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英国策划人前夜在饭局上说，她在香港的经历让她确信，英国人在这片土地上酝酿了最大的不幸，闯下了最恶毒的祸害。她眼见一座中国的城市因为殖民而变成了这般惨不忍睹：香港的一切和文化教育有关的事业全都一片狼藉，而且一无是处。

看见在座的大陆人民和外国人士对她的发言面露迟疑，我附和道：香港确实是世界的孤儿。

第一次听一个英国人为香港而痛心疾首，虽然我并不认为她了解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英国人，她大概看得出一些殖民的蛛丝马迹，这些痕迹被她的眼睛放大，或许也会刺痛她对自己国家的认知。而我这样一个大陆人，因为知道内地这五十年来的境遇起伏，对香港整体上的规避了的劫难也有所羡慕，殖民的意义反而有些模糊。

不少中文大学的校友和学生不断通过文章反思香港，香港人，香港文化，香港未来，这种忧虑几乎很难被其他中国人理解——甚至未必能被香港岛上的人们所理解。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只有吐露港在做这样焦灼的期待，而这样的焦灼究竟是不是因为我们离开内地太近了，紧张和紧迫感太强烈了。

香港人特别关心自己的问题，而无论什么问题归结起来都变成身份问题。这个身份问题，难道不就是殖民带来的最根本问题么？如果把这个问题悬置，那么香港人算什么人？如果认真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何时才能走出来，走向更广阔的问题？英国人把这个问题留给香港，变成了几代香港人都无法走远的心结，甚至变成了香港文化的负累。如果不能左右逢源，就只能转向自己。如果东西方任何的一向的偏倒都隐藏危险，那么从未经历真正苦难和沧桑的香港只能选择保守。

香港的慎重让她变得越来越难以从容，乃至逐渐损失了某些岭南城市的特质。她固然提供了一种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可能性，但她伴随经济增长而带来的整体乏味又令人沮丧，甚至，她究竟是不是一座中国城市都变得可疑。香港的悲剧可能在于她没有自主地走过自己的路，所有的路都是预设的、服从的，她能挣扎的部分很少。而中国内地的城市，虽然几经历史的沉重打击，但到如今毕竟是成熟了，大胆了。人们明白了更多的道理，也知道自己在探索中国人在今天的路程。而香港人，只能走香港人的道路么。

因为这个英国人的一番话，我竟又为香港凭添了惆怅。

又一位同事从以前的单位离职。在和男友分手以后，她决定回到悉尼，把他和回忆留在上海。还记得“刷新”展览开幕那天，她辛苦了一场，全部布展完毕后，在展厅到底的影像前，在汹涌而年轻的人潮中，和她英俊得无法相信是澳洲人的男友，席地而坐，悠闲地喝着可乐。在长达一年多的谈婚论嫁之后，她哪里都不想停留。据说，一位被我招进来的女孩子之所以决定留下来，是因为面试那天看到她光着脚在地上走。她想，能光着脚在地上走路的单位是能给人幸福的。当然，现在我们都走了，但仍都向往幸福。

她和以前的几个同事吃饭话别，讲起以前我等都在的时候，工作是怎样简单，连痛苦都很明白。太阳照在大拇指广场上，没有任何丰功伟绩，甚至其实很糟糕的日子，却因为赤裸裸而被我们怀念。

生活永远不重复自己，人到底该怎么办。或许这是生活的殷勤，因为更难以承受的却是重复：重复失恋，重复换工作，重复换城市，重复回到开始的地方，重复出发，重复想离开，重复点燃爱，燃起希望，重复发现略有不同的问题，重复靠近和疏远这个和那个，重复确认几年前的一个观点，重复怀疑。重复拉到一定的次数，绳子断了。

我目前为止和西部的唯一关系就在这张照片上。

靠近我的那个女孩子是广西龙胜地区一个中学的初二学生（7年前……）。她所在的班级是女童班，专门给那些因为家庭困难而无法在小学毕业以后继续上学的少数民族成绩优秀的女生提供继续读书的机会。她每天都要上山采药。那天可能都已经是盛装了。

我们从复旦小学收集了一麻袋的书，被我们踩在脚底下坐了一路硬座火车到广西，最后扛到他们学校图书馆的时候，麻袋早破了。学校很干净，气味是清新的山的气味。她边上的女孩子年龄更小，但因为是学校老师的孩子，好像对城市更有感觉，看到我们就大胆地表达好感，活蹦乱跳。但这个女孩子很腼腆，很聪明，又舍不得我。

