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看了两集《我的抗战》，再次想起谢晋元。搜啊搜啊，搜到了上海宝山有个淞沪抗战纪念馆，纪念馆网站上“历史资料”一点进去就是黄仁宇的那篇文章（出自《大历史不会萎缩》），讲述如何随国民党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到上海从日军手里接手投降的事情。虽然不是人人都能有黄仁宇这样的写作本事，但我确实听见过不少老人家在讲述老早以前历史时的生动翔实，因是反复温习和凝练以后的结果。

1945年，我担任前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的随从参谋，随他述职而往重庆。原来他驻印军里承息于总指挥史迪威麾下 ，不被重视，毫无指挥权，中枢却只说要是他能含忍，他的承担，仍被重视，来日也仍当椅仗。好不容易，列多的中印公路打通，驻印军回国后总部撤销，郑到重庆后希望派到一个独当一面的任务，可是命令公布时仍只获得第三方面军副长官的地位。而且情形比前更差。第三方面军已经有一位副长官张云中，他和郑同系黄埔一期毕业，因之资历不比郑低，他又因在第十三军时为现司令官汤恩伯的旧部，关系密切。郑自是不仅为第二个副贰，况且又疏不间亲，还不知道汤长官衷心欢迎他与否。倘使他对派遣的职务表现得过于热切，可能反遭疑忌。

于是他接到命令后并不立即往柳州第三方面军报到，而是声称驻印军有待收束之事宜，要往昆明处理。一部分这也是实情，譬如说驻印军在缅甸森林中作战，有副总司令直辖之警卫排，又因为与国内长久隔离，曾由郑将军向重庆的商界募得经费购得印刷中文的机件与设备，此时都待区处。至于在兰伽所训练的特种部队如炮兵团，战车营等，此时分割配属国内的大部队，也产生了不少人事与经理上的问题。昆明既为各部队行进道途之枢纽，又是陆军总司令部所在，也是解决各种问题之场所。

也料不到我们在昆明一往就是两个月，正轮上了一个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局面。我们还只看到南屏街前中国妓女与美国士兵搭档，是谓走国际路线，后面巷里小贩兜售从印度进口的商品，如咖啡及化妆品之类的时候，报纸的号外传来：原子弹已将广岛毁灭，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向盟国投降。

当日国军部队的部署，初步目标，还只望打通海口，待到第三方面军向广州，湛江一带推进打破日军封锁，获得大量美援物资之后，才能提得上全面反攻。料不到目下的任务突然变为受降，而且是第三方面军的受降区包括南京与上海。我们既不能想像的如是突遭好运，而且立即亲临光复国都和第一个对外的通商口岸，当然是极端的兴奋。

我第一步的处理仍是减轻行李。因为预料到国内物资的缺乏，我从印度回国时曾在军用卡车上带回一只大铁箱，也因为我曾在缅甸战场一年余，每个月上尉薪水50卢比几乎全末动用，再加以我曾替重庆《大公报》写过战地报道，一部分稿酬也用印币付（大公报有加尔各答版），在回国前曾采购皮夹克一袭等，足够一两年所需，也另有自来水笔及扑克牌等，此时连铁箱在昆明就地发卖。到底以一个军官的身份，临街发售物品太难国情，乃请郑官的卫士作经纪，由他全权置理，由我酌付中费。在昆明此地也无所谓白市与黑市，因为无物价管制，也无所谓合法与违法，因无军用行李进口受检查付税之条例，总之，几小时内处置停当，净入法币近40万元，约值美金二百余元。后来在柳州又蒙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补发两个月的薪水，所以在9月5日抵上海时我的番布 干粮袋随身自带，所剩全系钱钞，内中有崭新成扎成捆的钞票，其号码尚前后连贯。军中既有各种供应，我这笔本钱即为今后4个多月都市生活之凭借。

