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每天早上爬起来肩膀以上部分都僵硬。这时候打开门，陪我小住的香港师姐会从房里出来，伸展四肢，扭动脖子。虽说人家是PHD，但早上看起来却比我更欣欣向荣。

北京今年那么凉快。电梯阿姨说，被你赶上了。我对自己说：让更多的都被我赶上吧。早晨出门能闻到高纬度的味道，会误以为是从奥斯陆大学的宿舍里出来，走过小径，碎石路，停车场，横穿一片小草地，过一座钢结构小桥，进入简明设计的建筑内部。间或，室内要传来咖啡的味道，非常重要。而我不喝，这也很重要。

6月21日法国文化中心在798搞了一个下午的音乐活动，意思是交替地在不同的画廊开摇滚或爵士或古典的演奏会，一场接一场，赶集一样。很久以后，我才被提醒，那是夏至，高纬度地区最优越的节日，巴黎有这个音乐节，所以他们才在北京也要小打小闹一番。夜晚9点，北欧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平行扫过我们的腰，持久燃烧，是在四年以前。当下，法国人在北京8点的明亮阴天下互相Bonjour。

我想说我热爱这样的生活。每天歇斯底里，带着朝不保夕的信念和瞬息万变的情形推手和发力。一个画廊工作的诗人，前一阵头疼自己长久写不出东西。因为“798里每个人每天一副早死早超生的样子”，我说。他同意。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要找一个谋生的工作在先。年轻人就挤在这里，哪怕寻死觅活也好。有一种劲道让你在这里不得不急剧地紧张，生长和作废。

到了夏天，白天就长了。可中国人偏喜欢夜长梦多，对于太阳在空中逗留的长短本并不在意——最多就是避瘟神一样的防晒而已。夏天的白昼有多长，冬天的黑夜就有多长。这最好的安排，是给一座城市的馈赠，提醒他不要不要不要麻木。这也是一个陷阱，困扰我不断不断不断去观测和指望。而夏至已过。

最近一年来唯一有捕捉和拍照欲望的时刻，就是今年六一节馆里的活动。

活动为了纪念汶川地震。大概有六七十个孩子被要求从事先准备好的无数最近的报纸里剪出和地震有关的图片，并粘在四张很大的纸上。据说这个想法不新鲜，但我却是第一次看到。

于是他们就翻报纸，从图像里找出他们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影像，并最终攒在一起，成为六张巨大的拼贴。同时，他们十几张为重建家园创作的优秀作品（有朋友坚持认为有成人修改的笔触痕迹——不过这不是重点）被张贴在一个临时小展厅里，供人欣赏和义卖。

看到孩子们在茫茫报纸堆里的辛勤工作，能够很直接地感到媒体对他们的触动。他们都只是四五岁，走路摇摇晃晃，胶水经常把他们的脚底手心粘住，剪刀也使不太好，当然也不认识多少字——却已经知道了图像想表达的意思。

他们对媒体图像的良好吸收同他们成长的年代有关，也是最近一个月媒体对地震的集中宣传直接效果。他们不是在机械地劳作，而是在大量处理图片给他们传递的信息。他们不会区分温家宝和一个士兵究竟谁该贴在哪里——毕竟这不是报纸的版面。无意中，他们用混乱制造了图像间的平等，虽然这些图像的视角和尺寸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已被报社编辑所决定。

经过这次劳作，他们对报纸会有什么新的看法么？会更亲切么？会更信赖么？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因此而明白图像的政治。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此刻成为了这件作品的合理创造者。这件会另成人感到更大困难的事情（不知道要考虑多少如何选择图片，如何摆放位置之类无关痛痒的问题），在孩子们，却轻而易举。因为这两个原因，它比798绝大多数所谓的“作品”多了两条成为这样东西的理由。 

Earthquake Event- Children’s Day 2008

【趁拍照的时候，我偷偷观察了几个女孩子（抱歉实在没有男孩被我发现有特别的表现）。

有一个胖乎乎的女孩特别可爱，但她一直默默地工作，使尽气力，特别认真。结束以后，她还帮忙整理废弃的报纸碎片，之后拿了一面小国旗到处乱跑，特别惹眼，拍照的时候也气势很足，使劲挥国旗。

还有一个女孩子长得有点孤僻，神情也和一般孩子的烂漫不同。我一度认为她神色游移是因为不太想干活——我显然排除了她已经有了思考习惯的可能。但是在所有孩子都觉得完工以后，她却在大纸中央检查有没有真的贴牢。不知谁从什么报纸里剪出来的大红心，大半颗心都没有涂好胶水。她发现以后，仔细地把它粘牢。她不说话也不和别人交流。拍集体照的时候站在最最边上：眼睛大大地睁着，好像使劲地要看，却不笑。

