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两个星期前雷曼倒掉的时候，我的美国同事David说，“美帝走向衰亡的一天到来了！”英国同事Simon也在一边点头。我两眼发光地追问：“那么经济危机会引发政治动荡么？”Simon同志很警觉地暗示我对政治变革社会动荡是不是过分热情了。

今天几个建筑师讨论中国建筑的时候，不免有人感慨时事：“我们都觉得什么鸟巢啊、库哈斯啊什么的重要，讨论来讨论去的。结果呢，什么都没有经济重要！”有人提到最近的《新闻周刊》里有一篇文章讲，世界目前只有两种经济制度：国家专制的资本主义（以中国为代表）和自由资本主义（欧美为代表），究竟谁能耗到最后并胜出还不知道。不过，“最近中国有一股喜悦的情绪，觉得西方世界倒下了，而中国人向来是以敌人的失败为自己的胜利的。”甚至还讲道，中国至少150年来一直有一种“西方列强”的观念，自己总是弱者，如何面对列强倒掉以后的局面呢？等等等等。

虽然我对经济懂得比建筑师还要少，但雷曼倒掉瞬间的神经兴奋过去之后，我总觉得现在说什么都有点言之过早。甚至，我感觉美国不会倒掉，欧洲不会倒掉，他们背后支撑的经济和政治理念更不会就此消沉下去，反而可能在这次修正和调整之后再稳定个几十年没什么大问题。我没有根据，但对中国是否真的在走一条“与众不同”的“更好”的路表示怀疑。

无论是西方媒体还似乎中国媒体都对这次经济危机表示出了一种（总让我怀疑）比实际情况要更糟糕的报道和预期。有时候媒体总想把问题往坏里想，这是西方媒体报道坏事的习惯，也是中国媒体在报道西方坏事时的习惯。但通常这样能形成更关切的智慧集中和激烈的讨论，对想透问题、吸取教训和改正错误都有好处。如果说这样的一种往“坏里想”的关切对遭受打击的国家很有好处的话，那么对幸灾乐祸（事实上也不知道能“独乐乐”多久）的“另一个模式下”的国家能带来足够多的反思么？

我当然两手空空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自圆其说。只是，自从我真的睁开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听说过信息革命、911、知识经济等等很多吓人的词，但什么也没有把这个世界的基本格局打乱，什么真正的革命也没发生。我觉得“敌人”还是强大的，我们还是虚弱的。大概我还是很不自信，也很害怕有一天中国人民真的看到美帝变成雷曼之后无法自持的样子。

图片来源：雷曼兄弟网站（2007年的年度报告封面，还是很灿烂的。）

看完《牧马人》之后，我再次确信：没有好时代和坏时代，只有大时代和小时代。我们出生在一个大时代，却在一个小时代里浪费青春。

如果你碰巧没有看过这个我们出生那年拍摄的电影：它讲述了一个文革中被错划为右派的青年许灵均（朱时茂扮演）在西北流放的时候，和一位逃荒而来的四川姑娘李秀芝（丛珊扮演）结合并幸福顽强乐观地生活，并最终决定放弃跟随华侨父亲回美国，而留在西北的故事。

二十多年后，谢晋说：“这个片子里，许灵均和李秀芝结婚，公社的乡亲们每人送了五毛钱，一共23块5毛。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日子过得很辉煌！”谢晋说话的口音和用词都让我想起我爸，他们都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激动地针对一个细节用一个足够宏大的词语来轰炸，教我震颤。“辉煌”——现在还有人提这个词么？这个词还能用来形容我们的生活么？

亮马桥路往东北方向，经过朝阳公园北门的十几张广告牌，每个月都换，而且永远都是不择手段软化灵魂的房地产广告。最近的台词是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是细节”，因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一生奋斗的细节”，而这个细节，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房子的细节，也是它不懈劝导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走向他们想要的生活，实现他们想实现的目标的道路。——可是这是谁的目标，谁的道路呢？

