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今天出门的时候闻了闻围巾，发现臭了。以前上海的冬天，我把围巾裹到鼻子那里，可以一直闻围巾上的香味，回收呼出去的热气，一个冬天就好像可以自给自足地过掉。但为什么冬天还没开始，围巾就已经臭掉了呢？总之马上换了，晚上扔进洗衣机里。

Jessica从北京回上海的时候跟我讲，北京的路上有一股臭味。“你不觉得么？”她问我。我想路上的臭味是汽车的尾气，比较浓烈的倒还是公交车上的气味，这个气味有点像大学男生宿舍的味道减去潮湿发霉的味道，就等于久不洗澡的味道。空气干燥的环境里，洗澡确实是对肌肤保湿不利的。（我自己身上每天冲刷越洗越燥的皮就是个范例。）Ji说公车上那些尘土堆满的肩膀多是农民工的，我的理解是，上海的公交车太贵了，以至于农民工都不能负担，所以上海到哪里都不容易有异味。

北京的公交车，如果有卡的话是4毛钱，上海公交车一旦上去不开空调也要2块，现在开始搞一个半小时之内的换乘优惠，总算偶尔能减掉5毛。这个时候，北京的地铁已经宣布最远2块钱了。

可能要在北京保持永远好闻只有涂香水了。

九月尾来北京的两天，天空是咖啡的。我不信这个城市不会给一个干净的季节，就决定回来这里呆着。等她的秋天。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我和郁达夫是一样的心。为了这个北京的秋天（或许也为了这里的冬天，冬天的暖气，乃至来年的奥运），我不远千里，辞了甜蜜的上海的工作，来这里过秋天。

南方的人问：为什么去北京？北方的人问：你能习惯么？说实话，在他们提问的时候，我已经有点雄壮起来。这种雄壮呢，就好像生活更加生动了，又更容易掌握了，更自由了，又更有盼头了。我在香港没有觉得，在上海也没有觉得，但在北京，就算是目的不明地，也确实感到了也感到了那目的不明的动力。

秋天的午后，走出办公室的院子，听到刷刷的落叶，在金色的光里洋洋洒洒，最后纷纷果断地掉在地上，好像能清醒地触摸到远处那一片的明晃晃，伸手就能把阳光抓牢。可是北京这秋天的阳光却如此大方，那想要拥抱什么的我，在这慷慨的富裕中是多么的细小而幸福。

前两天还和来北京出差的PL讲起北京这样的地方，爱的人爱她要命，恨的人恨她要死；凡是同她有过关系的人，都会留下段一言难尽的心肠。PL说，广州单薄得只有一层，深也好，浅也罢，就是要了全部，也就那么一层。我说，上海呢，可能比广州多了两层，可是挖了两层之后就是一个硬壳，怎么敲都敲不开，真要用了武力，只能是玉石俱损。只有北京，总要纠葛得挖掉半颗心来还想不明白。这个坦诚的城市最擅长给人制作精美诡谲的梦想，并教人品尝这梦想的悲凉。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象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郁达夫这个浙江人真知北京么？不知道。姑且，他是知我这样的南人了。

最近在安顿中。什么都带来北京了，除了电脑的电源。暂时先拿昨天晚上的一篇东西充数吧。文章是给老东家的杂志的，讲的是我离开那里搞的最后一个活动（搞完就走了）。北京的事儿呢，留着以后慢慢儿讲。

2006年夏天，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向我诉说在云南乡下办理一张出国签证的离奇艰辛。作为同一个学术会议的代表，他不经意间说起了他所从事的纪录片拍摄。我接茬说：“那你知道‘云之南’么？ ”这次轮到他惊讶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伦敦西北角一所大学拥挤的餐厅角落里，听到这三个（至少在他以为）很少为人所知晓的名字。

我和“云之南”的关系纯粹是因为我在这个纪录电影节诞生那一年选修了积极参与筹备的吕新雨老师的“纪录片”课程。2003年是我开始接触纪录片的一年。不仅上课，拍片，疯狂复印了好多本台湾版翻译的纪录片书籍，还在设备简陋的新闻系放映室里看了不少精彩的纪录片。这些都拜吕老师所赐。那个时候她刚刚采访了好些中国纪录片导演并出版了《中国新纪录运动》一书。也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云之南”三个字开始在她嘴里蹦来蹦去。

那时，组织播放纪录片仍然不是一项讨好的尝试。在课程要求范围内播放的纪录片经常遭受被学生提前离场的事情，而非课程范围内播放纪录片时，空荡荡的放映室里不时凸现三两个孤单身影。但这从来都不困扰吕老师，也不困扰播片子的人，譬如我。每次听到“云之南”，就好像听到了远方呼应着的什么人。吕老师从昆明回来，又带回好多国内最新的独立纪录片和各种评价。

完全不能想到的是，四年后的我竟然能获得“参与”“云之南”的机会，并且在证大现代艺术馆把“云之南”过往三届的回顾展映带到上海的普通人中来。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了这个由云南省社科院主办的，凝聚了强烈的民间力量的纪录运动。放映的结果证明，在遥远的上海，有人非常热切地希望看到中国民间的纪录影像，了解别处的和当下的生活，了解生活被纪录的意义。每一场的满座和开闭幕式的爆场，以及播映之后同作者的讨论，都反映了人们对表达和被表达的需要。

活动之前，我曾有一种想象：上海是一座对纪录片冷感的城市，因为纪录片的立场是同情的，隐讳的，触及生活痛处的；而日常之中我能感知的上海则是显豁的，诉诸利益统治的现实的。活动之前，主办方也一再告诉我，像纪录片这样的东西，知道的人自然知道，想看的人自然想看——言下之意，并不对从未接触的人群怀抱太大的希望。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十分间接地伴随了“云之南”成长并经历过纪录片在大学校园的清冷境遇的人来说，这次面向校外人群的展映场面是很长信心的。至少，我一下想起去年夏天那位云南兄弟听到我说“云之南”时的欣喜和讶异的眼光，觉得是对那眼神的一种慰藉。

从事纪录片的人总有一种低调的倾向。有时候我们可能低估了某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