我们于八月底由昆明飞柳州。9月4日晚上乘美军的C-54去上海设立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前进指挥所。飞机上有两位副长官和必要的参谋副官卫士与翻译官，并随带指挥车一辆。 当飞机到达京沪区上空时，不免感触万千。虽然战前南京与上海为我旧游之地，这次是我生平第一次由上空下瞰长江下游地带。当处水位之低，所有房舍道路只像无根无底地漂浮在水上。 江湾机场地处抗战开始时双方麋战，寸土必争，国军名实相符的以血肉作长城的区域，此时，为日方的军用机场。我们的C54下降时，看到边缘尚有20多架驱逐机一线排列整齐，机翼，机腹上的红圆徽令人触目惊心。

着陆之后，我们不能立即下机，还留在座位上至少有半小时。原来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虽然已经在米苏里战舰上向盟军代表签订降书，战事终结，此间双方之接触方在开始。日军派有迎接之将领与我方的两位副长官异地根据何种仪式礼节见面，尚待翻译官在机旁临时协定，又待上机向两位副长官报告奉准之后，一行才有秩序地下机受礼行礼。我们的指挥车全未置用，日方早已安排了军用轿车十余辆伺侯。将官级上挂红旗，校官级挂黄旗，尉官极挂蓝旗。我们的副官指令一体摘去，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倒是副官处在柳州就预计好的，已带来小型国旗一大盒。日本军用司机立即如命，和我们接触的日方人员，上自中将，少将，下到军曹，列兵，没有一个嘴唇突出歪脸块，带着不愉快和不愿迁就的模样。

我们一行由日人领入南京路靠外滩的HOTEL CATHAY（和平饭店）。这是全远东最特级超级的饭店。桌椅全是楠木，窗帘用最厚而结实的物料构成，全身长的镜子触目皆是。张副司令官的卫士说，在这地毯上睡觉就比往日的床上还要舒服，一位随从副官立即吩咐他小心，不要被茶房服侍取笔。日本军官看到我们都已安排妥当之后，即敬礼告别。这样子既不知道我们是他们的贵宾，也不知道他们已成了我们之俘虏，目前不过假释，以便承应各项事宜，那天下午和以后几天，两位副长官和日本将领会商。凡他们有何吩咐，对方总是Wakarimashita唯恭必谨地从命。

我们房间窗户下瞰黄浦江，当美国飞机经过时，江中的船只纷纷鸣汽笛致敬。既为饭店之贵宾，我们的中餐与晚餐只要下楼往餐厅或咖啡店照菜单点叫即可，概用签字计账。我至今还不知道以后此账单由何人付费，尚不知日据期间此饭店之经理属何国籍。 那天下午，我从前公共租界往法租界旬行一周，替自己买了一袭睡衣。最初还怕带来的法币不能通行，谁料至此已大受欢迎，而且利市十倍。我一计算，我在昆明卖出两件衬衫，在此可以量身订制英国呢料的西装一套。我后悔不该在临行之前在柳州理发，要是能延迟两天，这理发费用足够在上海理发一年，而且理发店有各种新式设备。上海称沦陷的孤岛，此时盛陈西洋各色物品，英国之呢绒，法国之香水，苏格兰威士忌已是满目琳琅。美国香烟战前用听装，现在也如原状出现。更大一项的发现则是霞飞路上的钱庄已标牌价收买黄金，美钞和法币。我们的法币会被列为黄金，美钞同流一样的受人格外视也是三生有幸！这时候，我应当将全部法币，折为黄金或美销，保存其购买力，要是更有心计，则当购入高贵物品囤积。可是我满认为 生活问题，至此业已解决，况且以后尚有薪水可恃，也不屑作此琐碎之事。

投降的日军不仅有礼，而且态度坦然，很难想像他们是入南京残杀的刽子手 两天之后，郑副司令官奉命往南京处置汪精卫和陈公博所编的伪军。我又挂着我的番布袋随他入京。至此，也看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守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纳降书的情形。这典礼的筹备设计全由新军六副军长舒适存负责。虽然说新六军的先遣部队已由美机空运到达南京，可是受降典礼所在的中央军校内中场地的布置各项勤务仍由日军担任。我们想像之下日本人被征入伍，在支那圣战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之下苦斗了八年。他们的戚友在太平洋各岛上因玉碎而全军战死的不计，而国内的大城市也都被轰炸成为一片废墟，必定有无限恨恼，像德军和俄军在第一次大战终结时各种哗变的情形都可产生，我们看到他们的军官毫无失去控制的模样。翻译官告诉我们，下级军官在部队前训话的时候还总离不开责骂的字语，称列兵为你们这班蠢家伙。我唯有一次看到日本人表露出情绪上之反应为冈村步入军校大礼双手握拳，一望而知，其心情紧张。此外，与我们接触的不权有礼，而且态度坦然。我们昨日之敌人表现得如此之磊落，我们很难想像他们之前乃是入南京残杀我们几十万军民的刽子手。

