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出生的徐展雄，从广州一所大学的英语系毕业后，来到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读研，方向是现当代文学。三年后，他通过关系和实习（进入电视台的必备条件），得到了新成立的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ICS）的工作，担任《华人电影志》节目的编导和撰稿人。ICS成立之初旨在为在沪居住的外国人提供资讯和娱乐节目；一年后，频道却发现他们的观众主要是热爱英语的中国人，而在上海的外国人似乎只对财经资讯感兴趣。加上世博临近，ICS需将更多时间留给介绍世博会的节目，于是绝大部分的娱乐和文化节目都被砍掉了，唯独留下了收视率第三名的《华人电影志》。但这档关于电影的深度访谈节目的长度还是从48分钟，缩短到了30分钟。徐展雄的此番离去，也意味着这个栏目的彻底结束。

高三某天，和同学在小城慈溪的家中看到库布里克的《发条橙》，令徐展雄大开眼界。整个大学时代， 他几乎都躲在白云山下的一个房间里看电影，不接触外界到连广东话都没学会。本科毕业以后来到上海，作为一个罕见的本科学英文的中文系研究生，他的热情一直在电影，而上海也是他人生中一个自然的选择。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他根据手头有的电子版，开始翻译美国学者詹姆斯·纳雷摩尔的《黑色电影》（More than Night: Film Noir in Its Contexts），并经过两年的细心琢磨和艰苦工作，利用电视台工作之余的时间翻译完成了这本书。正因为在被潦草翻译所充斥的中国出版物中，我被这本书文笔的细腻流畅而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所吸引，才想要认识这位年轻的译者。

而他却即将离开这座城市。即便他拥有一份正常上海青年都会向往的稳定工作，即便他父母早已在上海买房，即便北京是他从小就厌恶的城市。

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影评人和专栏作者，徐展雄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编剧。编剧，是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介入电影生产的最直接方式。一个夸张点的说法是，在北京，随便进入一家餐厅，都会听到有人在说如何如何拍电影的事。而在上海，同电影制作有关的机会却十分稀少。

从表面上看，徐展雄并不是在转行，他在北京的新工作是一家即将创刊杂志的电影记者。这只是另一个让他能有时间写剧本的、不用坐班的工作。但是，对于一个想要在电影业中有所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北京所能提供的资源和可能性却是诱人的，而且是真实的。徐展雄在两座城市之间做出了选择，凭着他在上海5年的体验。

国庆60周年时，他想制作一个特别节目，讲述1949年解放前后的中国电影人如何抉择的问题。作为当时中国电影生产的中心，上海的电影人和民营的电影公司正是中国电影的代表，有左派的，有自由主义的，而有些电影诸如《乌鸦与麻雀》拍摄的前后正好横跨了解放的那段时间，这些人和事都充满了张力，回头看起来也很有意思。但在并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的专题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却充满了反复的审核和修改，诸如什么话不能说，什么镜头不能给，严苛到了令人丧失热情的境地。而就在这段时间，他在出租车里听到了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讨论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时候，那些首都居民热烈欢迎解放军的镜头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两相比较，上海文化审查上的紧张就非常明显了。

徐展雄正在进一步改写他的第一个剧本。他很高兴有人愿意给他这样一个没有编剧经验的人机会。这个刚刚开始入行的电影公司虽然设在上海，但老板还是成天往北京跑，因为演员在北京，要拉的关系在北京，要申请拍摄证和公映许可证都要跑北京。根据徐的了解，上海电影制片厂里的年轻导演们也都纷纷去北京发展，因为上海没有什么电影可拍。

上海的电影票房占中国整个电影票房市场的十分之一，因而上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电影市场。可惜上海只是电影的消费场所，而不再是电影的生产中心。有一个很有名的影评人徐鸢一直致力于在上海推广独立电影，乃至恢复上海电影往昔的辉煌。他和市中心黄浦区的新光影艺苑以及虹口区的影视文献图书馆合作，放映一些资料库里面经典的老电影。如果放在北京，这只是每周十几场放映活动中的一个选择而已；但在上海，这却是非常罕有的、看非商业性胶片电影的机会。由于活动资源匮乏，热爱电影的人们蜷缩在家里抱着DVD机过瘾，这也解释了徐鸢创办《DVD导刊》的缘由。反讽的是，一个设计得如此不利于出行的巨大北京，每周发生着无数放映独立和艺术电影的活动，让人无从选择；而在交通如此便捷的“人性化”的上海，无处可去的影迷只能分散在各自家里的电视机前，靠购买淘宝上的DVD片过活。

