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后，事情在身上剧烈地流转和被处理，又急切地被忘记。对心灵来说，好像是希望做到越像没有发生过越好。案子，项目，文本，电话，合同等等如此，生活有故事和没有故事的光阴，也是一律地被批量处理，没有tag的就直接Delete，有tag的也只记得tag了──就像讲侯麦的那本书的名字“也许本没有故事。”

上个月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一凡堂弟的外公，一位参加过所有解放前夕的重大战役的老革命，现在的爱好是和其他老革命一起钓鱼。我想从他嘴里知道一些譬如渡江战役时候怎么顶着轰炸坐小船之类的情况，印证一下电影和历史书上的纪录。原本以为他对这种伟大而危险时刻一定怀有深刻的记忆，说不定还会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细节。他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坐的船很小，头顶上是轰炸，这样过长江。”如此而已。

但他突然说起往上海进发的时候，驻军在苏州边上一个小镇吃到一碗小馄饨，“哎呀，那个味道真是好啊！”对这个饥饿的山东兵来说，真是天下一绝，以至于他行军的一个包都落下了。进驻上海以后，他特地从驻地礼查饭店去多伦路领取这个包，出于对电车的不信任，沿着1路电车的轨道一直走到多伦路，发现没啥问题，就勇敢地跳上电车回来了。本来想打听一下他们攻打上海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了几句，但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总归不是什么刻骨铭心的事情或时刻，或者不是那么有趣吧！他继续讲怎么在路边捡到一个容器拿来做饭，很久以后被考证出来是上海人用的痰盂罐，眉飞色舞，特别高兴。

即便是这样一个后来在张爱萍的领导下参与建设中国第一代海军的人，还是惦念小时候在家乡威海能吃到的大黄鱼──“这么大”，他张开双手比划了一下，“后来日本人来了……”原来是1937年以前的事情！他现在是老干部钓鱼中的高手，据说鱼总是喜欢上他的勾，他自己也没办法。对于“日本人来了……”，“过了长江……”，“去崇明五七干校……”等等这些省略号的东西，他讲得很简单，简单到我听了就忘记了。而这就是人的记忆。

如果不是这样，生活可能会太艰难了。“我想患精神病的人，可能是少了这样的选择记忆功能了吧。”Wing听了我的故事后说。她的老革命外婆（又一个山东人）曾说过，怀孕的时候还要行军。就是这么一说而已，如果是真的应该是非常担心和害怕的情景，但50年后，就变成了这么一句话：怀孕的时候还要行军。

最终，所有的伟业，或者对我们自己曾经很重要的职业，都会变成那些很简单的句子。只有小馄饨和痰盂罐会被用形容词和表情描述出来。这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是场胜利了吧！

（所以，不要问“你还记得去年的今天你在干嘛么”这样的问题。）

找到了一篇附中今年高中毕业，管老师做的发言稿。那位转载的学弟（或学妹）在他的博客上说：

“管老师口中所言，字字发自肺腑。附中的最后一课，今天是上着了。生活在现实之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内心的迷茫产生于对成为一个精神、人格上独立、自由自我的殷切期盼。与其颓废青春，不若冷静下来，当心灵经受不住冲击，灵魂寻找不到归属时，重读此文，用理性换回做人的良知与尊严。生活常琐碎又崎岖，经过她的同意，愿将此文与09届的你我同享、共勉。

成为一束阳光刺破云层吧。”

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各位同学正式高中毕业的典礼，是走出附中，一附中从此成为你母校的一天。三年来，老师们在你们的身上倾注了关爱和心血，三年象三天那样的很快的过去了，未来的日子，母校注视你，就像你注视着自己的希望一样。

我谨代表一附中的全体高三教师，在这临别，再给大家说几句话。虽然，该说的话，在课堂上，言无不尽，我们早已心照不宣。而你们的喜怒哀乐：进校时的迷蒙与好奇，高考时的信心与平静，今天毕业时的快乐与怀念，也都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不用多说什么，在走向未来的路上，你们的微笑就是我们微笑的理由之一，你们的灿烂，就是附中灿烂的一部分。