等到收编伪军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回上海，将近过中秋节。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已经由饭店迁入法租界的华懋公寓（锦江饭店），再迁入虹口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营房。每一次迁移之后，环境与待遇也较前不如，同时内地来的人员更多，法币跟着贬值。然则纵如此仍较我们在重庆，昆明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况且9月初，我们刚来时一般人民还只带着好奇的眼光，对我们侧目而视。现在经过报纸宣扬，游行庆祝，他们已经领略八年对日抗战确已结束，胜利军民有份，内地与沦陷区互为一体，于是将此情绪在行动上表现。甚至9月下旬。单独的炮仗声还在不断不续地传出。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是一种值得注视的事迹，也不知道是谁设计制造了一种绸质旗帜，全幅划成四个等分，分别以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国旗排置在左上，右上，左下和右下。不少的三轮车悬挂这别出心裁的联合国放，招摇而过。而且三轮车也是引起外人好奇的事物，不时有美国水兵叫三轮车夫坐在车里，自己反做踏车人，在大街小巷里驰聘，引得人哄笑。

这样一境如狂的情形继续了两个多月。大概法租界的梧桐树叶落，虹口公园的冬日阳光已不可畏而实可亲的时候，各人才像大梦初醒觉悟胜利的滋味也不过如此，以后来日方长，我们的大问题，并未解决，当初本地居民对国军的热情早已经烟消云散。原来9月初沪上各学校纷纷组织欢迎队，到江湾机场迎接国军。时人还以为我们的军队是百战英雄，及至看到下机的士兵身体孱弱，掮水桶，扛萝筐，与苦力无异，已失去了对我们的一般仰慕。及至汪粗卫政府所发的中储券全部收兑为法币之后，各物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以与内地扯平，我们更失去了受欢迎的魅力，而成为埋怨的对象。以后内战的可能性继续增高，我们的身份也愈低。

在这几个月内，迄至我番布袋里的储藏尚未完全告罄之际，我倒是度过一段前所未有的轻松生活。首先即缝制了一套入时的新制服（英国材料，由印度带回）和军用大衣。次之就学跳舞。先从舞池里的舞女学，再找朋友的妹妹指教，然后才放胆交女朋友。司令部的指挥车经常给我用各种名义借用（有时也确有差遣）。凡逸园，仙乐，百乐门都有我的踪迹，只是我学做现代时髦军官的事业尚未大功告成，只能狐步，舞华尔兹，不及掌握到伦巴，探戈之际，好景不常，一切有利的因素相继撤去。

我们在战时，大家都像寺院里的僧众，谁也没有顾及成家立业，此时不仅大梦初醒，想起来年已27岁，还是一事无成。仍然在军队里待下去？还是回学校念完大学？谁付学费？我所倾慕的一个女朋友，可望而不可即。难道经济条件不是阻碍之一？要是她果真说：好吧，我们结婚吧！那我又如何应付？只怪我当初废学从军，从来没有想到胜利，胜利之后，更没有想到面对现实生活负责这一问题。 当时缺乏有效的执行法律，极难辨别是非，贪污之说甚嚣尘上。 我的出处，命运已替我安排。

当我尚在踌躇之际，郑洞国将军奉命监督日军第六十一师修补沪杭公路。这给我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实际体会到处理大部分之日俘（非常容易）和与我们自己的后勤机构协定补给经济事项（十分为难）的经验。每日奔波，已经忘记了切身问题。这工作刚完成，郑又奉派以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名义，代理长官杜聿明的职务（杜因割去肾脏住院）。我又随着他去沈阳，所以前后不出一年，我已从缅甸的新威，腊戌战场，赶上了驻印军的朋友，置身于四平街，双庙子的内战战场，可以将在南京，上海的一段遭遇，当作生命中的一段穿插看待了。

