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问题在于改变 问题在改变

下温床

工作环境和学习环境的不同在于前者更让人感到“被抛”。当然,工作一定是你自己选的,而班级倒还未必是你想进的。但同学之间因为呈原子状态分布,互相之间没什么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关系比较宽松。工作呢,工作叫人合作,合作叫人紧张,紧张叫人失常,失常叫人感觉像上战场。打仗就残酷了。

认真开始一份工作之后,我愈发感觉到自己长期“赖床不起”的毛病有点严重。这个床就是那张长期以来同学朋友给我编织的温床。每个人都喜欢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更喜欢和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相契合的朋友,总是很快就“通吃”了我的所有好处和坏处。随便我捶胸顿足笑到拍大腿,或者嗓门尖细语焉不详小动作不断,或者定时发呆突然走神话题跳跃,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什么要改改,什么要注意等等。

诤友恐怕是个悖论。爱一个人,尤其是朋友,真的会是全心全意地爱这个人的全部所有。谁会想清楚了,哦,这个是优点,所以我喜欢;那个是缺点,我是不是应该考虑不去喜欢?谈得开心了,有了共鸣了,就喜欢上了,就不顾一切了。好朋友就是随便那个人在自己面前跳来蹦去,只是一味地想继续这样下去。虽然看上去有点像爱情,其实爱情倒真叫个算计,总是希望对方十全十美,天天挑这个毛病捡那个问题,全是为了自己以后过上好日子。而朋友间的那种宽容是永远都不会下定义的,无条件的理解。心里总是想着为了他的立场辩护,为了他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为了他的价值辩护。而且还有一种心理,就觉得那人在自己心里原本的样子就是最好的,社会是不应该改造他的。

所以当我还是用那套颇为耍赖的方式对待同事的时候,我就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困扰。我有时候会害怕,有时候觉得不想装,但拿出一条本色也撑不下去。想起几个月前我畏畏缩缩的向松叔求证:“难道应该有两面?”他气势汹汹地说:“人当然应该有两面!”他的气势汹汹恐怕是对的。

不久前我还是最喜贾宝玉,一看到那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就直嚷嚷:“快出去!”旋即就被邀到可卿的房里去发梦了。现在,春梦是没戏了,甚至于在暗想:是否有温习一下儒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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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浪费

此一时想想,青春这玩意儿无论如何花销都不会浪费。只要在做着什么就是赚的,因为无知,而且啥都没有。彼一时想想,青春大好有如上海这几日的春天,难得可以坐着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热,不觉得干也不觉得湿,太阳微烤又不粘乎。无论在这样的时候干什么都是浪费,不知道能用这段光阴赚到了什么能长久点的东西。而不管年轻时赚到的东西如何能颐养天年,青春总归是要走的,余下的就只有等待老之将至,还有先一步来到更年期等等。

可又万万不可轻视这样东西。之前有一位新闻系学妹跟我说,“等不及了,等不及了,真是耽搁不得了!”这位学妹对前程很不含糊,对于职业问题也看得很透彻,对于学术也很有追求,在转折点上的决心也很毅然。那段对话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觉得我不工作是不知道社会中的人的真正的生存现实的。也就是说,工作着的人的焦虑是找不到工作的人所不能体会的。而一个年轻于我的人对自己前程的热切打算以及“时不我与”的精神让我觉得自己的原地踏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是不光彩的(的确是)。

那回南京的一位和尚开光之后叫我对着红布吹气,我一吹,他连连摇头。“太急了,太急了……”我的大半辈子的性情一口气被他否定,搞得我很恐慌。但我能不急么?后来又有一位大十岁的历史系师兄对我说,要“戒急用忍”。这个词很好,我推销给大家。另外一位大我三岁的物理系师兄说,三十而立很重要,但立的是“心”,也不能着急。

一方面是无论如何挣扎也不可能扭转的时间前行,另一方面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善罢甘休的人生前景。我既喜爱青春给生活的活力,轻松和希望,又厌恶为了青春而青春的放纵态度和驻颜努力。人生有不同阶段,都应该欣然前往;更何况此一阶段的快乐未必能保证下一阶段的幸福(当然也不能被下一阶段的悲惨所否定)。这已经被我们身边的各位普通中老年人的Life History给证实了。

挽留青春的努力是愚蠢的,也是难以避免的。青春后面的日子不会比现在更容易。有人到了青春的末梢就熬不下去了,譬如The Best Of Youth里面的弟弟,一步跨出阳台,掉下去死了,可他是明白的;也有人瑟缩着继续往前走,譬如这部电影里的哥哥,把他曾经占据的最好的光阴和体验转交给了后来的人,自己也是鼓足勇气重新爱了——他,也是明白的。

