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后匆忙赶到万豪酒店，接待的校友问我哪级哪系。一位和蔼的老校友笑盈盈地递上名片，说不好意思，通讯录发光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一看是中国银行的。
我跑到门口就愣住了。像从前某次跑进曾荫权在发表演说的宴会厅。蒋昌建和闾丘露薇已经营造好了气氛，大红的主讲台，数个投影仪，似曾相识的场面，和似曾相识的我的反应——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原来这是一个隆重的聚会。新闻学院来的校友不少，而且来了很多2000级以后的。桌子被围得水泄不通，我就和几个管院校友坐一桌。一共四、五百人。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怎么解释我在做什么。这是我在观看了一遍别人的名片以后发现的。我虽然看不懂，但感到三四十岁的校友们都很强大，他们已经是社会中坚，我为了这个感到振奋。而我第一次生发出了这样的忧虑：我是否不将成为社会的中坚？我是否走在一条并不通往对岸的路上？单位新印的名片字体太小了，小到连我自己都看不清，好像我做的是一件同样渺小的事情，只能羞愧得藏得就一点，好让别人不要注意到。不仅别人不明白我，我也不明白自己了，因为我说不清楚自己。
有一段时间，我听了主持人的话很激动，手都有点发抖。我依旧喜欢蒋昌建，喜欢他的声音，喜欢听他说话，而且因为近视看不到他的白发。我看到很久没见的师弟师妹，已经叫不出他们名字了，但他们好像还记得一点点的我。我通过他们的名片重新记得他们的名字。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竟然不在媒体，这让我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做师姐了。他们长大独立了，这是最大的不同。也是因为这个，即便紧紧地和他们围在一起，我也不会有回到校园的感觉。
走出大楼，我发现自己在北京。要在夜色中走多久，才能明白十几、二十年后的我将有什么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