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一、 用完电

昨天晚上我正在看电视剧的时候，电视突然被灭了。

本来萤幕在炖汤一般开着温火，突然汤就从锅里溢出来，火一下变大，一声刺溜的叫唤之后就被掐死。萤幕发出一阵亮白的光，旋即电视剧的灵魂就被空气带走了，这个情景还有点令人震惊。这个时候，我刚刚叫了半分钟的电水壶也哑了。可能是它抢走了别人的最后一口气。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停电当然是不陌生的，但不是因为故障，譬如跳闸啊，或者电力供应不够啊，就像小时候经常碰到的那样，——而是因为自己把电用完了，还是第一次。这种感觉，与其说是觉得自己活该，不如说是“我也有这样山穷水尽的时候”。尤其是，对面的大楼家家户户都亮堂得很，把我的屋子照成并不漆黑，但还是什么都看不清楚的状况。以前的停电，整幢楼会一起叹息，然后零零落落听到摸索打火机和蜡烛的声音，但昨天晚上，除了自己去摸黑洗澡和摸上床听音乐以外，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也自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好发。

我听了一会广播剧《故园风雨后》的最后一部分，觉得精神虽然还很好，但脑子想休息了，就关掉MP3睡去了。于是我做了一个梦，还是叫人不愿意醒来的那种。早上被一个做消费者行为调查的电话吵醒的时候，这个梦还在继续，因为最精彩的部分已经过去，所以也并不很懊恼，只是奇怪为什么座机还有电。（顺便说一下，纵然是这样的电话，对方的女声还是很不温柔啊。）

二、做的梦

我很少梦到父母的，但昨天晚上居然就是和他们在一起。我们进了一幢老式的房子。究竟是什么式样呢？不是石库门，也不是老洋房。我想是糅杂了被改造和挤占以后的所有老房子的破落样子以后，以我奶奶以前住过的某个房子的入口为原型的房子。昨天晚上睡觉前我确实想起过她在海宁路的故居，她童年生活的那个大房子，还有据说对面弄堂里经常被扔出医院的死孩子，他们认为这是造成家道中落得早的原因。

一个穿着普通红粉色开衫毛衣的女人接待我们，把我们带上楼。二层楼梯边上有两个房间，其中一间暂居着一户小户人家，好像是外地人，有一个小孩子，还有一个女人。女人抱着孩子在楼梯上，很开心地看着我们。我瞥了一眼房间，里面陈设非常拥挤，但有黄色的灯光。为什么认为他们是暂居呢？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们将要买下这里的二层和三层。

楼高非常之高，几乎有三四米。我昨天午饭时看了《她埋在土中的小狗》，村上春树写道一家日本战前就开设的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度假宾馆，有四米二十之高。“我不认为改建后的新宾馆的房间能维持现在四米二十的天花板高度，何况究竟有谁追求四米二十高的天花板呢？”

三层是一个大房间，朝西的一面全是玻璃，玻璃的边框是很简陋的铁，原先应该有绿色的油漆。之所以知道是朝西，因为见到了落日余晖，而且余晖的背景中，对面的一户人家正刚刚搬进来，很多穿着华美的大人和小孩跑进跑出，还有很多书已经摆满了一墙。我们两家的三层露台好像是可以连接的。我好像看到了我们的未来。虽说只有三层，但往下看去，二层的房子已经很矮小。爸爸说：“你看，这就是你爷爷的大姐小时候住的地方，汾阳路。”虽然我听到的是汾阳路，但我确信，其实他在说塘沽路。而这个景色，倒是很像一年多前，我从张爱玲住过的常德公寓楼道侧面往下看去的样子，一个弧形的丁字路口。那种旧生活的振动频率，在我们的俯瞰中复活了起来。

我把视线投向更远处，我看到整座城市。这座城市竟然没有新的建筑，就像站在弗洛伦萨的大教堂穹顶外看出去的一样，平整、错落、完整，像一个没被碰过的三十岁女人。这是没有拆迁过的上海。我看到城市边缘勾勒出的圆弧形，就像我12岁第一次在公海上见到的蓝色弧形一样。

