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佩索阿说，“一个人通常的时间表若有任何改变，会给人的精神注入一种令人悚然的新奇，一种稍感不安的愉快。”

我想了两个小时候的例子。譬如，一个生病的下午，提前离开学校。身后的操场回响着第三节眼保健操。放学的路因为提前一个小时而变得如此陌生又丰富，虽然心里惴惴焉，不知道会错过什么好戏，也不知道父母下班回来，会怎样令人烦恼地大惊小怪。

又譬如，在卫生老师的带领下，突然闯进教室的白大褂，带着咬牙齿的白色软塑料和粉红色胶状药水，两只铅桶，一群扭曲变形的小孩的鬼脸，口水滴滴沿着嘴角下落。上课被打断，数学老师看着我们，在弥漫了呕吐气味的教室里，讲不出数字和公式。

如果还要举第三个，譬如，今天下班和费老师去看一个画廊的小展览。走到门口发现漆黑一片，已经关闭。正在道别却又碰到了画廊总监，殷勤地邀请费老师进去参观。末了还从费老师那里收获了关于这个德国画廊的小八卦两则。这样，今天就完整了。现在昏昏欲睡也无妨。

如果每天都被耽搁一下，欣然接受人造的或天然的跳跃，和所有突发的、不能想到的烦恼和刺激，甚至故意寻找偏离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能体会在时间边缘冒险的乐趣——感到自己对生活的控制和被生活控制的珍贵。这些可怜的小东西，也是建构在生活作为机器的本质上的。这个机器由日出日落，一日三餐，刷牙洗脸，洗澡睡觉，上班下班构成——为了维持生命而已。

这是一个后半夜的故事。
　　
九月的一个凌晨到黎明,美国一所大学所在的小镇。一对结婚二十年的中年夫妇，同一对初来乍到前来拜访的青年夫妇的聚会——可怜的年轻人发现，这个聚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欢乐。
　　
聚会以神经质的对话开始，在争吵，讽刺，挖苦，揭露伤疤，性，和疯狂过后的平静中结束。对话的每一句话都触人神经，节奏由慢变快，渐入高潮，在最危机的时候又骤然缓和，令人欲罢不能。
　　
女主角Martha的歇斯底里和她丈夫George时而克制时而爆发的张力，原因恰来自他们之间不能割舍的深刻的恨。这恨来自Martha对George最初的追求，来自他们无法平等的婚姻，来自George事业上的平庸，来自对彼此无从平衡的期待，更来自他们最隐秘却被Martha在这个凌晨无意中透露出去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维系他们婚姻生活的幻觉——他们幻想中的儿子。
　　
在黎明来临之前，George从年轻少妇提及的铃声中得到启示：他们的儿子死了。他宣布了儿子的死亡，他决定了儿子的死亡。这个应该在这个九月的星期日度过他十六岁生日的幻想中的儿子，这个维持了16年的“生命”，被一封同样来自想象的电报通告了他的“父母”。他的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却无法真实生活的“父母”。
　　
生活充满痛楚，这对大学校园里的中年夫妇曾用各种方法包裹生活的窟窿。但在这个太阳升起之前，他们不得不因为秘密的泄露而大梦初醒。太阳底下处处都有阴影，而这苏醒也只是另一个更艰辛的开始。
　　
这个后半夜的故事把问题直指生活的本质：究竟是现实还是想象。或者说，如果沉溺幻想的逃避总有终结的一天，直面现实的残酷将以怎样的方式被更残酷地接受。
　　
服了，对这部电影的原剧作者，编剧，导演，女主角，男主角，女配角，男配角，摄影，服装，音乐。这是第一部获得奥斯卡奖所有奖项提名的电影，第一部所有演员都被提名的电影，最后，这也是美国第一部使用（而且大量使用）Goddam和Bugger这些脏话的电影。非此，不足以让黑白闪耀出这样强劲又困扰的光芒。从1966年，直到现在。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Director: Mike Nichols
Writers:
Edward Albee (play)
Ernest Lehman (screenplay)
Main Cast: Elizabeth Taylor, Richard Burton, George Segal, Sandy Dennis
Release Year: 1966
Country: US
Run Time: 150 minutes

