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前两个月是头脑发热。这两个星期是电脑发热。

三台电脑中，发烧最快的是上网本，其次是Mac Book，2005年城大学生笔记本X32年纪最大所以暂列第三。烧着烧着，他们越热，我心越凉。想逃开去外面，但下雨，而且，也不知道去哪里。就开窗，扫地，洗碗，东摸西摸，看一排书脊，看第一本书的封面，看第一本书的第五页。

可是只要知道他们开着，散发着热量，合起来不放心，不合起来又心烦，我的手就疼。今天晚上是左手疼，14岁的伤口疼，会不会因为这个热，不能逃遁的热，又生出新的瘤？那种刺刺痒痒的良性肿瘤，里面其实很简单，是血，是组织，但是很真实地制造出麻烦。15年前的麻烦，在今天发作的话，我会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离不开他的问题究竟有没有进步。

梅雨天气，越来越冷了。电脑发热，手疼。但是，心凉下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对着电脑。像隔壁那位一样看世界杯，不是更好么。）

5月在香港先是想看即将下线的《志明与春娇》，不果。想看刚刚上线的《维多利亚一号》，又不果。甚至有一次都从旺角地铁出来了，却活活地没有走向油麻地的百老汇。如此惨淡地离港，是个人历史上的首次。上海此番公映三级片，这样的历史性机会又怎能错过？公映的意思是，不是因为电影节，而是人人有份哦。

今天下午的影城1厅，来看片的不下千人吧？全场可爱的妙龄青年们（终于避开了高声喧哗和打哈气的30+），以前通过下载和盗版，今天终于欢聚一堂，被彭浩翔冷的、热的、五颜六色的笑话包围得亲昵无间，被志明与春娇的烟圈和温温默默的暧昧陶醉得云里雾里。唉，可惜大家还是放得不够开，掌声还是太少，面积太小，笑声也太克制——像刚刚思想解放的同志正要互相批评，又像在第一堂课堂上学习生理知识的中学生。

看到几个人窝在高楼中间的峡谷地带抽烟的样子，突然想起一个北京时期的朋友，她说自己以前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前男友对着抽烟，你吐我一口，我吐你一口，而且动作必须极其猥琐，就像她喜欢躲在家里把电影缩到电脑屏幕里一个巴掌大的尺寸偷偷看一样。她抽烟的样子故意地模仿窘迫的低层瘦男人，但因为她是美女，因为我知道她嬉笑怒骂地爱着那个几乎要娶别人的现任男友，所以我万分地欣赏爱慕她，巴结似地给她从香港带红色万宝路，以便我能继续在798的角落里看她抽烟的样子，听她讲如何把这个男人争取到。

上述故事的结尾和《志明与春娇》相反。她争取到了，最后又分开。不对，也许志明和春娇已经分开了，而且恢复吸烟了。我们无法对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寄予厚望，所以春娇的难过，志明永不知道。但冰块倒进马桶里的奇迹，他们似乎见证到了。结尾的时候，他们开始道出实情，回复正常。

回家懂礼貌，出门守规矩，不在户外抽烟，不在室内喝酒，左行右立，微笑待人，某些话要欲言又止，有些事情不提也罢。爱你的人你也爱他。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戒烟了么？

伟大的电影编剧让-克劳德·卡瑞尔（Jean-Claude Carrière）曾为了勾勒丹东这个家伙而煞费苦心。譬如，他编出了大段大段丹东在法庭上的发言，虽然这在历史上完全没有记载。另外，他研究发现，大革命时期由于贵族全都举家逃到乡下去了，被他们留在城里的大厨和大房子就组合起来成为了城市的新去处，或曰有娱乐/妓女等相伴的法式餐厅的诞生。在这个背景下，他发现丹东对美食有特别浓厚的兴趣，而爱好美食确实能反映出这个人的某些东西。这一点令丹东的形象大为丰满起来（虽然他本就肥头大耳）。

但即便卡瑞尔把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丹东的资料扔给了伟大的法国演员德帕尔迪约（Gérard Depardieu），他还是惴惴不安。“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使得他无法真正地开启这个人物。卡瑞尔也有同感。于是两个人琢磨，到底是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一直潜藏在丹东体内，却迟迟没有被我们抓住？

