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在我抵达之前，重庆已经下了10天的雨。

奔向城区的路被一条掠过座座山腰的高速串联，路边不时经过新开发的楼盘。如此新，如此地好，让我吃惊。之后的几天里，我发现，重庆到处都是这样崭新的楼盘；而这里几乎所有的户外广告都是房地产广告。

重庆的司机很威猛，不亚于香港“夺命小巴”的驾驶员。我离开后的那个周末，他们就开展了一次大罢工。有山的地方，城市的气势就不同寻常。有两条江汇流的古码头，如果每天又有10万口火锅在沸腾，人的气势也定不一样。如果人的生活主要是在爬坡中度过，如果城市的大小不能以你俯瞰时候的目测来衡量，那么重庆应该去树立起另一种标准。他们说，香港是“小重庆”，给我很多错觉。

重庆人最自豪的可能是两个年代，一个是作为抗战陪都的七年，另一个就是直辖以来的十年。后者写在城市的脸上，前者呢？

我住的南岸区离开南山不远。我对司机说，我要去的地方是抗战什么的，说了半天他才明白，哦，是蒋介石的那个房子吧？我含糊地说是。车子绕了好些上坡的路，才爬到了半山腰的一个地方停下。雨雾虽大，我还是看清了那几个字“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买票的阿姨很清闲，我一点都无法预计里面是怎样的。

空气真好，清净得很。这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半山的植被间开出一条游人可走的路。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搬迁到重庆，找到了这个隐蔽的山头，从富商手中购买和建造了若干宅院。这里被称为黄山。蒋介石在云岫楼生活和指挥军事斗争，宋美龄则在低处的松厅筹划她的作为；她最喜爱的侄女孔二小姐则住孔楼中；美军高级将领来访也有草亭作为下榻之处。这样一个僻静之处，也没有躲过日本飞机的轰炸，然而轰炸最少的还是蒋介石的官邸。唯独去他的云岫楼，需要气喘吁吁地跑上好多台阶，远在其他人之上。甚至有一条莫名的狗，一度试图恐吓我上去的企图。

突然之间，在这一片朦胧的烟雾中，抗战历史中被多少有些遮掩的一角，被轻轻掀起。解放后这里一度是职工宿舍和疗养院，直到2005年才把里面的人全部请走，重新开放作为纪念性的公园。说起来，这里的建筑确实很有民国时期的流行风味，有保存的必要；二则，曾经特别敏感的部分，现在终于可以用一种相对公允的态度来面对。

这烟笼寒水月笼沙中的陪都心脏，在停止跳动60年之后，被重新安顿了下来。我们终于能走进这个在今天看来仍然过度舒适的故居，在黄葛树下的小径里回想我们可能已经丢却很久的记忆。这样潮湿的环境，没人赶快走。好几处庭院还在修葺，几栋楼在休整而无法入内。在墙边甚至还倚靠了几十把疗养院时期编了号码的椅子，好像随时还可以被派上用场。

我一直惦念着Jess给我讲的关于她奶奶的一些事情。可惜Jess12岁就离开台湾移民去了澳洲，否则她的故事可能还会更丰富些。因为很偶然的原因，我知道了她的奶奶和一凡的外婆都是湖南长沙周南女校的校友，也是马英九母亲的校友。一凡的外婆居然还能记起她的名字，说是一个很喜欢打排球的女孩子。因为她爷爷是国民党的军人，一家人1949年之后就随蒋来到台湾。Jess现在还记得奶奶有很漂亮的旗袍一直都珍藏着，而且她知道奶奶其实很会跳舞。可是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家里住了好些前来投奔的军人，都是妻离子散、一身埋怨的主儿，社会动荡，Jess的父亲在一群群的混混中，度过张震在《牯岭街》里的那种残酷青春；所幸在她奶奶的暴打之下，才没有像其他同伴那样持续堕落下去。她奶奶到死都说：“还是重庆的日子最好啊！”但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还是重庆的日子最好……”那时重庆的日子能有多好呢？这让我充满了遐想。那肯定是和沦陷区不一样的日子，或许是一种一边轰炸，一边用乐观抗争的日子；抑或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日子？可惜，我所有的重庆朋友都已经离开了重庆，无法从他们那里截获一些祖父母生活的轶事。城中央的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两年之后，就改叫解放纪念碑。但那个外观，实在是太不解放，太民国了。

