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从欧洲寄回馆里的包裹终于安全抵达。一堆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和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资料铺散在会议室的白桌上。

随便翻到一本有趣的南非摄影家作品小册子，知道了一位名叫David Goldblatt的摄影家，这位老汉也是去年瑞典Hasselblad摄影奖的得主。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关注和记录南非的社会变迁，被誉为“南非纪实摄影之父”。

因为在艺术馆工作的缘故，自己接触所谓“纪实风格”东西的机会大大减少了。一则自己的生活离开新闻世界越来越遥远——当然离开真实就越来越近。另一方面，艺术作品的表达如果要争取最大可能的主动，纪实恐怕难以成为大多数艺术家的首选。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捕捉被纪实的客体并控制自己的，正如大多数人并不高于生活地活着。

所以突然在馆里遇到纪实摄影这种古老艺术门类，不免叫人怀念，好像某些基本的动机还在坦陈快门的本意。纪实原是如此难以突破的一种尝试，可偏偏人人都以为可以玩弄，结果搞得不合情理地寡味或过火。这件事情的曼妙之处就在于，有时看起来很相近的视角，背后的眼睛却并没有看着同一个地方。

Bloubergstrand和桌湾(Table Bay)，1986年1月9日。（从Bloubergstrand到Melkbosstrand绵延13公里的海湾为白人海滩——《南非标准百科》，1970年）

南非国大党的高级官员参加该党成立五十周年庆典，1964年10月。

很快，这个农场主的儿子就会知道他不能和他的黑人女佣这样亲密接触。（1964年）

这位男主人公J.G. Loots在Quaggasfontein农庄具有200多年的家族放牧史，还得了不少奖。他会把每一只羊都呼唤一遍名字，它们就一个一个跑过来和他亲热。（1966年）

在画册里，David记述了他拍摄这张农夫的妻子的情形：“我说我要拍一张她的照片，她说可以，但是要先进去换一套衣服。她出来斜靠在门上，笑得自然纯净。但她不知道，我留心了陈旧农房上的裂纹和她裙子质料之间的反差。”（1965年）

更多作品可参考michaelstevenson网站和纽约MoMA在1998年的展览资料。

澳洲长大的台湾同事J和相恋五年的男友分了。

上个周末，她从浦西搬到了浦东她妈妈买的房子里。“真安静。”前男友帮她搬了家之后说。

对于同事，就是午餐时一直会提起的一个名字的消失。见到敦实的芬兰领事的那个晚上，我还对她说：“我们有个同事的男友就是芬兰人呢。”那个晚上已经有了变故。只是J一切照旧，还穿了件鲜艳紫色的连衣裙。

由此，我对芬兰这个国家的热衷也要告一段落。不过清理起来居然也有一堆：抑郁得令她独自垂泪，又见到了极光的冬天，她去他家乡时全村为之轰动的场面，一位来上海研究中国艺术的芬兰穷博士，另一个芬兰男人的厉害中国女人等等。才三个月，我居然也已经对在上海的芬兰人有所了解了。

要说分手的原因，就是在一起五年了。

“如果我们去年这个时候就结婚就生孩子，大概我们现在就忙着供房了。”听上去不像是一个老外讲的——但确实也不奇怪。

“但坚决不要为了在一起而去生个孩子！”J很冷静地对我说。如果换了去年的这个时候，J是一定不会和他分手的。可是换到今年，从欧洲出差回来那阵子，J嗅出了屋里冷淡下来的味道。于是一个星期后就很和平地分手了。这种和平由衷让人庆幸。好像彼此损耗都不大。

只是，30岁的她添了一句：“我是一个完整的人。”

无论如何，这是句令人振奋的话。且很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