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时隔很久，今天心血来潮想上复旦bbs，发现自己无法登陆。密码是不会错的，错的是登录名。登录名是不会错的，但它因为过期而被剥夺了。

当初申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男生笑问：“是不是说No Good CS？”哈，如果我在你们心目中是个正经人，而你们又偏偏沉迷CS，这个看法也很自然。事实是我当时煞费苦心从什么书里翻出这么一句诗歌的标题和结尾：Nothing Gold Can Stay (Robert Foster)，觉得有点意思，就拼凑出了这么一个名字。

因为这首诗恰好有名到容易被认为浅薄地想显摆自己还读些英文诗之类，所以我还不大乐意告诉别人。事实是，我就是不怎么读诗，也不怎么读英文诗。但是这个名字的好处是，每次输入的时候，它总是在告诫我：最好永远不要达到那最美好的点。

所以我就有克制住自己、不断地在很近的美好周围逡巡的时候：不去触碰，因为不想结束；选择忍耐：忍耐时间，苦闷和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悲观的情绪呢？虽然不能让人很甜美地笑出来。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最美好的瞬间给带走呢？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吧。在我们准备好渴望的时候，总无法准备渴望的后面。多少，我总倾向于认为，持久的东西多是平淡的。而平淡，是你我能承受的么？

无论如何，这个用户名的存在时间都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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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骨架都快散了。只要你们谁来撞我一下，我就会七零八落地倒塌，变成一堆零件。

不知该如何形容疲劳。或者说，就算疲劳被准确形容出来了又怎样。渐渐地就开始想：如果人不能感到疲劳会怎样？如果无法疲劳，是不是还有艰辛？如果没有艰辛，是不是还有努力？如果没有努力，是不是还有具体发生的一切？

忙来忙去，乃至颠覆自己身体喜爱的状态，换回蓬松的肌肉，圆鼓鼓的肚皮，无力的骨骼和发炎的肩周；坚持的原因可能是某种满足的达成。——最根本的，是好奇心的唆使。因为不知道，因为期待接下来的图景，因为还很想通过观察和行动来看我在这个环境里的功能，或者亲眼亲手印证一下之前的揣测。

小时候特别喜欢利用意念这玩意，还很认真。有一段时间，每天上学去的路上都会预测今天将发生的事情，根据是昨天，前天，大前天，上学期的这个时候，等等。每到大事来临，总要发挥自己脑子里的意念，试图通过这种发力来改变结果，往符合我过往经验之预期的方向发展。（是否对我有利倒在其次，意念经常倾向于把事情的发展想得更糟。）即便如此，99%都是失败。每次失败都对现实这样东西感到诧异。就像，每次恋爱结束都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疲劳和经历换来的是经验，那么这经验在应对更复杂的现实的时候总还是欠缺的。人就永远和这个欠缺搏斗，永远不够地在现实的迷雾里靠意念相信和怀疑。这个和现实/未来周旋的游戏，我们永远都赢不了。所幸的是，现实/未来的宿命是变成过去。而过去，可以被我们端详：如此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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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夏天在DC。有一天，“共和夏令营”组织了一次国际学生的聚会，地点在Dupont Circle。

我刚抵达DC时，同车的一个女孩就笑着向我介绍：这是个有名的同性恋区。之后，我又在Georgetown附近的书店里读到一些关于这个广场的琐碎。18世纪末，一个法国钟表匠的儿子、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带着他的后代流亡美国。他是拿破仑时期美法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官，并促成了美国对于法属路易斯安那州的和平收购，保全了一座城市，叫新奥尔良。这个人就是皮埃尔·杜邦(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他和他的儿子开创了一家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美国公司，以生产火药起家。

1882年，联邦委员会批准把一座杜邦雕像伫立在这个现在叫做Dupont Circle的地方。这个杜邦是皮埃尔的孙子塞缪尔·杜邦(Samuel Francis Du Pont)，他是这一代杜邦家族成员中唯一一个用大写D的人。他是美国海军的将军，一个在美西战争和美国内战，尤其是美国海军改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1920年，杜邦家族把他的雕像移往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喷泉。

二战以后经过60和70年代的洗礼，Dupont Circle变成了纽约的格林尼治、洛杉矶的西好莱坞、旧金山的卡斯特罗区和芝加哥的Boystown，也就是全美数得上号的同性恋区。但就像80年代带给所有这些区域的冲击一样，它的气息终究融化在了出售波西米亚愉悦感的咖啡馆里。