那个晚上我们就铺了席子躺在这个房子里。爸爸妈妈躺在三层，我躺在比他们低一点的地方。躺着看时，窗外只是朦胧发白的天色，有灰色的鸽子飞过，却没有房子的屋顶。我激动得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得这个晚上的平躺异乎寻常地神圣。

第二天起床后，我们下楼想对那个似乎是老板娘的红粉毛衣女人说我们的决定。她笑着说，“你们真的要这么破旧的房子么？真不知道这个房子有什么好啊！”我想，妈妈就一直想住市中心，就一直希望房间里有楼梯，现在可算是齐全美满啦。我们提出，希望她能再和我们回去那楼看一下，确认一下我们要的房子。她笑着说，“你们到时候开张的Opening一定要在我们这里办啊！”我们很奇怪地说，什么开张啊？“你们不是要开旅馆么？”我说，“不是啊，我们只是自己住而已。”虽然暗地里想，其实开个旅馆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太可惜了。

总之，她带我们回到那楼里。楼的一层是厨房，厨房里摆满了十几年前的那种灶具，就是黑得像墨汁一样，油腻腻的铁做的煤气灶。好久没见这些东西，我高兴地说，“你们看啊，以前我们都是用这些的！”但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我们上楼以后，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住得越来越挤，有了上下铺，有了上中下铺，几乎不能走路。有一个婴儿在楼道中央的摇篮里哭泣，他不远处的妈妈却不理会。我妈只好把他连同摇篮搬到边上去，而他居然自己开口说话，表示不高兴。我们继续在逼仄楼道和狭窄的楼梯里迂回，一方面，我还是为这种沸腾的生活所感动，另一方面，路也却是越来越不好走，而我们昨天看过的房子却不太像会在路的尽头。

突然走在我们前门的人跳上了一辆小巴，红粉毛衣女人也对我们说，赶紧赶紧，否则上不了车了。我们就赶紧上了小巴，一个导游的声音在耳边说：“我们现在就要去看我们这里最有名的铜雕纪念馆。”还没有到这个纪念馆，经过的石桥上已经站满了革命风格强烈的石雕像，我想，本来不应该是石狮子么？一转眼，铜雕纪念馆就在眼前，一座人民大会堂似的建筑门口，摆满了社会主义写实主义风格的铜雕，而车子却并不停，呼啸着又继续往前开去。我想，我们可能回不到那个三层楼了；以及，“寻病终”了的刘子冀。

这个时候，来调查我的消费行为的电话响了。

Simon问我这句话什么意思，看看能不能找出英译，他好给外国人介绍。这是展厅入口处的作品。说起来，我和这个展览毫无感情。一则没有参与；二则我对奢侈品与艺术共舞的想法没有好感。归根结底，都是买卖，只是卖得好看点还是难看点罢了。

这句诗写在五道珠帘上。白珠子和黑珠子串起来，黑珠子就在白珠子上描出了这几个字。为什么是这句呢？除了诗意之外，可能也因为五个字都比较简单吧。

王维的原诗是这样的：

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王维送别一个因为失意不得志而要去归隐的人。全部的话，只是为了最后两句：你就只管去吧，而天上的白云是绵延不绝的。古人的诗不是得意之作，就是失意之作，得意的时候，自然啊，宇宙啊，都在为自己喝彩；失意的时候，它们又都成了对悲悯的附和与退守的屋檐。“只有天边的白云才是令人赏玩不尽啊”这么一说，仿佛是看穿了，诗兴挥发了，意境拔高了，于对方，于自己也到底是个宽慰。个人的得意失意较之自然，较之更大的生活，好像变得微不足道，我们总能找到一个解闷的方子。

此一时读，好像“无尽”给人希望；彼一时看，这个词似乎又带了揶揄。有时候，它仿佛引向宽广；再细看，那宽广似乎只是一种明亮的绝望。白云的翻滚，像是人和命运没有止境的周旋，疼痛也不是旁观者所能分担。想着这些，就不太喜欢了起来。

