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N君很早就对我说，凯宾斯基饭店里的甜品店每天晚上8点以后打对折，又听闻那里的芝士蛋糕最为美味。N君是久居北京的上海人，对于美食最为在意。又因为凯宾斯基离开我的住处约摸8分钟的路程，我们便在饭后散步去了那个方向。

在饭店门口的广场上，我们看了下手机，对了一下时间，是7点45分左右，不禁加紧了步伐。凯宾斯基是豪华的酒店，到了圣诞季节不免有一些圣诞树和树下的假礼盒。发展到今天，还在圣诞树边添置了耶稣降临的小雕塑，只是那个小婴儿今天已经躺在羊圈里，“圣诞”之事看起来倒变成了多余。我赶紧找了个穿制服的人，向她诉说小耶稣应该在圣诞夜之后才放出来的原委。她表示很有道理。

甜品店在靠近燕莎友谊商城的地方。我们走进去直接就问是否这就是那家8点以后打折的甜品店。一个男性店员，穿着法国长棍色的制服，带着眼镜，脸上有一些Bleu奶酪式的斑点，很平静地告诉我们，6月份开始便改成9点以后了。我看到玻璃门上果然写了这样的字。我们就去商场里去排遣时间。不过走之前我们已经向店员表达了对仅剩的三块cheese蛋糕的浓厚兴趣。

好不容易从商城里出来，走回甜品店，居然还只是8点33分。我们就先在甜品店里坐下。这时候我们发现两个打完网球的外国年轻人来店里买东西，他们先走到芝士蛋糕的柜台前面看看，又走到三明治的柜台前面，看起来在犹豫不决。这令我们非常担心。因为虽然那剩下的三块蛋糕很神奇地被挪到了柜台的内侧，但因为其他所有的柜面都撤空了，所以只要稍微看看还是很明显。他们每次走到靠近芝士蛋糕的柜台时，我就伸长了脖子看他们的反应，有一次还和其中一个人对了眼。不过谢天谢地，他们最终只是买了一根长棍，虽然其中一个青年对临走的时候还对芝士蛋糕有些不舍。

我们很敏锐地感觉到接近9点时候人流和店内气息的变化，很快我们就怀疑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是为了九点钟的对折，甚至很可能就是冲着有名的芝士蛋糕来的。有一对年轻人，男孩子还抱了吉他，有几个阔绰的中年男女，还有一些仿佛住客的外国人，他们都令我们紧张。我们不得不通过他们的背影揣摩他们的喜好和决定，不过他们有的没有买任何东西，有的则只是买了羊角面包而已。在这样的紧张情况之下，我们也讨论了一下平时晚上来这里等对折的可能性。“平时晚上白领都这个时间下班，估计比今天能剩下的还少呢！”我想起以前在上海的单位隔壁Radisson酒店的甜品店7点就开始半价，我是那里的常客，甚至买过两个半价的芝士生日蛋糕。那位甜美的上海小姐曾一边帮我打包，一边向我抱怨：“我们这里的甜品是和Westin太平洋一模一样的，可惜地理位置太偏了，只好打折！”听得我美滋滋的。

我们决定就买一块芝士蛋糕就好，毕竟时间已经比较晚了，而且浅尝辄止才是对美食的正确态度。我回忆了一下之前在上海，在不同情况下，因为不同原因而品尝过的各种芝士蛋糕，都已经物是人非。唯一回忆起来纯然令人愉悦的倒是中文大学小百佳里的那种十几二十块钱的一整块圆形芝士蛋糕，香浓又实惠，PL能在一个晚上吃掉一个。

在8点50分的时候，终于有两个穿正装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站在芝士蛋糕的柜台前面，而且不再离开了。从她们的表情和关注的视角来看，确实是直奔左下角的芝士蛋糕而去的。那个韩国妈妈也站在他们边上，完全不管她的女儿正爬到每一个小桌上吹灭蜡烛。我们觉得很好笑，又觉得很自然，更加相信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再看那位Bleu脸的男店员，虽然面无表情地依旧来来回回搬运食物，却觉得他更紧张忙碌了起来。重要的时刻终于要来了。在还差一分钟的时候，男店员对我们说，你们还是到柜台前面去站一站吧！这句忠告简直就是宣告我们将率先得到我们想要的任何一块芝士蛋糕呢！