但是，作为庄重仪式的一部分。临别的话，还得一说。

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做一个美好的人。

一个美好的人，做起来是很容易的。只要他心存善意，推己及人，知道夫子所讲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要他心怀纯真，记得荷尔德林的“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只要他的眼里闪亮的不只是金色，相反，他深深的同感于梭罗的话“灵魂需要的东西，一样也不需要用金钱来购买”，灵魂里有了这些东西，那么，无论他平凡的度日，还是鞠躬尽瘁，无论是在他国的土地上，还是一辈子不离乡土，他都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附中当然希望你是一个有才华，有成就，名字写在你行业的发展记录上的人；希望你生命驰骋，无拘无束，广阔天地任我游，生命张扬。但是，附中首先希望你的，是做一个美好的人，内心有大情怀，大悲悯的人。中学的教育，有时更多的局限于分数，局限于有限的知识传播，但是我想，哪怕在考试教育逼仄的空间中，三年来，附中的老师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大家思想交流，而同学们的思考，在“尊严”一文中，写出“终于，我们迎来了谁都没有尊严的年代。”的惊人一语的杨一宸同学，以“守望”一文反省中华传统的方春欣同学，在“梦想是一根芦苇”中展现真情怀的余伟超同学，在“如水安美”中深沉提及紫藤庐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的郑季羚同学，他们以自己美好的情怀，独立的精神发出的声音，正是附中最深的光荣。殷切的希望你们，保持一颗今日如此温暖的赤子之心，永远做一个美好的人。

一个美好的人，做起来也是很难的，因为放弃的人那么多，放弃显得那么的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想到，世界上还有“信念”两个字，想到一个美好的人，他身边的人就能因他而感受美好，一群美好的人，世界就会因他们而渐渐变得美好。我们就知道该选择什么，就不会把纯真、善良、正直、自由轻易的放下，顺从于我们曾经不肯认同的价值，放弃内心曾经的诊视。那时，一附中，才真正的以你们为荣。

这个世界不缺有才的人，而缺有德的人。一个真正有为的人，首先一定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人，附中期待你，超越今天，秉持美好，宽广自己，在现实中保持理想，在物质中追求精神。

我们看着你。我们祝福你。我们与你们一起共勉。

管维萍 09 06 22

冬日下午，十几平米的渡口书店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人们手里都拿着一本比明信片稍大一圈的小画册：《胶片时代的上海》。虽然书店有所准备，但小书还是很快脱销了，只好决定在下周再进一次货，再搞一次签名售书。

看不出这些读者有什么共同特质，但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同这些照片后面的摄影师见面。而在人群的簇拥中间坐着的却是一个难以醒目的上海男人，肤色黝黑，口齿不清，声音细微得难以听见。但或许正因他外观的寻常，避免了他在这城市街头的任何角落举起相机时都不会发生的突兀，给予了他接近和捕捉的权利。

一个陌生人捧着一本打开的画册，扑向坐在桌前的摄影师，指着一页照片说“陆老师还记得么？这个是我呀！”他这才想起来，原来曾经同事一场，笑眯眯地拿掉眼镜，同这个照片中正从鼻孔里吐出一根极长、极明亮烟圈的青年合影，只是这个青年已成中年。几天后，我在陆元敏的工作室里看到以这张照片做的一个日文的展览海报，镶框后挂在墙上。

这个工作室隐蔽在普陀区一个热闹的商场对面，普陀区文化馆的七楼。穿过一个只用来开会的小影院侧门，从一个楼梯上去，有一个派不上其他用场的小阁楼。陆元敏每天骑自行车来上班，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这个八九平米的暗房里。

喜爱他照片的人都想从他那里了解更多摄影的秘密。而更多人相信，他知道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秘密。媒体说他的照片见证了上海城市的变迁；评论家则指出在这些忧郁的怀旧气息背后是他的乐观。而这张比59岁年轻得多的黝黑面孔，却声称自己不是年轻，是幼稚。

陆元敏是个恋着自己生活的人。因为这生活是在上海，他的镜头才眷顾到了上海。有一天他终于发现35mm是“最亲切”的焦距，这个偶然生发出他其后激动地走街串巷，在90年代热情地拍摄着，无意中凝固了这座城市“毁灭的前夜”。他并没有想到“纪实”这个词，也不是“记录”。他想的只是“纪念”。

