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一个人以他的猝死，突然被人想起了莫大的好与莫大的伟大，这是一件比他的死亡更可叹的事情。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可以留意这个人，甚至我在应该热爱他的年龄，也并未及时热爱他，因为没有及时发展出品鉴他的能力。过了就过了，这是我的可惜。即便是这样，我偶尔看到了他在伦敦的露面，关于他在不久将来的大型演唱会。当然没有人没听过他的歌，我也一样。

我在早晨的中央四台看到他的死讯。中央四台早上8点的新闻不知道该把他的死放在哪个单元，就勉强安插在了毫无干系的外国水灾和科技新闻之间。娱乐新闻，或者突发的娱乐新闻，或者世界性突发娱乐新闻。只是这条新闻毫不娱乐，而死亡在他身上的显现很明晰也很干脆，让人无从说起。

就在前一天我还在搜索伊朗女孩死亡的画面，想着伊朗艺术家Sherin Neshet的作品，女孩从高处飞着坠落，在楼下街角的游行中意外死去的男子身边躺下并诉说着政治和历史。每天都有人猝死，在街角，在豪宅门口，在建筑工地，在暴雨台风里，在一切正常中，在维持所有正常运转的代价里，在总体平衡的此消彼长中，他们猝死。

而令我惊异的是，我们明知自己已经不再被猝死讶异——尤其当死者是一个一生都在挑战和游戏边界，种族的边界，流行的边界，大众承受力的边界和正确与否的边界的人物时——但我们依然表现出了激动。

如果我们真诚地保持平静，而不是忙不迭地回忆和言说，我们就能让一个猝死者逃脱他的猝死而带来的最后喧嚣。毕竟猝死的人，并没有安排他的死，也没有准备他的死。他或她的愿望是，还有明天。

管老师，

谢谢你的祝福！我们竟然用Email通信，回想我高中时的九十年代最后三年，这种通信方式根本还不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之内呢。

虽说也就是过去十年，但想来也只是在类似网络这样的技术发展来看好像“物非”了，然而一看到你的信就感到依然“人是”。

我最近经常回过头去看自己学校生活中的样子，好像优点那时候已经显露，而缺陷在当时也已经“长成”。其他的不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那样的考试机制下，我竟然还是透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气。这些透气，与其说是我自己的追求，不如说是学校环境中受到同学和老师的鼓励。这些鼓励中，现在一下子就能很最确凿地想起来的是和你有关的五件事：

管老师的课上，大家总是畅所欲言（我被认为总做“总结发言”）；

《四季风》的一切；

管老师在南翔娘家看我给你的关于想考北大和“镇江游记”的文章，事后你告诉我，你很高兴地对你妈妈讲“我学生写了那么好的文章”；

一次放学，从虬江路出来，横穿四川北路的时候，你对我说：“有一张叫《南方周末》的报纸不错，你可以看看。”

高三分班的决定做出以后，管老师和金老师立即请我在乍浦路吃饭，解释说明分班的用意（好像我第一次被成人当做成人对待）

我有时独自思忖，究竟自己曾经被什么改变？而自己在这些改变的机缘中是否投入了足够的努力？我自己是常常愧疚的，这些愧疚多少总有一些是想派上“自我激励”的用场。因此，自己常常检讨决心和毅力的不够，并避免人生发生太多“半途而废”的不幸。

走出校园三年（已经算是走出得很晚的了），刚刚经历了一些世界的复杂。这种复杂时而令人欣喜，时而令人沮丧。在欣喜和沮丧间，每一天被我度过。如今，如果一日既无欣喜亦无沮丧，这一天的时间真和从来没有存在过毫无两样。无论时代是如何平庸，但一个人自己感到的起起伏伏多少能够消解掉一点对“自己的青春是否真实存在过”的担忧。

本来年前想从北京遥寄一张农历新年的明信片给您，写好了也一时犯懒错过了时间。一下子有机会对您倾吐，感到非常愉快，也算是对过年时犯懒的补偿。

祝您一切都好！

也问候您的先生和儿子！

根据一凡大舅舅的看法，因为这几栋造于1947-48年，所以就质量而言，已经算不上是最好的别墅了。即便是这样，单是窗子的部分已经引人推敲。

窗的所有把柄部件都是铜制的，时间越长，发黑的颜色就越有了被反复抚摸后的温顺和黯淡的光泽。它们本身的线条就是为了优雅与稳妥，没有额外的修饰，但绝对不是苍白，更不是仓促。60多年来，开开关关，一凡外婆家的每双手都和它们摩擦过，嫩嫩油油的手，摩挲成了失去水润的，不多久又会有嫩嫩油油的手伸过来。