从来没有一个时候，道路显得如此可怕地清晰。《牧马人》里，主人公选择的道路是要从民族的苦难中奋发，投身到新的希望中去，这个路如此宽阔，就像“在希望的田野上”一般舒展明亮。而如今的道路仅仅是房地产广告挟持的笔直通道。对城市的青年来说，这道路引向房子，引向婚礼，引向既定的舒适和满意，配套着的是羽毛球课，钱柜，淘宝，高尔夫和热力瑜伽。

有一天许灵均牧马十几天后回来，看到秀芝在家里的院子里自己翻泥砖，嘴角都是泥，满脸都是闪亮的汗珠。他问：你这是要做什么？她说：“我要在我们房子边上再搭一个小屋子。”打开她的日记，她像我们小学时候那样，写道：“今天我在家门口种了两棵树。在我们老家，每家门口都有树，哪有打开门就见天的？”这是充满劳动的生活，劳累是因为身体的运动，而不是身体的僵硬；那种劳动着的生活充满了朝气和志气，秀芝的脸上也洋溢着劳动的青春所散发出的乐观和自力更生的生活所带来的自豪。（1983年5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她以61万票被评为“我最喜爱的十个当代青年银幕形象”之首。如果是今天，或许就是靠着海龟爸爸奋斗的陆涛了吧？）

在这个小时代里，我们除了期待金融危机，还能期待什么能搅动我们生活的大事？许灵均的父亲临走时候问：“你决定留在中国了么？你有没有想过，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他回答：“我想过。但我对中国充满信心。”现在，我们还对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对自己的？对国家的？还是对未来的？从来没有过的渺小，精致地镌刻在不经意的广告牌上和高级衬衣的领口上。这种困顿，已经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

谢晋的这个电影已经随着那代人的老去而老去。秀芝在日记里写道，“明天他回来，要把这句话告诉他。”这句话就是她在露天电影《列宁在1918》里，听到列宁说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在我们的小时代里，一切都已经有了，所以最大的希望就没有了。

可能，这就叫挽歌。但我却无从悲伤。

2008年9月23日上午12点45分，台湾艺术家陈界仁在“美国在台协会”(AIT)收获了这样一句话：“我怀疑你是要偷渡！”这句出自华人男性面试官的标准国语，彻底打消了陈界仁申请赴美参加展览的所有意愿，并被作为他新创博客的标题，和他下一个艺术计划的缘起。 

陈界仁在他的博客上声明：“台湾民众至美国在台协会办理美国签证时，时常会碰到这类被视为‘殖民地人民’的言词和态度上的对待，而我只是长期以来被羞辱的众多台湾人之一。”此种羞辱来自政府长期以来对美国的附庸和自贬，因此他“当然要拒绝被这样的羞辱，更不会再去申请美国签证，当然也不会再去美国。”他希望通过他的博客搜集台湾民众在申请美签时候的种种耻辱经历，将这些案例丰富和发展成一个“更大的、长期的、集体的书写与展览计划”。 

陈界仁的作品关注台湾的历史和现实，品格含蓄深沉，凝结了他本人对社会的真实体验，是当今台湾不可多得的艺术家。在他的声明之前，我并不知道台湾人也会有同大陆人一样的尴尬经历。可惜他只是搜集台湾人蒙受的羞辱，如果将搜集案例的范围延展到大陆，恐怕他的博客很快就要被海水般的苦楚和抑郁给淹没了。我自己就曾在旧金山海关入境时被送去小房间复审；也在阿姆斯特丹刚下飞机就被一位警察从人群中叫出来查看护照。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是谁，我只是一张中国或东亚的面孔和一本护照的主体。他们的职责是控制人流，寻觅可疑。平心而论，就像陈界仁在声明末尾所说，这项艺术计划不是为了泄愤，而是为了引发大家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被如此对待？我们可以如何改变它？” 

