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终于看了纪录片《高三》。早在几乎一年前，中山大学的艾晓明老师曾经带这个片子到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来放映。可惜我错过了。艾老师之前也曾带了她亲自参与拍摄的，反映少女被奸杀的冤案和北京上访村的纪录片来放过，当时看完片子又第一次见到艾老师本人，一时觉得看到了知识分子良心的化身。这就是我一直对《高三》很抱期望的原因。

今天如愿以偿，却很失望。为此，我几乎和在场的其他观众，甚至和主持人本人争论了起来。我支持一位“看了不少纪录片”的观众的看法，即这是一部展现了高三的情况，但缺乏挖掘深度的纪录片。主持人和另一些发言者，包括一位交大的老师都认为，这部纪录片展现了事实，展现了高三生活的荒谬性，并且弥补了中国纪录片在这个题材上的空白，这就足够了。

可是这真就足够了么？这对一部普通纪录片来说可能足够，但对一部得到如此高的赞誉的纪录片来讲就太不够了。导演周浩曾是南方报业的摄影记者，凭着在中国干新闻的经验和直觉，他知道什么题材是空白，什么题材是灰色地区，什么题材能勾人兴趣。它选了一个好题材，他也如实纪录了。可是纯然的叙事就能构成一部优秀的纪录片么？

主持人反问我，纪录这个行为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呢？当然，我反对单项度的，有导演主观引导性的纪录片。所有的创作都应该是开放的，不能搞思想上的独裁。可是纪录精神是否只是“为纪录而纪录”的精神呢？我认为不是。

以《高三》为例，它讲述了福建省武平一中高三7班在班主任王锦春老师带领下奋战高三的整整一年。可惜这部纪录片，在缺乏深度采访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捕捉具有高中阶段普遍性的现象和人物语言，固然很容易赢得中国人的共鸣，但却缺乏一种思辨的力量。什么是思辨的力量呢？就是通过集中深入的探究，将隐藏在“常识”之后的结构性和人性的东西说出来。展示常识的纪录片，只是一部完成了记录工作的纪录片。而运用事实本身来揭示“常识背后超越事实的逻辑性”的纪录片，才是优秀的纪录片。

主持人反问说：“难道每部片子都需要像《华氏911》那样么？”这个比方打得好。两部片子的导演恰巧都曾经是记者。可是麦克尔摩尔用“事实”（纪录的原始材料）还原了“真实”，并且揭示出了联系这两者的逻辑。事实是荒谬的，但逻辑不是。呈现事实的荒谬性并不困难，难的是让事实自己抖出他根源上的，深层上的逻辑来。这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捕捉的导演，更是一个积极思索的导演。而麦克尔摩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导演。

而周浩在《高三》这部片子里所扮演的角色是消极的。这种消极可能出于一个纪录片导演对拍摄对象尽可能的“不干预”（实际上这种“不干预”也是不可能的），但却暴露出他在对纪录片素材处理和挖掘工作上缺乏力度。我们都知道高三的情况，虽然时间把它冲淡，可是唤醒记忆远不是一部优秀纪录片的全部。我们更想知道，是的，我们想起来了，我们的记忆被刷新了——可是又如何？？？这部片子把一堆Nostalgia和愤怒扔给观众，却毫不给人战胜这种伤感的工具，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拍长了的新闻片。我也大声地笑了，甚至有时含了眼泪，但我感受不到片子背后导演的力量，只感到他那饶有兴致的观看。

《高三》对所有人物的处理过于简单。单项度的人太多，性格丰富的人太少；似曾相识的语言太多，深入内心的语言太少；前后一致的人性太多，真正蜕变了的人性太少。好片子应该雄浑细腻，而《高三》的单薄几乎写在了孩子的脸上。片子在时间跨度上太短，对人物的采访太少太仓促，让人想起中国太多这样的缺乏时间和耐心的创作。无怪乎有外国人看了这个片子萌发了想要雇佣这群孩子作为员工的念头。这不正是反映了这部纪录片层次单一，人物平面化，无法引起一个身处中国高考大背景之外的人在深层次上的触动么？

回过头来说说“纪录为何”这个问题。纪录片的“纪录”和新闻的“记录”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是为了告知，而前者是为了反思。有一种很极端的认识，觉得纪录片只要呈现，不要探究。事实上，纪录的精神就在于探究，而不在于呈现。探究是见那个扛着摄影机的人的真精神和真能力的部分，也是纪录片的灵魂。

又有人会说：“反思么，就应该让观众自己去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啊！中国人不就是太喜欢被告诉怎么想了么？”可是，一个搞纪录片创作，搞文学创作，艺术创作的人，怀着问题而来，把事实丢下就走，试问那创作者的魂灵又依附在了哪里呢？一流的创作应该是怀着问题而来，梳理了事实而走。这个梳理的过程，就是见功力，见耐性，见水准的过程。如果说纪录片应该有所承担，那么面对这种承担，有的导演有力无心，有的导演有心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上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高三》是被过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