看着这个寥落的，刚刚苏醒却又好像醒不过来的黄山别墅，她俯瞰了重庆城那么久，却又再也说不清楚。

重庆抗战遗址大门

这几块入口不远处的石柱不知为什么很有民国风骨，可能是原先含蓄的大门

侍卫房，现在则是国民政府抗战史实档案的陈列馆，包括蒋宋的书信、银行汇票和美军的一些细碎装备

孔二小姐孔令俊的住所

宋美龄所居住的松厅外观

宋美龄的卧房内，陈设宛若当时。

蒋介石的云岫楼既盘踞高处，又极其隐蔽，乃至几乎无法拍摄全景。

在这件二楼的小房间里挂着一张蒋介石和宋氏三姐妹在黄山别墅的合影，这也是唯一的一张。蒋介石为宋庆龄在这里准备了住所，但宋庆龄从来不在这里过夜。她抗战时期在重庆市区另有住处。

如今商贸簇拥之下的人民解放纪念碑（原“抗战胜利纪功碑”）。1946年4月，国民政府还都之际曾经发表宣言：“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同事J前两天病假，回来上班说一进来办公室就喉咙痛，而我们天天坐在里面的一干黄种人白种人都早已没了知觉。展览玩的就是劳命伤财，伤的是资本家的财，劳的就是我等的命。在这每三个月就重新装修一次的地方工作，我们干的就是高危职业。

J因为感冒顺带查了妇科，说有轻度宫颈炎。一想起自己还没生孩子，而家里的基金又全被套牢，不禁潸然泪下。还好又听医生说这是普通的病，才稍得安慰，又回来上班，带上黑色口罩，顶了一个黄色的活性炭。

某个八年前的朋友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救市，政府拼命印钱往市场里扔，总有一天这钱是要收回来的。怎么收？还不是跟大家要？所以三年后必有通货膨胀。资产保值最好的方式还是买房子。如果买不起房子，而过三年真来它个通货膨胀，是不是应该马上把钱在今天花掉？想到这里，我撒腿跑去，买下平生第一件千元以上的外套。

我也还没生孩子，还没结婚，还没买房，出来工作一年半，刚刚觉得有了点埋怨的资料，世道已露出颓势，只好收敛起来，夹起点尾巴做事。超市里卖牛奶的阿姨喊道：蒙牛大减价啊，买三箱送一箱，每箱便宜十元啊！看起来蒙牛是快不行了。地震把10万人给埋了，三聚氰胺把牛奶厂给毁了，没想到那么快就人人自危了。

想想我哥当年97年从港科大毕业，董建华给他授学位，何其风光。一出来就赶上亚洲金融风暴。苦心经营十年之后，成家立业、儿子也生了，又刮起了这股全球金融崩溃肃整之风。他总是我的偶像和楷模，教我如何不要气馁，又做好妥善打算。

就算没有金融危机，人生也是危机四伏的游戏；就算没有海啸、地震、奥运，也会有台风、火灾、老板。这个事实一定要承认，但还是要有《旺角卡门》里刘德华的派头：被万梓良打趴在地，还要叫细佬不要没骨气。等被作践完毕，对手散去，再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细佬的头。

我们楼的电梯年迈多病，是我坐过的最老态龙钟的两台。如果我从15楼的房间出来，发现它们刚刚下楼，就大可以细想一下还有什麽东西没拿，窗户没关，厕所没上，都可以在它再次上来之前解决。

