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改变的城市的脸
最近和朋友聊天时发现,各自单位的同事里,居然都没几个北京本地人。
环顾我的办公桌,目力所能及的只有两位;目力所不能及的也不过六七位,不到全部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六分之一。单位里重要的职位基本上都被外国人和外地人把持。我能想起最集中的本地员工就是在后勤和保洁这块部门——在他们偶尔的早晨问候里,我还能到觅到几句简短的京腔。
这种情况在我有限的朋友圈里很普遍。我问一位北京朋友:北京人都去哪儿了?他眨了眨眼睛:“我的许多小学同学都晃着,在家里呆着,或者和女朋友租个房子,也有开店的。”我问一位早年移民北京的远房亲戚:北京人都去哪儿了?他笑笑说:“都下岗了吧。”
我想还有其他的可能,譬如去当奥运会的志愿者了——但奥运会的志愿者里恐怕也有不少外地人。或者还坚守着北京最具特色和使命重大的出租车行业,但就连“的哥”都向我抱怨:“现在很多出租司机都是从郊县刚刚到城里的,所以不认路!”
这样的情况在上海也绝非一年两年。突然有一天,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五官长相和神态举止远离了江南,远离了华东,上至东北,下到西南,不再具有明显的江浙特色,也调和掉了上海的精明和犀利,随之被模糊的是城市的面孔和气质。“外地人”三个字在上海话里本带贬义,和“乡土”、“落后”、“没有见识”等词无异。到现在,上海人也不得不在这改变了的城市面貌面前低头,把这个词的意思往“有能力”“不可小看”,乃至“有钱”等意思上靠。这个词在含义上的转变,在我所见,也不过五六年的时间。
最近几年,香港从原先扭扭捏捏的姿态中走出来,大举欢迎内地人才的入境。上次来港,从前的老师对我说:“现在我们给来读研究生的大陆学生条件更好啦!给的奖学金多啦!不仅读书期间可以打工,毕业以后还可以续办一年的签证用来找工作呢!”而在2006年,这个时间还只是三个月。普通话已经从莎莎蔓延到IFC,总有一天要从中环蔓延到将军澳。难怪我的北京朋友大呼:“哎呀,我的朋友全都跑去香港做投行了!”
要说这三座城市之间还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就只剩下语言了。如果说北京的外地人还可以勉强躲在普通话背后,甚至冒充“操一口京片儿”,混迹到人群里,那么在上海和香港,方言成了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最后办法。但是渐渐地,这种区分本身的意义都将越来越可疑。我的一个北京出生,旧金山长大的朋友(Jeff),在香港工作了几个月很不习惯,吵着要回北京,结果跳槽的新工作却又是被派回香港。但前晚,他的MSN上分明写着“HK feels like home too. Who’s up for James Blunt Concert?”
总有一天,所有Hardcore的“北京人”、“上海人”和“香港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当他们准备怀旧时,他们的身份本身已经改变了颜色。稍一迟疑,城市也改变了颜色,而原先分明还系挂得牢不可破的身份“自豪感”也将在都市的新陈代谢中愈发含混。很快,他们就会发现,城市的能量和无情原本就是一体。如果你爱她,还希望她向前跑,那么你就要接受她唯一的存在方式:她不断改变的面孔——甚至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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