前两天，我恰巧看到了大陆年轻导演翁首鸣的处女作《金碧辉煌》。1983年出生的导演把我们带到了福建的福清、长乐、平潭三县几个年轻人的生活中，看到他们如何在一个以偷渡为链条串联起来的生活中寻觅乐趣。家庭贫穷的，同因为偷渡而欠债累累的窘困抗争；家庭富裕的，和因为丈夫偷渡而转向宗教和赌博的母亲反目。他们偷拍那些丈夫在国外的女人的私生活，然后对她们敲诈勒索；把得来的钱挥霍在卡拉OK和娱乐女孩中。他们在落日下嬉戏，去街头打架，和老渔民聊天，也在“祖国统一”的大字前愉快地合影。 

电影里的电视中，窦文涛引述民间流行的那段话道：“台湾怕平潭，美国怕亭江，日本怕福清，英国怕长乐，全世界怕福建。”当我们以为这可算是全世界怕中国的渊源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人的生活已经在作为生存方式和信念的偷渡之链下流淌了很多年。在面朝大海而土地贫瘠的地方，人们长期被清朝颁布的海禁和现代发明的护照阻挠去更遥远的地方讨生活。偷渡对他们从不是清晰的梦想，而是迷惘的现实。影片中，年轻人用影像纪录了故乡海边的风景和渔民的劳作，并写信给偷渡去英国的朋友：“你一定想看到这些景象吧。我们衷心希望女王长命百岁，等她过生日大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团聚了。” 

同陈界仁被怀疑为偷渡的“美签之辱”相比，翁首鸣镜头中散落在福建海边的零落青春却自有他们的逻辑：“如果你曾经向往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海市蜃楼……”

补记：在同事Emma家看到一张碟《鬼佬》（Ghosts,2008），以2003年在英国海滩拾贝不幸丧生的非法中国劳工为故事背景。Emma明年准备赴英留学，工作忙得无暇顾及留学的事情，但突然停下来说：这个戏——应该看看哦。

图片：金碧辉煌（Fujian Blue），2008，导演翁首鸣。

胃胀到现在已经有两三日。我撩起衣服往下看去，能发现胃部鼓起来，像一个做塌了的大馒头。四年半前在翠微南里，每次吃完Shell做的完全没有味道或者Cherie做的香喷喷的饭后，我都要很满足地给她们看我凸起的胃：“你们看，又突出来了。”她们瞄几眼说，知道了，知道了。然后希望我能洗碗。

转季节的时候我想起去年来北京是10月4日。10月7日吧，我开始上班了。转季节的时候我想起秋天的北京让我新鲜又兴奋，很多颜色，不断变化，但喉咙里每天起来都干涩涩的，喝点水就很多痰——当我有痰的时候，我觉得我融入了北京。昨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自己的脸像是被打过一样，一块块红的摊在那里，只好很麻烦地用粉底盖一盖。前两天还有人说“哎呀，你皮肤比你刚来的时候好了很多呢。”马上，秋天就来了。

现在胃的内容因为下不去也消化不了，堵到我的喉咙口。我强制自己打嗝，据说这样更不好。我喝普洱茶。我想出去去跑步，但热水器坏了。我不想坐着，但我不知道在屋里站着能干什么。

十一的时候我头痛，他们说是神经痛。平时紧张不觉得，休息放松下来就有知觉。但我还怀抱着期待，以为呆在家里会更有成就。原来我的成就重心已经完全倾斜到工作上，没有工作我就没有成就，没有节奏，没有分寸，没有把握，神经都会痛。所以我休息的时候，就要离开家，去走很多路，保持一种形式的忙碌即可。

接着，我刚才在我移动硬盘里找照片，找到了我在挪威的时候写的一些email信。因为我还没认识到博客，所以那时候还写信。那时2004年7-8月，9月我就开了博客——这些信居然就变成了我最后的“信”。我随便打开看了一封2004年8月8日（奥运开幕四年前）写在火车上的信。我当时觉得世界刚刚要展开（沧桑过度）。