电梯的生产单位倒是离开上海挺近，叫杭州西子电梯厂，但电梯的设计却不美。因为全是不锈钢铁皮做成的内外表皮，有一股十几年前绿皮火车的味道。不锈钢的外壳上镶嵌的数字经常不亮，时间久了相关居住人员就知道，只是灯坏了。只是最近7楼的人比较倒霉，因为那一层不仅按下去不亮，连停也不停了。

开电梯的两位阿姨倒是非常的好。之前我去过土妖那时在国展附近的房子。他们楼那位电梯阿姨把电梯当作自己家的客厅，墙上贴满了各种剪报，每天上上下下地开展她的宣传兵和监察兵工作，严密监视行为可疑人员，并用尖利的声音理直气壮地怀疑不正当男女关系，很好笑，也很叫人不耐烦。

但我们的两位阿姨非常和蔼，一位圆脸，一位尖脸，都是北京人，轮流开电梯。北京的电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有一个座位在里面，不像上海，电梯阿姨最多偶尔在里面站站而已。这件家具（装置？）像卖票员一样，前门有一个窄桌子，后面是个座位，连在一起的，看着很舒服。我们的两位阿姨总是把位置弄得干干净净，最多只在桌上搁一杯水。冬天到了，身后会多出一个电暖，一进电梯就很暖和。

我本来觉得开电梯是一件顶无聊的工作。电梯难道不是自动的么？我去过朋友的一些高级点的社区，人家的电梯就都是自己开的。但时间长了，我就发现，可能因为我们的电梯出奇地慢的缘故，人们在电梯里的时间特别的长，而彼此之间又不认识。有了阿姨在，大家都至少要跟阿姨打招呼，于是有时候就能聊一些天气啊，狗啊，孩子啊，晚饭啊之类的事情，气氛真是大不一样。如果没有阿姨，这趟每天都叫人要失去耐心的缓慢旅行，只能堵满了面面相觑。

我特别喜欢尖脸阿姨。她也姓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睛，而且喜欢张大眼睛。她喜欢用钥匙圈在坏掉了的木头桌面上划来划去，如果你不跟她说话的话。要找到和她沟通的方式是很容易的，我总是一进去就跟她抱怨。抱怨天冷了，抱怨天怎么还不冷，抱怨电梯慢，抱怨还没吃晚饭……当然不是真的抱怨，只是找一些很简单的事情笑着说说。她总是神情半真不假地严肃地说“哎，你真该加衣服了。”“才去吃饭哪~”这些呢，一定调调呢，要用北京话写才行，可惜北京话写不出来。可是就是这些，对于一个人居住在北京的我来说，就是家常话了。

开电梯的工资非常低，可能每天20块钱。有一天胖阿姨跟我说，她中午就吃一个煎饼，晚上可能就吃几个包子。她们一个月只有一天休息，其余的时间，如果休息，那天就没有钱拿。她们有时候也挺害怕领导的。上几个星期我又跟陈阿姨抱怨说，“哎呀，怎么还不把去年的暖气拿出来呀？”陈阿姨说，“还没到时间呢。”过两天，我就看到暖气拿出来了。她用手指竖在嘴前面，说，“千万别声张，我偷偷拿出来先用的。领导要知道了，没准要不高兴。”有一次她问我房租多少钱，我告诉她了，她很惊讶我一个人负担这么大一笔（其实也是市面上正常的房租）。后来有一天我出差回来，发现地上塞了一张纸条，一个17楼的女孩说，听阿姨讲我想找人合租，她很愿意。我估计自己当时的一时“抱怨”，让她误以为我已经窘迫得不行了。

今天晚上下楼吃完饭的时候，我又习惯性地说“哎呀，这个电梯给换换吧~”以往，陈阿姨会说“换一换可要花钱啊，他们（指物业）可不肯花钱！”可是今天，她却说：“不能换啊，一换，他们就不会再要我们了。经济不好啊。”旋即，她指着身边一个男孩说，“他们那里也要裁员，是吧？”男孩说“是啊，明年如果干得不好的，就不再续签合同了。”

