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以他的猝死，突然被人想起了莫大的好与莫大的伟大，这是一件比他的死亡更可叹的事情。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可以留意这个人，甚至我在应该热爱他的年龄，也并未及时热爱他，因为没有及时发展出品鉴他的能力。过了就过了，这是我的可惜。即便是这样，我偶尔看到了他在伦敦的露面，关于他在不久将来的大型演唱会。当然没有人没听过他的歌，我也一样。
我在早晨的中央四台看到他的死讯。中央四台早上8点的新闻不知道该把他的死放在哪个单元，就勉强安插在了毫无干系的外国水灾和科技新闻之间。娱乐新闻，或者突发的娱乐新闻，或者世界性突发娱乐新闻。只是这条新闻毫不娱乐，而死亡在他身上的显现很明晰也很干脆，让人无从说起。
就在前一天我还在搜索伊朗女孩死亡的画面，想着伊朗艺术家Sherin Neshet的作品，女孩从高处飞着坠落，在楼下街角的游行中意外死去的男子身边躺下并诉说着政治和历史。每天都有人猝死，在街角，在豪宅门口，在建筑工地，在暴雨台风里，在一切正常中，在维持所有正常运转的代价里，在总体平衡的此消彼长中，他们猝死。
而令我惊异的是，我们明知自己已经不再被猝死讶异——尤其当死者是一个一生都在挑战和游戏边界，种族的边界，流行的边界，大众承受力的边界和正确与否的边界的人物时——但我们依然表现出了激动。
如果我们真诚地保持平静，而不是忙不迭地回忆和言说，我们就能让一个猝死者逃脱他的猝死而带来的最后喧嚣。毕竟猝死的人，并没有安排他的死，也没有准备他的死。他或她的愿望是，还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