徐展雄从小就不喜欢北京。每次去北京他都试图寻觅这座城市能引起他好感的地方，但就没成功过。但最近几次去，因为认识了北京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到处走走转转，聊聊天，他从人中找到了好感。归根结底，城市是人的城市，而不是建筑的城市。在一个渴望成长的年轻人心中，北京自然环境中的恶劣和城市规划上的欠缺，完全被它在文化上的开明政策和聚集起来的热烈气候所颠覆。而上海纵然气候温良、人心滋润，却无力帮助一个有志于文化发展的年轻人。上海的地方电视台节目以财经节目见长，而在娱乐节目中则充满了虚假的喜悦和虚伪的鼓舞，而对于更高一级审查的过度审慎则让大多数的专题节目遭受反复的阉割。甚至，同徐展雄生活了4年的广州相比，上海对于平民的关注极其寡淡。广州开亚运会，市长会因为一个街坊的抗议而取消拆迁的计划；而在上海，世博会却是一项应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的政治任务。

对很多留在上海的年轻人来说，论机会，论生活，这是中国所能给出的最好的城市。 但这座城市在文化发展上的长期停滞，让人怀疑它是否彻底放弃了往日的传统。支持并理解徐展雄去北京的人少之又少，连他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都对此表示怀疑。去北京，可能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更剧烈的消耗。但对这位两小时内抽了十几支烟的年轻编剧来说，离开一座可能性被长期压抑的井然有序的城市，去一个可能性被释放出来的混沌所在，只是人生中又一个正常的选择。

“如果北京都不行，我就去纽约了。”他说。

（刊香港文汇报2010年3月6日副刊。）

万能的上海却不知道，他拥有的东西不是在增多，而是越来越少。令人哀痛的是，这越来越少，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被人为压制、扼杀和削弱的“成果”。很少有城市像上海那样，主动地（而不是下意识地）用娱乐、商业和物质崇拜的意识形态，用表面的温柔和善待来进行文化上的“愚民”。这里不是乡村，不是内陆，土地平坦，紧挨大海，但却疯狂迷恋着这样一种状况：以牺牲思想和文化的自由，来达成政治上的安全，以此保障经济上的繁荣。

如果放任自流，上海的文艺发展不会堕落到今天的地步。可惜，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对待文艺的宽容之心。抓住物质现实是这座城市的天然属性，经济繁荣理应给这里创造更多的文化可能。但却没有！老人纷纷死去，年轻人也纷纷离去。这个正被抛弃的城市，管理者却怡然自得，沾沾自喜！知识和创造的血将通过哪根筋脉延续和流淌？这血液的循环是否终将被摆布，被安逸的情绪姑息，或被最高效的机制运转成好用的符号？

那双手却总是不肯放开。它恐惧着放开之后的风险，它只想保全自己。它想抓得比谁都紧，以此来证明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最后，把自己逼上一条不断萎缩的、安全的道路。

不要再想什么三十年代了！它只留下了谄媚。那些不甘或不忍离去的人们，正心甘情愿地被那“盛世的图景”掐着脖子，断断续续地说着自己也不肯承认的话。

现在，《KJ》不仅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而且被香港电影评论学会评为“最佳电影”。《KJ》其实并不关于香港，甚至，并不关于钢琴。在看了KJ本人的一封信之后，我对此就更清楚。它是关于中国家庭中那宿命般的不幸；关于一个年轻人每每想要成长和发展，就会凝固到他身体里，要用一辈子去咀嚼的郁结。好在，KJ远在他乡，这令他在物理和心理上收获超脱——“他乡”似乎就是为了治疗“故乡”而存在的某个地方。

音樂人生主人翁KJ 給觀眾的一封信……

對於人們真的將藉由觀影來「看」到我內在世界的思考這件事，仍令我感到不可思議。我並不擅於，事實上是很差勁地，在人群前呈現自己，因此通常別人對我的看法很兩極，不是恨我就是愛我。許多人會覺得我是個有天賦的年輕人，卻不怎麼珍惜自己的才華，或某些人會認為我只是活在自己的幻想裡，對人很虛假……無所謂。最近一位朋友說我們是被身邊的人所定義的，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怎麼回應自己的靈魂。