详细的剧情和介绍（英文）可以参考这里。

5年前，大学里一个小两届的女生突然在水房里倒下。送到医院后，她被诊断为非常危险的宫外孕。听说女孩的父亲憔悴地跑到上海来陪女儿，而她的男友起初承认，后来又否认和这事的关系。学校方面，当然压制得悄无声息。

那段时间很昏暗。你不知道是否应该庆幸这近在咫尺的一切没有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有一段时间媒体说学校周围的医院里，前来堕胎的女学生络绎不绝。所有这些都带有轻蔑和惋惜的意味。这个社会的同情，在意外怀孕的女孩面前格外吝啬。

当《四月三周两日》（4 luni, 3 săptămâni şi 2 zile，2007）里的Otilia对男友说：“你不要翻白眼。你有想过么？如果我怀孕了该怎么办？”时，她清楚自己再刚强，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刻。虽然这次是她勇敢地帮室友张罗秘密流产的一切，但如果下次躺在旅馆床上，被探针插进身体的人是她自己呢？帮助别人乃至作出牺牲，可能比作为受害人本身更容易强大。

Otilia的勇气和她室友Gabita的懦弱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们的处境。Gabita决定打胎，但她谎报了怀孕的时间，把四个月多说成了两个月；谎报了她和Otilia的关系，把室友说成姐妹；甚至在最后关头还在迟疑，以至于不愿亲自去见那个帮她做人流的男人。这个故事的准确性恰恰就在于Gabita的这一串谎言和犹豫，因为她面临的是“自己的错误”导致的后果，是伤害自己，谋杀和陷她的朋友于犯罪。

而Otilia，她为了Gabita的这些因为恐惧而导致的愚蠢，甚至作出了肉体上的牺牲。她的同情和勇敢来自她对自己处境愈发深切的了解。在小环境里，她们深陷在流产的漩涡中；在大环境中，她们将继续被“性”纠缠。Otilia的男友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他只能说：“住嘴”，“最重要的是不要怀孕”，以及，“我会负责的。”Otilia明白，他无可指责。

最后说一句，把这部电影归到“揭露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倒台前夕的普遍民生”当然容易：到处是贿赂，敷衍，阶级歧视和隐秘的团结（这人性的温情预示了后来的血腥起义）——这是西方影评世界关于这部电影的主旋律。这其实并不比单纯讨论流产是否合法更高明。如果一部为了批判共产主义独裁的电影最终满足了另一种意识形态，这是对电影本身的讽刺和伤害。如果一个人想从一部金棕榈电影里收获比影评家，甚至导演的阐述还要多的东西，就要诉诸自己的社会现实和内心。前两者并不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处境。

Photo from 4 luni, 3 săptămâni şi 2 zile, 2007, directed by Cristian Mungiu.

今次不在上海过年，也算逃过一“劫”。

每年聚会总要被妈妈这边的家庭成员旁敲侧击地问某些事情。爸爸那边的人倒令人放松一些，因为香港人结婚都在30岁以后。但是妈家这边的亲戚，最小那个表姐的女儿也已经三岁，一大家子每年春节就都指望着“来年”的我了，这种无形的压力像一张大网要把我罩住，很不自在。

昨晚爸妈邀请戚来我北京的住处吃饭。他们特地从上海带了一些烤麸、豆苗、刀豆、板鸭什么的。席间，戚说起小芳的一番话：“真不知道结婚有那么开心。怎么那么开心呢？”我们两个顿时都有点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我给爸看小芳和皮两个在巴黎的照片。爸说：“小芳真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我也觉得。大概结婚的开心就来自她的小鸟依人。我有时候也能“依人”几下子，男女不限，但不能长久。结婚能给小芳带来满足，大概因为这种家庭关系很适合她发挥自己理想中的妻子角色，并且给了她想要的可靠感。尤其两人在巴黎，多少不食人间烟火，远离股票和房价，更有助于她浸润在自己的世界里。

另一边厢，大头的舅妈以37岁高龄生了个儿子，自己的性命也终于保住。大头的舅舅48岁，两年前才结婚。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她舅舅是他们家的心病，大头爸爸有一次说起来还笑了出来。没想到，到如今也什么都不落下。这些东西，既然是都要的，老一辈的人就觉得为什么要得那么迟？可是迟来的幸福，又何尝不是幸福。