人生本来就不是图年轻,图永远的年轻,图一劳永逸的年轻,而是图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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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from The Best of Youth (La Meglio Gioventù, 2005) , directed by Marco Tullio Gior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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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要去北京

我昨天晚上才知道,三土的酝酿已久的改行不仅仅是换一个工作,而是要去北京发展。我大大地“啊~!”了一声。

我一宿没有睡好。五点钟多钟就醒过来想这件事儿。我想起高一暑假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他是我们当中最不喜欢这个城市的人,留了一堆抱怨在那里,认为北京到处都值得鄙视。现在,他却要去那里工作,生活,没准还在那儿扎堆,买房,结婚,没准他儿子以后就一口京片儿了。这么“大上海主义”的三土的儿子居然一口京片儿?我从没想过。但他现在说,这不是蛮好。

而我这个第一次去就喜欢上北京的人——先是卧薪尝胆地要考北大,后又吆喝了几年要去那儿的媒体找工作,最终还只是在长江口和珠江口间来回挪。高中那次从北京回来,三土老提我在火车过了黄河后说的话。我说北方的树长得“蓬头垢面”的,后来这个词就登到高中校刊上去,也成了三土笑话我对北方无端好感的佐料。

中间过了几年,三土大概慢慢意识到了北京除了春天定期要“下土”以外的所有好处。一个看透了的文化娱乐记者,若想投身文化娱乐的大事业中去,就不可能窝在上海这么没有出息的地方。想到他真的要和那里的文化人混,而不再是等着文化人南巡爆料了,我心里痒痒。虽然大头从北京巡视了一圈回来说,北京好是好,就是“不养人”。我还是忿忿的。

三土这次是下了决心的了。我郁闷地感到,他把上海抛弃了。他会经常来上海出差,看爸爸妈妈,看我们,但是他还要回去那个建立事业的地方。我甚至觉得上海输掉了他。我刚刚采访过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广州美院的雕塑系学生,他毕业后也要去北京发展,但他或许会来上海卖自己的雕塑。我临时帮忙的这家香港媒体,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有40个人,在上海的只有3个人。北京是发生大事的地方,上海就是追追股票,看看地产,还有地方政府以色情原因封锁萌芽中的艺术展览等等。

想着想着,我又觉得三土投奔北京的事实,对上海的朋友来讲真有点无情。但是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计划生活的,他为了他自己,我也为了我自己。我似乎要离开香港的时候,PL就很着急得想让我再试试这个工作那个工作,就希望我不要走。我搞定上海工作的时候,cherie说“太好啦!那么就不用去北京啦!”我现在对这些感情都更理解了。也因此,更伤感了。

我昨天对三土说:“不好!不要去北京!”我知道我很蛮横,他也不会听的。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贾宝玉的心事,他总是希望姐姐妹妹永远在一处,天天热热闹闹地,守着乐着。我感到全球化,地球村这些词都特虚伪。在上海的我,连在北京的朋友都够不到。我真希望每个朋友都近在手边,就算我们不会每天见,也能知道就在这个城市地铁的某个站,某个楼里。这样好像就心安了。

但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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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爱琴海

Kusadaci Sunset 

土耳其的太阳,每天都不辜负人。据说希腊的那个也是这样,起早摸黑,没遮没拦,每天都轰轰烈烈地来转一圈。想到这个的时候是在土国的爱琴海边,那根海岸线扭扭捏捏地,以至于沿着爱琴海最东边的某些岛屿,几乎要贴到希腊最西边的那些小岛跟前去了。所以这种地理环境下,两个国家不因为什么原因吵吵闹闹是不太可能的了。

希腊和土耳其,哪个更美呢?对某些有古希腊情结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清爽。(譬如Ivan,对他来讲希腊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容任何形式的挑衅的。)但是我偶尔碰到的好几个从希腊行游到土耳其的人,包括一个在澳门开茶馆的香港小伙和我的广州朋友Lyann姑娘,他们对我说,土耳其真是给了他们巨大的惊喜,而希腊,因为某种奇怪的气味或者人们的僵硬态度等原因,令他们大感失望。

大概是之前没有人对土耳其抱有幻想,而对希腊的期待又太高的缘故吧!我只能这样想。就连在伊斯坦布尔中国领事馆工作的Feza同学(也是我在土国寄居的房东,给了我十天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说,现在国家各部委的领导人有一种在土耳其转机的倾向——因为土国领事馆的同志们伺候得太好了!

