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过去几天，在很短暂地在那个城市停留数日之后，我自觉发现了2004年8月10日到2006年12月31日之间的秘密。那两个相距2.5年的日子里，我坐火车抵达，坐火车离开。抵达时，我怀了对她不切实际的记忆和幻想；离开时，我对自己的收获知觉甚微。这两日之间，我将她看作是渡河，不是此岸，也不是彼岸。我想我几乎不抱情感，甚至不抱会产生情感的意愿。我想让日子快点走过去，走到下一步，走到不是她的地方去。

人群里，有人对我讲：“真享受在这里,那种没人认识你的默默无名的感觉真不错。”我点头的时候很用劲，因这确是令我快活和容易的原因，然而心又分明想要去那些能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那个地方，不知道在哪里，但一定有很多宏伟的事情在等我，有很多想着宏伟的角度和广度的人们将把我圈起和融入。那个地方一定不在香港。

而这次，在疲惫又不幸的2008年尾，我从地铁细小的出口上来，走在筲箕湾的小路上，经过电车总站，经过挂满了Economist年终合订本上小天使们的7-11，经过由白天的街市和夜间的大排档轮流滋润而无法干透的地面，经过店铺里不再激情澎湃但温和宁静的脸，我想往深处钻，穿梭过天后，铜锣湾，中环，上环，把曾覆盖在我身上的人潮重新找出来，抵御宽广稀疏的2008年里累积到12月的低温。

走着走着，世界突然安静，我感到了久违的无声无息。忽然间，没有人在乎我，也没有人需要我。我需要直接问自己问题，而不再是回答别人的问题。我不再需要和别人对话，不需要沟通，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肯定我们是否理解，是否喜欢，是否有用，是否有意义，是否明天会更好，是否……进步。我回忆2006年12月31日之前的日子，有很多勇气，默默无名的勇气，没有去处的勇气，因无现实可投向，转而投向了自己。那天之前，自己是具体和被爱的；那日之后，自己渐渐虚无，而环境则慢慢真实。

又一城外的夜色下，站着几堆吸着烟的年轻人。比起到处都能吸二手烟的北京，他们蜷缩在这个明朗空间之外的街道边，互相调侃说笑并吞云吐雾的样子倒令我砰然心动。仿佛一股暗流，想起自己当时为了结束徘徊而返回来处，那块缺乏耐心的热土。我已不操心香港，而她却这样轻轻抚摸我：不要再为了不可能的事而伤了温和内敛的心。

夜半洗衣，如果是用波轮式洗衣机的话，每个步骤的声音都被充分放大。进水像瀑布；扭来扭去像捣水泥；脱水像腹泻；漂洗像女人死去活来地折腾；最后甩干则是男人被逼疯乱摔东西和肮脏话的状况。整个过程如此立场鲜明，在午夜12点能够无与争锋到，哪怕隔壁新搬进来的一窝剧组男，每天用香烟熏我们之间的隔墙也无济于事的地步。

本来担心三更半夜会吵到上下左右不明就里的可怜人，结果发现这个担心多余。我是第一个不得不忍气吞声的人，因为毕竟我是唯一醒着的人。偏偏洗衣机选择暂停和开始的那个按键又坏了98%，我按100下，大概有两下它会有反应（而且不知道是第18下还是第98下），所以我不能也不想阻止它。毕竟明天要出门，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

上次我成功发动的时候是用两个手指，左手和右手的食指。为何不用其他手指可能纯粹是习惯问题。那次，我按了五十几下之后，突然听到“滴”的一声，来得耐人寻味。但这次我又试图找到上次的感觉，那种感觉却又始终不来。我经常按按隔壁的按钮，体会轻松达到效果的感觉，但回到这个决定其余按钮行为的关键按钮，手感竟然顿失。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在给它做按摩，后来又觉得是在做爱。如果是按摩的话，那么我是在期待它的缓慢苏醒；如果是在做爱，那应该是在期待突破。有时候我会停下一段时间，等它重新调整一下（从原子或者分子什么的物理学上来讲，它应该无时无刻都在做运动吧）。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遭遇到完全的挫败。最后“滴”的一声总归是来的，只是来得越来越不能预料，所需要前期酝酿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突然之间，它就works了。以至于今天我刚成功，就已经忘了刚才的手势，完全没有什么经验留给下次。甚至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它的机理，是需要慢慢唤醒的呢，还是猛烈敲击，能量累计到一定的结果。不仅，我发现其实每一次的努力都是又一场徒劳；而且，那声“滴”的指涉中包含了的轻蔑。

明天（今天）我在火车上的夜晚祝你们平安夜好。

怀抱一颗警惕的心，是我在自己不多的中国旅行经验中滋生出的偏见。纵然丽江是一个人人都说好的地方，这反而增加了它之于我的可疑。这个地方，如果是在中国，我揣测多半已有了虚假的成分，才会被略有钱了的新阶级的男女，装饰成他们暂时退居资本主义革命二线的温床。

果然，这里的每一家咖啡馆都在促销发呆。离开餐厅时，来自中原的老板会很高兴地招呼你“下次再来”，因为“我们都在这儿”——他有充分的信心，你，这另外一个中原人，不会在其他地方找到你在丽江所能得到的东西——如果你找的是这个东西。

丽江，或说我所知道的大研和束河二镇，自身发散出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商业化了的“发呆文化”），倒还不全是汉族人的一厢情愿。丽江能有今日的光景，和纳西人自古以来和汉族的关系有很大的联系。通过和我们三天内所接触到的三位纳西导游的坦诚交流，我略作小结。

