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Johnson和胡先生一直坚持穿中装，不单是在印度。不过既然在了印度，就多出了想媲美的意思。Johnson自认是个“老封建”（其实跑跳起来仍像兔子一样轻便，令浮肿了的晚辈们汗颜），而且是个坚决的民粹主义者。他们的中装都是度身定做，从布料到剪裁都是上品。尤其在我们一行衣衫随意（甚至偶尔褴褛）的中国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和具有“民族性”。

虽然已经与时俱进了，但中装仍因缺乏民众基础，甩不掉那股表演性。中装的可能性没有被仔细地、商业化地探索，以至于无法成为中国生活常态的一部分。譬如，旗袍，人人结婚时候都要做一套的那条红色裙子，怎么翻新都无法适应今天年轻女孩每天的心思和动作。散布在日常衣着中的只是一个花样、一粒纽扣那么多。

与此相比，在漫天尘土的印度街头，纱丽总能让我的眼睛轻易地聚焦。不能想像没有纱丽的印度，如同无法想像不见黑发的中国。我本以为纱丽是印度教徒的服装；去了那里才知道，纱丽是全印度女性的服装，是超越宗教的。在宽松的面料之下，可以感觉到那舒展的、可以进行任何劳作的身体；而内里中紧致的部分又不时露出松散之下的曲线，暗示出也可以同样高贵的灵魂。

我从没看清楚过任何一件纱丽（虽然一直在努力），她们总是在变化和晃动之中，在永不能穷尽的颜色和花样中变换，让人难以把握。在巴罗达的一次聚会中，我终于可以接近穿纱丽的Nilima，可以在这位优雅的女艺术家身边观看她的身体。在胸前的短上衣和下半身裙子的中间，露出了她被岁月松弛了的肉体，一条纱丽斜挎在身前。这集合了袒露和遮盖的布料，在她身体上编织出的是那样一种真诚，是时光带不走的优雅和尊严，完全无法让你想起老年的恐惧和遗憾。我也记得外婆在世时候的身体，尤其是她下垂的手臂，从无力的袖口中伸出；是否能有这样的一件衣服，让年华的老去也能在她身上留下更多的美丽呢？

Nilima是那样美，我时常出神地偷看着她，看她严肃认真的表情，她的头发，她偶尔的笑，她坐在地上的姿态和那种凝聚自己的方式。她既是自由的，又来自传统；她既是自信的，又含蓄谦卑。我也在其他印度女性的身上看到类似的坚韧，无论是知识分子，女学生，还是挂着孩子敲打车窗向你乞讨的少女。说起来，那些女乞讨者的眼神，虽然刻意流露出了哀求和无奈，并且很不让人愉快地触碰你的身体，但也的确有一种坚决的态度在。甚至有时，你不能否认她们的年轻和美丽。而那些在路边树下席地而坐、席地而睡、梳妆打扮、照顾孩子如同在自己房间的女人们，她们也都穿着纱丽。火车穿过孟买贫民窟时，铝制结构的屋子里，一个似乎是门，又似乎是窗的开口上，也常常端坐着这样一个印度女人，身穿深色纱丽而若有所思，同你心中设想的所有“贫穷”都格格不入。这就是贫穷在印度的底线。这底线就建筑在这衣衫的动人和体面之上。

那些一无所有的女人，当她们在印度街头走过时，那么清瘦、那样轻，似乎可以即刻被尘土吹走…但，你又无法忽略…她是一个完整的人。

A woman working in front of the Baroda Museum, Gujarat

Street scene, Baroda, Gujarat

Street scene, Mumbai

当我们拿一张欧洲旅行拍来的照片作电脑桌面的时候，我们凝望平静的湖水，近处临水的木屋，和远处森林中的城堡。欧洲的童话是世界的童话：湖水一定是明澈的，木屋定是纯度很高的正色，植物的绿色毫不含糊却富有层次，而古堡的一角因为残缺而流露出了中世纪的余悲。似乎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而彼时作为旅者在那个世界中的孤独已经上升为回忆里的崇高。

