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MSN上空空荡荡，绿色的人也沉默。我想念2007之前，我能在清晨捕捉到太阳以西的深夜。曾经这种等候是我能给的全部。现在我两手空空。

我的战线和防线逐步萎缩。今天喝酒，红的，白的，黄的，还是没醉。罕见的在乎理性的一年，却落得把自己辜负的命运。

先走一步的人不如说说，前途的光辉温存和煦明媚，底下的暗淡。

绕着问题继续跑，不去触碰那个软软的核。

2007年无数人在我眼前晃过，像2006年的书，没有咀嚼。就说：2008要来了。

2008就来了。像个玩笑。

时间会拖累一切，在它试图证明之前。而且时间，挂一漏万。把意念感情寄托在一个更保险的地方？又在哪里。

2007吸了那么多二手烟，还他妈被人阻止亲自吸烟。

戒规笼罩地球，还以为人性在解放在自由。他人是我的地狱，比倒过来令人欣慰吧？

迎接2008这必将虚假的一年。

我想再爱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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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碰到一件仿真皮上衣，泡泡袖，立领，收腰，是一件挺拔的夹克。同事说我穿上去就是一个郑萍如（女特务）。但是这个假的质料，粘糊糊地贴着脖子后面，穿起来不仅不利落，还时刻提醒我：这是块仿造的皮——虽然真皮可能做不出这样的效果。

在香港的时候，我真不喜欢香港，还老要嘲笑那个小地方。今天因为要找一些以前的游记出来贴到豆瓣上去，ivan突然说：你那个时候写得真好。我才觉悟，在香港的日子那才是我写东西状态好的日子：不需要和环境其乐融融，不需要有一大群同类环绕，也不需要有人在乎你——最好是谁都不在乎你，你也不希罕。

回到上海以后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批判上海，算是我对这个城市的在乎。好像一下子觉得离开两年半什么都看得更清了，甚至她的未来。又因为怒其不争的缘故，写作冲动也蓬勃了一阵，但不如香港时候有恬静在。

终于到达北京，除了空气，什么都是我喜欢的。室内有暖气，室外有积雪，服务员不胁迫你买东西，驾驶员爱听经典小说的朗读。一切随意，顺其自然，街上无人侧目，人民乐观向上。聒噪的人随便聒噪，地下活动的人可以永藏地下。在这一点上北京像真正的大城市，血雨腥风都习惯，而平常那些能令人啧啧称奇的事情当然全被吸收。最后抵达一种无所谓也无所畏惧的境地。

因为这个原因，我反而蹦跳不得。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也不过如此。人们本来就在往不同方向运动，你往哪里运动都不奇怪。不像香港，你和少部分人稍微偏离一点就很明显，这样多少还可以觉得自己有点“见地”。

香港就像那件没有买下来的夹克，穿着可以很帅，但要粘糊糊地一直贴在脖子后面，让你的神经休息不得。你不会太快乐，但可以写东西。在北京，你舒舒服服地过吧，但要小心被这座城市吃掉。

最近老外都跑回西方世界过圣诞了，剩下没回去的也突然没话说了。办公室的人一下蒸发了一大半。一星期下来，人均到岗时间越来越晚，上班时间越来越短，工作效率越来越低。我说这是老外给我们留下的Christmas Blue。

又是同一个星期，大概出于节能的原因，有关部门决定晚上6点整准时关闭展厅和过道的全部灯光。我们这间办公室是封闭在展厅里面的，完全依靠白炽光照明，隔绝于一切自然光线，所以以前每天出门都很惊讶：“哎呀，天已经全黑了！”现在就不会了，因为每晚6点准时“天黑”。一下就黑了，很快。

这一下就黑的“天”给我们的生物钟造成了闹钟式的影响，每天都准时提醒我们工作在一个不知今夕何夕的封闭白盒里。我们急切地想离开办公室，走向外面真实的黑暗中去。

也因为Christmas Blue，我利用上班时间迷上了豆瓣。先是迷上了自己——原来我还看过那么多碟，和十来本还能想起名字的书。后来是迷上了别人，别人看的书和碟还真杂真怪！最后是迷上了一些评论，人家的评论怎么就有人推荐？

好像是去年这个时候，有人跟我说，网络上流传的就是一阵阵的流行，博客热潮也会过去。说着说着，豆瓣就逐渐成长起来。人们（其实是一些人）发现自己需要一个更小众、更注重原创性的思考和表达的工具，来找到自己所属的“圈子”。这个圈子的表达节奏比BBS慢，但形成的速度比博客快。人们用观点和“趣味”联结，而不像Face Book那样单纯凭借传统的人际关系，去构建依然传统的，更多的人际关系。