在我抵达之前，重庆已经下了10天的雨。

奔向城区的路被一条掠过座座山腰的高速串联，路边不时经过新开发的楼盘。如此新，如此地好，让我吃惊。之后的几天里，我发现，重庆到处都是这样崭新的楼盘；而这里几乎所有的户外广告都是房地产广告。

重庆的司机很威猛，不亚于香港“夺命小巴”的驾驶员。我离开后的那个周末，他们就开展了一次大罢工。有山的地方，城市的气势就不同寻常。有两条江汇流的古码头，如果每天又有10万口火锅在沸腾，人的气势也定不一样。如果人的生活主要是在爬坡中度过，如果城市的大小不能以你俯瞰时候的目测来衡量，那么重庆应该去树立起另一种标准。他们说，香港是“小重庆”，给我很多错觉。

重庆人最自豪的可能是两个年代，一个是作为抗战陪都的七年，另一个就是直辖以来的十年。后者写在城市的脸上，前者呢？

我住的南岸区离开南山不远。我对司机说，我要去的地方是抗战什么的，说了半天他才明白，哦，是蒋介石的那个房子吧？我含糊地说是。车子绕了好些上坡的路，才爬到了半山腰的一个地方停下。雨雾虽大，我还是看清了那几个字“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买票的阿姨很清闲，我一点都无法预计里面是怎样的。

空气真好，清净得很。这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半山的植被间开出一条游人可走的路。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搬迁到重庆，找到了这个隐蔽的山头，从富商手中购买和建造了若干宅院。这里被称为黄山。蒋介石在云岫楼生活和指挥军事斗争，宋美龄则在低处的松厅筹划她的作为；她最喜爱的侄女孔二小姐则住孔楼中；美军高级将领来访也有草亭作为下榻之处。这样一个僻静之处，也没有躲过日本飞机的轰炸，然而轰炸最少的还是蒋介石的官邸。唯独去他的云岫楼，需要气喘吁吁地跑上好多台阶，远在其他人之上。甚至有一条莫名的狗，一度试图恐吓我上去的企图。

突然之间，在这一片朦胧的烟雾中，抗战历史中被多少有些遮掩的一角，被轻轻掀起。解放后这里一度是职工宿舍和疗养院，直到2005年才把里面的人全部请走，重新开放作为纪念性的公园。说起来，这里的建筑确实很有民国时期的流行风味，有保存的必要；二则，曾经特别敏感的部分，现在终于可以用一种相对公允的态度来面对。

这烟笼寒水月笼沙中的陪都心脏，在停止跳动60年之后，被重新安顿了下来。我们终于能走进这个在今天看来仍然过度舒适的故居，在黄葛树下的小径里回想我们可能已经丢却很久的记忆。这样潮湿的环境，没人赶快走。好几处庭院还在修葺，几栋楼在休整而无法入内。在墙边甚至还倚靠了几十把疗养院时期编了号码的椅子，好像随时还可以被派上用场。

我一直惦念着Jess给我讲的关于她奶奶的一些事情。可惜Jess12岁就离开台湾移民去了澳洲，否则她的故事可能还会更丰富些。因为很偶然的原因，我知道了她的奶奶和一凡的外婆都是湖南长沙周南女校的校友，也是马英九母亲的校友。一凡的外婆居然还能记起她的名字，说是一个很喜欢打排球的女孩子。因为她爷爷是国民党的军人，一家人1949年之后就随蒋来到台湾。Jess现在还记得奶奶有很漂亮的旗袍一直都珍藏着，而且她知道奶奶其实很会跳舞。可是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家里住了好些前来投奔的军人，都是妻离子散、一身埋怨的主儿，社会动荡，Jess的父亲在一群群的混混中，度过张震在《牯岭街》里的那种残酷青春；所幸在她奶奶的暴打之下，才没有像其他同伴那样持续堕落下去。她奶奶到死都说：“还是重庆的日子最好啊！”但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还是重庆的日子最好……”那时重庆的日子能有多好呢？这让我充满了遐想。那肯定是和沦陷区不一样的日子，或许是一种一边轰炸，一边用乐观抗争的日子；抑或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日子？可惜，我所有的重庆朋友都已经离开了重庆，无法从他们那里截获一些祖父母生活的轶事。城中央的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两年之后，就改叫解放纪念碑。但那个外观，实在是太不解放，太民国了。