可是我终究还没有去过希腊。我只能说,土耳其真好。我说这个是有很多道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奥斯曼文明在这里前赴后继,人人都可以来这里找他感兴趣的东西,且互不相扰。连伊朗妇女也在土耳其的海边甩掉大黑袍和面纱,加入到从英国德国法国来的中下层妇女的比基尼行列中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再者,土耳其人也是随意烂漫一群人。我好几次顺势跟着上前搭讪的小伙跑到地毯店或皮草店里跟他们聊天,喝他们的苹果茶。他们知道我不买也并不气馁,还是热情介绍,甚至顾左右而言他,叫我做他的女朋友之类的。最好玩的是我在土耳其第二大城市伊兹米尔(Izmir)最热闹的海边广场边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伙土耳其男孩,他们试图跟我沟通不成,结果一个好事的老人帮忙翻译说,其中有一个男孩觉得我很漂亮。我就坐在那里,看他们把我团团围住,好奇地看着我,又问我中国如何如何,又问我觉得他们如何如何等等,其实彼此都半懂不懂的。我最后说我实在从他们中间挑不出一个来,他们就无奈地坐下来,不久就快乐地散去了。

这样的经历很多,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不安全,因为太阳太大了,每个人都晒在太阳炽热的光芒里,好像完全没有去居心叵测的必要。有一次我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香港朋友看见我穿了吊带衫回来,很惊讶地说:“我可不敢在这里穿成这样!”对我来说,安全感并不是靠表面来维持的。虽然土耳其的马路上注视一切外国女人的目光火力比较集中,但却没有阴森和心机。他们是外露的,也是简单的。

我在通宵汽车里的邻座是一位皮肤黝黑的土耳其女孩。我们一句话也不说,直到汽车中途停下吃早饭。我们一起吃早饭,还是没有说什么话,基本上靠手势交流,就是这样我还是感到她对我的照顾。她抽烟的样子和那种安静时深沉的神态让我觉得她是一个独立又有尊严的女人,虽然未必从事什么高级的职业,却有一股承受生活艰辛的气势,现在还叫我难忘。我在伊兹米尔等着迟迟不来的公交车。不知怎么的,就被一个美女招呼着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拼车去汽车站。我真为自己能像一个普通土耳其人那样拼车而感到高兴,更何况是和那么漂亮的女孩子挤在一块儿。汽车经过一个清真寺的时候,我尝试着念道“真主保佑”,她拍了一下我的肩,笑个不停。

我觉得我可以一直在土耳其生活下去。因为这里的人总是活得那么兴奋。而我也是一个愿意为小事情兴奋的人。我在鸟岛认识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带我去参观当地的一个奥斯曼城堡。这个城堡是当地最重要的古代建筑,通过长堤一直延伸到爱琴海里。在城堡的大厅里展示了一具巨大的鲸鱼骨架。他说:这条大鱼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在那边的海里发现的!我就叫他站在这条他发现的鲸鱼面前拍了张相。他还请我去当地物美价廉的教师协会餐厅吃饭,跟我讲他心中的土耳其和欧洲,还有他要开摩托车到中国去的打算。

我后来跟Feza讲起这个人,Feza说,土耳其人总是会说很多宏伟的计划,但是你是不能相信他会真地去实现的。我下午回到旅馆的时候,旅馆家里的小女孩正在做功课和上网。她们的妈妈请我吃了某种水果——可惜我完全不记得叫什么也不记得味道了。那个被我估计有20岁的大女孩笑着对我说,她其实只有15岁,但已经能说德语了。晚上回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全家人在玩一种类似麻将的游戏,其乐融融。

日子就是这样随便地过去的,也伴随了很多梦想,很多热情,很多关怀。当我穿过伊兹米尔一个热闹的巴扎,被太阳晒昏在一个躺椅上时,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坐到我身边的花坛沿上,从塑料袋里递给我一种加工过的贝壳,那贝壳肉果然十分鲜美,上面还有一片柠檬。我的心情马上就好起来了。他带我走出了迷宫,指引了我向海边去的路。

连Feza也承认,土耳其的小孩有一种超乎东方也超乎西方的精致和可爱。当我在鸟岛海边观看那个完整的日落时,我很想伸出手去,向爱琴海要一个他们的童年。一个小女孩的爸爸给她捡来了一小堆碎石头,她拼命往海里扔,又要和爸爸比试。她仿佛相信海浪是因为她扔了石头而翻滚起来的。每次石头扔出去,她就要看海浪的反应,如果浪大,她就欢呼雀跃。如果浪更大,她就兴奋又胆怯地往回逃。这种招惹的游戏让她忘乎所以,而这个黄昏,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海的幸福。

我在鸟岛的第一天,一艘巨大的邮轮停靠在港口,我能从我住的地方的下坡夹缝里看到她的雄伟模样。那个日落的傍晚,就在小女孩疯疯傻傻地向大海挑战的时候,我坐在岸边看她缓缓离去,同太阳一起缓缓消失在地平线上。

太阳像旗帜一样庄严下降,圆形的轮廓却毫不含糊。只要它还有一部分裸露在海平面上,它就要发出同它名号相匹配的光芒。爱琴海的水,在他最后的凝视下,轻轻地拍岸。在靠近岸边的海水里,一个身材魁梧的父亲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在浪波里摇摆着,上上下下。