我是個意圖主義者(intentionalist)。我相信在生命的最終我們如何回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或許曾傷害過許多人許多次。或許有時我是故意的 =P 出於憤怒或不成熟。但至少我「希望」我並不想這麼做。個性強烈、混亂、失去方向、想法不成熟、受「父母」的影響，或許都是不錯的藉口？呵呵…… 自我分析過去青少年生涯是痛苦的，因為我曾做過許多不討好的決定。我必須說我厭惡自己對待別人的方式，但我也很珍惜這些錯誤，是它們幫助我成為我今天的自己。哎。

我痛恨自己被冠上「有天賦」，甚至「天才」。首先，這並不是真的；其次，它摧毀我的童年。就像中國人所謂的命理，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及命運。試想，如果母親並沒帶我和兄妹去跟那位鋼琴老師學琴，而是帶我去上數學班，而父親訓練我的數學像他訓練我彈鋼琴一樣—午餐時練2小時，晚上或許再多一點，之後讓我參加比賽且繼續獲得更多成就，甚至變成十年飯桌上唯一的話題。現在你或許會說我很膚淺，不了解比賽給予我的；但如果你每年二月和三月參加同樣的比賽，這樣的生活，在你的童年持續個十年，或許你就會有這份同情。

比賽的確帶給我動力。當你八歲能獲得某些小東西是很酷、很有成就的，但也不知不覺地迫使我為了錯誤的理由演奏音樂。值得慶幸的是，諸多的比賽，讓我比別人更早領悟到比賽這件事會毫無價值地摧毀一個人的音樂世界。不過，我的父親至今仍舊對比賽很熱衷很著迷。呵呵。

一個人有可能成為億萬富翁、藝術家、清潔工、律師、醫生、乞丐等等。對我來說，這有很大的部分取決於個性、成長背景以及教育環境。有的人就是很不幸，一輩子一無所獲，但另一個在你F1班級的同學或許就是最「成功」的人。上帝很不公平不是？在鏡頭前，我為此困惑到落淚，那是八年前我在捷克接受訪問的時候。記得抵達捷克之前，我在曼谷街頭目睹一群人追著一名小偷。那可憐的小偷半裸，像我一樣瘦（呵），為了逃避司法制裁，他爬上一棟老舊的建築。或許，他才偷走30元就只为了吃東西。這一幕，讓我非常震驚；一個小時前，我還在練鋼琴，我從來不知道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的悲劇、不公平和悲傷。我當時真的一整個不明白。

經過多年的內在衝突，我領悟到我們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是什麼。或許那個可憐的傢伙註定要偷那30元。我註定被同一個人拋棄3次；莫札特註定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奇才。但在這些混亂之中，我仍然相信公平。我深信在這無窮變化的世界，上帝並不會輕易地以我們是否「表像」地「信仰了祂」或是否做了所謂「對」的事情而評斷我們。我相信祂看重的是我們真誠地成長，且誠實地以身為一個「人」面對自己。

我不相信天堂。因為我相信我們已經生活在天堂裡。我們只是被我們自己不成熟的天性給蒙蔽了，愚蠢到不願意去承認吧。

希望那些看過KJ的人會喜歡這部片。你們是幸運的，因為連我自己都還沒看過。

上文转载自CNEX官方博客。

来的时候，从天空的灰白混沌中降落。我张着嘴，透过机舱的窗，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后来知道，雪先我一夜，已把这块大地覆盖。

这样轻柔细小的材料，却改变了一座城市的性格。它把声音吸收干净，又融化了速度，把人们在地面上精心做下的所有记号都遮起来，只留下最粗、最明显的边界：河流的、树木的和屋檐的轮廓。城市又变回了村庄。这是我从空中看到的陌生景象。

傍晚时分，我在雪中散步。这个叫做北京的地方，从来没有这样安宁。地上的交通记号全都不见，除了花坛的高处以外，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又重新融为了一体。雪也带走了危险，汽车回到了马车的速度，人则回到了漫步的速度。突然之间，一度困扰我的关于冲撞力的焦虑都不存在了。行人重新将视线专注于脚下，像是在一座陌生的山崖上行进。虽然汽车还是在街道上留下了咖啡色的线条，但路的定义却实在地被改变了。在这些咖啡色和白色中间踩踏，听雪发出的声音——这是脚踩地面的声音，行路的声音。