多年之后，我看到旁人所写的历史，提到国民政府在战后接收沿海各城市的情形，指斥接收人员贪污腐化，鱼肉当地人民，失去民心，伏下了以后内战缺乏民间支持的远因；还有人提出当日的传说人心思汉（不满意于接收大员，反而思慕汉奸政权）；甚至钦将军首先规定以中储券200元折法币1元的兑换率极不公平，也列入作为蒋政权不体恤沦陷区人民之一的例证。

今日去此已近半个世纪，我们不能也无意为贪污辩白，况且我也知道接收期间确有各种黑幕。以上海言，首先在市区露面的尚不是我们的正规军，一部分为国民党地下组织，原来已经与秘密结社的团体交结，其任务是锄奸；又有中美合作所，是为特别与美国情报人员联系之机构，任务为准备迎接美国部队在沿海登陆；再有第三战区的军情人员。我曾听说8月15日之后有不同的单位，出面争取伪政权之物资，互相冲突而使用武器。我也曾听说一位军职人员，将从日军接收过来的筑城工具，包括小圆锹，十字镐整个的一仓库当作废铁卖与商人，此后此人即不知去向，这样的消息得自传闻，以当日混淆的情形判断，极为可能。

可是我们不能说这是国民政府的腐化。腐化仍是一个原属健全的组织，浸淫而失去既有口 格。当日毛病之根源沿是组织未遂，倒符合无法无天的解释，亦即缺乏能有效执行的法律，沿且极难以天理良心辨别当中的是非。我回忆到初履足上海时，没有将我的番布袋里的法币换成黄金和美销。后来读到哈佛经济专家卡尔布雷思之自传他就说及，因为当日货币价格之差异，也有美方人员将上海之黄金，美钞盘入内地换成法币，再在上海买入黄金。只要有来去飞机之方便，短期间即获大利，而且因为法律条文不及，这交易之本身不能算是违法。加氏尚且只恨自己手头无现钞，不能购买上海价廉物美之绸缎及纽约尚购到之物品。既然世界上有名的经济专家尚且如此，则我之失策，也不足叹息了。（此时加教授要向我商借，我倒真能有力臂助，我们尚可能住在同一饭店里）。 至于法币的兑换率，后面更需要一层解释：在1945年8月15日以前，南京伪政权既如树倒猢狲散在即，中储的经手人发行了一大批纸币，既不向任何机构负责，票布亦无序次号码，所以无从确定其发行数目。即使我们已在南京、上海，是否仍有人继续私印抛入市场的情形也不得而知，因之其价格低，反衬法币高，非接收人员所可操纵，一般商人尚恐储券全部作废。事实上陆军总部宣布200：1的兑换率，其市价尚在续跌，接近于230至250之数。沦陷区群众没有想及，迄侄 此时法币无兑现地发行，等于向内地同胞征税而来，以之收购伪钞，也等于以之负责偿还晶据时代之空头支票。当日陆军总部有维持全面治安之责任，也无可避免物价与内地逐渐扯平，尤其可左右（只是，这也不是否认当时有人发胜利财）。

上海因之鸦片战争而划作对外通商口岸，因太平天国时之骚扰由外人组织，才借着治外法而构成租界体制；再因太平洋战事展开，英美放弃不平等条约，才在理论上树立了国民政府收回之凭借。可是这大好商埠港口，尚在日本军据之下。更因着抗战突然结束，才有第三方面军作先头部队向日军接收之指令。此间超越了很多层次，所以内中税节的情形必有无疑。 再说国民党军队之组织。军队为社会之产物，如果会尚逗留在前世纪 ，很难期望军中人员之思想行动接近于新世纪。因为实质上的体制尚未产生，不能凭空令多数人在揣似之中经常表现 其应有的日常生活习惯。

我在国民党军队多年经验，则是上自将帅，下至士兵，所隐蓄忠与奸，有面子和无面子的观念超过了权利与义务之安排，简言之，即是人身关系重于组织制度，此全为农村社会之产物。读者不难从本文看出：郑洞国与汤恩伯之韹关系如此，我为郑将军之低级幕僚，向他直接报告，也只有更如此。概言之，此即一般常态。