Photo: Sunset Kusadaci, by Rhyme, 2006-7, Turkey. More photo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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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一路扔

过去的大半年,我的生活归纳起来就一个字:找。我想我真是从来都没有毕业过。

这就是我从24岁磨蹭到25岁的毕业。25岁的毕业同22岁又有什么分别?能够肯定的是,它并没有因为这迟来的两三年而更容易。而是更难。

22岁的寻找有一股自发的坚决。三年前的三月,我对爸爸说,我不要这个税前6000的工作,因为我不要做站在大公司那边的公关人——我要做那个提问的人。为此我和爸爸大吵一架,一脸痛哭流涕的屈辱样,心里面是痛不欲生的死不悔改。这时候,Clement在人文馆的办公室里拨通了我家的电话,恭喜我被中大录取。

人生中所谓的进展可能只是个暂且偷懒的空隙。那个夜晚的争论没有结束,只是被推延。总有一天,我要从苟且的生活现状和对无限多可能的迷思中走出来,虽然我此前一直在给自己的心灵拆除围栏。读研叫我谨慎地介入对世界的旁观和挑剔,却完全没有提升我面对现实的勇气。

半年来,我的头脑被各种假设和假设后的前景所围困,为各种选择与对这些选择的辩解所劫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无比自由,有时候我又觉得怎样前进都困难。在香港找工作和实习时,我就是总被这种继续苟且的心思所耽搁,无法坚定地去扮演一个社会角色。思虑太多太全面却无法做出判断,更不用说是决定——这变成了我的弱点。我知道我为了得到工作而寻找,但我又不想跳进一个坑。

可是,如果我做了一份因为其他原因——譬如继续留在香港,待遇尚可,工作体面等等——而不是因为这个工作符合了我期望,那么我又是为了什么要来香港,要读研呢?如果我来到香港的这个行为,最后变成了我考虑工作的束缚,那么我就失掉了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意义。那些书本里的批判理论让我着迷的原因,只在于那唯一的追求,所谓的Human Emancipation。

可是我的期望又是什么呢?我到底要找什么呢?无数的电话,交流,长谈,请教,和朋友的,和师长的,和父母的,加上所有白天和夜晚的梦,所有的焦虑和对焦虑的宽慰,对自己的反复说服甚至前后矛盾的说服,都是为了这个只有我自己才能领悟的答案。关键是,我不对自己说谎,不能隐瞒自己的热爱和厌恶。

其实所有的选择都可以解释,都可以通融,都可以被转换成具有说服性的语言,也总会有人说:其实蛮好。留在香港不留在香港,在媒体工作不在媒体工作,接受这样的工资或不接受这样的工资,把生活质量控制在这条线上或者另一条线上。那么我又为了什么放不下?

过去半年多里,我一路走,一路扔。我总是怀抱一点信念,就是人生要前进,不要倒退。多么辛苦的信念。有时候我想,人生是无法倒退的,因为无论怎样的经历都不是浪费,都是财富。可我无法自圆其说的是,我是否一定能承担。承担的意思是忍受,忍受的对象是困难,可是如果困难发生的原因是我无法喜欢,那该怎么办?

然后就会有一个声音说:人生就是如此,慢慢品尝吧。我乐意品尝,但是否就应接受送上来的这杯羹?还每天吃?

有时候我几乎很难相信自己会有一个工作。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上海,都有一种顽强的现实,同我理想的工作捆绑在一起。然而我依然对每一次应聘充满憧憬。工作是美好的,也是令人害怕的。但归根结底应该是美好的。

我的应聘经历不多,所以我把每一次都记住。每次失败我都蛮庆幸,虽然大脑因为之前对得到这个工作之后的生活过度浮想而疲劳,我的感情并没有太大的损伤。我时常觉得,这样也好,就可以有其他的可能了。其实生活是艰难的,所谓“可能”是想象的。只是我不想失掉这想象力。

有一天PL同我站在研宿一座的大太阳底下感叹,为什么MA的大陆同学都落实工作了,而我们这两个MPhil学生却连面试的机会都得不到?每天都有无数蒲公英种子般的“工作机会”在身边的空气里飞,看着都好像我要的那个,我适合的那个,我希望成为的那个,但是一伸手,他们就逃。我们就迁就。

迁就着,迁就着,我就被逼到了很小的地方,因为外面的势力得寸进尺。虽然我一直努力尝试像朋友劝说的那样撒一张大网,但22岁的那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隐忧:一时的勉强会带来枯萎。我做不出什么都去投的尝试。90%的行业给我删除了,删除了就是永久删除了,就像90%经过我的人都不是我的朋友,不是就不是了。生命很小。