三年之后回想这个Dupont Circle，我不记得圈，也不记得喷泉。看看照片，能记起那里街道干净，房屋典雅，如此而已。

那个“共和招待会”上，热爱政治、积极上进的国际学生互相微笑说话，美国方面的组织者也特别照顾非美国学生的感受，在局促的空间里，极尽地主之谊。结束以后，所有亚裔学生都已经成了朋友，并要一起坐一部汽车回去。

突然，这个女孩子就走到我跟前，说要去街角的便利店买包烟。我们便逃逸般消失在一堆欢快的亚洲面孔里。我在便利店看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却没有一张喜欢的。看了那么久，以至于她说：“我出去等你。”我又看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为什么那么久？），终于一张没买地出来了。

天黑了，她靠在便利店的路灯下吸烟。原谅我那时太少看到女子吸烟：她穿着雪白的衬衫，朦胧的灯光里，脸色白皙到了苍白，尤其在黑发的遮掩下。我不敢太快地走近她，像是怕惊扰了一只被疲倦围困的休憩的鹤。

我当然缺乏延续这美的智慧，于是走上前去，笨拙地打破了这Dupont Circle最美的一瞬。她抬头的那刻，眼光轻盈又迷离，是许多故事。

等我们回到宿舍，我已经知道，她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日本人——这仍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分手的时候，她说：“如果我在东京，你可以住在我那里。至少，我有一张多余的沙发，在客厅里。”

Dupont Circle in Winter, photo from dc.gov

晚上9点从法盟出来，沿着工体西路走到快到工体西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夜排档悄悄陈列出来。北京宽阔的人行道应该能吸纳远比上海香港多得多的夜市和排挡，但大多数的地方还是闲置了。这样，北京就能很大。

那天经过这个地方，突然看到一阵白沫，听到一下玻璃摔碎的声音。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把一箱啤酒从三轮车上搬下来，其中一瓶不知怎么地就掉出来了，白光绿影地清脆坠地。他却还抱着那一箱啤酒，放不下来，也不知道怎么办。一边帮忙的老汉慢慢缓过神来发生了什么，从正在摆开的短小凳子中挪过去，神情中没有惊讶也没有难过。

人行道的光线很差。除了白沫和绿色玻璃，几乎没有其他反映。但这瞬间的白绿却反衬了这幕情景中人的艰难。这瓶啤酒多少钱呢？他们需要多卖几个串才能赚回来呢？我一下想到了这样的经济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经济问题？他们看起来不像外地人，难道是北京人么？为什么是两个劳动力不怎么旺盛的男人？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么？

我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回望了一眼，一秒。我继续走。我也很累。但我为什么看到他们比我更苦？他们在街道上，我在办公室里。这个差别究竟有多大？他们是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搭建出一个临时的自己的场域；我在办公桌边营造的不也是一个假想的自主的气场么？我心疼他们的生活，而如果说要我把类似的同情施加给自己，我又做不到。

这摔碎掉的一瓶啤酒是这样的具体和响亮，我都听不清自己了。

和我一起学法语的82年的mm每天去环铁那里的工作室画画，不图利地画她的抽象画；傍晚用她硕大的SUV捎我去法盟。家里很温馨，老公是建筑师，很晚回家，很晚离家。女儿四岁，有个阿姨。她唯一的烦恼就是对门那个法国老太总在找茬。

她每次搞笑叫我“姐姐”的时候，我都照例错愕两分。当然，如果我能有她那颗平和宁静的心，或许也已消受了养育孩子的艰辛。我能列出疲劳从身体里抽走的几种可能途径，但在心灵和身体之间，依然顾此失彼。

昨天晚上看到我们能干美丽的策展人反复玩弄一个南非艺术家的小孩。他一会儿给她捏捏肩膀，过会又把娃娃塞到另一个艺术家的口袋里。她一个晚上都在跟他周旋，和他说话，把他抱在膝盖上，还时不时地用她铿锵的伦敦话向孩子他爸汇报他的最新笑话——和她平常快人快语咄咄逼人的睿智严厉判若两人。她一直生活在高强度的北京-旧金山；策展-教育的繁重工作中，因为她相信自己的判断，热爱艺术，顽强努力，也没有家庭。

Ivan来了一个星期，长度刚好是门前两株玉兰的花期。他来的时候，她们正处在即将崩溃到绽放的边缘；他前脚刚走，她们就在一夜间泄气和掉落。等到太阳升起，新叶已经热闹上场，未免太过焦急。“为了这盛开的一个星期，她又要白站一年。”我想。这是为了什么？她想着的或许是，只要还站着，我就还有下一个花季。

在这种植物面前，我们发现自己可以奔跑，却无法往复。这样剧烈的奔跑，无非是在追赶我们唯一的朋友和敌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