平日里焦急的私家车、莽撞的公交车、勇猛的出租车，现在都沉默了。连喇叭声都不作响了。连人都不说话了。人们同时迈入了一个新的时空，原先作为控制和维持秩序的法则都不必要了。甚至，连主持正义这样的事也不再迫切。人们如果不是躲在家里，透过雾蒙蒙的窗向外默默地观看，就是裹紧自己沿着大致的方向，默默寻路。时间和空间都好像比原来多出了许多，而纠缠自己的情绪和问题却又比记得的少了许多。这期间并没有停顿，而是延续不断地发生着，渐渐，头脑清晰，而心灵清冷。

这却不是什么另一个时空或星球。也不是迷魂阵。

2009年我看的最后一张碟是1966年的西德电影《昨日女孩》(Abschied von gestern)，讲的是犹太女孩阿尼塔，只身从东德逃到西德，尝试了各种合法和非法、道德与不道德之后，在收容所找到等待审判的归宿。导演亚历山大`克鲁格直接拉来自己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克鲁格扮演阿尼塔，演出很神奇，因为在中间一大半的时间里，我居然对女主角产生了不够宽容的憎恶。她奔走在工作、宗教、法庭、学校和男人之间，在主动和消极之间赌博，但又没有什么要求，除了希望学习和继续拖欠房租。她真诚又撒谎，她飘摇的无力感和并没有丰富情感和精神世界可以流露的眼神表明，她很难投入，也无法认真。她的学籍在西德不被承认，但她能付出的执着也相当有限，于是她的运气也不佳。她对除了金钱以外的问题都回答得相当坦诚甚至有哲理的光芒，但平庸的法官只懂照本宣科，开明的法官和正义又都太忙。三个男人，第一个路人怕老婆，第二个学生还太小，第三个公务员给了她最多，但又统统收掉，盈余是100马克。

我讨厌的或许是这样的人生而不是这样一个人。假设被扔到地球另一边的是你，是我，没有父母，也没有关系，恐怕作为起点的日子也不会更好。然而我们天然地有父母，后天地同社会建立了关系，但我们的处境依然如此，就好像自己明明还站在原地，但地球已经转到另一边去了。这是青春末期的自然问题，还是青春初期一直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可能都不重要。把问题抛回给社会是可以的，但不要翘首盼望它的回来，因为回来的可能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问题，或者后面跟了一串灰色的尾巴，脏兮兮的你已经不想再要。

同阿尼塔一样，我们也是裸奔于这个世界。如果你拒绝进收容所，你就继续收集各种合法和非法、合理与不合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下的社会材料，并且学习。今天和Wing说起我们各自的即将成为“前工作”的现工作，发现自己忙碌而充实地处理了很多事，也因此学到了很多没有期待会学到、本来也不知道存在、以后也不知道想不想去用的技能。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身体里“过”了，与其浪费，不如暂且储存以防日后的不时之需。这就是我们在43年之后，比东德女孩阿尼塔要成熟的地方。

然而，犹太人是不同的民族。阿尼塔可以走一步算一步，而她的忧郁没有肤浅到需要流露出来的地步，而我们却已经在21世纪的局促和平中为自己大呼小叫了很久了──这是我们先天的不足。可能我们离苦难还不够近。阿尼塔提着箱子赶路的情景如此地富有深意，好像她真的在走向某处，但实际却可以是任何地方，因为她无论住进了哪里，也不会去支付下一笔的房租，不会去为这个她不属于的世界买单。这个地方既然先于她而已然如此，她也决无愤恨的需要，所以在她和世界的关系中，紧张的是世界，是代表这个世界的法律、宗教、制度和男人，而不是她。

当她在公路边打开那只方正的箱子穿上毛衣，在河边洗脸和洗皮鞋，并取出围巾好好戴上的时候，她是在把任何开敞的地方当作自己的房间，或者说对她来讲，所有的地方都是开敞的，包括监狱。她从来都没有焦急过，因为（她至少在表明上）从来都没有坚持过。当作为条件的祷告、作为条件的没收、作为条件的性在她身上发生的时候，她应对的只有慷慨和顺从。直到最后在收容所生下死嬰，她才摔掉了几个器皿，但很快就和接生婆抱作一团地笑了。这是她第一次大笑，灿烂得不可思议。