但我还是学会了。我保存了最后一点喜爱,不肯放弃的喜爱。这个喜爱就是观察和说话。我要找一个有的看,有的说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新鲜的,不是呆滞的;是变化的,不是规则的。哪怕是混乱的。相应的,我也不能要很多。我知道时间一点点过去,我需要工作,工作不能离我远去,如同健康。所以,我要委曲求全,因为我不能让生活荒芜。荒芜才是我的无法承受。这个就是我的心得。

那些同样硕士毕业并早于我找到工作的朋友,当时我们低谷时期的聊天至今刻骨铭心。能打击到我们的,除了找不到爱人,就是找不到工作了。只是,我们爱的人未必值得我们爱,我们做的工作未必体现我们的价值。但我们一定会为了什么激动不已。这就是我们活着的证明。这不是一场游戏。

让我们承认吧,那在乎的东西真的是金钱和名誉,也是这一路的走,一路的扔,最后剩下的那个自己——如此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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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

这是一个韩国女孩的名字。我昨天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不由肃然起敬。多勇敢的名字!她说,中国人听到她的名字就立即要笑出来。其实同样的字,对韩国人来讲是完全没有意思的。

真爱不是个普通的韩国女孩。什么是普通的韩国女孩呢?Ivan说,就是跟你说不上两句话的那种。之后就真得就没有话可以说了。但是真爱的神色表情是很丰富的,她笑得很厉害,皮肤挑不出一点毛病,就这一点,再加上韩语令她说话时头部有比较夸张的起伏之外,她就再没有像普通韩国女孩的样子了。

我们就研究她的名字。亨镇记得以前在上海学汉语的时候,衡山路上有一家酒吧就叫这个名字。真爱听了自豪了好一阵。她自己说:其实呢,好像我没有碰到真爱呢。又格格格地笑起来了。

真爱能被人开玩笑,然后哈哈大笑。我们吃饭的时候说起韩国父母也会帮忙带子女的小孩,就像中国这样。真爱对我说:哎呀,但是我推测,如果我问我妈妈,她可能会拒绝呢!如果经济允许,结婚以后她是想辞职回家的。我们都瞪大眼睛的时候,她慢慢解释道,不是因为所谓传统的原因,而是觉得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不仅限于工作,辞职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摆脱经济的束缚而做一些自己一直都想做的事情。

晚上讨论她的恋爱问题。亨镇说,这两天他们一起走在上海街头,都会有女孩回头特别来看她。我说,你性格那么独立,是不是你根本不需要男人呢?她忙说,不是不是,我是很需要啊。但是吸引自己的男孩都不是那种Cash Cow类型的,状态都不太稳定,都不像是能作为丈夫的那种。怎么办呢?

所以她第一次来上海就想呆在上海了。讲起来韩国社会等级感太强,哪里能像上海那么自在呢?没准还可以找个上海男朋友。但是爸爸妈妈不担心么?哎,真爱说,我的爸爸妈妈是有点奇怪的那种。他们觉得我太老了,不应该再呆在家里了。

亨镇指着同行的一个年轻男孩,说:这里有一位楷模!他和女友从高中开始,相恋十年,然后就结婚了。一听到这个事情,再看看这位黑框眼镜斯文庄重的乖巧韩国男人,我和真爱当即倒在沙发上笑得抱作一团。亨镇说:这难道很可笑么?我们更加歇斯底里。直到当事人出来解释说,其实中间还是分手过两次的。我们还拿他开玩笑:中间分手的时间加起来不会有九年吧。

我现在还能看到真爱说话伴着微笑的样子。她把腿盘起来,圆圆的脸蛋晶莹剔透,塌鼻梁和圆眼睛配合得眉飞色舞,好像所有的问题一说出来就快要融化了。

要是真爱能留在上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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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岛纪行:以弗所的天空没有云

Celsus Library

 对于以弗所(Ephesus),我没有知识,没有想象,没有崇拜。从欧洲回来后,一哥们塞给我两张The Motorcycle Daries的VCD,我听到青年的切格瓦拉在马丘比丘上的那句自问,突然找到了一种接近我在以弗所的困惑:

我怎可缅怀一个我不曾认识的世界?
How is it possible to feel nostalgia for a world I never knew?