晚饭回来，我看到一个大概只有十七八岁的小男孩正打开的电梯按钮盖背后拧来拧去。电梯照样在开，陈阿姨把座位挪到了后边去。按钮盖里一排排五颜六色的零件和积满灰尘的电线看上去像解放初期国有企业生产的老古董。陈阿姨很认真地盯着那个7楼的按钮：“哎，现在又按不下去了。……哎，可以按了，但还不亮……哎，好像是可以了……”

我想我不会再嚷嚷换电梯的事儿了。

两个星期前雷曼倒掉的时候，我的美国同事David说，“美帝走向衰亡的一天到来了！”英国同事Simon也在一边点头。我两眼发光地追问：“那么经济危机会引发政治动荡么？”Simon同志很警觉地暗示我对政治变革社会动荡是不是过分热情了。

今天几个建筑师讨论中国建筑的时候，不免有人感慨时事：“我们都觉得什么鸟巢啊、库哈斯啊什么的重要，讨论来讨论去的。结果呢，什么都没有经济重要！”有人提到最近的《新闻周刊》里有一篇文章讲，世界目前只有两种经济制度：国家专制的资本主义（以中国为代表）和自由资本主义（欧美为代表），究竟谁能耗到最后并胜出还不知道。不过，“最近中国有一股喜悦的情绪，觉得西方世界倒下了，而中国人向来是以敌人的失败为自己的胜利的。”甚至还讲道，中国至少150年来一直有一种“西方列强”的观念，自己总是弱者，如何面对列强倒掉以后的局面呢？等等等等。

虽然我对经济懂得比建筑师还要少，但雷曼倒掉瞬间的神经兴奋过去之后，我总觉得现在说什么都有点言之过早。甚至，我感觉美国不会倒掉，欧洲不会倒掉，他们背后支撑的经济和政治理念更不会就此消沉下去，反而可能在这次修正和调整之后再稳定个几十年没什么大问题。我没有根据，但对中国是否真的在走一条“与众不同”的“更好”的路表示怀疑。

无论是西方媒体还似乎中国媒体都对这次经济危机表示出了一种（总让我怀疑）比实际情况要更糟糕的报道和预期。有时候媒体总想把问题往坏里想，这是西方媒体报道坏事的习惯，也是中国媒体在报道西方坏事时的习惯。但通常这样能形成更关切的智慧集中和激烈的讨论，对想透问题、吸取教训和改正错误都有好处。如果说这样的一种往“坏里想”的关切对遭受打击的国家很有好处的话，那么对幸灾乐祸（事实上也不知道能“独乐乐”多久）的“另一个模式下”的国家能带来足够多的反思么？

我当然两手空空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自圆其说。只是，自从我真的睁开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听说过信息革命、911、知识经济等等很多吓人的词，但什么也没有把这个世界的基本格局打乱，什么真正的革命也没发生。我觉得“敌人”还是强大的，我们还是虚弱的。大概我还是很不自信，也很害怕有一天中国人民真的看到美帝变成雷曼之后无法自持的样子。

图片来源：雷曼兄弟网站（2007年的年度报告封面，还是很灿烂的。）

看完《牧马人》之后，我再次确信：没有好时代和坏时代，只有大时代和小时代。我们出生在一个大时代，却在一个小时代里浪费青春。

如果你碰巧没有看过这个我们出生那年拍摄的电影：它讲述了一个文革中被错划为右派的青年许灵均（朱时茂扮演）在西北流放的时候，和一位逃荒而来的四川姑娘李秀芝（丛珊扮演）结合并幸福顽强乐观地生活，并最终决定放弃跟随华侨父亲回美国，而留在西北的故事。