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小饭馆里吃饭，有特别好吃的酸豆角。她就挨着我坐在我边上。临走的时候她送给我一双自己绣的鞋垫，还说“要通信啊”。

我们就陆陆续续通了信。她要考县城里最好的龙胜中学，最后还考上了。考上以后又写信说压力很大，一些县城的学生看不起山区来的学生，自己的英文成绩也不够理想。我照例鼓励她说，城里的孩子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不要害怕。她就一直很努力，要写好作文，要学好课程，要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忙。后来，她给我寄了东西，还是挂号的。但是我一直一直都没有去邮局。最后那因为无人领取而退回了广西。她来信说为什么又退回来了呢？我无法自圆其说，回信就拖沓掉了。

于是现在就突然想起那年在广西见到的学校。学校里什么都有，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只是都有点空空落落。宿舍是最最简陋的木板隔成的上下床，那木头是深色的，铁架是生涩的，黑漆漆的，几乎没有任何的柜子，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是在那床上。那正是暑假的时候，没有被褥的宿舍看起来更像船舱。窗外则是清澈的空气，清白的草场，和湿润的青石板铺成的阶梯。

这就是山区的学校，是另一个洞天里的童年。大概就和四川、云南、贵州、安徽、陕西的很多很多山区学校一样。当时我和Shell都觉得彼此不傻，很有好奇心，也很有智慧，就像我们现在还彼此认为的那样。

只是大一学生的眼里，所见的一切都是自然，简单，美好，没有更多的需要。

一个人要多强大，才能给他人以慰藉？

三日的全国默哀还没有结束，一位中国同事已经发信说：“请大家不要再来来回回地发送关于地震、关于捐款的邮件了。”他也捐款了，也同情了，事情可以过去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心灵相通，但旋即发现，这种相通并不长久。深刻的、共同的理解和感受在来临的时候如此神圣，断裂之后又这样清脆，以至模糊了我们在依靠什么东西互相依存，或者我们是否真的相互依靠而生存，或者“我们”是谁？是一个人，五个人，还是更多？彼一时刻，我们还人同此心；但，默哀还没有结束，已经有人要顾左右而言他。是他消化了这悲哀，还是他的悲哀不是我的悲哀，也永远不会成为我的悲哀？

我一直在想：究竟什么人能够有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给他人以慰藉？这个人应是深沉的，不是肤浅的；是一直被爱，又爱过别人的；是经历过痛苦又走出的；最后，他愿意下到他人的地狱——而且是下到比这地狱更深的地方，狠狠地用力掀起所有的土壤和不幸，同时也拥有挽救他人、挽救自己的信心。

我相信有很多技巧和方法可以帮助那些遭到心灵创伤的人。但是，如果你不是他，你为何能给他慰藉？或许有一个方法是，你把自己放到和他所能感受到的同样的处境中，增加他的安全感。可是记忆又该如何消融？他不能成为一个冷漠的人，但感情的激动显然又会将他再次掩埋。再者，一个人是否可以不忘记死亡的沉重，又逐渐暗淡脑海中所有关于死亡的图像和事实？

想到这些，我更无法停止悲伤。对于所有幸存的人来说，这场被电视和媒体全程转播的痛苦决不可以这样轻松地溜走。那么，又该怎么走？

或许慰藉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艰难，更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强大到给那样的苦痛以慰藉。

这几天来，我逐渐沮丧于自己在从事一项距离地震最为遥远的工作。这项工作无法解除他人的痛苦，甚至在不断增加他人和自身的痛苦。它在追寻着无解的意义，又永远无法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像消防员、救护队、志愿者所能够行动的那样。换言之，我无法通过我的工作来贡献给受苦的人什么只有这项工作才能贡献的东西。

所以我就在业余时间搞点摘抄和翻译，在北京一隅看看有什么小事情我可以做。 从长久来看，我还真希望目前每一天的工作将会对社会和他人产生作用。

西雅图的卡嗒声——作为艺术家的地震 

Norman MacLeod
Port Townsend, Washington

英文原文

翻译：Rhyme

2001年2月28日，在距离美国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市几英里之外的地下30英里处发生了一场6.8级地震，地面震动了半分多钟。由于该地区的地质结构和震源深度等原因，此次地震造成的破坏惊人地小。

在一家名叫“物质之上的思想”的商店里的一座沙漏创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案。

对于我们这些进行大地震之后的灾后抚慰工作的人来说，我们并不经常去想地震这玩意儿还会有什么艺术趣味，但是这次地震中这个沙漏所描绘出的图形显示，如果有一个恰当的工具，它们就可以很有创造性。

