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July, 2009
音樂人生：不同尋常的香港
前言：两个月前电影散场之后和张经纬导演攀谈了几句，怀着好久没有过的为香港而激动的心情说，等到电影上映，我要为此写一篇文章。后来这部纪录片不仅在香港上映，而且一票难求，引起了讨论。我也因为能够和这个片子发生那么一点点的关系而感到处在一股不远处正在壮大的细流之中——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体会。
音樂人生：不同尋常的香港
文/陳韻
張經緯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前兩個月，在他一河之隔的老家深圳放映他的《音樂人生》時，來看片的觀衆竟然把那個小酒吧擠爆。小小一個深圳能一夜間冒出那麽多人來一個香港人拍的紀錄片，把他嚇了一跳。一個多月之後，《音樂人生》又在北京放映了兩三次，其中一次是作爲一個紀錄片影展的開幕電影。幾天後，當它重放時，139個人的報告廳連地上也坐滿了人，人們幾乎一動不動。
《音樂人生》講的既不是李嘉誠霍英東，也不是深水埗油麻地。雖然張經緯曾拍過另一部講述香港五個貧民家庭現實生活的紀錄片《歌舞升平》。如果說這部片子的題材符合大多數人對大多數紀錄片的期待和想象的話，那麽《音樂人生》的故事仿佛不夠“標準”，不夠平民。甚至，有點不討好。
主人公黃家正是一個十七歲的翩翩少年，醫生的孩子，音樂神童，一個不屑於參加鋼琴比賽的鋼琴天才，一個敢於挑釁比賽規則的校樂團指揮。但他對同學刻薄，對哥哥苛刻，唯一熱愛和尊敬的鋼琴老師，卻偏偏教導他而不熱愛他。他游離在人群和家庭之外。
與此同時，十一歲的黃家正從另一個時空走來，張經緯六年前的鏡頭。小男孩和父親並行在捷克的小路上。他已經爲自己驕傲，也已經爲自己悲哀。他知道沒有人比他更優秀，但他也知道音樂不能解決生命存在本身的不幸。
十七歲的家正已經不哭了。他的立場更爲堅決。孤傲也好，決絕也罷，除了他內心的音樂準則，他擯棄了別人的看法。做一個人是他的唯一出路。一個十七歲的香港男生這麽說。這個時候，他就只能離開香港。
《音樂人生》不是悲劇，也不是喜劇。這不是一個典型的香港故事，香港沒有那麽多神童，也沒有那麽多條“與他人不相干”的路。所以此片完成後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張經緯想請那些參與拍攝的家正的朋友去看看，被大多數的老師和同學拒絕了。這不是一個他們喜歡的“又一個學生”、“又一個同學”的故事，這是一個他們拒絕瞭解的人的故事。
只有家正的鋼琴老師羅乃新被勉強說服去看了。之後她對其他老師說，你們應該去看看，你們或許會對家正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家正的鋼琴恩師，對他來講除了父親以外最重要的一個人。其後她看了六次，每一場放映皆出席。一個紀錄片在它最最微小的影響上，成全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感情。
有人拒絕，有人生氣，有人哭泣。這是看完這部紀錄片後，和家正相關的一些人的反應。但爲什麽在深圳和北京上映之後，人們被一個默默無聞的香港少年打動了？他的廣東話夾著英語的語言表達，他的眼淚、咆哮、少年氣盛的快意、言之鑿鑿的自信和突然的沈默，穿梭在他的音樂裏，喚起了人們對自己少年和童年的追憶。當張經緯用鏡頭錄製下並呈現出來以後，人們意識到回憶中所謂“美好的童年”“美麗的青春”，原來既不真實，也不真誠。生命從起開始自覺的一刻起，或許就隱藏了11歲的家正所感到的殘酷，只是他用他的方式面對了，留下了傷痛。而旁觀的人則不得不試圖回想自己從11歲至今所做出過的所有選擇。
這種或許徒勞或許不晚的努力，歸功於將黃家正的故事從香港帶來北京的人。《歌舞升平》和《音樂人生》的最終完成得益於內地一家紀錄片基金會的支援。現在人們突然看到，除了電影和TVB連續劇以外，香港也有紀錄片（而不是RTHK的專題片），也有這樣與衆不同的紀錄片的主角——更重要的是，紀錄片的主角那麽好看，音樂那麽好聽。香港其實有點悶，香港人更不喜歡聽起來悶悶的東西（譬如紀錄片，譬如貧窮）。張經緯當年在十幾個呆呆悶悶的香港琴童中見到了黃家正，真是天賜良緣，把他的故事留在了鏡頭裏。這個故事經過內地這家基金會的努力，竟然將走上百老彙院線的大熒幕，張經緯忽然感到，紀錄片在香港有希望。
有一個不起眼的鏡頭，家正一個人站在MTR的車廂裏。這車廂是香港地鐵不變的車廂，搖晃是香港地鐵不變的搖晃，甚至家正的校服，也是香港學校最典型的校服。這樣一個每日上下班高峰時間的尋常圖像，僅僅因爲我們的目光追隨著這個男孩那麽久，而變得那麽異樣，好像香港也變得不同尋常。
（发于香港《明报》2009.07.17）
2 comments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食
那天，北京的同事纷纷找我。在讲起“正事”之前，他们先问：“你看见日食了么？”后来据他们透过办公室玻璃外、遥远的厂房顶端、狭小的窗口看出去的现象回忆，日食在北京就是天暗了一点。我欣慰地回答，上海的天倒是全黑了。
我正在从闵行到浦东机场的大巴上。由于看走眼，把下午2点的飞机看成了上午11点，我把自己日全食下的状态误变成了行进中。而这仅仅是一个漫长的一天的开始。上海不晴。而且，当天色开始暗下的时候，雨水也开始剧烈，装成只是一次正常的天气现象——直到完全黑暗，这才和台风或暴雨来临的时候有了一丝差别。