二十多年后，谢晋说：“这个片子里，许灵均和李秀芝结婚，公社的乡亲们每人送了五毛钱，一共23块5毛。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日子过得很辉煌！”谢晋说话的口音和用词都让我想起我爸，他们都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激动地针对一个细节用一个足够宏大的词语来轰炸，教我震颤。“辉煌”——现在还有人提这个词么？这个词还能用来形容我们的生活么？

亮马桥路往东北方向，经过朝阳公园北门的十几张广告牌，每个月都换，而且永远都是不择手段软化灵魂的房地产广告。最近的台词是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是细节”，因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一生奋斗的细节”，而这个细节，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房子的细节，也是它不懈劝导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走向他们想要的生活，实现他们想实现的目标的道路。——可是这是谁的目标，谁的道路呢？

从来没有一个时候，道路显得如此可怕地清晰。《牧马人》里，主人公选择的道路是要从民族的苦难中奋发，投身到新的希望中去，这个路如此宽阔，就像“在希望的田野上”一般舒展明亮。而如今的道路仅仅是房地产广告挟持的笔直通道。对城市的青年来说，这道路引向房子，引向婚礼，引向既定的舒适和满意，配套着的是羽毛球课，钱柜，淘宝，高尔夫和热力瑜伽。

有一天许灵均牧马十几天后回来，看到秀芝在家里的院子里自己翻泥砖，嘴角都是泥，满脸都是闪亮的汗珠。他问：你这是要做什么？她说：“我要在我们房子边上再搭一个小屋子。”打开她的日记，她像我们小学时候那样，写道：“今天我在家门口种了两棵树。在我们老家，每家门口都有树，哪有打开门就见天的？”这是充满劳动的生活，劳累是因为身体的运动，而不是身体的僵硬；那种劳动着的生活充满了朝气和志气，秀芝的脸上也洋溢着劳动的青春所散发出的乐观和自力更生的生活所带来的自豪。（1983年5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她以61万票被评为“我最喜爱的十个当代青年银幕形象”之首。如果是今天，或许就是靠着海龟爸爸奋斗的陆涛了吧？）

在这个小时代里，我们除了期待金融危机，还能期待什么能搅动我们生活的大事？许灵均的父亲临走时候问：“你决定留在中国了么？你有没有想过，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他回答：“我想过。但我对中国充满信心。”现在，我们还对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对自己的？对国家的？还是对未来的？从来没有过的渺小，精致地镌刻在不经意的广告牌上和高级衬衣的领口上。这种困顿，已经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

谢晋的这个电影已经随着那代人的老去而老去。秀芝在日记里写道，“明天他回来，要把这句话告诉他。”这句话就是她在露天电影《列宁在1918》里，听到列宁说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在我们的小时代里，一切都已经有了，所以最大的希望就没有了。

可能，这就叫挽歌。但我却无从悲伤。

2008年9月23日上午12点45分，台湾艺术家陈界仁在“美国在台协会”(AIT)收获了这样一句话：“我怀疑你是要偷渡！”这句出自华人男性面试官的标准国语，彻底打消了陈界仁申请赴美参加展览的所有意愿，并被作为他新创博客的标题，和他下一个艺术计划的缘起。 

陈界仁在他的博客上声明：“台湾民众至美国在台协会办理美国签证时，时常会碰到这类被视为‘殖民地人民’的言词和态度上的对待，而我只是长期以来被羞辱的众多台湾人之一。”此种羞辱来自政府长期以来对美国的附庸和自贬，因此他“当然要拒绝被这样的羞辱，更不会再去申请美国签证，当然也不会再去美国。”他希望通过他的博客搜集台湾民众在申请美签时候的种种耻辱经历，将这些案例丰富和发展成一个“更大的、长期的、集体的书写与展览计划”。 