我们起初把这些照片发送给一些地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地貌学家以及其他一些我们觉得会对此感兴趣的人。他们中的人有些觉得有意思，又把照片发给他的朋友，邻居，同事，亲戚，甚至偶尔点头打招呼的朋友。我们很高兴，“地震玫瑰”很快传遍了全世界！

这里有一些地震刚停下来的照片：

“地震玫瑰”外圈平滑的曲线，是你通常能看到的某人刚开始摇晃沙漏使之开始运动的时候，沙子留下的痕迹。你能看到某个人在地震前给这个沙漏一个初始状态的痕迹。这个有趣的巧合使得很多人将之描述成一只眼睛——甚至有人说这是地震和海洋之神波塞冬的眼睛。

地震的“工艺”在于这个图案的中心部分。虽然这个图样很像瞳孔，它也像极了一朵玫瑰。我们受此启发决定叫它“地震玫瑰”。

 有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在看到我们发给他的照片后说：“从美学角度来讲，这个图样很好看。我从来没想过还有这样创作艺术的方式。”我们自己则惊讶于，如此大规模具有破坏性的能量释放怎么能够在它的混乱中孕育精致的艺术性？

“沙子的图样将地震波的两种性质很优美地表现了出来，”我们的一个地质记者朋友说，“地震引发的沙漏底座的运动起初很小，而随着强度的增加，地震的痕迹覆盖了人为给出的初始运动痕迹。”

当然，地震停止后，随着运动放缓，沙漏也逐渐停止，慢慢地，在它移动到自然中心的时候在中心部位留下了更凝重的圈。如果你仔细观看，你会发现沙漏显然在一个中心点上停歇，随后又最后一次在一个稍微不同的位置上停止下来。根据这个现象，我们推测发生了一场最后一分钟的地面沉降，于是我们敦促工程师对沙漏所在的这栋建筑物再进行一次最终的结构确认。

我们从世界各地都收集到了关于这个地震产生的独特一瞬的几百种积极的反响。我们很幸运，这场地震只是给我们带来了轻微的损失和伤害，我们希望你能够和我们分享我们对于自然的惊人破坏力所产生的美感的敬畏之情。对于那些遭受地震痛苦远甚于我们这次经历的人们，我们的心和你们在一起。

或许在尘埃落定之后，有些东西能够供我们借鉴，回味和求索。

在倒下的北川中学废墟里，50岁上下的父母们几天几夜地不睡觉，等待着。所谓“双重的悲剧”在于：他们的一个孩子死了——但那都是他们唯一的孩子。“The town of Juyuan faces the prospect of a lost generation of children.”

China’s children lost in the earthquake

半年多前走访北川的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在去年7月的一篇博客中引用了一封令人流泪的北川中学女学生的来信，她是北川县高考第五名，却因为家庭贫困无法继续成为村里第一名女大学生。

信里的末尾写道：

“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对我而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大学就在眼前，我却不知道抵达它的路在哪里。”这样的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失学的情况在北川，在北川中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和贫困学生中非常普遍。

一封让人流泪的女生来信——对北川羌族自治县贫困考生的调查，赵亚辉，2007年7月13日

距离四川广元西北15英里的核反应堆是否存在类似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泄露可能？西方专家在监测，他们虽然担心，但说：“All the Chinese I met in the program were really brilliant,” he said. “So I think they do it the right way. I hope.”

Western Experts Monitor China’s Nuclear Sites for Signs of Earthquake Damage, By WILLIAM J. BROAD

如何看待缅甸和中国两国在面对巨大灾害的不同反应？和缅甸相比，中国几乎是一个形成对比的正面教材。

Two disasters, contrasting reactions By Bridget Kendall
Diplomatic correspondent, BBC News

Days of disasters,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格哈特·里希特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虽然令人失望，但德国大使馆代表在开幕仪式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我们不应忘记四川地震中受害和遇难的人们”的这句话却令我大感慰藉。所有的艺术都和生命的体验有关，在这一点上里希特的展览和四川地震也不无关系。

当电视里每天都滚动播出这不断发展的灾难纪录片，所有的愉悦感都显得不合时宜。下班回家以后，我不想娱乐，不想“艺术”，不想“文化”，也不想为那些被太平盛世所包裹的任何人的任何情绪而担忧。

就在前两天我还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媒体不被允许播放任何包含血腥和尸体的影像，而只选择播放救援，尤其是获救的场景？但现在，这个问题也不合时宜。