陆元敏在襄阳南路这条小街上住了50年。1950年2月出生时，国民党轰炸正烈，附近的医院里挤满了伤员，以至于他妈妈只能在家里生产。他记得带妹妹过马路的情景，那次差点被车撞到，因为他自己也还很小。“马路走走就可以过去的”，不需要横道线，更没有红绿灯。上海的街道，同这街上生存的人一起接受一个时代，另一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悲喜交集在这个逼仄而温柔的结构里。

在陆元敏最为人喜爱的“上海人家”系列中，他直接走进他的亲戚、邻居和朋友家。这原本就不是人类学的考察或者社会学的寻访，他甚至从来记不清照片拍摄的年份。他最喜欢拍那种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人家，要是一进房门，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才是最好。有时候老太太会出来阻止他说，“哎哟哟，家里面太乱啦，别拍别拍！”他就老老实实把相机收起来。现在他后悔了。当时他想，那么就下次拍吧。当然，就没有下次了。

在陆元敏生活的街区，在这样的石库门或者新式里弄的房子里，在他拍摄这组照片的90年代，很多老人家都还健在，这就意味着老东西也都在，小辈不会去重新装修房子。过去的生活同正在开创中的新生活或松或紧地粘连在一起。就是这些细细碎碎的物品，从一个毛主席或贝多芬的半身雕像，到墙上烫了刘海的美女挂历和基督教的木制箴言，从只剩一个框架的老壁炉，到红木家具和床底下露出来的痰盂，统统都错落安置在一起，一层一层地各就其位，其中细腻的心思不在话下。35mm正好，既能在极端局促的上海家庭空间里收纳足够多的内容，又能保存住平和的心灵，拒绝了镜头的变形渲染出那些超过上海日常的气质。

有一张照片，略微空旷的房间中，在一架钢琴边，逆光站立着一个看起来矮小的男人。他的面目是被窗外的阳光打亮了一圈的漆黑。陆元敏说，这个人的父亲是以前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在文革中说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被判反革命，枪毙了。父亲平反后，他被落实政策从新疆调回上海，做了一个画家。“他依然住在这个房子里。”另一个叫徐元章的人，站在一座敞开洋房的门槛边，左边依稀可见屋内中国传统花样的木门，形容清瘦。这个曾经居住在上海最大的花园洋房里，每周为老克勒举办舞会并试图维系真正上海洋房生活方式的人，却被卷入因这栋外公遗产所引发的家族纠纷，“他已经搬出这个房子了。”

如果说陆元敏形容自己镜头取向的词语是“自私”的话，那么那些被他影像的共鸣而感召来的上海人，也是一样地处于私心。在陆元敏的镜头下，人们终于感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想起了自己为何会在这里挣扎和滞留；尤其是，这种潮湿的温暖，他们相信，是无法同其他城市的人们分享，更不可能言说的。

在过去二十年间，人们见证了一座在废墟中重生的城市。如果你曾去过庞贝，你就能想象那一个个刚被拆迁、并揭去屋顶的矮旧街坊在梧桐树下默默等待的样子。当内里被剥开，断壁残垣中被经年的油烟熏黑了的墙壁、长期潮湿而发霉了的木梁，以及七零八落的搭建之后变得岌岌可危的结构，变得一览无遗。刚刚离去的人们，直到几天前还在这个结构中繁忙地进进出出。你不得不俯瞰到，原来那些温暖的街坊之下，有这样的内里。只是人们一度用不能选择的乐观情绪把这生活的不幸一面给包裹严实了而已。而另一幅景象则是，在处处开挖的地表边上，透过混沌的空气，时常可看到从周边居民楼的窗口挂下的白底黑字，激烈地抗议工程对他们生活的冲击。这些在如今的建筑和街道上如此了然的争夺，充满了你、我和他之间的博弈。这种艰难繁琐的博弈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以前躲藏在里弄深处，如今兀立在工地边缘。

结实强壮的建筑已经在它们周围立起，虽然冰冷，却另人向往。谁都想从低矮中爬起，稍微抖落一下因无奈而堆叠起来的生活。更何况，这座城市无论如何都要变得更强大更美好，因为她的信心就建立在这更强大更美好的现实和展望中。就连陆元敏自己也在十年前搬出了充满记忆的襄阳南路，并且愉快地搬了两次家。