陈界仁的作品关注台湾的历史和现实，品格含蓄深沉，凝结了他本人对社会的真实体验，是当今台湾不可多得的艺术家。在他的声明之前，我并不知道台湾人也会有同大陆人一样的尴尬经历。可惜他只是搜集台湾人蒙受的羞辱，如果将搜集案例的范围延展到大陆，恐怕他的博客很快就要被海水般的苦楚和抑郁给淹没了。我自己就曾在旧金山海关入境时被送去小房间复审；也在阿姆斯特丹刚下飞机就被一位警察从人群中叫出来查看护照。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是谁，我只是一张中国或东亚的面孔和一本护照的主体。他们的职责是控制人流，寻觅可疑。平心而论，就像陈界仁在声明末尾所说，这项艺术计划不是为了泄愤，而是为了引发大家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被如此对待？我们可以如何改变它？” 

前两天，我恰巧看到了大陆年轻导演翁首鸣的处女作《金碧辉煌》。1983年出生的导演把我们带到了福建的福清、长乐、平潭三县几个年轻人的生活中，看到他们如何在一个以偷渡为链条串联起来的生活中寻觅乐趣。家庭贫穷的，同因为偷渡而欠债累累的窘困抗争；家庭富裕的，和因为丈夫偷渡而转向宗教和赌博的母亲反目。他们偷拍那些丈夫在国外的女人的私生活，然后对她们敲诈勒索；把得来的钱挥霍在卡拉OK和娱乐女孩中。他们在落日下嬉戏，去街头打架，和老渔民聊天，也在“祖国统一”的大字前愉快地合影。 

电影里的电视中，窦文涛引述民间流行的那段话道：“台湾怕平潭，美国怕亭江，日本怕福清，英国怕长乐，全世界怕福建。”当我们以为这可算是全世界怕中国的渊源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人的生活已经在作为生存方式和信念的偷渡之链下流淌了很多年。在面朝大海而土地贫瘠的地方，人们长期被清朝颁布的海禁和现代发明的护照阻挠去更遥远的地方讨生活。偷渡对他们从不是清晰的梦想，而是迷惘的现实。影片中，年轻人用影像纪录了故乡海边的风景和渔民的劳作，并写信给偷渡去英国的朋友：“你一定想看到这些景象吧。我们衷心希望女王长命百岁，等她过生日大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团聚了。” 

同陈界仁被怀疑为偷渡的“美签之辱”相比，翁首鸣镜头中散落在福建海边的零落青春却自有他们的逻辑：“如果你曾经向往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海市蜃楼……”

补记：在同事Emma家看到一张碟《鬼佬》（Ghosts,2008），以2003年在英国海滩拾贝不幸丧生的非法中国劳工为故事背景。Emma明年准备赴英留学，工作忙得无暇顾及留学的事情，但突然停下来说：这个戏——应该看看哦。

图片：金碧辉煌（Fujian Blue），2008，导演翁首鸣。

胃胀到现在已经有两三日。我撩起衣服往下看去，能发现胃部鼓起来，像一个做塌了的大馒头。四年半前在翠微南里，每次吃完Shell做的完全没有味道或者Cherie做的香喷喷的饭后，我都要很满足地给她们看我凸起的胃：“你们看，又突出来了。”她们瞄几眼说，知道了，知道了。然后希望我能洗碗。

转季节的时候我想起去年来北京是10月4日。10月7日吧，我开始上班了。转季节的时候我想起秋天的北京让我新鲜又兴奋，很多颜色，不断变化，但喉咙里每天起来都干涩涩的，喝点水就很多痰——当我有痰的时候，我觉得我融入了北京。昨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自己的脸像是被打过一样，一块块红的摊在那里，只好很麻烦地用粉底盖一盖。前两天还有人说“哎呀，你皮肤比你刚来的时候好了很多呢。”马上，秋天就来了。

现在胃的内容因为下不去也消化不了，堵到我的喉咙口。我强制自己打嗝，据说这样更不好。我喝普洱茶。我想出去去跑步，但热水器坏了。我不想坐着，但我不知道在屋里站着能干什么。