人终究是依赖于自然，依附于命运的动物。这件事情被我重新想起。今年的中国可能流年不利，但昨天我们还说道：人的一生都将在斗争之中度过——更何况“作为人的集合”的国家。

今天看到《纽约时报》上一篇继续一群美国和英国游客在参观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熊猫时候遇上地震，如何通过自救和工作人员的帮助脱险的故事，第一次有了除了悲伤之外的百感交集。或许它能成为我们走出悲痛，走向希望的一个开始，在这个“作为生命的集合的世界”。

In China, Skittish Pandas, Silent Birds and Then Exploding Cliffs By JIM YARDLEY

Chen Kai/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和标题同名的台湾电影还没看完就被我删掉，因为它又在用微不足道的琐碎情绪来消遣这个严肃的主题。为什么只能在风平浪静的生活里寻觅有趣，又不创造生气？灾难和死亡威胁的遥远把我们的日常消化为了零散。于是我们建筑的楼房只能在自然能量的集中释放面前统统垮塌。不幸，心存侥幸是我们的本性。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只能是生死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我们常常忘记。顾此失彼。

在叙述穗港之行之前，我要加一篇关于猫的日记。

图片：费老师家的猫：“好猫”。

当然，我还没有猫呢。更加没有《日落之前》里那种会老远就冲你跑过来，被你一把抱起那种猫。好像总是在等你。

同事朋友的猫生了一窝，所以推荐给我领养。爱猫的人总是希望落实所有家猫的后代。其中有一只黑白猫，她不断向我描述多可爱多可爱的那只，而且已经有了“踏雪”的美名。我五一前是答应了的。

但现在却开始有些犹豫。

其实我从小是不喜欢除了大熊猫以外的一切动物的。动物性和人性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大概我那时候直觉如此。动物太不确定了，像初中男生。大熊猫为什么是一种例外？可能因为他很有人性，体现在她永远追求的慵懒状态，和在这个追寻过程中流露的坦诚和天真。

最早关于猫的记忆是浦东的一户远房亲戚。那个时候浦东还是遥远得像离开上海的地方。他们家养了一群小白猫和一白一黑两只大猫。我进门就很震惊。小猫在沙发底下乱钻，随时会被我踩到。大猫就很疏远人群，站在门边，很有节制和姿态，令人敬畏。我记得这一切，可能因为他们请我吃了特别好吃的草莓，伴着方砖冰淇淋。草莓的季节惹人喜爱。

后来Shyi大学毕业以后过了一段Dance and sleep with cats的日子，据说出门上班的时候脸上挂的不是自己的胡子，而是猫毛。这个时候我不在上海，Shyi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他也有难以理解的一面。

我唯一养过的动物是小鸡。小学的时候有一阵子总有人在放学路上捧着一个大筛子里面全是小鸡。有一天我妈居然就买回来几只，想必好重温自己的童年。刚来的时候，他们很是热闹了一阵子，跑动跑西觉得14平方米的空间什么都稀罕得不行。但有一天晚上降温了，我们一家出去串门，晚上他们在阳台里就冻死了。为此举家沉默，觉得那么小的东西都给人带来那么沉重的情绪，真是危险。从此以后我们决定什么都不养了。

有很多人写过很多喜欢猫的文章，譬如老舍还是巴金，有一篇课文就是讲他的猫的。他们描写得越真切，我就越感奇怪，也有堤防被感染这种感情的嫌疑。

我妈以前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人都养不活，还养猫！”我一向反对这样的言论，但时间长了，居然也变得对动物的兴味寡淡起来。我在考虑养猫的时候一直在盘算这个钱那个钱的，说明我终究还是受到家里实用主义、经济主义主导思想的长期熏陶。

可能是我到底还是没有养过猫，所以对于动物和人的关系感到陌生。总是听说猫很独立又很贱，这种性格组合很迷人。所以大学宿舍楼上安安的猫就叫“小贱”。安安抱着他叫“小贱小贱”的时候，连听的人都很过瘾。

越想越多，好像猫真的是很常见、很重要的一种动物似的。猫是可以不被人养的，他也可以活，就是喜爱的人看着可怜，觉得好像不够尊严。野猫还能优雅么？费老师巴黎家里的猫很优雅，连我这个外行一看都知道是很好的品种，他眼神里能流露出几代荣华富贵的传统。

我本来想说，我怕我工作忙，或者出差什么，照顾不周，对不起他。但其实是不确定我能有多喜欢他。或者，如果只是因为日久生情，有了担心生离死别的痛苦，我为何要多这么一层苦恼？要给这个找理由真是艰难。爱心和爱情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