于是乎，我就可以在办公室不分白天昼夜，不分春夏秋冬（恒温恒干）地转向网上评论的事业。豆瓣也不比灯光打出的白天更虚幻。

年初回上海的时候，在家附近偶遇小学时候的体育老师。他竟然不老，也没有走样。这距离我上次看到他有13年了。他好像还含糊地记得我，虽然我小学的体育成绩很差，身体笨重也没有特长；我还记得每次跑步结束后，挨个等着他把手伸到我们脖子里掐心跳的慌张。他的笑是什么意思呢？一度在女生中流传着一些说不清楚的评价。

因为看到这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获奖的照片，才想起往昔简陋的体育课带来的成熟。吊在一根铁杆上的小学生就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实践对身体的锻炼，结合相应的人文教育课程来说，这种锻炼不仅是肉体的，更是关系到精神面貌和光荣耻辱的，所以无论怎么挣扎，无论表情多滑稽，他们都很奋力，因为这关系到名誉，尤其对男孩子来说。

总有一些课程在课表上源远流长，又不断被挤压和边缘。体育课就是其中之一。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可以在体育课上暴露他们最笨拙的一面，而其他学生都更有机会展现他们的健康、矫健和蓬勃。这是多么美好的一种补充，在课桌之外让孩子认识自己和别人的另一面。而且，体育课最早启迪我们人的大脑不仅可以用来思考，也可以用来协调身体。

在很长一段时间，体育是唯一一门关于身体的课程，可惜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仅限于对身体的使用，而从不深入解释。初中时候听说有的学校男女生分开上体育课，觉得那种过度神秘的做法听起来很心痒。我们学校的男女生就一直在一个矮胖的体育老师的统一教导下训练。说起来，不少体育老师真有一种凶狠的倾向。但我知道有女生因为例假就去向他请假，等到跑步的时候就能歪歪斜斜地站在跑道边上，倚着栏杆观赏我们跑步；但是我从来开不了口。他永远都是个陌生男人，因为他从来不对女生和善——而所有对女生和善的体育老师又都只有被玩弄的命。

身体接触肯定会带来性困惑。有男生做操的时候故意摸女生的背，或者看到你不跑步就诡谲地笑。一大堆关于发育的问题不先在体育课上说，而在发育快结束的时候在生理课上补。我怀疑很多心理问题都和体育课教育的缺陷有关，也和体育老师的心理缺陷有关。而体育老师的心理缺陷其实是我们小学和中学老师整体心理缺陷的代表。

照片上的小学生俨然在一个体育馆里，条件今非昔比。在这次获奖的作品中，这是唯一一张以中国孩子为表现对象的作品。这张照片可以有更多有趣得多的解读，我只是想起以前，有感而发。

这段芭蕾是1969年的电影版《吉赛亚》（Giselle）的第一幕——独舞的这位舞者是意大利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芭蕾舞演员Carla Fracci。

《吉赛亚》根据海涅的诗歌和雨果的故事改编，讲述一个莱茵河畔的村姑吉赛亚在得知与她相爱的人居然是一位已经订婚的伯爵之后当场抑郁而死，变成树林里的幽灵，却最终原谅并相信伯爵的真爱，并保护半夜前来上坟的伯爵，令他得以不被幽灵女王强迫跳舞而惨死的故事。这部电影虽然脱离了芭蕾舞台，但将自然环境融合其中，更令Carla Fracci美丽的面容得以被近景和特写呈现出来，乃至增加了悲剧的力量。

在我看来，最值得惦念的倒是这故事里死亡以后还有舞跳的世界。今年好像多了许多关于死亡的思考，但其实在任何方向上都没有接近答案。在这个故事里，死亡之后肉体仿佛还能被用另一种形式支配，哪怕用跳舞来作为残酷的惩罚，这大大缓和了我对死亡的恐惧。当然这是神话，但毕竟无从证伪。在明年的理性之光将我照耀之前，我们姑且受用这浪漫芭蕾的巅峰之作，受用那只有浪漫主义艺术才能给我们的慰藉好了。

最后说点轻松的。Carla Fracci在考芭蕾舞学校的时候，曾经因为下半身没有比上半身长出足够20厘米而几乎被淘汰，却幸运地被路过的校长拦下去路，并细心培养。——希望大家明年都好运（还要积极）~~