只要稍微留心，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美好的品质。我很好奇，他们会成为谁呢？真的需要很久才能知道么。】

 在一个去了印度的以前同事的博客里，看到了开幕展览里自己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展厅讲解，另一张是在讲座边发呆。

我已经不认得自己了，那个表情，那个环境，当时的1号展厅。又看了前后几张当时的同事的笑，当时的办公室，厚的大衣，气派的空间。这最切近的半年并不见有多好，但已经褪成了Good Old Days，甚至比香港的两年半，比我的童年，比上海的三十年代，比我亲爱的奶奶都要老旧。半年光景之外的镜头，送给今天时过境迁的模糊。

这半年的飞速旋转里，处境变化如此之快，事态发展如此不在控制，亲近和疏远、快乐和困扰、希望和沮丧之间都是一步之遥，跨来跨去那么频繁，自己都快收受不起。看同事的脸，或熟悉变陌生又变熟悉，又或陌生变熟悉又变陌生，反反复复，疲乏困顿。

每次交战之后，陌生总会战胜熟悉。战争的间歇，人们重整倦容。仔细想来，在组织的意志之上，原本谁都不认识谁，谁也不爱着谁。抽空喜爱你的邻座，你的对面，路过你桌面的人，给你修理电脑和随便你拿文具的人——这喜爱的发端总有被打击为脆弱的一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 定风波

我人生的第一次旅行就是在我一周岁多的时候，被放在父母身后的硬座上，一路拉屎拉尿地来到广州。因为去香港探亲不便，广州是我们见面的好地方。我曾兴奋地按遍流花宾馆的电梯按钮，也第一次被外国游客玩。我第一次去超市，被放在购物车里；又在黄花岗起义的纪念碑前和家人合影，神情肃穆。这一切的新鲜都发生在广州，在1983年的那个夏天，这个离开世界最近的中国城市。

我没有在广州生活过，但在香港读书的岁月里，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广州人。他们缝合了我和香港之间的空隙，像一座略有弧度的桥，让我舒服地在那里生活。他们明白我所说的话的字面背后关于内地的隐射和感慨，又通过和香港的嫁接，和我一同解读这座城市。我特别喜欢他们帮我和香港人说话，我就能在边上细细地听，并等待结果。

和广州相比，上海是真正的暴发户。广州做生意开始得比上海早，历史上的每次发财都比上海早，财富积累的年岁自然也比上海久远，所以论商业传统，广州可谓源远流长，至今不衰。所以上海人现在还留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广州人早就觉悟自己每天吃得怎样才最正经。沉淀至今，广州仿佛已经进入了从容不迫的阶段。

我所住的广州大厦，居然是PL老爸当年的项目。PL的爸爸是军人，是移民，不说广东话，却是广州政府中为官清廉又务实高效的代表。广州大厦作为政府工程，当年建造时因为过年前工人拿不到工钱，她爸爸居然自己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导致那年自家过年的经历被PL一直记到现在。走在广州成荫的绿树下，我想这是PL爸爸当年环保工作的功绩。

从广州大厦的房间里往下看，发现这座城市还保留了许多老房子。这些房子仍然被自然地居住，自然地使用，没有逼迫别人，也没有被压迫。房屋的楼顶都是绿色的，种满了植物，而楼房的空隙里用绿树包裹了一所小学。居住在当地的人对我说：“广州这两年也拆了很多房子——但远远赶不上上海。”上海哪里是在拆房子，他们有法术，让一个街道、整个街区明天就消失。

在中山纪念堂的一张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宋代以降，广州最重要的建筑仍然保持在同一根中轴线上。广州的心态平稳，而且放在很低的，几乎贴到地面。广州并不是为了什么而刻意低调。香港崛起，深圳崛起；香港衰弱，深圳衰弱，这些紧贴着他发生的事情，都不能干扰他对自己节奏和意愿的认知。什么叫老广东？就是集合了广东文化和传统的精髓，在离开中原的地方，改善自己的生活，进步自己的进步。

夜晚，广州大厦的大堂里，来参加《广州站》展览的广东艺术家用广东味的普通话谈笑风生。想起艺术家杨诘苍（他坚持自己名字的拼音为Yang Jiechang）白天研讨会上说的：“广东一直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却从来不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还有他在广州三年展上的那个高悬大堂的霓虹灯：“我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说好普通话。”我想，在这个充满实验、冒险、反抗和创造的省份里，广州是她不会衰竭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