昨日是否会在明日到来？她问道。

上个月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一凡堂弟的外公，一位参加过所有解放前夕的重大战役的老革命，现在的爱好是和其他老革命一起钓鱼。我想从他嘴里知道一些譬如渡江战役时候怎么顶着轰炸坐小船之类的情况，印证一下电影和历史书上的纪录。原本以为他对这种伟大而危险时刻一定怀有深刻的记忆，说不定还会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细节。他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坐的船很小，头顶上是轰炸，这样过长江。”如此而已。

但他突然说起往上海进发的时候，驻军在苏州边上一个小镇吃到一碗小馄饨，“哎呀，那个味道真是好啊！”对这个饥饿的山东兵来说，真是天下一绝，以至于他行军的一个包都落下了。进驻上海以后，他特地从驻地礼查饭店去多伦路领取这个包，出于对电车的不信任，沿着1路电车的轨道一直走到多伦路，发现没啥问题，就勇敢地跳上电车回来了。本来想打听一下他们攻打上海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了几句，但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总归不是什么刻骨铭心的事情或时刻，或者不是那么有趣吧！他继续讲怎么在路边捡到一个容器拿来做饭，很久以后被考证出来是上海人用的痰盂罐，眉飞色舞，特别高兴。

即便是这样一个后来在张爱萍的领导下参与建设中国第一代海军的人，还是惦念小时候在家乡威海能吃到的大黄鱼──“这么大”，他张开双手比划了一下，“后来日本人来了……”原来是1937年以前的事情！他现在是老干部钓鱼中的高手，据说鱼总是喜欢上他的勾，他自己也没办法。对于“日本人来了……”，“过了长江……”，“去崇明五七干校……”等等这些省略号的东西，他讲得很简单，简单到我听了就忘记了。而这就是人的记忆。

如果不是这样，生活可能会太艰难了。“我想患精神病的人，可能是少了这样的选择记忆功能了吧。”Wing听了我的故事后说。她的老革命外婆（又一个山东人）曾说过，怀孕的时候还要行军。就是这么一说而已，如果是真的应该是非常担心和害怕的情景，但50年后，就变成了这么一句话：怀孕的时候还要行军。

最终，所有的伟业，或者对我们自己曾经很重要的职业，都会变成那些很简单的句子。只有小馄饨和痰盂罐会被用形容词和表情描述出来。这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是场胜利了吧！

（所以，不要问“你还记得去年的今天你在干嘛么”这样的问题。）

“管老师口中所言，字字发自肺腑。附中的最后一课，今天是上着了。生活在现实之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内心的迷茫产生于对成为一个精神、人格上独立、自由自我的殷切期盼。与其颓废青春，不若冷静下来，当心灵经受不住冲击，灵魂寻找不到归属时，重读此文，用理性换回做人的良知与尊严。生活常琐碎又崎岖，经过她的同意，愿将此文与09届的你我同享、共勉。

成为一束阳光刺破云层吧。”

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各位同学正式高中毕业的典礼，是走出附中，一附中从此成为你母校的一天。三年来，老师们在你们的身上倾注了关爱和心血，三年象三天那样的很快的过去了，未来的日子，母校注视你，就像你注视着自己的希望一样。

我谨代表一附中的全体高三教师，在这临别，再给大家说几句话。虽然，该说的话，在课堂上，言无不尽，我们早已心照不宣。而你们的喜怒哀乐：进校时的迷蒙与好奇，高考时的信心与平静，今天毕业时的快乐与怀念，也都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不用多说什么，在走向未来的路上，你们的微笑就是我们微笑的理由之一，你们的灿烂，就是附中灿烂的一部分。