有这种可能吗?无数次,在抵达一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怀着一刀白纸。至少,我们也揣了几张网页。为什么要做这些准备呢?我好像不能无知地来,活生生地看到一个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世界。廉价航空,欧洲火车,通宵汽车,运送我来到这里或者那里,我看到生活在那里的人,还有更多的游客。如果不能找到自己和这里的联系,就会空落落地离开,说,我看到了。仅此而已。只好先准备一些东西,以免自己连印证都没有。这是最最简单的了,要说能有什么心得的话。

现在,又面临这样一座空城。

老板把车开到门口。不是城门口,而是这个保护起来的废墟的门口。我向马路对面的商铺买水。店主向我推荐一些书。“你看,这本有以前建筑景象的复原,用塑料印在现在的照片上帮助你想像以前的样子。”“还有这本,文字比较详细的,是以弗所博物馆的专家写的呢。”我一边翻看一边揣测我将如何迈开步伐走向这座废墟。不是精神上,是物理上。

以弗所在太阳的曝晒下发着白光。“哎,走出这顶屋檐,那里可是48度的高温呢。”“天啊!”“你的天,我的天,反正就是没有办法。那里也没有乘凉的地方啊。”只是因为我已经到了这里,而我又从来没有去过这样的废墟,我就一定要进去么?老板说,我从头到尾走一遍半个小时差不多了。他在另一头的门口等我。事实上,我在里面耗了2个小时。

就这样,我毫无办法地走了出去。一条流浪狗在很先进的条形码识别器下午睡。这就是以弗所的入口了。没有伞,没有帽,我赤条条地跑到那个杂草丛生的废墟里面去,手里还提了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了瓶不断升温的矿泉水和一本以弗所介绍——我坚持没有让老板把这本书拿走,因为我真认为自己会坐在烫人的石头上研究呢!

我现在才知道一些关于以弗所的事情。譬如公元前七世纪这里有了第一座神庙,供奉一位名叫Artemis的女神。这座神庙后来被一个叫Herostratus的人给烧毁了,动机跟刺杀里根的凶手一样。那个晚上,亚历山大大帝出生了,据说因为亚历山大出生的事情太重大,所以神灵就没顾得上拯救这座神庙,不过亚历山大在征服小亚细亚后果然重修了这座神庙。

公元一世纪,孜孜以求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耶稣门徒保罗传教至此。他说:“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的偶像崇拜。”他还没有说完,就被底下的群众轰走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想放弃对女神Artemis的信仰,更不想放弃制造铸金雕像的好买卖。其间神庙被毁,又被以弗所人重建。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以弗所人基本上都皈依了基督教。公元401年,这座神庙被一个叫John Chrysostom的圣徒给摧毁,很多年以后,这里被英国人搬得只剩下一根蛇形柱(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英博物馆里古董的原始环境。)而之后的以弗所就逐渐衰败,主要原因和布鲁日的衰落惊人相似,就是河流淤泥的不断累积导致城市失去了爱琴海的港口位置。

关于神庙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事实上我压根没有看到这根残存的蛇形柱,虽然位列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但它处在在一个远离废墟的地方,徒步走过去只为了一根柱子是我心力所不能承受的。徜徉在过去的街道里,这座被誉为“亚洲第一座也是最伟大的大都市”里,当年四五十万人熙熙攘攘生息活动的景象如今似乎很难想象。

喷泉,立柱,一两个尚且完整的希腊雕塑披着宽敞的衣服,在主干道的开始处俯瞰着一群对太阳遮遮挡挡的韩国游客。传奇,都是传奇。确凿的是公共厕所的马桶,围成一圈,当年的人如何一边进行个人努力一边互相观察的呢?连上厕所都是如此公开的消遣。还有据说是第一个广告,刻在路面上,一颗长了雀斑的心,加上一只公鸡(?),还有一只脚指点暗示看官往前走。如此匪夷所思,居然被后人证实和破解出来:“前方有妓院”。这两样有趣的小东西体现了亘古未变的道理,人啊,一点都没变。

img_5033.jpg回过头去再看那个摄氏48度下的2小时,我很想知道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希腊人是否能从中收获同样的东西。看到土耳其人和西方人在这种温度的废墟里依然如鱼得水,甚至把两三岁的小孩往滚烫的大理石上随便一扔,我不可能不觉到我们之间的不同。人和废墟的相关性,情感的联系,安慰的,自豪的,感慨的联系,归根结底取决于什么呢?是知识还是其他的东西。人对于历史的相信和热忱是否就像对宗教的相信和热忱一样呢?

我怎可缅怀一个我不曾认识的世界?

Photos by Rhyme, Celsus Library and Ancient Theatre, Ephesus, Turkey, 2006-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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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岛纪行:玛丽亚的小屋

引子:我在伊斯坦堡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大套房里蜷缩了好几天,照例靠偷隔壁的无线网络为生,一边对论文进行缺乏投入的修改,一边竭力阻止“嘟嘟”(房主feza领养来的京叭)添我的脚踝。如果不是奥斯曼新皇宫的过度装饰令人头皮发麻,如果不是在那儿碰到的韩国男孩有一段从伊拉克战场归来的离奇经历,如果不是有这段里奇经历的他竭力在地图上对我赞赏他刚刚到过的以弗所(Ephesus)废墟,我可能真的就把土耳其终结在这套房子里了(多没出息)。看着他从中东,爱尔兰,希腊,和土耳其晒来的暗色肌肤,我决定离开这种腐朽生活,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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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番犹豫的讨价还价之后,我跟着Kusadaci(意思是鸟岛)那个家庭旅馆老板的破车上路了。说起这个家庭旅馆也是我从长途汽车站叫的出租车司机Erhan(后来我跟他混得好熟)的建议。本来我是想去一间几步之遥的青年旅馆,不过看起来青年旅馆的地势不够高,海景未必能抵上我的“标房”(只是没有他说的电视机)。进门的时候,老板家瘦瘦的小女儿刚刚睡醒,一眼惺忪地看着地面发呆。