之后航班延误了半小时。就在快飞到北京的时候，机长通知我们北京机场天气原因临时关闭，他决定飞往济南。（这个毫无感觉的城市名字令我感到莫名。）10分钟后，他决定飞往天津，引来一些安慰。
我们备降在滨海机场的备用机场。所谓“备用机场”或许是“被弃机场”的委婉说法。空旷被笼罩在一股荒凉中，连近处停机楼外挂着的旋梯都没精打采，完全不指望自己再能连上哪个飞机的舱门，更不用说那唯一的彩色——消瘦惨淡又吃力的“天津”二字，勉强站在被抛弃的航站楼上，我看着它被关进了夜幕背后。
我们着陆后不久，另几辆同样命运的飞机也纷纷滑到我们身边，排成一排，形成巨大而孤独地厮守，好像恐龙灭绝前的气氛。这个季节，北方的夜色降临得很慢，但飞机里的灯光却早早打开，映衬着这座备用机场，好像几幢住满人家的居民楼站在一座废弃的城市上。我能看到隔壁南航飞机里晃动的人影，就像夜晚看着对面大楼里的窗子。
飞机里播放着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航自制的电视剧——毕竟不是一架准备飞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两个坐在第一排紧贴着电视机的男人看得目不转睛，终于在备降四个小时以后恳求空姐改放一个好看一点的片子，譬如《变形金刚》。厕所边的一家三口上海人，妈妈言辞强硬地和儿子抢电脑，说“我刚刚把这个电视剧看了一半！”身后的北京小姑娘不断接到她大爷爷的电话，“没起飞呢！起飞我怎么会开着电话呢！我不知道！……”
当我不能下飞机的时候，就会错觉飞机还在飞行。我拼命睡觉，就像乘坐长途飞机一样。其实飞机停在地面上，或者飞在一万米的高空，对不能出舱的人是没有区别的。
北京的雷雨很快就停了。但还没等我们排上降落北京的队，天津开始电闪雷鸣了。我开始想，虽然不知道济南确切地长在哪里，但或许机长第一个主意是有道理的。
机舱外每秒划起了10几次的闪电。不能下飞机，现在变成了躲闪电。漫长就是这种滋味。那个跟儿子抢电脑的妈妈开始和空姐理论，解释说自己作为“一个旅途从一个半小时变成10个小时的乘客，同那些从印度转机过来从10小时变成20小时的乘客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同时她略有自豪地惊讶于这个机舱里的人的保持镇定的素质。有人悄悄暗示人在这样封闭环境中的极限，但就算是这样的危险也被强大的闪电压缩得微不足道，最后溜走。
一个个关于今夜的计划和盘算在人们的脑子里重复掠过，但我们的身体还是在安全带上，我们手里的杂志也还是这几个字。小孩乐观地睡去，外国人静谧地、抱定着什么一般默默地坐着，最后不断表达意见的中国人也减少了挣扎。好在结局非常正常。沉寂中，突然听到宣布乘务员各就各位，人们跳了起来，兴奋地系好安全带。待到抵达北京的时候，已经午夜。
我在12个小时里内经历两次大雨，两次天黑。这就是我的日食的一天。
而我那天既没有见到太阳，也没有见到月亮。
2 comments皮娜
几个月前，还是北京的冬天接近尾声的时候，皮娜2007年在北京上演的《穆勒咖啡馆》的录像在我们的咖啡厅放映。大家各自碰杯，庆祝一个舞蹈录像节的开幕，和刚刚放完的一部关于皮娜的纪录片。
在致辞中，我给歌德学院的院长翻译说：“我们很高兴，歌德学院最早把皮娜-鲍什介绍到了中国，甚至在皮娜还不为世界所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和她的合作。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正在计划明年春天，她要再次来中国演出！”我记得他很愉快，我也很兴奋，可以翻译几句提到皮娜-鲍什相关的话都让我荣幸。虽然紧密环绕我们的人只围了一小圈，其余的人都把注意力分散给了朋友。但我记得香港城市当代舞团的团长，仿佛想从皮娜-鲍什这个名字的声音中获得继续努力的感召力。《穆勒咖啡馆》投向的帷幕就在我们身后，我想我曾经错过一次，但还会有下一次。
但今天小船的短信让我知道，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一切分明还在行进中，她的手分明还在镜子前笔划，她高大的身体，她的骨头，她的烟，她的黑白的颜色，她对节奏和形体的知觉，所有的细节里都毫无一点点衰弱或惨败的迹象。一个获知五天的癌症患者，而她竟然早已是一个病人。
那场纪录片的放映把我们的报告厅塞得满满当当。大家都是为了来看她，看她的现在，看她的继续。她好像一株鲜活的植物，可以一直舒展和延伸下去，没有时间的束缚。大家不约而同地问那位以色列女导演：你还会继续拍她么？
皮娜几乎不跳舞的。不跳舞的皮娜用很少的动作笔划着，搅动了舞者的肢体，翻腾了舞台，和观看者的灵魂。有一个她创作的舞蹈中，女舞者把她裙上围绕了一圈的无比鲜艳的大花朵，一朵，一朵地烧掉，放进围绕着她的男舞者为她捧着的桶里。一朵，一朵地烧掉，一朵，一朵地，最灿烂地烧掉……
虽说艺术仿佛可以征服时间，但肉体却不能。
舞蹈是身体的咏叹，也是有限的咏叹。
深深地怀念你，皮娜-鲍什。
Pina Bausch, the choreographer and exponent of the Neo-Expressionist form of German dance known as Tanztheater, died Tuesday (June 30, 2009) in Wuppertal. She was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