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宇野的最后一个晚上碰到两位刚刚住进上杉家的英国人，一对结婚两年并在Portsmouth的一间大学里教设计的夫妇Simon和Elaine。当然，上杉君是个健谈得不得了的人。即便如此，等上杉君讲得累死上楼休息以后，我们四人继续站在楼梯下又讲了一个小时，最后在Elaine的建议下，挪到客厅里坐下，一个小时以后才散场。我们从对日本的想像和来日本以后的感觉聊起，旋即当然是想起了各自的国家，话题结束在各自国家高等教育的问题上，十万八千里。
来日本旅游竟然是Simon和Elaine多年来的心愿。Simon说，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讲，在他们成长年代的心目中，最酷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日本。这次他们终于盼到了足够的积蓄，利用暑假时间，从长崎和广岛开始，计划用两三个星期的时间，自南向北完成他们的日本之旅。Simon的相机自从抵达日本之后就一刻不停地拍摄日本的每一个细节，好像不论多么的细小都值得留意和咀嚼，也会成为他回去上课的素材。（他说，广岛是一座出乎他们意料的潮流城市，年轻人的穿着非常时髦和富于创意，完全突破了此前“灾难之城”的预想。）
就在同两个西方人神侃的时候，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把印度、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放在一起，我们能看出什么呢？
印度，一个可以在漂浮着尸体的河里洗澡的国家；炎热的温度炙烤着腐烂的垃圾；无家可归者在街头席地而坐。在孟买市中心的街头，在最光鲜华丽的殖民建筑构建起的十字路口上，两个孩子在人们过马路的必经的人行道上坐坐躺躺，而他们的妈妈则对着人流梳头，像是坐在自家的床上。人们可以把自己仍在屋顶上，贫民窟的门边，闹市中心，某棵树下，某条河里，某节火车车厢外等等，那些日本人连自己的手帕都不会扔上的任何地方─而印度人则可以坐下、躺下、住下，用平淡的表情缓解高温，保存自己的命脉节奏，以最低条件的简陋，尽可能地延长他们易耗的生命。公共之处尽是家园。
日本，一个把自己规整得面面俱到的国家；公交车站台背后有一个可以用来挂伞的横杠；一眼望去可以见到5-10台自动饮料售卖机；每一个厕所都干净得像中国人的家里（并分为日式和西式供你选择）；便利店里买一小包精致到可爱的卫生巾，店员还要在给你前再套一个纸袋，以确保含混掉里面物品的性别属性；人们耐心而平和地维持着必要而繁琐的秩序和客套，期待在任何场所任何情境之下都能维持由内而外（经过由外而内达到）的尊严。他们以最高的社会成本，确保每个人都活在一条至高的底线之上，任何人（无论因为物质还是精神）掉落在了这条底线之下，都被视为社会的耻辱。为此，人人都尽力地体恤他人、克制自己，以求抵达真正的“人的生活”。
在印度这边，人们坚持不像西方那样介意那值得鄙夷的肮脏。卫生条件，只是诸多生存条件中很不重要的一条。精神条件、信仰条件、自由条件、民主条件，尤其是随处可坐、可卧，至今仍然可以在漂浮着尸体的河里洗澡喝水的条件，才是更高的、也是更基本的条件。换言之，贫穷与肮脏，即便被“落后”挟持，也不能阻碍他们将心灵的崇高放在比对财富的占有更高的位置之上。
而对日本人而言，当基本的清洁、礼貌和仪式被遵循和传承，那么人的精神就可以在这个坚固的平台上放飞，去更新视野和创造出新的可能。当人之为人的基本认可与意义坚不可摧，千变万化的设计与想像（从机器人到机器猫）才会因为这基石的坚固坦荡而格外勃发与自由。人们不必在飞翔的时候惶恐不安，怕无处落脚或被摧残诋毁践踏于脚下而感到茫然困惑。
印度和日本，这两个极端不相似的国家，却从两条路上走到了一起，最终，他们让生活期间的人们不感到担惊受怕。而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尊崇自己的文化与传统的价值观中那些优良的品质，在某个角度上将其发扬光大，并忽略某些极端情形会给他者带来的怀疑。行走在印度和日本的街道上，你感到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确凿。而在中国的街头，人们不仅要遭受汽车的叫嚣与恐吓，还要随时琢磨自己那一刻都不能停止的博弈能带给自己多少利益、多少损害、多少风险、多少屈辱─因为不是他人，而是国家和社会，站在单薄、贪婪而不自信的个体的对立面上。
这就是出于印度和日本两端之间的中国。印度搁置肮脏；日本消解肮脏；中国则学会了与肮脏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