十一的时候我头痛，他们说是神经痛。平时紧张不觉得，休息放松下来就有知觉。但我还怀抱着期待，以为呆在家里会更有成就。原来我的成就重心已经完全倾斜到工作上，没有工作我就没有成就，没有节奏，没有分寸，没有把握，神经都会痛。所以我休息的时候，就要离开家，去走很多路，保持一种形式的忙碌即可。

接着，我刚才在我移动硬盘里找照片，找到了我在挪威的时候写的一些email信。因为我还没认识到博客，所以那时候还写信。那时2004年7-8月，9月我就开了博客——这些信居然就变成了我最后的“信”。我随便打开看了一封2004年8月8日（奥运开幕四年前）写在火车上的信。我当时觉得世界刚刚要展开（沧桑过度）。

一封旧信在电脑时代显然已经不能泛出什么黄色，也没有手指啊、眼泪啊、折痕啊叫人想入非非，但或许我还是会冲动地贴出来再看看呢。

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被阵容浩大的德意志歌剧院带到保利剧院，有幸得以现场欣赏。

上次看歌剧已经是两年多前的夏天在德累斯顿的Semperoper（有译作森珀歌剧院）。当时被同住青年旅馆一间房间、拿了奖学金来德国考察歌剧的美国女孩邀去看了一出威尔第的《福斯塔夫》（Falstaff），坐在最后一排能看到蓝色布面制作出来的奇异效果，布景非常新颖，但却非常疲倦，只记得喜剧的气氛，却完全进入不了。我在她边上瞌睡连连，当时怀疑自己真是找不到和歌剧产生关系的方法了。

巧合的是，《玫瑰骑士》1911年的首演就是在当年的Semperoper，而且大获成功。我想起来，那年回香港在当时的博客里写到德累斯顿的时候，还在末尾提到“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在废墟后的德累斯顿Semperoper里再次想起”之类的话，没想到若干年后会以这样的方式和他的作品相遇，和Semperoper重逢。

《玫瑰骑士》故事讲述的是17岁的单身伯爵是元帅夫人的情人（第一幕表现了他们如何缠绵悱恻，感情真挚），但他又被元帅夫人派去担任她堂兄男爵的玫瑰骑士，为他传递订婚的银色玫瑰给一位新兴贵族的小姐，却又爱上了这位小姐，并通过计谋戳穿了男爵的好色本性，并同新贵族的小姐结合。

虽然故事遥想的是18世纪的维也纳，而且前两幕结束的时候我以为已经完全能预计到第三幕的故事发展，但理查的音乐配上耐人寻味的歌词令最后一幕刻骨铭心。当年轻的骑士在元帅夫人和年轻小姐之间徘徊时，三个人各自诉说着自己的惆怅。骑士难以辜负尊贵而善良的元帅夫人的感情，但却分明已经移情别恋；年轻小姐的自尊心使得她无法欣然接受元帅夫人的成全；而元帅夫人则以高贵而诚恳的言辞帮助两人走到一起，自己则选择退出。

正如元帅夫人早在第一幕结尾时就悲哀地咏叹过，而完全没有为年轻骑士所理解的那样：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有一天，人的感情总会变化，韶华总会逝去，她也定会衰老。她在享有一个年轻人最炽热感情的时候，非常清醒地意识到青年人感情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感情和时间对抗中永久的脆弱。在她这样的洞见和冷静之下，年轻英俊的骑士不得不被她的决定所折服，双膝跪下。

正巧碰上诗人王家新坐在一边，他说写歌词的人（名叫Hugo von Hofmannsthal）是维也纳当时很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词作家。虽说看歌剧主要是欣赏演唱和音乐，但这部歌剧的歌词如此耐人寻味，我每一句都看得很认真，以至于有点应接不暇。尤其是第三幕结尾处揪心的三位主人公的联唱完全不能令人释怀，喜剧元素为深邃的无奈所挟持。当元帅夫人决定退出，并带领被此前失败的订婚事件打击到崩溃的女孩父亲过来，见证两个年轻人的终身大事之时，女孩叹息道：“她把这个年轻的男人给了我，但却把他身上的一部分永远拿走了。”