一封旧信在电脑时代显然已经不能泛出什么黄色，也没有手指啊、眼泪啊、折痕啊叫人想入非非，但或许我还是会冲动地贴出来再看看呢。

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被阵容浩大的德意志歌剧院带到保利剧院，有幸得以现场欣赏。

上次看歌剧已经是两年多前的夏天在德累斯顿的Semperoper（有译作森珀歌剧院）。当时被同住青年旅馆一间房间、拿了奖学金来德国考察歌剧的美国女孩邀去看了一出威尔第的《福斯塔夫》（Falstaff），坐在最后一排能看到蓝色布面制作出来的奇异效果，布景非常新颖，但却非常疲倦，只记得喜剧的气氛，却完全进入不了。我在她边上瞌睡连连，当时怀疑自己真是找不到和歌剧产生关系的方法了。

巧合的是，《玫瑰骑士》1911年的首演就是在当年的Semperoper，而且大获成功。我想起来，那年回香港在当时的博客里写到德累斯顿的时候，还在末尾提到“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在废墟后的德累斯顿Semperoper里再次想起”之类的话，没想到若干年后会以这样的方式和他的作品相遇，和Semperoper重逢。

《玫瑰骑士》故事讲述的是17岁的单身伯爵是元帅夫人的情人（第一幕表现了他们如何缠绵悱恻，感情真挚），但他又被元帅夫人派去担任她堂兄男爵的玫瑰骑士，为他传递订婚的银色玫瑰给一位新兴贵族的小姐，却又爱上了这位小姐，并通过计谋戳穿了男爵的好色本性，并同新贵族的小姐结合。

虽然故事遥想的是18世纪的维也纳，而且前两幕结束的时候我以为已经完全能预计到第三幕的故事发展，但理查的音乐配上耐人寻味的歌词令最后一幕刻骨铭心。当年轻的骑士在元帅夫人和年轻小姐之间徘徊时，三个人各自诉说着自己的惆怅。骑士难以辜负尊贵而善良的元帅夫人的感情，但却分明已经移情别恋；年轻小姐的自尊心使得她无法欣然接受元帅夫人的成全；而元帅夫人则以高贵而诚恳的言辞帮助两人走到一起，自己则选择退出。

正如元帅夫人早在第一幕结尾时就悲哀地咏叹过，而完全没有为年轻骑士所理解的那样：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有一天，人的感情总会变化，韶华总会逝去，她也定会衰老。她在享有一个年轻人最炽热感情的时候，非常清醒地意识到青年人感情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感情和时间对抗中永久的脆弱。在她这样的洞见和冷静之下，年轻英俊的骑士不得不被她的决定所折服，双膝跪下。

正巧碰上诗人王家新坐在一边，他说写歌词的人（名叫Hugo von Hofmannsthal）是维也纳当时很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词作家。虽说看歌剧主要是欣赏演唱和音乐，但这部歌剧的歌词如此耐人寻味，我每一句都看得很认真，以至于有点应接不暇。尤其是第三幕结尾处揪心的三位主人公的联唱完全不能令人释怀，喜剧元素为深邃的无奈所挟持。当元帅夫人决定退出，并带领被此前失败的订婚事件打击到崩溃的女孩父亲过来，见证两个年轻人的终身大事之时，女孩叹息道：“她把这个年轻的男人给了我，但却把他身上的一部分永远拿走了。”

剧末终了，两个年轻人自然满怀他们所相信的相爱到老的信念热恋着走下舞台，只剩元帅夫人在蓝色纱幕的背后站立良久，就像她在第一幕结束的时候那样，留下黑色剪影——突然，一个小女孩从纱幕底下钻出来，捡起之前夫人失落在台上的那块白手绢，跑回去送还给幕后的夫人，两个鲜活的剪影方才一起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