我在座位上听到N君问我：你要焦糖的还是要水果的？我想着不要让水果的味道盖过芝士的原味，就说“焦糖”的吧！

“呵呵，刚才那两个女的本来要买三块的，结果他们只能买两块了！”N君得意地说。我们就你一勺我一勺起来。N君向来是很重视味觉的，所以看他那样细细品尝的节奏，我也不能再狼吞虎咽了。我把这珍贵的9点钟的芝士蛋糕尽可能在嘴里多琢磨。

“嗯……一般。好像不像说的那么好。”N君说。

“嗯。好像芝士味道不够浓。”

“嗯——一般。不，是一般的一般。”

“焦糖的味道太重，芝士的味道太淡。”

“我很失望。”

“怎么觉得像奶油多过像芝士呢？”

最后还剩下一口，被切割成两部分，我们能清楚看到里面的结构。

这时候，N君说，“这不是芝士蛋糕。”

现在想起来，令人唯一感到一丝挽回的正是N君的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说在了他向Bleu男店员询问并证实之前：那块焦糖的是慕斯蛋糕，而那两块被两个女人拿走的水果味的才是芝士蛋糕。

本来我只是想写“一件小事”。这个题目在我们爆笑着走出凯宾斯基的时候就想好了。而且开头可以是“我从南方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两个月了。”但后来我还是改了题目，因为这实在实在不是小说，只是我们是真被榨出了“皮包”下面隐藏着的“小”来了！

所以，亲爱的，你们来北京就请我吃一块真正的重芝士蛋糕吧！

Everybody is waiting for a 9 o’clock CHEESE cake.

8:50pm, 2007-12-2.

最近偶尔被问起旅游的兴趣，或者突然看到屏保上在布拉格喝啤酒的照片，觉得经历这种东西回忆起来不太可靠。以前在某时某地的事情和感情现在回顾都有点陌生。虽然办公室里一大半的外国人，但都没了在旅途中那种强烈交流的冲动，对他们也没有好奇，没有幻想。

某次和一个比较相契的同事去打羽毛球。在路上交谈中，居然发现我们在2006年7月都在克拉科夫。她当时因为那个鼎鼎有名的国际实习生交流项目在克拉科夫一个全波兰都知道、但总共只有五六个人的游戏网站做小翻译，周末就到市中心厮混，居然也没有碰到我。我们都曾在某个免费的周三下午去看那个收藏了达芬奇的抱银鼠的女子和肖邦胳膊的艺术馆（Czartoryski Museum），只是不能考证是哪一天了。我没有记旅行笔记的习惯，她倒是记下了那天，因为她在那里碰到一个同样在欧洲实习的北大女生，寒暄了很久。

其实我每天都会遇见各色人等，每天都有一些反常的目睹耳闻。譬如昨天早上去领取暂住证的时候，麦子店枣营北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正细致认真地在柜台上销毁一批积压的报名照。无数红红蓝蓝背景的报名照被人工亲手撕碎了堆放在桌面上，最后被清理掉，掇拾进一个塑料袋里。这个场面在小范围来讲也可以算是壮观，有点像处理盗版光碟。又让人想起某个电影里关于自动拍摄报名照机器和它的修理员的情节，或者我在香港中国旅行社办理签注的时候，看到一个自动拍照机器的修理员刚好完成任务，旁边真放了他自己测试机器的时候拍摄的自己的照片，当时也曾讶异地想起那部电影。

但是这些反常，因为夹在稳定的日常车轮中，终究不能让我回复到旅行时候的亢奋状态。我加班太多，肩膀酸疼，周而复始地做一些手指的机械运动，哪怕在艺术区工作也是一样。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现在这样，对那旅行中的状态毫无眷恋。此一时，彼一时；此一时永远好过彼一时。（前两天采访艺术家杨诘苍，他说80年代不是好时代，现在的中国才是好时代。因为当社会矛盾激烈的时候，人总是忙着去关注所谓社会问题，但现在这个年代恰恰提供给人们更多机会去诉诸对自己的质询，而这才是真正的机会。——这个说法不论是否太过乐观，至少让人欣慰。）

我尽量避免自己变成那种不断声称要去旅行的人，觉得那样的人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周而复始只是劣质生活的表象，其实质是无法自控。我有一个新西兰辍学回来的同事声称如果周末不开车回天津就只能靠饮酒过度打发时间，只是这一类型比较显豁的表达而已。

但PL走的时候留了一句话，不能不说是我喜欢此一时的关键：你就当在这里一两年深度游罢！这或许就能把我之前说的都否定了。

Photo by Rhyme, 798 Beijing, 07-11-30.

