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两个月前电影散场之后和张经纬导演攀谈了几句，怀着好久没有过的为香港而激动的心情说，等到电影上映，我要为此写一篇文章。后来这部纪录片不仅在香港上映，而且一票难求，引起了讨论。我也因为能够和这个片子发生那么一点点的关系而感到处在一股不远处正在壮大的细流之中——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体会。
音樂人生：不同尋常的香港
文/陳韻
張經緯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前兩個月，在他一河之隔的老家深圳放映他的《音樂人生》時，來看片的觀衆竟然把那個小酒吧擠爆。小小一個深圳能一夜間冒出那麽多人來一個香港人拍的紀錄片，把他嚇了一跳。一個多月之後，《音樂人生》又在北京放映了兩三次，其中一次是作爲一個紀錄片影展的開幕電影。幾天後，當它重放時，139個人的報告廳連地上也坐滿了人，人們幾乎一動不動。
《音樂人生》講的既不是李嘉誠霍英東，也不是深水埗油麻地。雖然張經緯曾拍過另一部講述香港五個貧民家庭現實生活的紀錄片《歌舞升平》。如果說這部片子的題材符合大多數人對大多數紀錄片的期待和想象的話，那麽《音樂人生》的故事仿佛不夠“標準”，不夠平民。甚至，有點不討好。
主人公黃家正是一個十七歲的翩翩少年，醫生的孩子，音樂神童，一個不屑於參加鋼琴比賽的鋼琴天才，一個敢於挑釁比賽規則的校樂團指揮。但他對同學刻薄，對哥哥苛刻，唯一熱愛和尊敬的鋼琴老師，卻偏偏教導他而不熱愛他。他游離在人群和家庭之外。
與此同時，十一歲的黃家正從另一個時空走來，張經緯六年前的鏡頭。小男孩和父親並行在捷克的小路上。他已經爲自己驕傲，也已經爲自己悲哀。他知道沒有人比他更優秀，但他也知道音樂不能解決生命存在本身的不幸。
十七歲的家正已經不哭了。他的立場更爲堅決。孤傲也好，決絕也罷，除了他內心的音樂準則，他擯棄了別人的看法。做一個人是他的唯一出路。一個十七歲的香港男生這麽說。這個時候，他就只能離開香港。
《音樂人生》不是悲劇，也不是喜劇。這不是一個典型的香港故事，香港沒有那麽多神童，也沒有那麽多條“與他人不相干”的路。所以此片完成後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張經緯想請那些參與拍攝的家正的朋友去看看，被大多數的老師和同學拒絕了。這不是一個他們喜歡的“又一個學生”、“又一個同學”的故事，這是一個他們拒絕瞭解的人的故事。
只有家正的鋼琴老師羅乃新被勉強說服去看了。之後她對其他老師說，你們應該去看看，你們或許會對家正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家正的鋼琴恩師，對他來講除了父親以外最重要的一個人。其後她看了六次，每一場放映皆出席。一個紀錄片在它最最微小的影響上，成全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感情。
有人拒絕，有人生氣，有人哭泣。這是看完這部紀錄片後，和家正相關的一些人的反應。但爲什麽在深圳和北京上映之後，人們被一個默默無聞的香港少年打動了？他的廣東話夾著英語的語言表達，他的眼淚、咆哮、少年氣盛的快意、言之鑿鑿的自信和突然的沈默，穿梭在他的音樂裏，喚起了人們對自己少年和童年的追憶。當張經緯用鏡頭錄製下並呈現出來以後，人們意識到回憶中所謂“美好的童年”“美麗的青春”，原來既不真實，也不真誠。生命從起開始自覺的一刻起，或許就隱藏了11歲的家正所感到的殘酷，只是他用他的方式面對了，留下了傷痛。而旁觀的人則不得不試圖回想自己從11歲至今所做出過的所有選擇。
這種或許徒勞或許不晚的努力，歸功於將黃家正的故事從香港帶來北京的人。《歌舞升平》和《音樂人生》的最終完成得益於內地一家紀錄片基金會的支援。現在人們突然看到，除了電影和TVB連續劇以外，香港也有紀錄片（而不是RTHK的專題片），也有這樣與衆不同的紀錄片的主角——更重要的是，紀錄片的主角那麽好看，音樂那麽好聽。香港其實有點悶，香港人更不喜歡聽起來悶悶的東西（譬如紀錄片，譬如貧窮）。張經緯當年在十幾個呆呆悶悶的香港琴童中見到了黃家正，真是天賜良緣，把他的故事留在了鏡頭裏。這個故事經過內地這家基金會的努力，竟然將走上百老彙院線的大熒幕，張經緯忽然感到，紀錄片在香港有希望。
有一個不起眼的鏡頭，家正一個人站在MTR的車廂裏。這車廂是香港地鐵不變的車廂，搖晃是香港地鐵不變的搖晃，甚至家正的校服，也是香港學校最典型的校服。這樣一個每日上下班高峰時間的尋常圖像，僅僅因爲我們的目光追隨著這個男孩那麽久，而變得那麽異樣，好像香港也變得不同尋常。
（发于香港《明报》2009.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