但是，作为庄重仪式的一部分。临别的话，还得一说。

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做一个美好的人。

一个美好的人，做起来是很容易的。只要他心存善意，推己及人，知道夫子所讲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要他心怀纯真，记得荷尔德林的“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只要他的眼里闪亮的不只是金色，相反，他深深的同感于梭罗的话“灵魂需要的东西，一样也不需要用金钱来购买”，灵魂里有了这些东西，那么，无论他平凡的度日，还是鞠躬尽瘁，无论是在他国的土地上，还是一辈子不离乡土，他都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附中当然希望你是一个有才华，有成就，名字写在你行业的发展记录上的人；希望你生命驰骋，无拘无束，广阔天地任我游，生命张扬。但是，附中首先希望你的，是做一个美好的人，内心有大情怀，大悲悯的人。中学的教育，有时更多的局限于分数，局限于有限的知识传播，但是我想，哪怕在考试教育逼仄的空间中，三年来，附中的老师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大家思想交流，而同学们的思考，在“尊严”一文中，写出“终于，我们迎来了谁都没有尊严的年代。”的惊人一语的杨一宸同学，以“守望”一文反省中华传统的方春欣同学，在“梦想是一根芦苇”中展现真情怀的余伟超同学，在“如水安美”中深沉提及紫藤庐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的郑季羚同学，他们以自己美好的情怀，独立的精神发出的声音，正是附中最深的光荣。殷切的希望你们，保持一颗今日如此温暖的赤子之心，永远做一个美好的人。

一个美好的人，做起来也是很难的，因为放弃的人那么多，放弃显得那么的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想到，世界上还有“信念”两个字，想到一个美好的人，他身边的人就能因他而感受美好，一群美好的人，世界就会因他们而渐渐变得美好。我们就知道该选择什么，就不会把纯真、善良、正直、自由轻易的放下，顺从于我们曾经不肯认同的价值，放弃内心曾经的诊视。那时，一附中，才真正的以你们为荣。

这个世界不缺有才的人，而缺有德的人。一个真正有为的人，首先一定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人，附中期待你，超越今天，秉持美好，宽广自己，在现实中保持理想，在物质中追求精神。

我们看着你。我们祝福你。我们与你们一起共勉。

管维萍 09 06 22

看不出这些读者有什么共同特质，但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同这些照片后面的摄影师见面。而在人群的簇拥中间坐着的却是一个难以醒目的上海男人，肤色黝黑，口齿不清，声音细微得难以听见。但或许正因他外观的寻常，避免了他在这城市街头的任何角落举起相机时都不会发生的突兀，给予了他接近和捕捉的权利。

一个陌生人捧着一本打开的画册，扑向坐在桌前的摄影师，指着一页照片说“陆老师还记得么？这个是我呀！”他这才想起来，原来曾经同事一场，笑眯眯地拿掉眼镜，同这个照片中正从鼻孔里吐出一根极长、极明亮烟圈的青年合影，只是这个青年已成中年。几天后，我在陆元敏的工作室里看到以这张照片做的一个日文的展览海报，镶框后挂在墙上。

这个工作室隐蔽在普陀区一个热闹的商场对面，普陀区文化馆的七楼。穿过一个只用来开会的小影院侧门，从一个楼梯上去，有一个派不上其他用场的小阁楼。陆元敏每天骑自行车来上班，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这个八九平米的暗房里。

喜爱他照片的人都想从他那里了解更多摄影的秘密。而更多人相信，他知道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秘密。媒体说他的照片见证了上海城市的变迁；评论家则指出在这些忧郁的怀旧气息背后是他的乐观。而这张比59岁年轻得多的黝黑面孔，却声称自己不是年轻，是幼稚。

陆元敏是个恋着自己生活的人。因为这生活是在上海，他的镜头才眷顾到了上海。有一天他终于发现35mm是“最亲切”的焦距，这个偶然生发出他其后激动地走街串巷，在90年代热情地拍摄着，无意中凝固了这座城市“毁灭的前夜”。他并没有想到“纪实”这个词，也不是“记录”。他想的只是“纪念”。

陆元敏在襄阳南路这条小街上住了50年。1950年2月出生时，国民党轰炸正烈，附近的医院里挤满了伤员，以至于他妈妈只能在家里生产。他记得带妹妹过马路的情景，那次差点被车撞到，因为他自己也还很小。“马路走走就可以过去的”，不需要横道线，更没有红绿灯。上海的街道，同这街上生存的人一起接受一个时代，另一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悲喜交集在这个逼仄而温柔的结构里。

在陆元敏最为人喜爱的“上海人家”系列中，他直接走进他的亲戚、邻居和朋友家。这原本就不是人类学的考察或者社会学的寻访，他甚至从来记不清照片拍摄的年份。他最喜欢拍那种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人家，要是一进房门，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才是最好。有时候老太太会出来阻止他说，“哎哟哟，家里面太乱啦，别拍别拍！”他就老老实实把相机收起来。现在他后悔了。当时他想，那么就下次拍吧。当然，就没有下次了。