小雪刚过，大雪未至，冬至好像还远。大概是我挪自己到了高纬度，天已经黑得那么早，难以想象居然还要一个月才会到某个极致——太阳晒到南回归线。中国的冬天属于北方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南方人在冬天面临的是和自然的直接战斗，这种战斗缺乏温情。

香港来的人都感冒，Vivian是又一个。我指着地上还是绿色的落叶说：秋天的北京是如此这般的。她说这是冬天吧？但是昨天晚上我还一个人在工体北路，工体东路和工体南路走了很久。人行道那么宽，空气那么清冽，一点没有不能忍受的温度和湿度，连风都没有，走很久也不会到头，也不会出界。没有人和你挤来挤去，虽然很快走到三里屯的小街，要穿过左顾右盼的人群问一个卖外烟的中年男人一条路名。但是你可以不参与，还有很多空地。我是生长出了抵抗北京灰尘，香烟，满地的痰和汽车尾气的能力，只是不想再用MSN回答远方的问候：北京很冷吧？北京下雪了吧？

都没有。倒是开电梯的阿姨每天都要说：“起风了”或者“没刮风”。风在这个城市决定衣着，决定呼吸，决定情绪，决定今天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开电梯的阿姨就每天重复这两句话，久而久之，就把它变成了一种盼望。只是至今还没有听到真正的风声。

等待冬至的情绪，就像最近知道的一首歌。确切地说，就像等待分手。

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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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莫文蔚
作词:林夕
作曲:伍佰

指尖以东在你夹克深处游动
能抱拥便抱拥下次用好友身份过冬
街灯以东白雪吻湿双眼瞳孔
能放松便放松泪比飞霜沉重

空港以西习惯生关死劫流逝
能放低便放低沉重感可叫机身跌毁
机舱以西直觉以光速去传递
坐快车乘早机自此疏於连系

我每次快分手总见雪花涌涌
预感的悲哀随雪花迎送
情人为什么给我吉卜赛的心
逛尽天地失去安稳
认错了方向颠倒快感
情人像游客给我吉卜赛的心
畅游之后总要伤感
陪水晶球热吻

北京以北热吻比风沙更绵密
能啜泣便啜泣下次怕他说今生永不
东京以东白雪比香薰甜蜜
愚蠢得愉快得迟早得到惩罚

Photo by Abbas Kiarostami

今天早上煮酒酿年糕的时候因为不确定是否需要放糖，就给妈打了个电话。结果惊闻老爸已经把我的那间房间出租给了他单位的同事，人家本周六就要搬进去了！我赶紧放下酒酿、年糕和鸡蛋，跑到客厅里给爸爸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就差没有声泪俱下地诉说这间房间为我保留的重要性。

我先说我12月要回去。爸问我之前怎么不说要回去？回去几天？我说三四天。他又问，难道就因为我要回去三四天就给我常年空着这间房间？他觉得这是种浪费。可是我回家就算一个晚上要睡客厅心里都会很难受啊。我又不能让他老人家睡地板！

我说现在在北京和以前在香港不一样了，我会经常回去。但爸其实也不指望我回去，觉得路费是浪费。早先爸爸曾经提议租一间房间出去，当时我在香港觉得是个好主意，但现在我不觉得了。我是否有权利要求保留这间闲置的房间呢？

我说，这间房间里都是我的东西啊！爸说，不就是些书么？可是我怎么能控制别人对我的书怎样呢？而且哪里只是书的问题，还有墙上的画，摄影，拼贴，玻璃上粘贴的图形，书橱里堆放的小东西，玻璃下面压的明信片，等等等等，这些都已经变成我的一个部分了——用个恶心点的词语就是“隐私”。怎么突然说有人要住进去就住进去了呢？好像突然自己的过去被一个陌生人给睡了一样。我讨厌被陌生人揣测。

我说，别人住进去也不会开心的。我的气息弥漫在整个房间，她是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的。好吧，我承认我更担心的是，长此以往，我对我房间的影响会渐渐被她的影响取代，这间房间就不再是我的房间，我不就等于退出这个家庭了么？我的东西被她使用，那还是我的东西么？我的东西被她抚摸到一定次数，那还属于我么？除非他们把我过去十年在这间房间的痕迹全部清除，就留下中性的家具。

以前看欧洲电影里面一个很常见的情景就是一个中年人回到父母家，他们还为他的房间保留了他小时候的所有摆设和家具，他走进房间以后，他妈慢慢进来说：“自从你走以后，我们什么都没动过。”我爸不仅热衷给我整理东西，现在还要把我的房间租掉。上海这个地方本已变换无情，这下子我就算回到家里，都无可凭吊了。