毛主席是今年Economist给全世界管理者的圣诞礼物。

杂志的封面文章说，毛是一位深谙管理艺术的大师。什么叫管理得好呢？就是如此这般不择手段还能在文化上和声望上对后世造成深远（甚至浪漫）的影响。在前一点上秦始皇不如他，在后一点上斯大林和邓小平都不如他。文章把这空前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四种策略：“有力而虚假的标语”，“无情地控制媒体”，“牺牲朋友和同志”以及“用行动来代替结果”（也就是那怕什么都做不好，也要尽可能干很多）。

其实这总结出来的四点一点都不新鲜。西方媒体也不少一篇声讨毛统治时期中国的文章（他当然只是提及了1949年后毛作为中国的管理者的阶段）。但是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给毛戴上一顶毛茸茸的圣诞老人帽，并赠送给阅读这本杂志的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爱好者，确实有点意思。

这个信号似乎在模糊某个曾经决裂的界限，这个界限本来是两个阵营的边界，而现在GM的管理者和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管理者可以互相借鉴所有的方法。或许它本身并没有去模糊这条界限，而是这界限的两边（在Economist的逻辑之下）已然靠拢到了几乎要彼此拥抱的地步。就像文章里面说的，反正都叫Chairman嘛。

再细看文章，竟然感到此文同杂志一贯风格的不同。Economist向来以冷静理性的分析见长，但这篇文章居然流露了明显的情绪。这股情绪在文章的结尾处集中爆发：

The more you have going on, the longer it will take for its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to become clear. And think very big: for all his flaws, Mao was inspiring.

In the long run, of course, the facts will find you out. But who cares? We all know what we are in the long run.

你越是让更多的事情发生，那么人们清楚察觉到其灾难性后果的那一天就来得越晚。大而言之：尽管有种种不足，毛还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人。

从长远来讲，当然，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但是谁在乎呢？ 我们都知道最终等待我们的什么。

好像找不到更忧伤感性的结尾了吧？这毕竟不是New Yorker。

Economist亲手把这灰色抖落到今年的圣诞毛/帽上。没想到。

在步步深入的严寒，独自窝在自己单位的小影院看从电影资料馆租借来的胶片，是《色戒》。

感情能给人带来的高昂情绪是如此短暂，回想起来，比之沸腾的时刻，当时伴随的压力与不安似乎更加确凿。从爱国热情到爱情都是一律。仿佛没有危机、悬置和担忧的感情便无法浓厚到令人记忆深刻——如果我们假设所有感情都会过去。

没有精神负担和压力的爱的经历最终只是云淡风清，而所有被葬送的却都屡屡回头都是纠葛，又是慰籍。王佳芝把细长的钥匙插进钥匙孔的动作漫长得如同女人的一生。每一步带有幻觉的进展都要蕴含潜藏的不幸。而唯一切身的，无时无刻不包裹着生命的，只是恐惧。

男人也有恐惧——那是可以超越情感的，直接关乎生死的恐惧。女人的恐惧来自那个哪怕抛却了性命，却还要忧心忡忡于到底是爱到了哪一步，真到了哪一步的回应。这个苍白的回应无关生死，又远离真理。还要坏了大计，伤到所有不能再震撼了的心灵。

一

最近接二连三被人提醒说，某某其实是个骗子。

这些某某，是我之前在其他场合碰到的人，当时聊起来很流畅，眼神也见温和，甚至是可靠的人介绍的人。但是突然被戳穿说，“哦，那个人不要理他，是个骗子”，或者“就是一个到处混的人而已”，总归不免错讹。原先寄予在他身上的哪怕很细小的希望都噼里啪啦地碎掉，还心有余悸。

回头再细想那当时感觉不错的见面，一些马脚就重新浮现出来，分外可疑。

譬如像“以后还要请你来当馆长”这样很不慎重的话；譬如主动要求可以不承担费用邀请某某大收藏家来参加活动；譬如那个长达30个字母的名字，和顺着名片上的网址所进入的过分简单粗糙的网页；甚至随行翻译女孩脸上伤疤一样的痕迹，起初还令我尊重和同情，现在想起却只是吓人。总之，所有值得相信的眼神、语气、形容和笑意，现在统统变成了另一个逻辑之下的工具。