看着这个寥落的，刚刚苏醒却又好像醒不过来的黄山别墅，她俯瞰了重庆城那么久，却又再也说不清楚。

重庆抗战遗址大门

这几块入口不远处的石柱不知为什么很有民国风骨，可能是原先含蓄的大门

侍卫房，现在则是国民政府抗战史实档案的陈列馆，包括蒋宋的书信、银行汇票和美军的一些细碎装备

孔二小姐孔令俊的住所

宋美龄所居住的松厅外观

宋美龄的卧房内，陈设宛若当时。

蒋介石的云岫楼既盘踞高处，又极其隐蔽，乃至几乎无法拍摄全景。

在这件二楼的小房间里挂着一张蒋介石和宋氏三姐妹在黄山别墅的合影，这也是唯一的一张。蒋介石为宋庆龄在这里准备了住所，但宋庆龄从来不在这里过夜。她抗战时期在重庆市区另有住处。

如今商贸簇拥之下的人民解放纪念碑（原“抗战胜利纪功碑”）。1946年4月，国民政府还都之际曾经发表宣言：“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同事J前两天病假，回来上班说一进来办公室就喉咙痛，而我们天天坐在里面的一干黄种人白种人都早已没了知觉。展览玩的就是劳命伤财，伤的是资本家的财，劳的就是我等的命。在这每三个月就重新装修一次的地方工作，我们干的就是高危职业。

J因为感冒顺带查了妇科，说有轻度宫颈炎。一想起自己还没生孩子，而家里的基金又全被套牢，不禁潸然泪下。还好又听医生说这是普通的病，才稍得安慰，又回来上班，带上黑色口罩，顶了一个黄色的活性炭。

某个八年前的朋友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救市，政府拼命印钱往市场里扔，总有一天这钱是要收回来的。怎么收？还不是跟大家要？所以三年后必有通货膨胀。资产保值最好的方式还是买房子。如果买不起房子，而过三年真来它个通货膨胀，是不是应该马上把钱在今天花掉？想到这里，我撒腿跑去，买下平生第一件千元以上的外套。

我也还没生孩子，还没结婚，还没买房，出来工作一年半，刚刚觉得有了点埋怨的资料，世道已露出颓势，只好收敛起来，夹起点尾巴做事。超市里卖牛奶的阿姨喊道：蒙牛大减价啊，买三箱送一箱，每箱便宜十元啊！看起来蒙牛是快不行了。地震把10万人给埋了，三聚氰胺把牛奶厂给毁了，没想到那么快就人人自危了。

想想我哥当年97年从港科大毕业，董建华给他授学位，何其风光。一出来就赶上亚洲金融风暴。苦心经营十年之后，成家立业、儿子也生了，又刮起了这股全球金融崩溃肃整之风。他总是我的偶像和楷模，教我如何不要气馁，又做好妥善打算。

就算没有金融危机，人生也是危机四伏的游戏；就算没有海啸、地震、奥运，也会有台风、火灾、老板。这个事实一定要承认，但还是要有《旺角卡门》里刘德华的派头：被万梓良打趴在地，还要叫细佬不要没骨气。等被作践完毕，对手散去，再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细佬的头。

我们楼的电梯年迈多病，是我坐过的最老态龙钟的两台。如果我从15楼的房间出来，发现它们刚刚下楼，就大可以细想一下还有什麽东西没拿，窗户没关，厕所没上，都可以在它再次上来之前解决。

电梯的生产单位倒是离开上海挺近，叫杭州西子电梯厂，但电梯的设计却不美。因为全是不锈钢铁皮做成的内外表皮，有一股十几年前绿皮火车的味道。不锈钢的外壳上镶嵌的数字经常不亮，时间久了相关居住人员就知道，只是灯坏了。只是最近7楼的人比较倒霉，因为那一层不仅按下去不亮，连停也不停了。