爸一定是嫌我老不在家，生气了。这件事情已经不在我的控制之内，我也不想让他为难。或许这是我从小就不懂得和人分享的下场。或许我到现在没有明白究竟什么东西构成了我，什么东西是不能分割的我。我今天以为这间房间是我，但或许有一天回头看，发现它连我的过去都不是。物质就是物质。那我到底是什么呢？骨头，脂肪和皮么？

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人无法拥有任何东西。

北大的一本学生刊物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找到我，希望我讲一些关于798的事情。我根据一位记者的采访提纲写了篇文章，写到一半，对方又打电话说不用了，只要我口头谈谈行为艺术就好了。

2003年，上海美术馆有一个介绍德国激浪运动（Fluxus）的展览。我在复旦团委办公室偷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在展览的最后两天去看了一下。记得有一些博伊斯和白南准的作品，一些拼贴，记录他们早期行为艺术的影像，以及一些声音作品。我花了几个小时在很小的区域里参观，花了十几分钟趴在一个木盒子边上听里面的声音。展厅里巡视的工作人员忍不住问我：“有那么好看么？”

通过那次，我知道了这种直接的打动是最要紧的，明白与否则在次要。我现在担任教育助理，就是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推广当代艺术给普通观众，在学校教育体系之外进行一种不太实用门类（艺术）的推广工作。很多人知道我做这个，又是在798，就问我是不是做老师，是不是搞艺术。我就说，我不是做老师，是在被艺术搞。我在做另一种教育的尝试，里面有教学的部分，但比单纯所谓教学的外延要更多。我好像在推广一种表面看起来缺乏社会基础的东西，但事实上艺术的社会基础是很扎实的，人们只是被蒙蔽或者误导了。

有一天我在上海坐公交车，一个小男孩指着前面说：“这个很好看的。”他妈妈问：“这幢楼么？”孩子说：“不是，是这辆车。”这是一辆装满了空的白色饮用水桶的蓝色卡车。他妈妈直截了当地说：“这么丑的，有什么好看的？！”还有一次，我在上海的出租车里听到一则关于苏州河边某行为艺术家表演的新闻，被当作一个社会奇闻介绍给听众。说完之后主持人哈哈大笑，说行为艺术家有点过分，太不顾及普通人感受。

普通人对待艺术的态度不是歧视就是避让，因为艺术映照之下的生活有点好笑，而生活映照之下的艺术又有些荒诞。其实艺术跟生活的很多事情相比要正常得多。我还不太了解北京这座城市，但每天在交通工具里觉得这里的人们行为举止经常出人意料。能感觉到的是，相应地，他们对艺术的宽容度也高一些。这是我对这座城市乐观的地方。

我相信人人都有理解艺术的权利，艺术也有被理解的权利。艺术家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好像他们存心躲在暗处捉弄生活，愚弄观众。而事实上，真正优秀的艺术家都真诚地过着本色的生活，绝无歧视观众的倾向，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来处。而观众又往往低估自己了解艺术的可能，把艺术放在一个无限高大或者无限荒谬的位置，仿佛自己和艺术家在世界的两极。其实艺术恰恰像弹簧一样可伸长可缩短。优秀的作品直达人心，又充满了不确定。前者是艺术推广的基础，后者是推广艺术的价值。(戛然而止）

Picture: Joseph Beuys, I Like America and America Likes Me 1974.

在德国的Ben跑到维也纳去三日，写blog称其为“失落之城”。看照片是雾蒙蒙的淡薄秋意，文字里面却丝毫没有解释“失落”的意思。

要讲失落的城市，人人心里都有几座。除了身在其中的城市，过往居住停留过的任何城市，只要稍微有些事端，总只能蒙上灰灰的、不再可得的失落感。如欧洲城市般一成不变，或如亚洲城市般朝令夕改，在这一点上都是一律。

所以有朋友问我北京如何如何，我一下子倒说不起来。概括起来，今天记不得昨天的事情，明天也不会记得今天的事情。但每天都能遭遇一点乖张的情形，收集一些珍贵的信号，就已经很满足，情感上既不眷恋也不希冀，单单应付每日的感官刺激就很忙碌——这也未尝不是理想的城市和理想的生活。