起初我对老板开车送我去以弗所的价格不甚满意,因为他也诚实地指着不远处告诉我,从那儿搭乘公车来回也只要6块钱。开了一段,他停下车来跟一个街边做生意的男人聊了起来。那个男人用比较顺畅的英文对我说:“你看,我是他的邻居,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我想50块(新里拉和美元差不多贵)是合理的。如果你自己去,有的地方公车是开不上去的。” 我就是这样也没有额外理由地相信并且答应了,顺便又砍了5块。

老板的车子没有空调,速度倒是很快,一路无话,但我几乎要被车风吹得面瘫。在一阵公路疾驰之后,我们的车绕着一条山道往圣母玛丽亚最后居住的小屋爬去。那里的地貌有种远古年代留下的苍凉感,植被长得不够景气,虽然颜色是很正的绿,却毫不茂盛,大约和泥土有关。通常文明发达的太早,留给后世的物质养分就会很淡薄。

我在路上滑稽地想,自己还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圣母故居”,就像我不会去想“观音故居”或者“女娲故居”一样。但西方人对圣母的态度是认真的,考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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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标志牌上写道: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绞死之前拜托门徒约翰照顾他的母亲。耶稣死后,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遭受迫害,而约翰很有可能带着玛丽亚来到了他传教的领地:小亚细亚。

至于如何确定这个地方,标志牌上举出了两个证明:一个是在不远处以弗所的圣约翰墓,再一个就是那里发现的世界上第一座圣母教堂(Basilica)。而在基督教早期,人们只在圣人曾经居住或停留过的地方造纪念他的教堂。另外,以弗所早期基督徒的后代至今口头流传着圣母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传说,并在8月15日举行朝觐。

最后决定性的证据是一本19世纪出版的书籍,里面记录了一位德国嬷嬷说她看到了以弗所的山和玛丽亚住过的小屋(她一辈子没有离开德国,所以被认为是某种神的启示)。经过两次考察,人们终于找到了完全符合她描述的这个山头。这样一说,听起来真是言之凿凿。无怪乎此文的落款是:“如需了解更多资料,请查询美国以弗所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Ephesus),下面是俄亥俄州某个基金会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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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玛丽亚小屋是在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间的原址上修建的小教堂,大小只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小山洞。一位一袭黑袍的修士正对着玛丽亚的塑像,安坐在房间的入口。这里有蜡烛,还有刻在墙上的圣经摘录。这一切都是试图叫人追溯一个拥有最伟大儿子的处女,在这里度过的值得骄傲却十分简陋的晚年。二十平米的山洞外面是翠绿的树木,人们沿着石阶往下走,去品尝一口圣泉,最后把白色的飘带(大多疑似纸巾)系在墙上。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夏日消暑的好地方。

当然,进去膜拜瞻仰忏悔的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者美国人,出于维护目的说要收门票(8里拉!)的是土耳其人。他们对自己土地上属于别种文明和信仰的遗迹都看得很清楚:保存和旅游。而类似自豪和光荣这样的伟大情感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奥斯曼。待我从玛丽娅的小屋出来的时候,老板正和其他司机聊得开心呢。

Photos: 1) Landscape around the hill of Ephesus; 2) The Chapel of the last home of the Blessed Virgin; 3) A statue of Virgin Marie. Photos by Rhyme, 2006-07-28, Ephesus,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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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夕何夕

外滩六号三楼,一个夜夜有Live Jazz,却又不收入场费的酒吧。一个风韵的蓝色中国女人和外国西装青年对面着谈笑吐烟。

Henry看了酒水单,把侍应叫来笑问,以你们这样的装修,这样的location,用这样(便宜)的价格如何支撑一支live乐队?侍应通情地说:先生,作为朋友我必须说,我们才开了三个星期。我们要先培养起这支乐队。

Amy点的鸡尾酒sex on the beach是30毫升的咳嗽药水,我们面露讶异。少顷,西装青年突然走到我们桌前,我再帮你们调两杯好吗,明天我们就有新品种了。不一会儿,两杯巨大的红色液体加了青柠冰块就送到了我们面前。“我叫Sunny。”