但我们如何选择一张拍自印度的照片呢？没有去克什米尔或者接近恒河的我，譬如，找一张孟买的街景作为桌面呢？我会感到热气扑面而来么？我会想起那些沉重浑浊的气体，下飞机时海边的鱼腥味，焦急的汽车喇叭和拒绝摄影的汇丰银行？英国人留下的城市以这样完整的面容展开，让人对什么是真实的城市产生了怀疑。是在地产利益驱动下拆光了殖民地建筑的香港，还是拆了一半殖民地建筑，留下另一半以资留念的上海？如果说，香港的法制延续了英国的精神，上海的人性掺杂了资本主义的势利，那么孟买又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了它历史的结果？

这种规模的困惑绝不可能在三四天的逗留中解决。最深刻的是某日清晨去海边散步归来的老吴的话，它或许可以触及这座城市的逻辑。老吴说：

“是这样的！我今天早上发现，这里的人生活在各自的时间里。好比说，有的人生活在8点零一分，有的人生活在8点10分。你虽然看到他们都在街上走，但他们只是行走在自己的时间里。”

这一点，在孟买和上海（在某种意义上，也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划出了一条线。这就是为什么在炎热的人群中行走，人群底下似乎有一种隐隐的秩序，而断无混乱的压力。紧接着吴的话，我的比喻是，孟买街头的人流好比涓涓细流，每股有自己的节奏、方向和诉求；而上海街头的人潮是洪水猛兽，万众一心地扑往同一个目标。老吴说，对，每个中国人早上起来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去拿钱。

最后一夜，我们同孟买当地的艺术家吃晚饭。席间，老吴将他关于孟买的这一伟大发现分享给一位印度艺术家，获得了后者的巨大认同。这位艺术家补充道：但是，当8点零一分的人，和8点10分的人碰到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巨大的、恐怖的冲突。

泰姬陵酒店威严而美丽地伫立在“印度之门”边上。几个街区之外的贫穷将人们对奢华和美好的追求，升华为无法抗拒的信仰。

到孟买的第一天，Johnson看到这个场景就扑了过去，说：“这真是香港都没有了的典型的殖民地风景啊！” （他指穿白衣服打板球。）

在孟买车流量稀少的某个街头，也有人以最简洁的方式打板球，非常快活。

可以用倒叙的方法开始回忆印度么，即便现在用“回忆”这个词都还太早。如同，从意大利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该如何记述庞贝，可是从罗马写到那不勒斯，却始终没有等到关于庞贝的那一天。很可能人在潜意识中，总是故意绕开了最珍惜的那一段描述。在孟买为十几种口音的艺术家作翻译的时候，我听到自己把Mumbai翻译成了庞贝。早晨醒来之前，我又听到自己在提及这个词语。

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孟买灼人的太阳（他们成为南部印度的太阳）烘烤大地和生灵。Johnson在出租车里对照着地图读本说，这由七个岛屿组成的城市，最初是葡萄牙的属地。葡萄牙只拥有一座岛屿，作为嫁妆送给了英帝国。帝国的投影就慢慢地在这片地域上生长，通过将一座座岛屿连接起来，通过将没有的土地从海面上扩张出去。

在回到零上7度的上海后，再想起印度，唯一不能复苏的就是对温度的体验。高温是否会让人驯服？就像印度的狗，比猫还温柔，只知道躺在街边。左行的街边。很快，酷热和脏乱就成为了正常，更何况孟买作为最后一站，已经是出奇地干净。包括远观的贫民窟。