今天的收获是请病假偷看了首都博物馆最后一日的《潘玉良画展》，由今天新认识的中文大学艺术系研究生Raphael作为专门导览。Raphael专门研究潘玉良的一系列裸体作品，但感叹对于潘玉良的生平，尤其是她1937年之后40年的旅法生涯所知甚少。潘玉良原不是一位美女，但她的自画像里却体现了一股不凡的气度，令人肃然起敬。人们总爱论说她的生平，甚于欣赏她的创作。我今天才有机会亲眼见到200多幅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作品。据说潘玉良1977年在巴黎逝世以后，一直到1989年法国政府才同意将潘玉良生前的作品归还给潘赞化在安徽的家族，但后来这些画还是归入了安徽省博物馆的馆藏。

有趣的是，潘玉良用印象派的风格绘画了一些中国的山水人物画，近处的小桥流水植被无不令人想起雷诺阿，但一瞥远处竟然是两顶中国凉亭。另有几件沙滩母亲裸体哺乳的图片也很细腻温婉。潘玉良自上海时期始就是学习油画，一度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艺专的教授，后来在巴黎高等艺术专科学校和罗马也曾研习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但个人却深受印象派的影响；然而，奈何她到了五六十年代却突然在巴黎进行了大量国画手法的娴熟创作，Rapheal也觉得匪夷所思。再者，潘玉良的大多数作品都没有创作年代和标题，令她在巴黎的岁月愈发漫灭不清。她的天资同她的寂寥都凝结在了她一幅幅的自画像上。

自从年初回内地以后，就一直通过电邮知道Linda从发现病情到化疗、电疗、出院，现在又重新回到医院里面的情况。刚开始我还偶尔发表只言片语，现在就什么也不说了。我帮不上她。我们在314的时候，我看着她吃泡面，她看着TVB的连续剧，不时哈哈大笑。

后来她病了，我想，她无聊了大概可以看看我的blog，就给她我的blog地址。但后来我自己也不能常写了。我想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生死的问题。但如果我说我不得不因为她的状况而更加渴望强烈地活着，那依然只是我对我的问题的解决，对她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倘若总是说，这件事情给我的“启示”，听起来不免有点置身事外的轻巧，可人和人在这样的时候就真能隔得如此遥远，那座勉强联结的桥梁就只能是同肉体分离的某种精神的架构。

今天爬（红叶已经凋零了的）香山的时候，一群咨询公司的朋友们谈论着经济的形势，职业前景，报销发票和未来的出国。几个男生居然爬得气喘吁吁。天气不好，爬到山顶往下看是雾海茫茫。我们排队半个多小时后发现缆车单程居然要50元，就从栏杆后面爬出来，一路冲下山，结果到了底下他们开始双膝发颤。

夜幕降临，我一狠心打了巨贵的车赶回静安庄的邮局，争分夺秒的四环到三环，结果赶到邮局还是六点半过去了7分钟。我拼命敲打玻璃大门和玻璃侧门，最后只引来了一位保安，隔着玻璃门接过我递给他的一张包裹领取单，无限同情地说，包裹储存的房间已经锁掉了。身背后，一位老太太的声音劝解地说：“他们邮局一到点就关门的……”我给了保安眼泪汪汪地最后一瞥，离开了玻璃门，在隔壁餐馆吃了一碗四块钱的炒饭，以弥补刚才的巨额车费。因为情绪沮丧，给Ivan打了一个多小时的投诉电话，从炒饭一直打到麦子店的家，中间起起落落，折腾不已。

回到家，看到PL的留言，问我是否了解Linda的近况。我回想了一下那种种曾经以为是“绝灭”的情形：和父母走散；数学成绩低迷；高考前失恋；父母同时下岗等等。有些只是虚惊一场，有些真的发生了。但无论如何，事后发现原来都有回旋的余地。那“余地”，我原先以为是生活给我们透气的窗，现在看来是我们生命延续的犒赏。我还是没想清楚面对这条还在增长的生命的策略。我依然是我的和他人的负担和意义——但我猜想，Linda羡慕着我的任何一天。

前几个星期PL来北京的时候，天气特别好，导致我们絮絮叨叨讲了北京不少好话。临走的时候她提出生日礼物，我觉得没有必要。毕竟我们认识的时候年纪都已经不小了，不像是从少年时期过来的那种朋友，好像总有些小事情要讲究，否则就不太算朋友了似的。