很多人知道国民党军队对付民众之不公平，很少人知道军队里面的不公平。因为我们的装备补给和素质不如人，对日抗战中推土败时崩溃的情形常有。统帅部防患于未来，不得不执行军法审判。多时只能保全官僚机构之逻辑，不能再顾及各个人之死生。譬如说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守常德苦战十余昼夜，即最高统帅亦承认其部属阵亡者已逾五千人，其他负伤者不计，最后援军不继，余师长率少数残余官兵脱离县城，事后即受军法审判。前提及的舒适存将军因昆仑关战功升师长，翌年在湖北作战不力被判死刑，禁押于重庆附近之陆军监狱数月，后因保释才往印度戴罪图功。

这样，军法审判之压力也通过各将领，加临在他们部属头上。所以无数官兵，不权出生入死，而且饱经忧患，如果他们对抗战之旁观者取嫉视态度，或者甚至认为 沦陷区民众均是自愿作日人治下之顺民，其偏激态度实有以上之背景，我们也可想像沦陷区同胞不明内幕尚且指现我军人，志不在保国卫民。当日我们尚不能从中参说，惟恐用辞不当，话未说完反已使双方误解更为加深，今朝才敢据实提及此中原委。 而且受降及接收工作最大之缺陷，即是时间上组织充分，各人即仓皇就道。

据我所知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仅有在柳州三日两夜的会议，即决定了受降接收之一切方针，所以飞机着陆之后，才提及与日本军官见面之仪礼。我随着郑副司令官由沪去京时，由日人安排一切尚有条理，及至由京返沪，虽预定得头等车房间供我二人用，只是车未开行已有群众一拥而上，亦无车掌 查票员或卫兵阻止 ，不数分钟邻厢及走廊已站满踞满着各色群众，他们又携带着箱箧，已挤得水汇不通。我们只能紧锁车门，外面犹有人不时在门上敲打。车行8小时我们合程被禁闭，亦无法饮水或上而所。从车窗外望，在车站外维持治安者只有尚待缴械之日兵，他们个别的持步枪面背铁道伫立 。我们也不悉他们受有何种指令，在非常情形之下作何处理。事后想来，若有中国人向他们寻差报复，或者他们之间有叛兵及激进分子闻风劫架我方高级长官均属可能，也令人心悸。 及至南京，听到汪记政权收束前之情形更是闻所未闻。当中最令人感到诧异的乃是伪军中的知名将领数人，我们过去以为是汉奸及黄埔败类，到头乃证明确是奉有我方密令降敌，他们也在收编期间来谒郑副长官。经过这段接解后，他们好像又重归地下层，从此不见踪迹亦无人提及。

以上曾讲到在我们之前，已有神秘性质之单位活跃于京沪市 区，是以忠奸难分。以后经第三方面军经手之后，各官署站房，仓库等又移交给文职人员省市一睡府及接收委员会，当中互不对头，混水摸鱼之情形，可以猜想而知。 军方接收时，失控程序可以处置日本军刀作例证。日本军官全带军刀，上自统帅下至偏裨，亦不问职务性质。此时解除武装，各种缴纳的军刀盈百上千，看来我方始终无负责之人员或单位集中数对。即是我们，也将此等武器当作纪念品随手收授转赠。以后，我曾在上海看到小孩子以父兄获得之军刀向邻居夸示。还有一次我在辣斐德路（现为复兴路）弄堂看到一个小女孩，身不过刀长，也携着一把日本军刀来去，处之有似玩具。

我写这篇文字的目的何在，系国军辨白？还是谴责或自我忏悔？ 这都不是。在检讨各人功过之前我们务必先澄清历史的因果关系。过去，我们总以为将已发生的事迹秉笔直书再加以道德之评价，连缀之即成历史。现在看来，如此传统办法已经不适用。中国对日抗战八年不仅在本国历史内开辟门面，在世界历史里也少在类似之事迹。所以，首先必须将当时资料参照社会情形，经济状况和群众心理相互印证。以本文之经验，至此仍无从获得确切之结论，只有将眼光看远，了争受降与接收亦是史无前例。所以，一切已不能用平常尺度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