飞机降落的时候可以看到，贫民窟紧紧地依偎着机场。它们也依偎着铁路。铁路沿线的10米之内不属于当地政府的管辖范围。让人难以承受的交通压力，化身在这座南北狭长状城市的铁路线上，这也是孟买城北的居民来城南上班的生命线。我们在周日搭乘这铁路去北面的艺术家工作室。小站火车的铁轨上是散乱的垃圾杂物和老鼠的尸体。可是紧贴地面的印度拖鞋让我们更能接受这一切。我庆幸自己没有自以为的窃喜，虽然没有进入贫民窟其中，但在边界上的我，也保持了印度式的从容。如果可以，我也愿意站在永远敞开的火车门口（虽然这看起来更像是男人迎风远眺的位置），而不是坐在铁网格做成的窗子背后。

从酒店附近的Church Gate上车，在第三或第四站的时候，一大群渴望已久的人涌进了车厢。紧张，却不愤怒；人们迅速地寻觅到了适合的位置，好像只是在做一个略带刺激的小游戏，没有竞争，更没有抢夺。这是几百个人同时上车所带给我的最温柔的场景。就像印度社会，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挣扎不争抢，安定如此。下车的时候，穿过陌生男人身体时，你感到这些人体都是安顿下的，绝无不安和躁动，就像穿过一片拥挤的灌木丛，那样干净无害。这种被成为秩序的东西，生长在这般不高级的土壤上，反而有一种舒展的优雅。无辜，是我想到的一个词。

据说孟买是最安全的城市（虽然这几天正在审判泰姬陵酒店爆炸案的凶手，但这是另一回事）。街道上没有过分疏离或刻意多余的眼光。路上的人也不出汗，肤色黝黯而干燥。庞大的帝国建筑中，我们能找到大光明和国泰的影子。如果买了富有印度性的服装，你会有什么都没穿似的轻松。34度的3月街头，Inga说她很乐意一直这样走下去——我也乐意。每一眼都有一百件东西，一百种色彩，一百种不同的和谐运动。谁不想行走在这样的丰富性中？所谓酷热，也多少被建筑和树荫遮挡。正因为酷热，牛、羊、狗、鸟、松鼠和人都用宁静来对话，造出了热带中安详的境界。

在这个略微破败的钢结构建筑里曾经上演了远东的第一场电影

维多利亚火车站（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外一隅

我透过工地的围墙，看到玉兰花已经在颓败。离开12天，上海并非全无改变。就连依旧的低温，仿佛都比去时更能叫人承受。另一边是苏州河，外白渡桥，和黄昏（却没有夕阳）里的浦江对岸。工地已被依稀清扫出了秩序，身后是那栋叫做1号楼的建筑，躲在围墙后面玉兰和榆树的剪影背后。忽然间，我又重新获得了行走的力量。当出租车沿着孟买海湾开到城区内部的时候，这段凌晨中赶往机场的道路，似乎一直通往上海。好多被阿拉伯海的阳光驱逐了的行走，也似乎可以在上海继续。只是，上海太干净了。

1号楼，或者说19世纪的英国驻沪领事馆，竟然被重新安顿。相对于孟买那绵延不绝的庞大帝国殖民建筑的肮脏和炎热，1号楼已为光鲜的重生准备完毕。我将陪它度过新生前的最后三十几天，虽然，正如我们在印度时所说的那样，孟买的建筑里有强烈的帝国意志，而英国人给上海留下的只有生意。

Mumbai, Gate of India (not seen), March 20, 2010

Shanghai, North Point of The Bund, March 25, 2010

在我认识他的两天后，徐展雄将离开上海。他的大部分家当都已经搬去了北京，而剩在上海的东西也将撤回浙江老家的父母那儿。他正在电视台那些从没去过的楼面间奔波，把最后纠缠住他的琐碎手续了结干净，以便实现他那令周围人匪夷所思的辞职。他的领导在得知他的“理想”后说，年轻人可以多闯闯。