想起PL就要想起很多个夜晚的中大山路，被蚊子叮得满满的，还在路灯下攀谈，谈得有点歇斯底里，笑声狠狠撕碎新界的和谐夜空。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来自城市正常家庭的正常孩子，缺乏传奇，但细碎之处端详、回顾或展望起来实在彼此着迷。好像在中大的第一个十一月，我们讲了一个通宵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完全是两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却在一本正经吸收所谓后现代知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拥有一个把我们当男孩那样针锋相对着养大的父亲？

香港的日子，基调是孤独，因此吹嘘了一大堆的庸人自扰。如果没有PL，我或许会写更多blog，看更多书，读书更努力——也许会更痴呆，但一定会更孤单。我越来越觉得人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呼应的动物，只是有时候机会渺茫起来觉得没有被呼应的希望，所以就消沉些，自我些，忘了那些呼应的可能。如果说出去的话都被反弹回来或者折去了不知道什么别的地方，或许我不仅不会再开口说话，对人本身都会失掉兴趣。PL是那种我说什么她都知道我的意思，精确到毫米的人；是那种能够不断说任何话题，迂回往复而不减损掉兴致和趣味的人；是那种给我莫名的心安，却自称经常会焦虑的人。

我拖了一个礼拜才补上这篇文章，还是在办公室里，实在不很圆满。不知道对PL的生日来讲还有没有意义。我真想在你这样的朋友身上花更多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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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己很适合唱陈慧娴的歌。她的歌，像徐小凤的歌那样，叫我想念香港，不是七八十年代的，而是九十年代的香港，好像香港像回忆起来的那样美丽。

今天出门的时候闻了闻围巾，发现臭了。以前上海的冬天，我把围巾裹到鼻子那里，可以一直闻围巾上的香味，回收呼出去的热气，一个冬天就好像可以自给自足地过掉。但为什么冬天还没开始，围巾就已经臭掉了呢？总之马上换了，晚上扔进洗衣机里。

Jessica从北京回上海的时候跟我讲，北京的路上有一股臭味。“你不觉得么？”她问我。我想路上的臭味是汽车的尾气，比较浓烈的倒还是公交车上的气味，这个气味有点像大学男生宿舍的味道减去潮湿发霉的味道，就等于久不洗澡的味道。空气干燥的环境里，洗澡确实是对肌肤保湿不利的。（我自己身上每天冲刷越洗越燥的皮就是个范例。）Ji说公车上那些尘土堆满的肩膀多是农民工的，我的理解是，上海的公交车太贵了，以至于农民工都不能负担，所以上海到哪里都不容易有异味。

北京的公交车，如果有卡的话是4毛钱，上海公交车一旦上去不开空调也要2块，现在开始搞一个半小时之内的换乘优惠，总算偶尔能减掉5毛。这个时候，北京的地铁已经宣布最远2块钱了。

可能要在北京保持永远好闻只有涂香水了。

九月尾来北京的两天，天空是咖啡的。我不信这个城市不会给一个干净的季节，就决定回来这里呆着。等她的秋天。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我和郁达夫是一样的心。为了这个北京的秋天（或许也为了这里的冬天，冬天的暖气，乃至来年的奥运），我不远千里，辞了甜蜜的上海的工作，来这里过秋天。

南方的人问：为什么去北京？北方的人问：你能习惯么？说实话，在他们提问的时候，我已经有点雄壮起来。这种雄壮呢，就好像生活更加生动了，又更容易掌握了，更自由了，又更有盼头了。我在香港没有觉得，在上海也没有觉得，但在北京，就算是目的不明地，也确实感到了也感到了那目的不明的动力。

秋天的午后，走出办公室的院子，听到刷刷的落叶，在金色的光里洋洋洒洒，最后纷纷果断地掉在地上，好像能清醒地触摸到远处那一片的明晃晃，伸手就能把阳光抓牢。可是北京这秋天的阳光却如此大方，那想要拥抱什么的我，在这慷慨的富裕中是多么的细小而幸福。

前两天还和来北京出差的PL讲起北京这样的地方，爱的人爱她要命，恨的人恨她要死；凡是同她有过关系的人，都会留下段一言难尽的心肠。PL说，广州单薄得只有一层，深也好，浅也罢，就是要了全部，也就那么一层。我说，上海呢，可能比广州多了两层，可是挖了两层之后就是一个硬壳，怎么敲都敲不开，真要用了武力，只能是玉石俱损。只有北京，总要纠葛得挖掉半颗心来还想不明白。这个坦诚的城市最擅长给人制作精美诡谲的梦想，并教人品尝这梦想的悲凉。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象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郁达夫这个浙江人真知北京么？不知道。姑且，他是知我这样的南人了。