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和几位光彩照人又为了抗日而潜伏于孤岛时期上海的女人围困在一起，抗争和爱慕，而上海依旧闪耀而凄凉——1943年，静坐重庆书写这段虚构回忆的徐讦内心一定不能安宁。在当年的全国第一畅销小说《风萧萧》里，主人公徐先生就是被穿插在阴性而坚定的谍报传递中富于哲学的线。

因为这本书，我终于能把上海历史中的某个侧面和家里老人的叙述衔接起来。姨奶奶曾说过，她上中学的时候，经常从后门溜出去跑到北四川路上去看中国电影（她偏不喜欢洋片），属于不要求上进的那种。班级里也有同学是地下党，也曾想劝她一起搞活动，被她婉拒，可是生活并没有因此划分出阵营，上课和生活还是照常进行。既然地下党是这么亲切自然地存在，那么抗日时期的美军谍报人员、重庆谍报人员、日本人，也应该是很自然的存在。成长在西江湾路别墅里的台湾人林文月就曾说过，她从小上的日本小学，从小只会讲上海话和日语，以至于突然有一天要好的日本小同学们都来向她道别的时候，她才意识到日本人都要走掉了，一则突然涌起了一种民族性的激动和自豪，二则也感到一种生活的行将瓦解。

《风萧萧》中的人物因为和我听到的老人家故事的某种神情上的契合，而变得真实。在日本人内部巧妙周旋、性格刚强勇敢的中美混血儿梅瀛子，宽厚仁慈却又富于牺牲精神的百老汇舞女白苹，被母亲寄予厚望、又在上海顽强成长出自己性格的加拿大女孩海伦，以及被徐先生杜撰出来却又在一次惊险的失败中拯救了他的中国女孩慈姗，甚至还有那个只在舞会上出现了若干次、但想必也是为了自己的民族而追随梅瀛子的韩国女孩，虽然间谍人物从没有进入过我听到的任何一个旧上海的故事里，但我一边看，一边想起——

老房子隔壁外公家墙上挂的他年轻时候的交响乐队指挥照，偶遇的40年代交通大学建筑系毕业生（毕业后却已经无洋房别墅可盖），周公馆附近弄堂里钻出的说“我的娘是杜月笙的干女儿”的瘦小老头，奶奶家老房子被拆掉之前，边上乘凉的老人说“哦，我记得胡家大小姐和二小姐”，还有去世多年的隔壁外婆说起的她小时候一天可以买一颗钻石的零花钱，而另一个邻居阿婆讲述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从上海逃难到乡下去在码头上和船上的落魄艰难……

在徐讦笔下反复提到的谍报重镇，那条名叫施高塔路的街道，那条鲁迅先生生活过并去世的路，那条曾经充满了日本军官和关西移民的路，那条曾经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在文革中被抄家最多的安静小路，现在的名字是山阴路。我曾经去过一个男同学的家，那是一幢很高很大的独栋别墅。我记得那个二楼宽敞的客厅和客厅外的露台，露台外的花园。这个中国军队高官的外孙，很高兴地给我看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家，却对我的赞叹大为惊讶。而这幢别墅，之前未必不住着某个以为会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的日本家庭呢？

一层一层的社会底下，总有无穷无尽的寻常。无穷无尽的寻常上面却可以长出一层一层的传奇。传奇与寻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彼时的中国，彼时的上海。到底和我们如今的寻常、现下的传奇是不一样的。

Café Locomotive

最近几年来自认为去了不少中西餐馆，北京的、上海的。令人一惊一乍的布置是经常有的，可以称得上“别致”的也不下十几家，其余的则可以用上辉煌、奇异、温馨、惹眼、细腻等形容词。虽然各个都想做出个刻意或不刻意间可以被发现的主题或构思，其中一些好像也却是通过家具、摆件、食物名称、灯光、音乐乃至放映的电影和服务员、店主等元素达到了这个目的，但竟然没有一家餐厅是可以被用上“美”这个词的。

我是因为很偶然的原因进入这间餐室。环顾四周之后，我坐定，并很快想到上面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自己很想，而且只能，用“美的餐室”这个词来描述它。“真美啊”——这似乎仍然是一切评价中最高的评价。

“火车头越南餐室”（Café  Locomotive)是坐落在香港天后的一间餐馆，开张的时间好像并不久。它的位置是在中央图书馆的后面，躲在那个公车总站并不远的一条街上。天后区新近成为城中又一个年轻人热衷的餐饮场所，它本身的位置也比较巧妙。这里离开富有的中上层阶级的住宅区并不远，但它本身却是一个平民居所，位置上相当核心。这几条小街本来是以汽修为主，至今还有这方面的一些店面营业。