剧末终了，两个年轻人自然满怀他们所相信的相爱到老的信念热恋着走下舞台，只剩元帅夫人在蓝色纱幕的背后站立良久，就像她在第一幕结束的时候那样，留下黑色剪影——突然，一个小女孩从纱幕底下钻出来，捡起之前夫人失落在台上的那块白手绢，跑回去送还给幕后的夫人，两个鲜活的剪影方才一起下台。

我在给韩裔美国艺术家林园珠的讲座做翻译。她做的雕塑和投影装置，主要通过她去年对北京的短暂考察探讨城市景观的问题。

讲座最后是问答，当然，翻译和参加了那么多讲座，对于观众问答水准的参差是很有心理准备的。

一个大汉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做作品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呢，自己是一个电影导演。我希望今天下午跑过来参加这个讲座不会白跑一趟。我知道你是一个韩国人，韩国在历史上曾经是日本殖民地。我正想拍一部反映日本对中国压迫的电影。我想知道你能不能同你合作，得到你资金上的支持？”他外套里面的衣服右边绣了一面国旗。

这个时候旁边隔了几个空座位的中年女人可能说了什么，那个大汉突然就骂起来：你是不是找抽啊？谁是中国人的败类？那女的说，你怎么好意思在这里问外国人要钱？

那大汉边上的长发男人也跟着起哄。我们努力试图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到我的翻译和艺术家的回答上。

艺术家很客气地说乐意通过Email了解他的方案然后讨论合作。当然，我翻译的时候没有说出他的合作是得到她的资助的意思。

讲座刚结束，大汉又要冲上前去骂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不断后退，但那个大汉在所有工作人员的阻挠之下，喊道：“我要用棍子抽你！谁给中国人丢脸？你给中国人丢脸！”终于他手里的拐棍挣扎着打到了那个女的。我让那个女人赶紧走。我们强壮年轻的英国同事Simon一把上去从正面抱住了老汉。老汉骂骂咧咧地回到座位。我们的保安最后把他请走，并希望不要再见到他。

我耷拉着脑袋回到办公室。

Simon回来以后，我想起他刚才的技术动作如此娴熟，就问他英国是不是也有这种人。

他说英国这样的人特多，但都是喝醉了的。

每一天都不像写出来那么容易，但写，也比每一天都难。

什么样的日子过去，不算白白的。看到顾城生前的一段视频，他朗诵一首自己的诗，前后掐掉的是广东话的画外音。显然，这是他谋杀和自杀以后香港电视台的新闻片段。

每一天早晨醒来，我们都不打算结束生命。每一次想要结束生命，我们都选择了不。或者，你也从未想过要结束什么。因为你想着更好起来的那些可能，因为活着至少还总有意外。为了这些意外，我们选择每天都同样的醒来，起床，离开家。

但那些活到如今的，没有选择谋杀或自杀的诗人们，怎么面对自己的这个选择？如果生活像诗歌一样滑落，因为时代，也因为个人，选择生活下去的勇气果真是伟岸于自杀的勇气么。因为要生活下去，就每天妥协一点，争取一点，这妥协和争取也比自杀更有勇气么。

昨天在朋友家吃了一碗枣。是她在天安门西边的奶奶家院子里的枣树，少说也要有三百年。每年冬天妈妈做一大锅的赤豆粥，我都要她很多干枣，最好一碗赤豆粥有一半的枣。但来北京之前，从来没有吃过北方的枣，更不用说从胡同里的一棵老枣树上掉下的原原本本的洗干净了的枣。我捧着这碗枣，根本不能停止。

北京的天气还算可爱。一个下午的雨，下到晚上，就好把天气凉得比上一回的雨更透彻一些。又想起那篇短文的开始：“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而这篇《秋夜》，我还是不能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