我问：那么如何才能判断某某究竟是不是骗子呢？

或曰：问那些认识的人多的人啊！

下面的例子正是说明：从短暂的交往中是无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骗子的。

二

上周要坐火车回家，但是窗口说没票了。同事出主意：找黄牛。

我打电话过去，他问我要什么时候的票，要什么铺。

我说14号晚上去上海，中铺。有没有？

他想也没想就说有。

我说多少钱？

他说他也不太清楚多少钱，大概300多块吧，再加上送票费用。

我说你自己卖票不知道多少钱么？

他说反正就这几班车去上海呗。

我让他来单位。几经折腾，他好歹摸到了这个地方。来人黑黑瘦瘦，目光游移。掏出一张火车票来，火车票底下缺了半厘米一条，好像被划掉。我和同事审视了一遍，觉得像假的。“北京”两个字下面的拼音不整齐，印刷得很外行，条形码也不够清楚。

一番手忙脚乱地上网查询真票假票如何鉴别之后，我们决定：票留下，钱等我顺利到上海之后再给。这小伙反复重申这个票是他在窗口拿的，但他又不能用其他语言进一步证明这点。而且他对业务如此不熟悉，以至于他掏出的身份证都被我们当场揭穿说一定是假的。他说不出任何令我信服的话，眼神也依旧含糊躲闪，就只好接受我的欠条一张，倒还不忘在我车票背后签了字。

今天碰到同事，她说周六忘记带手机回家，结果把那找不到她拿钱的小伙急得半死。当然最后还是把钱交给了对方，出于不好意思（原先商量是在清华附近交钱给他，结果害得他又跑了一回798），还想多给那小伙10块钱路费，他还不收！更绝的是，他回头还给我同事发了消息说：你们两个小姑娘真牛！我的身份证真是假的——是我弟弟的！

所以只有在真的东西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假的东西才会令人信服地假吧。

到现在我还很少以“我一个朋友……”开头。

起初因为我没有非同学的朋友。后来因为我没有非同学非前同事的朋友。现在，我有了一些非同学非前同事的朋友，但我总会先说一通我大致和他的渊源——有时候不免累赘，还没说细节就扫了听者的兴致——然后再说此人如何如何。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朋友这个词含混到了无法使用的地步。不分男女，没有年龄，甚至连和我的关系远近也不明白，完全取决于听者心目中以为的“朋友”的定义。这不是一种正确的叙述方式，我的朋友也不是一种风格，一样风情，胡乱说成一团是对他们彼此的不尊重。尊重的前提是区别对待。

再者，这个词用到今天，附着了一层社会资本的象征属性。残留下来的不是友情的温存，而是关系底下隐藏的可深可浅的交换可能。不是我对友情悲观，只是我逃不开听到这个称呼时的那阵含糊。可能引述一个朋友本身就是一种轻盈的利用。

虽然我说“我一个朋友……”的时候，那位朋友一定不在场。但我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那人和我的关系。“我在香港读书时候认识的一个本科同学”“我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博物馆地下室碰到的一个美国人”“我爸以前同事的一个儿子”“我在高中参加一个比赛的时候碰到的一个外校学生”等等等等。

最后一个理由是，他们可能已经算不上朋友。

或者成了男友，前男友，等等。

今天因为一个照明培训跑到艺术中心的一个隐秘机房里，对着十几个监视器屏幕端详良久，终于在设计师的嗤笑中发现我的座位不多不少，正好能够正面完全暴露在监控摄像头之下。我首先想起的是，这个星期有一天下班以后，我一个人在座位上挖了半天鼻孔的事情。北京这样尘土飞扬的地方容易让人挖鼻孔上瘾。但是，这个机房里的人能认出我么？

本科的时候因为宿舍唯一的窗子兼阳台面朝铁路和低矮工厂，我们换衣服，或者从浴室湿淋淋地跑出来都很随意。玻璃的发明给了人适当暴露的机会，不过如果窗外的人不能在其他地点和时刻再次便认出换衣服时候的我，那么我的充其量就是某女/某大学女生/某复旦女生而已。没有呼应就没有损伤；越是精确就越有威胁。这也是为什么有人问起我稍微详细一些的情况，我一时兴起和盘托出之后又总会觉得缺了什么东西，或者留了什么在对方手里，拿都拿不回来。我现在还是沿袭了这样的做法，把自己的寻常面模糊到尽可能大的范畴里，在这个方式之下偷取一些轻松。

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自我形象工程的一部分。人总是擅长放大自己的光辉一面的——而像挖鼻孔这样的事情，被监控摄像头看到，还真不知道有多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