我们的朋友的朋友仿佛是这里的熟客。我们到的中午，一楼的店面已经客满，仿佛里面的食客即将吃到街面上来。但店主很快给我们打开了边上的门。这门就像香港任何一道开在街边的窄门，通往楼上狭小的居民楼。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他们，沿着楼道上去，这才发现了楼上还有一间没有人的屋子，是为餐室的二楼。

这个区域被分成三块，几乎还可以看出原来住屋的格局。阳台和一间卧房打通，变成亮堂的一块餐区，中间夹着一条狭长的区域，比较幽暗，供两人就餐之用；再往前（也就是进门的右手）就是很小的厨房了。厨房很安静，我看着两位服务员在里面工作，没有声音。

如此安宁，这里被隐藏得那么恰好。越南不在别处，就在这个闷热小岛的小街上的一间斗室里。《情人》里的那间屋子也与外面的街道肌肤相亲般地贴着，但门里色彩浓烈，而门外的喧嚣和人影仿佛随时准备冲进来，加入到屋里床第的情欲中去；而在这个餐室，静坐其间，外面不是香港、不是广州、不是曼谷也不是西贡，外面没有温度也没有欲望，里面没有床第，只有圆的和长方的餐桌，玻璃透亮明晰地呈现着被它压着的蕾丝花纹，餐具是干净的，旁边是透着青涩的薄荷叶子和橙色的香料。

自始至终只有我们一行五人用餐。这是一顿少有的、没有喧哗的午餐。味道地道，价格却很普通。我突然感到一股久违的真实，就是在一个陌生环境里所产生的似曾相识。其实本没有这种“似曾相识”，越南也好，香港此种结构的民居或餐厅也罢，都不是我储存过的“熟悉”。但这个环境却让人心神安定。是这躲在角落里的、无声无息的唯美追求，让我感到安定。

因为我生活环境不能停歇的改变，我的“熟悉感”变成了无从依附的累赘。我的回忆总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现实的附和，却痛苦地不得。现实不能停歇地改变，我的回忆就不能停歇地寻找，寻找却没有回应，询问却没有回答。所有的地方，包括餐厅，都在不能停歇地寻求突破和怪异，寻求不同，寻求我的眼神和心灵的惊讶与不适。这就是我所生活的时代和地方，这就是我的生活。

而在这间越南餐室里，我通过质朴细腻的美，传统而热带、殖民而民族的交融，安定了下来——这，对人的同情与眷顾呵。

Café  Locomotive, G/F, 11 Wun Sha Street, Tai Hang, Hong Kong 香港大坑浣纱街11号地下

Spring at Yuyuantan Park

6年前住在她边上的时候，一直想去看樱花。屡次三番地在冬天的傍晚从西门进，晃晃悠悠地和电视台的杨梅聊天，看看倒映在湖里的电视塔和月亮，听栏目里的同事回忆西安交大的樱花，还有她讲起我的实习状态所借用的“无欲则刚”这个词——而樱花却是毫无动静。有一阵子兴趣转移不怎么去了，但听说樱花的季节到了。但突然紧接着来了次早春的疾风骤雨，心想这下应当花事已了，不用再惦念了。自此就再也没有去过玉渊潭。后来是非典，是回沪，是横竖总要被各种名目的紧迫耽搁掉的光阴。

自从回到这个城市，我和6年前那两个月的生活竟连不起一丝的瓜葛。这个城，东北和西南，当中好像隔了好几年。虽然语言是通的，但彼此说不上话。东北不会提起西南旧事，而昨日的西南也和今日的东北不能相认。

今天带妈妈，从东门进，没有绕到西门就又原路折回。高温酷热，游人如织。北京的赏花是件大事，（可能从日本学来了），女孩（也有男孩和男人）头上顶着假花环走来走去，笑盈盈地，十分和谐与热闹。同记忆中的这座公园大不相同。

樱花还是最值得赞叹的，尤其在看了其他的花之后。有时候第一眼就能看出外表下的品质，有时候要到第二眼或第三眼，有时候是在梦里。谁在低吟，谁在附庸，都可以从外表上就看出来。尘世里的，原以为表皮底下都还有一层接一层的神秘，谁知道有这么一层层的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和事，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就像大多数的花，一眼就饱了——无奈花期未尽，只好继续挂着，这就是无趣。

出来后，我们在路边买了7两桑葚和一斤草莓。桑葚是我第一次吃，认都不认得，但甜甜的，滋味特别好，价格（我是说北京西南的价格）也比上海便宜。草莓虽然个头比上海大，样子也很好，却没有甜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