在陆元敏生活的街区，在这样的石库门或者新式里弄的房子里，在他拍摄这组照片的90年代，很多老人家都还健在，这就意味着老东西也都在，小辈不会去重新装修房子。过去的生活同正在开创中的新生活或松或紧地粘连在一起。就是这些细细碎碎的物品，从一个毛主席或贝多芬的半身雕像，到墙上烫了刘海的美女挂历和基督教的木制箴言，从只剩一个框架的老壁炉，到红木家具和床底下露出来的痰盂，统统都错落安置在一起，一层一层地各就其位，其中细腻的心思不在话下。35mm正好，既能在极端局促的上海家庭空间里收纳足够多的内容，又能保存住平和的心灵，拒绝了镜头的变形渲染出那些超过上海日常的气质。

有一张照片，略微空旷的房间中，在一架钢琴边，逆光站立着一个看起来矮小的男人。他的面目是被窗外的阳光打亮了一圈的漆黑。陆元敏说，这个人的父亲是以前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在文革中说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被判反革命，枪毙了。父亲平反后，他被落实政策从新疆调回上海，做了一个画家。“他依然住在这个房子里。”另一个叫徐元章的人，站在一座敞开洋房的门槛边，左边依稀可见屋内中国传统花样的木门，形容清瘦。这个曾经居住在上海最大的花园洋房里，每周为老克勒举办舞会并试图维系真正上海洋房生活方式的人，却被卷入因这栋外公遗产所引发的家族纠纷，“他已经搬出这个房子了。”

如果说陆元敏形容自己镜头取向的词语是“自私”的话，那么那些被他影像的共鸣而感召来的上海人，也是一样地处于私心。在陆元敏的镜头下，人们终于感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想起了自己为何会在这里挣扎和滞留；尤其是，这种潮湿的温暖，他们相信，是无法同其他城市的人们分享，更不可能言说的。

在过去二十年间，人们见证了一座在废墟中重生的城市。如果你曾去过庞贝，你就能想象那一个个刚被拆迁、并揭去屋顶的矮旧街坊在梧桐树下默默等待的样子。当内里被剥开，断壁残垣中被经年的油烟熏黑了的墙壁、长期潮湿而发霉了的木梁，以及七零八落的搭建之后变得岌岌可危的结构，变得一览无遗。刚刚离去的人们，直到几天前还在这个结构中繁忙地进进出出。你不得不俯瞰到，原来那些温暖的街坊之下，有这样的内里。只是人们一度用不能选择的乐观情绪把这生活的不幸一面给包裹严实了而已。而另一幅景象则是，在处处开挖的地表边上，透过混沌的空气，时常可看到从周边居民楼的窗口挂下的白底黑字，激烈地抗议工程对他们生活的冲击。这些在如今的建筑和街道上如此了然的争夺，充满了你、我和他之间的博弈。这种艰难繁琐的博弈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以前躲藏在里弄深处，如今兀立在工地边缘。

结实强壮的建筑已经在它们周围立起，虽然冰冷，却另人向往。谁都想从低矮中爬起，稍微抖落一下因无奈而堆叠起来的生活。更何况，这座城市无论如何都要变得更强大更美好，因为她的信心就建立在这更强大更美好的现实和展望中。就连陆元敏自己也在十年前搬出了充满记忆的襄阳南路，并且愉快地搬了两次家。

可能是这个原因，在陆元敏的黑白相片里，怎么细看都寻觅不见忧愁。在弄堂中打麻将的阿姨，在街边卖活鸡的商贩，在商场门口表演的模特，苏州河边搬运货物的船夫，还有在烟雨弥漫中，低头走过雨后积水的弄堂拐角的小男孩。阿姨的睡衣，活鸡的笼子，街头模特，船夫，和小男孩的雨鞋，就在他们决定消失的前一瞬间，陆元敏按下了快门。之后，他们就都自由了。

在这个影像世界里，既没有众星拱月般的高调繁华，也没有“纪实的文化工作者们”所致力于挖掘的隐秘苦难；没有低于生活的苟且；也没有高于生活的显露。这是平行于上海的二维世界，但又绝不是另一个世界。这座城市的历史不断证明着上流和下流之间更替的反复无常；用反复权衡后的变通来保全自己，用对生活煞费苦心的经营来拯救自己，这是此城中人的生活轴心，而“进取”和“安身”则是硬币的两面，翻来覆去。

（删节版刊香港文汇报2009年12月12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