纳西族很早就和中原保持亲密的联系，纳西族也是在这个地区较早从游牧转化为农耕的少数民族。就其实力而言，纳西既不能像藏族那样保持相对的独立；同时又面临彝族等其他相当规模少数民族的侵扰。于是他们采取的是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策。据说朱元璋称帝的时候，纳西土司曾历时三年前往都城进贡，朱元璋大喜，赐姓“木”，也就是比“朱”少两笔。土司回来很高兴，把自己的姓加上一个口，木变成粮食的禾，形成“和”姓，给他的百姓。至今纳西族主要还是这两大姓氏。

不仅如此，纳西族在文化上也很好地保存了汉族传统。譬如父母去世，孩子三年不出门，门楣上必然挂上白色的对联表示深切的哀思。这种对孝道的恪守，恰来自汉族业已失落的传统。再者，纳西人女人在家辛劳操持家务，而男人则主要练习“琴棋书画烟酒茶”，尽力了解和学习汉族的中原文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参观土司木府的时候发现，历史上对他们贡献最大的土司是最为推崇汉化的土司。土司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且不是长子的儿子和女儿一旦结婚就要搬出木府。

另一方面，纳西人对于彝族这样至今仍为游牧的民族非常不以为然。有一次我问丽江有没有欺骗游客的事情，导游说：“前几年，有带着牦牛和游客拍照乱收费的情况，后来被取消了。那都是彝族人干的。”

在后山山顶看大研古镇，很明显地能看到古镇和新镇的界限。鳞次栉比的屋檐下是一个个本地，更多地是外地人经营的店铺和旅馆；而隔壁的新镇就像任何一座中国新兴城镇一般，由没有特点的街道和楼房组成。更远处，有一些房地产的开发项目，试图和古镇一样，和玉龙雪山长相厮守。虽然论风水和结构，这些新的居所远不如原先纳西人家自己的四合院，但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忧愁。他们的孩子能听懂纳西话，但一开口只肯说普通话，他们也就笑笑默认了。

在茶马古道上给我们带路的马夫和我们差不多大，但报上名来的摇滚乐手我们两个土人一个都不知道。对这个拉市海的年轻人而言，世界就在两个小时以外的丽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小时候尽和吸毒的摇滚青年混在一起，蹉跎掉了时光，索性悬崖勒马得早，现在还好给游客当当马夫。还不结婚父母不担心？他笑笑也觉得无所谓。

这些因为1996年大地震而被发掘了的古镇，他们接受了成都重庆的餐馆、温州的汽车修理商、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张艺谋的大印象表演，甚至一位新的副市长，《面对面》的王志。有时候会想，纳西人是不是幸福地把整个古镇都交了出去？

当然，人还是纳西的人，他们依然“拥有”家园（只是不住在里面），依然与时俱进，只是这次，他们不用再遥望中原，而是中原络绎不绝地要拥抱这里罢了。想到我这一年的“成长”也就是把自己不断不断，更多更多地交出去，我对丽江倒也无话可说。

导游说，若讲生活的改善，这几年已经很少了——像“古镇建设费”这样的收入都给市政府的人拿去了，而普通人并没有得到分享。即便如此，这也是我在纳西人那里听到的唯一的埋怨。他们仍然更向往轻松的日子，缺乏如外乡人那样急切赚钱的精神动力。而那些投奔此处而来发呆三五天的人们，也将很快回到北京、上海、广州继续他们价值之内的血汗奋斗。丽江的两个世界，谁也没被谁改变。

Munis and Revolutionary Man

我很少看展览了。秋天都不看，何况冬天。而我怎么会在午饭后走去林冠画廊，又是谁告诉我这个展览，都不记得。

伊朗裔美国艺术家Shirin Neshet用五个独立放映于相邻空间的单频或三频影像，将小说《没有男人的女人》改编成五个短片。剧中的五个女人用各自的灵魂和身体度过了1953年的伊朗。那一年，伊朗的民选总理被美国和英国支持的反政府力量推翻(1953 Iranian coup d’état)，人们上街抗议。而她们(Mahdokht, Zarin, Munis, Faezeh和Farokh Legha)，作为妓女，学生，贵妇，处女或者被兄弟强奸的妹妹，逃亡在这个灼人的一年。他们的方式是，譬如疯狂地编织黄色的毛衣，把自己变成花园里的一棵树，死亡，或者活下去，活得更长。游行和风暴中，她们的逃遁，抑或是更深刻的参与，构成了黑白色的历史背景前，五道命运交叉的颜色。

Shirin出生在1953年之后第四年，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时，她正在美国求学。革命的爆发令来自伊朗中产阶级的她自此流亡美国，而她即将退休、并对西方文化满怀好感的医生父亲，也在顷刻间一无所有。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令她在求索1953年那场政变的时候，融入自身隔着大洋体验到的79年革命的气味。

五个故事中最喜欢的是Munis的故事。Munis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她在1953年通过收音机了解了政变的发生，却被父亲呵斥。她跑到屋顶的露台上，听到抗议队伍的声音，听到一声枪响，听到一个男人倒下。她看到他捂住胸口，躺倒在楼下的人行道上。于是她从楼上跳下，或者是飞下，卧倒在他身边。他们并列地躺着，画外音中，他们的声音开始对话。黑白的镜头里是Munis在队伍中参与和彷徨的脸，被人流卷在德黑兰的街道上，人流汇聚，并轻易地被政府的军队冲散。静静地躺着的是他们的肢体，话语中流动的是不可思议地切近又莫名遥远的政治和人群。最后的俯拍场景里，Munis从地上站起来，走出了镜头。

用死亡的企图和陌生人交流，用靠近革命的企图打消献身的意愿，用青春的热望打消苍白的对社会的介入。Munis这个以纵身跳下开始，以站起走开为结束的动作，在探究和怀疑之间追寻。她跳得洒脱，走得干净，不冷眼这个世道，也不苟且和闪躲。她的选择和她的格子裙在我脑中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