所谓的纱窗，其实并不是纱做的，而是铁做的，但保存了纱的细密，至今都没有坏过，只有两个小洞，大的那个也只能容一只运气极好的蚊子。

窗外是鸟叫。据说隔壁的一栋别墅因为装修了一番变成高级场所，期间惊扰了许多鸟。现在刚刚回来一些，但还是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但也已经非常热闹了。除了鸟叫和杨阿姨同隔壁王家阿婆在阳台上的低声兴奋的聊天之外，没有声音。

Photos by Rhyme, Jun 14, 2009, Hunan Lu,  Shanghai

昨夜打雷，今夜大雨。北京不懂小雨，更不用说毛毛雨。只有硬的水滴，砸在楼顶，在办公室里能听到的突然增大的敲打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里所谓的“灾害性天气”。但又相当清爽，雨就是雨，没有潮气。没有水滴到的地方，衣服也照样可以干。

被这雨声劝服，把连续加班后的最后一点力气也抽掉。休息半日。坐着，不开灯，借助阴暗的天色翻看一本南斯拉夫女艺术家Marina Abramović的画册。她在1994年的一个作品叫“生平”（The Biography）。即便不知道这位艺术家，也不妨碍我把她在这个作品中的音频文字摘抄如下，和总有一天会48岁的女人们分享（原文为英文）：

46年生于贝尔格莱德。48年拒绝走路。50年害怕黑暗中的卧室。51年看见爸爸和一把手枪睡觉。53年第一次妒忌地攻击。56年父母间暴力冲突。57年精神创伤：梦见自己跳出窗外。59年父母离婚。60年不愉快。第一次偏头痛。61年初潮。开始画自己的梦。62年第一次展览。64年喝伏特加。睡在雪里。初吻。65年父亲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一把手枪。教我射击。用刀的游戏。66年加入共产党。69年不记得了。72年我开始把我的身体当做材料，血，痛，在医院里看大手术。把我的身体推向物理和精神上的极限。74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里尔克，喝土耳其咖啡，唱忧伤的俄罗斯歌曲。75年遇到Ulay，强烈吸引。77年男性和女性的能量结合在一起，制造出了雌雄同体的存在。79年害怕自然，接受自然。戈壁沙漠，塔尔沙漠，撒哈拉。80年精神转变。静止。81年遇见西藏人。安静，不动，孤独。世界会在你的脚下狂喜转动。87年所有事情都变糟了。我们的关系出现问题。感到不被需要，丑陋，肥胖。烧掉我拥有的东西。88年我不再喜欢他的气味了。89年留发，买自己的房子。需要改变，欢笑，愉快和荣耀。再见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再见我们的剧烈。再见结构。再见西藏人。再见孤独。再见危险。再见嫉妒。再见不愉快。再见眼泪。再见Ulay。90年在巴西的矿里工作。等待一个想法。92年南斯拉夫战争。去贝尔格莱德。父亲的忧伤。质疑我的责任。土耳其咖啡的气味。外婆。雪。Nesa。Knez Mihailova。记忆。普鲁斯特。卡夫卡。忘记音乐。忘记语言。尘。战争。贫困。血。死亡。手枪射击。穷人。罪人。一切归魔鬼。94年做老鼠作品。再次碰到父母。幻想和幻想破灭。越来越多的偏头痛。工作过度，曝光过度。我累……我想去一个传真和电话都找不到我的地方。我想变老，很老很老，直到什么都不再重要。我想要想清楚、看清楚，这个后面是什么。我想要什么都再想要。我正看着你。你正看着我。这不是过去。这不是未来。这是这里和现在。

（Rhyme译自p34, Extracts from an Autobiography, Marina Abramović, Phaidon Press, 2008)