开电梯的两位阿姨倒是非常的好。之前我去过土妖那时在国展附近的房子。他们楼那位电梯阿姨把电梯当作自己家的客厅，墙上贴满了各种剪报，每天上上下下地开展她的宣传兵和监察兵工作，严密监视行为可疑人员，并用尖利的声音理直气壮地怀疑不正当男女关系，很好笑，也很叫人不耐烦。

但我们的两位阿姨非常和蔼，一位圆脸，一位尖脸，都是北京人，轮流开电梯。北京的电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有一个座位在里面，不像上海，电梯阿姨最多偶尔在里面站站而已。这件家具（装置？）像卖票员一样，前门有一个窄桌子，后面是个座位，连在一起的，看着很舒服。我们的两位阿姨总是把位置弄得干干净净，最多只在桌上搁一杯水。冬天到了，身后会多出一个电暖，一进电梯就很暖和。

我本来觉得开电梯是一件顶无聊的工作。电梯难道不是自动的么？我去过朋友的一些高级点的社区，人家的电梯就都是自己开的。但时间长了，我就发现，可能因为我们的电梯出奇地慢的缘故，人们在电梯里的时间特别的长，而彼此之间又不认识。有了阿姨在，大家都至少要跟阿姨打招呼，于是有时候就能聊一些天气啊，狗啊，孩子啊，晚饭啊之类的事情，气氛真是大不一样。如果没有阿姨，这趟每天都叫人要失去耐心的缓慢旅行，只能堵满了面面相觑。

我特别喜欢尖脸阿姨。她也姓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睛，而且喜欢张大眼睛。她喜欢用钥匙圈在坏掉了的木头桌面上划来划去，如果你不跟她说话的话。要找到和她沟通的方式是很容易的，我总是一进去就跟她抱怨。抱怨天冷了，抱怨天怎么还不冷，抱怨电梯慢，抱怨还没吃晚饭……当然不是真的抱怨，只是找一些很简单的事情笑着说说。她总是神情半真不假地严肃地说“哎，你真该加衣服了。”“才去吃饭哪~”这些呢，一定调调呢，要用北京话写才行，可惜北京话写不出来。可是就是这些，对于一个人居住在北京的我来说，就是家常话了。

开电梯的工资非常低，可能每天20块钱。有一天胖阿姨跟我说，她中午就吃一个煎饼，晚上可能就吃几个包子。她们一个月只有一天休息，其余的时间，如果休息，那天就没有钱拿。她们有时候也挺害怕领导的。上几个星期我又跟陈阿姨抱怨说，“哎呀，怎么还不把去年的暖气拿出来呀？”陈阿姨说，“还没到时间呢。”过两天，我就看到暖气拿出来了。她用手指竖在嘴前面，说，“千万别声张，我偷偷拿出来先用的。领导要知道了，没准要不高兴。”有一次她问我房租多少钱，我告诉她了，她很惊讶我一个人负担这么大一笔（其实也是市面上正常的房租）。后来有一天我出差回来，发现地上塞了一张纸条，一个17楼的女孩说，听阿姨讲我想找人合租，她很愿意。我估计自己当时的一时“抱怨”，让她误以为我已经窘迫得不行了。

今天晚上下楼吃完饭的时候，我又习惯性地说“哎呀，这个电梯给换换吧~”以往，陈阿姨会说“换一换可要花钱啊，他们（指物业）可不肯花钱！”可是今天，她却说：“不能换啊，一换，他们就不会再要我们了。经济不好啊。”旋即，她指着身边一个男孩说，“他们那里也要裁员，是吧？”男孩说“是啊，明年如果干得不好的，就不再续签合同了。”

晚饭回来，我看到一个大概只有十七八岁的小男孩正打开的电梯按钮盖背后拧来拧去。电梯照样在开，陈阿姨把座位挪到了后边去。按钮盖里一排排五颜六色的零件和积满灰尘的电线看上去像解放初期国有企业生产的老古董。陈阿姨很认真地盯着那个7楼的按钮：“哎，现在又按不下去了。……哎，可以按了，但还不亮……哎，好像是可以了……”

我想我不会再嚷嚷换电梯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