1983年出生的徐展雄，从广州一所大学的英语系毕业后，来到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读研，方向是现当代文学。三年后，他通过关系和实习（进入电视台的必备条件），得到了新成立的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ICS）的工作，担任《华人电影志》节目的编导和撰稿人。ICS成立之初旨在为在沪居住的外国人提供资讯和娱乐节目；一年后，频道却发现他们的观众主要是热爱英语的中国人，而在上海的外国人似乎只对财经资讯感兴趣。加上世博临近，ICS需将更多时间留给介绍世博会的节目，于是绝大部分的娱乐和文化节目都被砍掉了，唯独留下了收视率第三名的《华人电影志》。但这档关于电影的深度访谈节目的长度还是从48分钟，缩短到了30分钟。徐展雄的此番离去，也意味着这个栏目的彻底结束。

高三某天，和同学在小城慈溪的家中看到库布里克的《发条橙》，令徐展雄大开眼界。整个大学时代， 他几乎都躲在白云山下的一个房间里看电影，不接触外界到连广东话都没学会。本科毕业以后来到上海，作为一个罕见的本科学英文的中文系研究生，他的热情一直在电影，而上海也是他人生中一个自然的选择。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他根据手头有的电子版，开始翻译美国学者詹姆斯·纳雷摩尔的《黑色电影》（More than Night: Film Noir in Its Contexts），并经过两年的细心琢磨和艰苦工作，利用电视台工作之余的时间翻译完成了这本书。正因为在被潦草翻译所充斥的中国出版物中，我被这本书文笔的细腻流畅而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所吸引，才想要认识这位年轻的译者。

而他却即将离开这座城市。即便他拥有一份正常上海青年都会向往的稳定工作，即便他父母早已在上海买房，即便北京是他从小就厌恶的城市。

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影评人和专栏作者，徐展雄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编剧。编剧，是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介入电影生产的最直接方式。一个夸张点的说法是，在北京，随便进入一家餐厅，都会听到有人在说如何如何拍电影的事。而在上海，同电影制作有关的机会却十分稀少。

从表面上看，徐展雄并不是在转行，他在北京的新工作是一家即将创刊杂志的电影记者。这只是另一个让他能有时间写剧本的、不用坐班的工作。但是，对于一个想要在电影业中有所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北京所能提供的资源和可能性却是诱人的，而且是真实的。徐展雄在两座城市之间做出了选择，凭着他在上海5年的体验。

国庆60周年时，他想制作一个特别节目，讲述1949年解放前后的中国电影人如何抉择的问题。作为当时中国电影生产的中心，上海的电影人和民营的电影公司正是中国电影的代表，有左派的，有自由主义的，而有些电影诸如《乌鸦与麻雀》拍摄的前后正好横跨了解放的那段时间，这些人和事都充满了张力，回头看起来也很有意思。但在并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的专题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却充满了反复的审核和修改，诸如什么话不能说，什么镜头不能给，严苛到了令人丧失热情的境地。而就在这段时间，他在出租车里听到了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讨论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时候，那些首都居民热烈欢迎解放军的镜头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两相比较，上海文化审查上的紧张就非常明显了。

徐展雄正在进一步改写他的第一个剧本。他很高兴有人愿意给他这样一个没有编剧经验的人机会。这个刚刚开始入行的电影公司虽然设在上海，但老板还是成天往北京跑，因为演员在北京，要拉的关系在北京，要申请拍摄证和公映许可证都要跑北京。根据徐的了解，上海电影制片厂里的年轻导演们也都纷纷去北京发展，因为上海没有什么电影可拍。