Art Must be Beautiful Artist must be Beautiful, 1975, Performance

我经常从新来的同事那里收集一些故事，补充我日渐萎缩的一手社会知识。

前天午餐的时候和新同事A聊天，说到了“房子”——啊，又是“房子”，好像这个世界是因为有了房子才有了人的。

A说起买房子第一要看地段，第二，一定要买好的开发商。譬如，千万别去买她丈夫那种小开发商的房子啊。

她说，开发房子可真是太不容易了，至少在她丈夫这样的小公司。先不说过年前直到2月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到现在才刚刚缓过来，单是每天处理工人工钱啊，工期啊，环保局啊，这局那局啊的就够受的了。

故事是，前几天一个工头因为一时拿不到钱，而工人又在后面拼死逼他，思前想后，实在经受不住这样的精神压力，就从9楼跳了下来。竟然没死。只是轻伤。3500元医药费自己出了，还被警察说是扰乱社会治安，带到派出所去拘留了15天。

我说这是真的么？她说是真的呀。现在写出来居然没有那种黑色幽默的效果了。但当时我们两个真是笑了半天。因为一个人喜剧般地没有死，也因为一个人悲剧般地因为没有死，而需要去蹲派出所以承担因此造成的社会后果，以及因为他没有死而还要继续纠葛的工钱，工地，工人……

我以前想，如果上帝还有第八天，他肯定会在第八天休息，在第七天造房子。

今天北京出奇地热，热得早，热得狠。

白天很长，睁眼看外是茫茫的一片；晚上，月亮就像太阳一样。

不是满月，却静默地在我窗前慢走，从东往西。

很欣喜地得知香港朋友熊一豆参与编写的新书《也是香港人——七字頭的新移民誌》已经出版，而且她送给我的那一本正在赶往麦子店的路上，心里大喜。一方面是梁文道在内地为他第二本新书的不断造势，另一边香港本地的年轻学人也在笔耕不辍，关心着香港当下的现实，并自立地发生，这两边串联起来一想，令人鼓舞。

虽然香港社会不大，文化也每每被抱怨不受重视，但说起来，自己躲在中大山的两年里却掺合进了不少的热闹。录影力量的放映参加过，湾仔社区重建的现场也瞻仰过，中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午餐会、城大的中国传统文化讲座、西湾河电影资料馆的影展，乃至域多利皇后街三联书店的新书发布、旺角某小街楼上的讨论会，我竟然都去参与了个遍。当时在香港新浪上开博客结交了不少香港的博友，乃至最后还被选中出版进了一本书里——这些事情并非我主动投入，或纯然因我的主观热情而成为现实；相反，这都是当地年轻人的精心安排、构思和作为的结果。

这种情形，当我身在北京20个月之后竟然平添感慨！在这个庞大的文化中心，各种门类文化艺术界的交叉人物每日都在城中和郊外的某个角落浮现、躁动、谋划和升腾。在一片喧哗之中，可能性不断地涌现和无端端地蒸发。仔细一想，在这无数对建设文化的幻想之中，要真正做成一件小事却都无比艰难。这种艰难，与其说是政治因素，不如说是人的缺陷。很多问题在被讨论以后就蒸腾去了天堂，很多主意在觥筹交错之后就排入了下水道。

文化资源如此集中而丰富的地方，却存在着精神、智慧和气力的惊人浪费。一件事情的成形往往因为这个文化社区的混杂和语言上的空洞而成为负担、空想和拖累。北京的文化事业是宏伟的，是被认为承担重大的，在这个背景下，寻常的、基本的事物都显得微不足道，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被允许以某个速度落实。这个建构底下究竟是谁在做事？究竟是谁在双脚落地地把每一个字都校对准确，把每一句话都讲通顺？资源的壮美也酿成了名利在其间的穿梭，默默无闻变成了郁郁寡欢的缘由，而沉静的心神早已变得不可得。

这就是北京此处对于年轻人的危险。因为只有克制才能进步，但所有的时间都过得如此仓促。熙来攘往间，连寻找真正的同类都变得奢侈。你知道他们就在你身边，和你一样年轻而没有自己的时间，但却难以停下脚步，只能继续被寂寞地消耗，在这个伟岸的故事里。

后记：本文写于5月12日。再看这本书，尤其是开篇熊一豆的文章，心潮澎湃，留待日后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