直到有一天，德帕尔迪约问起卡瑞尔：“丹东是不是每天都睡得很少？”

就是这个！丹东的Sleepy，他的“困”！这就是他作为形象的关键啊！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以耷拉眼帘为常态的丹东——殊不知他的这伟大的犯困，其实是他的调整、他的思考、他的退守，他是要摇晃着庞大的身体，从这个困顿中起来，爆发出起新一轮的抗争和进攻的，直到喉咙沙哑，走向断头台。我们都高估了革命者的体力——一个每天开会、辩论、写作和只睡两三个小时的人真的可以每时每刻都睁大眼睛么？不，丹东很累，只是他的神经在一刻不停地颤抖而已。我们不能回避这一点。革命是一场持久的斗争和疲惫，革命者或许都等着人头落地的一刻——终于可以长睡不醒。

这一个困，这一个疲惫，让这个在历史上其貌不扬的男人，在他的35岁上却散发出了比罗伯斯皮尔更人性的光芒。死亡和胜利同时归于了那个一直都很困的人，而只有这个人，才是会爱人的人。因此，这部电影也只能叫做——《丹东》。

Danton (1983), Dir. Andrzej Wajda

The Monastery: Mr. Vig & The Nun (2006, Denmark), Dir. Pernille Rose Grønkjær

维格先生已经82岁。他是一个伟岸强壮的白胡子老头，堪称巨型的鼻子上架着一幅比眼睛大出太多的框架眼镜。他刚刚开始要做一件心意已决的事情：将自己四十年前购买下的城堡改造成一座修道院。他向莫斯科的东正教协会提出申请，希望教会可以接纳他的请求，派遣一位修士、若干修女以及一些信徒来这里，在城堡的改建出一间教堂。“你无法改变一个老人的想法，不是么？”他在给教会的信中说。申请被批准了。

两位俄国来的修女将对城堡进行先期考察。维格先生兴奋地把房间整理妥当，安排下尽可能舒适的卧房环境，几乎忘记了苦修的需要。修女带着教会的礼物——一幅圣像，在一个深夜如期而至。考察中，她们对着唐卡摇头：“我们应该把它拿走”；城堡里其他的佛教雕像和一张中国清朝人抽鸦片的卧榻也被维格犹犹豫豫地搬走。维格先生在老旧的地板上爬来爬去丈量作为教堂的空间大小，又在二十年没有供热的烟囱管道上下研究摸索。先期考察的修女走了，但她们的指导还在。直到这一刻，人们仍然相信这是一个关于虔诚的故事。

然而夏天中来到的两位修女给他同时带来了十字架、希望和挑战。宗教是宗教，而对城堡的改造却关乎现实的决定。修女不是天使。这个年轻时因为写一篇关于当代修道院的论文而隐居在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大学图书管理员，出于神学兴趣和“建造不朽之物”的意愿，发现自己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不得不同几个他愈来愈不能理喻的女人纠缠在一个工程项目上。“无论乌托邦有多好，总会出来一些让人无法回应的事情。”在屡次三番的怄气之后，修女要求重建屋顶的顽强意志终于让他不愉快。他提出城堡内的教堂仅仅作为临时教堂之用，以后在城堡外面造一座新教堂，因为“这里毕竟不是神圣之地”。但是修女却说，教堂一旦建立就是永久的建筑，不能搬来搬去。维格先生沉默了。

这个一生只爱父亲一人、并对爱情一无所知的老人，在严厉的修女回到莫斯科休假的8个月中品尝到了寂寞。所幸的是，同莫斯科的讨价还价没有影响教堂这一永久之物的建成。维格先生或许一生都没有走出感情的荒漠，但他却在自己构筑的教堂里走完了人生。他同社会的分歧亦如他同修女的分歧，未必因为这建筑而获得了真正的和解。宗教情感和人性情感之间的连结之物，成为了他生命中恒久缺席的一环。