上海的电影票房占中国整个电影票房市场的十分之一，因而上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电影市场。可惜上海只是电影的消费场所，而不再是电影的生产中心。有一个很有名的影评人徐鸢一直致力于在上海推广独立电影，乃至恢复上海电影往昔的辉煌。他和市中心黄浦区的新光影艺苑以及虹口区的影视文献图书馆合作，放映一些资料库里面经典的老电影。如果放在北京，这只是每周十几场放映活动中的一个选择而已；但在上海，这却是非常罕有的、看非商业性胶片电影的机会。由于活动资源匮乏，热爱电影的人们蜷缩在家里抱着DVD机过瘾，这也解释了徐鸢创办《DVD导刊》的缘由。反讽的是，一个设计得如此不利于出行的巨大北京，每周发生着无数放映独立和艺术电影的活动，让人无从选择；而在交通如此便捷的“人性化”的上海，无处可去的影迷只能分散在各自家里的电视机前，靠购买淘宝上的DVD片过活。

徐展雄从小就不喜欢北京。每次去北京他都试图寻觅这座城市能引起他好感的地方，但就没成功过。但最近几次去，因为认识了北京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到处走走转转，聊聊天，他从人中找到了好感。归根结底，城市是人的城市，而不是建筑的城市。在一个渴望成长的年轻人心中，北京自然环境中的恶劣和城市规划上的欠缺，完全被它在文化上的开明政策和聚集起来的热烈气候所颠覆。而上海纵然气候温良、人心滋润，却无力帮助一个有志于文化发展的年轻人。上海的地方电视台节目以财经节目见长，而在娱乐节目中则充满了虚假的喜悦和虚伪的鼓舞，而对于更高一级审查的过度审慎则让大多数的专题节目遭受反复的阉割。甚至，同徐展雄生活了4年的广州相比，上海对于平民的关注极其寡淡。广州开亚运会，市长会因为一个街坊的抗议而取消拆迁的计划；而在上海，世博会却是一项应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的政治任务。

对很多留在上海的年轻人来说，论机会，论生活，这是中国所能给出的最好的城市。 但这座城市在文化发展上的长期停滞，让人怀疑它是否彻底放弃了往日的传统。支持并理解徐展雄去北京的人少之又少，连他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都对此表示怀疑。去北京，可能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更剧烈的消耗。但对这位两小时内抽了十几支烟的年轻编剧来说，离开一座可能性被长期压抑的井然有序的城市，去一个可能性被释放出来的混沌所在，只是人生中又一个正常的选择。

“如果北京都不行，我就去纽约了。”他说。

（刊香港文汇报2010年3月6日副刊。）

当看到一本好书的翻译者在上海，又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会感到高兴。我去寻找他，很容易地就找到了。等我感冒痊愈，他刚从北京回来。正如我被自己暗示的那样，他要离开这座城市。我本来就想问他：“你为什么要留在上海？”

万能的上海却不知道，他拥有的东西不是在增多，而是越来越少。令人哀痛的是，这越来越少，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被人为压制、扼杀和削弱的“成果”。很少有城市像上海那样，主动地（而不是下意识地）用娱乐、商业和物质崇拜的意识形态，用表面的温柔和善待来进行文化上的“愚民”。这里不是乡村，不是内陆，土地平坦，紧挨大海，但却疯狂迷恋着这样一种状况：以牺牲思想和文化的自由，来达成政治上的安全，以此保障经济上的繁荣。

如果放任自流，上海的文艺发展不会堕落到今天的地步。可惜，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对待文艺的宽容之心。抓住物质现实是这座城市的天然属性，经济繁荣理应给这里创造更多的文化可能。但却没有！老人纷纷死去，年轻人也纷纷离去。这个正被抛弃的城市，管理者却怡然自得，沾沾自喜！知识和创造的血将通过哪根筋脉延续和流淌？这血液的循环是否终将被摆布，被安逸的情绪姑息，或被最高效的机制运转成好用的符号？

那双手却总是不肯放开。它恐惧着放开之后的风险，它只想保全自己。它想抓得比谁都紧，以此来证明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最后，把自己逼上一条不断萎缩的、安全的道路。

不要再想什么三十年代了！它只留下了谄媚。那些不甘或不忍离去的人们，正心甘情愿地被那“盛世的图景”掐着脖子，断断续续地说着自己也不肯承认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