可能是这个原因，在陆元敏的黑白相片里，怎么细看都寻觅不见忧愁。在弄堂中打麻将的阿姨，在街边卖活鸡的商贩，在商场门口表演的模特，苏州河边搬运货物的船夫，还有在烟雨弥漫中，低头走过雨后积水的弄堂拐角的小男孩。阿姨的睡衣，活鸡的笼子，街头模特，船夫，和小男孩的雨鞋，就在他们决定消失的前一瞬间，陆元敏按下了快门。之后，他们就都自由了。

在这个影像世界里，既没有众星拱月般的高调繁华，也没有“纪实的文化工作者们”所致力于挖掘的隐秘苦难；没有低于生活的苟且；也没有高于生活的显露。这是平行于上海的二维世界，但又绝不是另一个世界。这座城市的历史不断证明着上流和下流之间更替的反复无常；用反复权衡后的变通来保全自己，用对生活煞费苦心的经营来拯救自己，这是此城中人的生活轴心，而“进取”和“安身”则是硬币的两面，翻来覆去。

（删节版刊香港文汇报2009年12月12日副刊）

米兰……朋友曾摇摇头说，这座城市，如果不是里面的人，是进入不了的。

相对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而言，米兰太繁华，太当下，也太国际。前后两次，我们只是路过米兰，在这里过一夜，然后转车。2005年冬天，我们还算搭乘过地铁，去了大教堂和拱廊街，而2009年秋天，我们就真的只去了火车站。

我们依旧订了一间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说起来，除了火车站内部装修了一下，加了几条现代化的自动扶梯，更合理地疏通了人流以外，车站周围的街道真是毫无变化。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前台敞开式办公的一个有点秃头了的中年男人，从一堆堆的票据文件中站起来，为我们提供米兰式的服务。我这么想，是因为他的冷静态度同9月底米兰夜晚的空气一样合理，没有多余的汁水，没有南部和中部的那种不确定性。

我们到得很晚，快11点了，以为只能叫外卖。他举起表看了看时间，说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餐厅开门的，等我们放了行李下来，他会只给我们看。

我们下楼的时候，他带我们站到街边，指着一个远处的红灯说：这家店。我们就散步走去。

4年前的那家旅店在哪里呢？我有时候想。这个周五的夜晚，楼上的窗户里多没有灯光，走到十字路口，才有年轻人站着说话，若干酒吧还没有真正苏醒过来。那个十字路口只有一家红色霓虹灯的Pizzeria，我们斜穿过马路，走进去。

坐下之后，一凡说：“我们来过这里。”

一位驼背得厉害却精神抖擞的矮个子妇人给我们拿来菜单。另一头坐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和外国人轻声交谈。进门是一个长条的玻璃柜。

“我一进门就知道了，我们来过这里。”不是deja vu。2005年圣诞，我们走进一家餐厅，店主人和家人正在聚餐。我们在这家人身边坐下，好像唯一前来拜访的朋友。我们点了开胃酒，蔬菜汤，可能还有批萨。在那年冬天的旅行中，我们好像迷上了意大利的蔬菜汤。之后我们走出餐厅，绕着周围转了一圈，除了一些名牌商店外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就回去了。

现在这变成了无法表述的秘密。对老太太来说4年太长也太短。我们或许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或许是两个重合在了一起的人。不是圣诞节，没有看到她一家人团聚的样子，不知道她经营一辈子的餐厅，在这四年间有没有带给她新的欢乐或悲伤。但从餐厅温和的气氛中可以辨别出这些年来的稳定节奏，应该没有大起大落过才对。如果不是餐厅四年间格局和装修上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不是一凡对重访曾经去过的地方有着特别的敏锐，这个餐厅可能就是任何一家陌生的餐厅，老太太也依然是一位陌生的老太太。

四年后，我们下意识里选择的座位还是当年的座位。但那种过客的感觉却前所未有地浓烈起来。这样的一个巧合，说到底又只是一个空空的洞而已。老太太的腰许是更弯了，我们的身体也更沉重了。两次踏进同一家餐厅，这是我们在米兰的全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