（刊《艺术世界》“白玉兰国际纪录片奖”别册）

小船总是给我带来谁谁谁的死讯。这次，她在电话里说起一个做蜘蛛的女人死了。我乍一想说不知道呀。我记性很差的。

到了下午，我突然想起自己看过一部Art 21的短片，那一集里拍的是一个很老的女艺术家。她讲自己给一个公园做雕塑，是一只只的手，黑色大理石的材料，在荒草里摆放着，有的握在一起，有的零零落落。她在工作室里一边抚摸这些手，一边大力拍打大理石的基座，用带了法国口音的英语和毫不在乎并略带不悦的语气说：“他们不知道这个材料多好看，但，他们当然也不必知道。”

当你活到了足够长，那些早期流经你身边的所有人（连同流派和主义）全死光了，你就真的不会在乎别人知不知道，譬如，这个雕塑美不美。说这个话的时候，路易丝小姐89岁，是十年前。其时，她跟随那研究原始艺术的美国丈夫移民纽约已经50年多年，距离她作为第一个在MoMA办回顾展的女艺术家的1981年也已经快20年，而回顾展那年她也已经70岁了。令人震惊的是，这十年前的短片中的她依旧在向艺术索取，索取她想要的东西，用细腻且毫不畏惧的姿态，仿佛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衰老除了能在她的皮肤上留下一些褶子之外，还能对她造成其他的侵扰。甚至，她还是那股脾气。这时候，艺术摆脱掉了那种（倒是常常在年轻人身上所呈现出的）疲软乏力，而终于获得了同时间一起增长的力道。

大多数情况下，人早早死掉了，而作品却留着，被别人言说。而路易丝却一直活着，连评论她的人都死了，她还在用98.5年中剩余的时间继续要求和制作，除了死亡也并没有其余可以挂念了——而死亡无非是那句“Louise Bourgeois, Artist and Sculptor, Is Dead”。这个1911年圣诞节出生在一个经营古董挂毯家庭的布尔乔亚女孩，她的生命力量本身远比她制造出来的、骇人听闻的大蜘蛛和大阴茎要生猛得多。这生于巴黎，而死于纽约的最后一位艺术家。

“我就是想让人担心，制造困扰。”路易丝·布尔乔亚，1984年。

Louise Bourgeois at the Académie de la Grande-Chaumiére, Paris, 1937.

致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大學知悉中大學生會於今晚將「新民主女神像」及其他展品送入中大校園。大學與學生會的代表一直就各項合適安排磋商。雖然有關安排仍未達致共識，但大學了解同學的訴求，今晚必定將雕塑展品運入中大校園放置。大學關懷同學，希望避免在校園發生衝突。大學呼籲同學、同事及所有參加集會人士能在和平，有秩序和安全的情況下舉辦活動。大學會繼續和同學商討有關處理上述雕塑展品的日後安排。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

致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中大學生會發表聲明，會在六月四日晚將「新民主女神像」及其他展品送入校園舉行紀念活動。大學在這幾天一直主動與中大學生會會長保持溝通， 商討有關在校內舉辦「紀念六四」活動及展覽的具體合適安排。大學已於早前透過電郵表明立場。同學在六月四日晚舉行集會， 大學將儘量避免出現不愉快事件。大學希望繼續和中大學生會商討具體安排，妥善處理。大學本著一貫對同學的關懷，了解同學對舉辦紀念活動的感受， 但須顧及師生同事的安全，希望藉著密切溝通，使事件得以圓滿解決。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

致校董、同事、同學、校友：

香港中文大學收到中大學生會會長五月二十九日來函，申請將「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放置於中大校園內。大學輔導長與學生會會長密切聯繫， 了解申請的實際情況。

中大向來尊重言論自由，有責任維護所有大學成員享有表達不同見解和持有不同立場的自由。大學的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以不記名方式投票， 一致決定重申大學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如有行動或活動反映政治立場，而對大學政治中立的原則有損者，大學不應涉及。鑑於上述的原則，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不能接受學生會會長五月二十九日來函所提出的申請。但大學了解到學生會正探討舉行相關活動，特委派大學輔導長與學生會會長繼續聯繫溝通。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