经占据的最好的光阴和体验转交给了后来的人，自己也是鼓足勇气重新爱了——他，也是明白的。

人生本来就不是图年轻，图永远的年轻，图一劳永逸的年轻，而是图个明白。

Photo from The Best of Youth (La Meglio Gioventù, 2005) , directed by Marco Tullio Giord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