我真羡慕那些不以子女结婚以否为意的父母，他们活得开心许多。其实每一代的婚姻，多是糊涂的。我算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每年过年都能收罗一些新的家庭往事出来。无论是离婚的，还是至今仍在一起的，导致他们结婚的理由都不算充分。否则我84岁的姨婆也不会搬到养老院去，以期待永远离开她的丈夫。快乐的家庭和不快乐的家庭差不多对半开，可见结婚并不是幸福的保障，兴许是一些其他东西的保障。而这些“其他东西”，物换星移间，可能转眼就成鸡肋。

爸妈还是抱着很坚定信仰，关于什么时候应该结婚，什么时候应该生孩子，孩子应该怎么带，我之后如何规划等等。这是他们对我应该考什么中学和读什么大学的延续。是这一点让我沮丧。这种试图给我指点的意愿和自信，与我所相信他们能引向的实际结果之间的距离，会因为我对自己的把握而愈发不确定。

青春期已经结束，我不应该再跟他们相持。他们急切地希望我幸福和安稳，好为他们的晚年安心收尾。他们需要我给的宽慰，而这宽慰需落进他们观念的窠臼。我勉强试图说服和折衷，慢慢地我也不知道我该以什么为幸福。这就是我和父母间，关于结婚这件事情的全部。

一年对香港来说太短，无法改头换面。走在街道上驾轻就熟，好像根本没有离开过。我很感动，大多数的店铺都还在老地方，从沙田到IFC，甚至旺角这个剧烈流动的地方，仍然在按照固有的布局生息。

中文大学的图书馆是我最想栖息的地方。站在面前，我恨不能把它带走，要不就吃掉。图书馆后面的山坡树木在我走的时候就被清除，现在正兴建新的大楼，若干层上据说还能直接连到联合书院。另外，文物博物馆也开了。之前吵得纷纷扰扰说怎么丑陋，结果样子还很不错。中大的学生代表们总是很在乎自己校园的一草一木，换言之，永远反对校方的一举一动。校长呢，就是反动派的代名词。当然斗争的结果因此也总不会太坏。

蹊跷的是，搭上校巴刚坐稳，一个中年女人就回过头来用普通话问我：“你从家里回来啦？”吓了我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曙光楼的宿管，我一度从电梯里上上下下，总是起劲地和她打招呼，现在竟然有些苍老得认不出。她看到我提了行李，以为我这一年来只是换了栋宿舍楼。

Eric说，Linda走了。走之前，他还开车带着她到中大转了一圈。她弟弟把她背上车，她歪着身子看看这里，瞧瞧那里，甚至还打开了天窗。她很高兴，终于还能再看一眼自己呆了六年的山坡。最后她睡着了。这是那几天，香港逝去的一个人。

哥带我去了85号路标处。三年前的二月，我败在港岛的这个路标下。哥说，今天我们就从这里走，走完全程，走到100。很容易，我们就走完了。风很大，看到了一个会员费千万的高尔夫球场，还有紧挨的石澳小村。哥说，今年他还要参加“环岛行”。三年前同我们一起从太平山顶出发，快步如飞的朋友，在我离港前的一次晨跑中，突然匍匐在一辆正常行驶的双层大巴之下。这成了哥哥关于“环岛行”的一块心病。

我现在把这段路走完了，走得有点耍赖。我看出哥哥想要说一些什么，但也只是叫我上路而已。我知道，就算时光倒流到那个夜晚，我依然会坐在85号路标下的凳子上，披着毯子，神色颓唐。但那又怎样？三年后，我又回到这里，用耍赖的方式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我喜欢坐在双层巴士上，屈臣氏，茶餐厅，龟灵膏和玛莎，都只是一个手臂的距离。人和人紧挨着生存，互相亲近，礼貌和谐，又不抽烟。这是北京的反面，也是一层如鱼得水的知觉，你来去亦都可轻声轻巧，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大问题”。

原先以为这就是寡味。现在想，也无不是一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