那个弹拨大提琴的,脸色白皙却有了早衰迹象,脸部肌肉松弛,却不像夜晚来外滩三楼演奏的。他的衰里,绝对不含颓唐,也没有流露或伪装,是社会生活的自然销蚀,背后却有种平静接受现实的坦荡,仿佛前一秒还在办公室里整理文档和接听电话。可他却把这个巨硕的乐器摇晃得那么奥妙,难道他有两颗心?彻底的惨白的白天和这个空荡又盈满的酒吧里,他和他的大提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那个唱歌的女孩子,Henry说,如果这个酒吧要长期开下去,就得把她换掉。她的年纪比我小,摇晃身体并回望钢琴,乐谱掉在地上也不管,唱歌前还要问钢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她的英文是好听的中国式的,她在模仿,但也能看出她寻找自己的努力。这种寻找呢,因她的同这乐队的生疏而渺茫。

Henry猜测那个蓝衣女人是老板,那种老公随便给她2000万在外滩玩玩的女人。我看呢,Henry到底是香港人,香港以外的中国女人没有那么简单。

Sunny也是一个可供消遣的谜。分明的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口音,但却长着这样细长椭圆白脸和黑色微秃的头发,以至被Henry推断为犹太人——一问原来是英国长大的土耳其人,在伊兹米尔有一套度假房子。听说我去过,就忙不迭地抛过来一堆土语和淮海路陕西路上的一家土耳其餐厅。

整个外滩六号三楼的夜晚,除了后来进来的一对外国老头和中国年轻女子之外,只有我们三人是顾客。这个上厕所有人带路,经理亲自给我们调酒的夜晚,每个人物既如此典型,又如此缺乏真实性。下午在档案馆里,我对着旧照片说:给我一天时间让我回到30年代的上海吧,只要一天。

这个酒吧的装修让我想起Jacques Tati在那部另他彻底破产的电影Playtime里生造出来的一座巴黎饭店,只是从荒诞喜剧的热闹变成了不辨真假的实景。这种在空间,视觉,听觉乃至服务人员在感情上投入的奢侈让人发懵,他们有一种横空出世般的温存,笑容里怀了这座城市匮乏的持久性。

这个地方在哪里?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夜晚究竟是否存在过?直到早上刚睁开眼就发现一条外滩来的短信,感谢我昨日的惠顾。我几乎要在床上晕过去。

外滩6号原为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Imperial Bank of China)所在地。改造以后,二楼三楼都为餐厅酒吧。三楼的天地一家,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周五到周日晚上11点开始live jazz,据说有英国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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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from Playtime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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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摸

在伊朗人阿巴斯的摄影录像作品展下面,是一个智利人(Palolo Valdés)用石头,铁,陶等物质做成的各种雕塑。唐朝给了他启发,他就做了那个时候风格的马,有点像唐三彩的神态,名字就叫唐。他也做一些其他的雕像,譬如一块像穿了风衣的人形的石头,它在上面加一个微微抬起的头,地下加两只铁铸的脚掌,就叫他“先知”。

他很会因地制宜,找来几块圆润的石头可以当作马的臀部,胸肌,和腹部,三块排好马就有肉了,然后用陶土和铁把其他部分加上去。还有一块三角形的大石头,它直接加了一根铁打的角,就变成一个羊头了。这种因地制宜叫人想起什么,盆景啊,中国园林啊,但又要自然一些。那些石头看上去没有打磨过。

走到几个凹进去的展厅时,我偷偷摸了几下。我实在惹不住,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些也不过就是石头。别的摸不得,石头总还是摸得的吧。被组装过的石头,变成了“嬉皮士的牛”,“达芬奇的战马”,“无题”,或者“蚂蚁的力量”什么的,但实在还是很真石。在布达佩斯和一个来自比兹堡并且以安迪沃荷为荣的美国人一起参观当地的艺术馆,他看到什么都很想摸,装置要摸了才知道什么材质,有时候连油画也要在角上摸摸,吓得我脸色都变了。他笑笑说:“我只是喜欢什么都摸一下。”

为什么看解决不了问题呢?如果油画是为了视觉,录像是为了视觉和听觉,为什么不去摸那些作为装置的瓶瓶罐罐机械油漆纸盒废品呢?总有一些视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想。那条隔在展品和观看者中间的线阻止了过渡抚摸之下的破坏,恶意破坏甚至偷窃。蒙克的《呐喊》和《麦当娜》就是这样被明抢的。好在我终于知道可以偷偷地摸摸了,很享受的。

我摸了以后就知道石头是什么了。石头不是硬的,是希望被抚摸的,也被手喜欢。石头不是凉的,是温和的,有一点点弹性,摸了以后就想一直摸。其实那些标题都没什么意思了,只要喜欢那块被选中的石头就是喜欢全部了。所以触摸,抚摸,哪怕只是摸一下,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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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Rhyme, 2007-2-27, Shanghai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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